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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建制派喉舌《紐約時報》近發一文，悍然攻訐中國貿易政策與產業政策。其言論之荒謬，實為人所不齒。茲附該文摘要于后（見【附錄】），供眾人觀之。

此文之觀點，舛誤與偏見充斥其間。或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或欲蓋彌彰，避自身之過而不談；更有甚者，乃無端無據、毫無邏輯之慣常指控也。

文章錯誤地認定中國的產業政策和貿易模式是全球貿易扭曲的根源。但實際上，中國始終是多邊貿易體制的堅定擁護者，貿易政策完全契合世界貿易組織（WTO）規則。WTO于1995年1月1日正式成立，從最初的籌辦到后續的發展，美國在其中扮演著主導角色。在籌備階段，美國憑借其強大的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在規則制定、組織架構設計等方面擁有極大的話語權。

在2001年12月11日中國加入WTO前，美國設置了諸多極為苛刻的條件。美國要求中國大幅降低關稅，涉及農產品關稅需從加入前的平均22%降至15.3%，工業品關稅從15.3%降至9.8%；在服務貿易領域，要求中國擴大市場準入，開放金融、電信、法律等多個行業。中國為了融入世界經濟體系，接受了美方提出的大量條件。此后，中國在WTO規則下不斷拼搏，通過提升自身實力、優化產業結構，實現了經濟的騰飛。2001 - 2023年，中國GDP從1.34萬億美元增長至超18萬億美元，年均增長約9%。

然而，美國因中國在貿易規則下取得的發展成就超出預期，覺得自身利益受損，便開始耍賴。自2017年起，美國連續多年阻止WTO上訴機構成員遴選，導致上訴機構從2019年12月起無法正常運轉。這一責任顯然應由美國承擔，怎能歸咎于中國？中國通過改革開放和加入WTO，逐步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在國際貿易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中國的成功靠的是自身經濟結構轉型、產業升級以及龐大內需市場的優勢，而非所謂的“貿易扭曲”。

此外，中國積極推動與其他國家的貿易合作，目前是1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主要貿易伙伴。2023年，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達到42.07萬億元，同比增長0.2%，在全球貿易額中占據重要份額。這種廣泛的貿易關系有力證明了中國貿易政策的互利共贏性，絕非美國口中“掠奪性”的單向政策。

中國對美國存在貿易順差，這是客觀事實，中國從未否認。但這一順差的形成并非中國故意為之，更不是要追求扭曲全球貿易的結果。美國《紐約時報》的論調，完全是罔顧事實：

——國際產業分工差異

在全球產業鏈布局中，中國目前在部分領域依然處于制造業中低端環節，承接了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以服裝制造業為例，中國服裝出口額在全球占比長期位居前列，2023年中國紡織品服裝出口總額達2475.8億美元，其中相當一部分出口到美國。而美國主要聚焦于服務業、高端制造業等。2023年，美國服務業占GDP比重高達80%左右，這種產業分工差異使得中國對美出口規模較大，在貨物貿易上形成順差。在玩具出口方面，2023年中國玩具出口額達339.2億美元，美國是主要進口國之一，大量物美價廉的中國玩具走進美國家庭，滿足了美國兒童的娛樂需求。

——美國自身政策限制

美國長期限制高科技產品對中國出口。據統計，美國對中國實施的高科技產品出口管制清單涵蓋了航空航天技術、電子信息技術、先進材料等多個領域，涉及數千種產品。在半導體領域，美國禁止向中國出口高端芯片制造設備，如荷蘭阿斯麥（ASML）公司的極紫外光刻機（EUV），因美國的限制，中國企業難以獲取，嚴重影響了中國半導體產業的發展速度。中國對這類高科技產品需求旺盛，美國的貿易限制政策人為抑制了其對中國的出口潛力，進一步擴大了中美貿易不平衡。

——消費習慣差異

美國民眾儲蓄率極低，消費傾向極高。數據顯示，美國個人儲蓄率在2023年平均僅為3.9%，民眾對各類商品需求旺盛。中國產品憑借高性價比優勢大量進入美國市場，滿足了美國消費者的需求，從而促使中國對美出口持續增長。例如，中國的智能家電產品，以相對較低的價格和豐富的功能，深受美國消費者喜愛。2023年，中國出口到美國的智能家電產品金額達到50億美元，同比增長15%，像智能掃地機器人、智能空氣凈化器等，為美國消費者的生活提供了便利。

——忽視自身產業結構問題

美國制造業空心化由來已久，這是其自身經濟發展戰略和產業政策導致的。美國過度依賴服務業和金融產業，制造業不斷向外轉移。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制造業占GDP的比重持續下降，從1980年的21.1%降至2023年的11.1%。美國一些傳統制造業重鎮，如底特律，曾經是汽車工業的核心區域，隨著制造業外遷，城市失業率上升，經濟發展陷入困境。國內產品供應不足，只能大量進口，卻將貿易逆差歸咎于中國，實在是本末倒置。

——歪曲貿易本質

貿易順差或逆差只是貿易結果的一種體現，并不能完全反映貿易的公平性和合理性。中美貿易基于雙方比較優勢，是互利共贏的行為。中國產品為美國消費者提供了豐富選擇，降低了生活成本，同時也為美國企業創造了在華投資、銷售等機會。美國卻將正常貿易關系政治化，把貿易順差視為中國的“問題”，這種做法完全是別有用心。美國蘋果公司在中國設立了眾多生產線，2023年其在中國的銷售額達到500億美元，通過利用中國的制造業優勢和龐大市場，獲得了巨大利潤。

——推卸自身宏觀政策責任

美國長期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過度依賴債務驅動經濟增長。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多次實行量化寬松政策，美聯儲資產負債表規模急劇擴張，從2008年初的約9000億美元膨脹到2023年底的約8.6萬億美元。這導致國內需求過度擴張，進口增加。同時，美元的國際主導地位使其可以通過印鈔來彌補貿易逆差，卻將貿易不平衡問題甩鍋給中國。2020-2021年，美國為應對疫情大量印發美元，M2貨幣供應量大幅增長，引發了全球范圍內的通貨膨脹，也使得美國進口需求進一步增加，貿易逆差擴大。

（四）

中國出口增長并未損害他國利益

至于《紐約時報》揚言中國出口增長對其他國家造成損害，更是無稽之談。文章聲稱中國出口的快速增長是以犧牲其他國家制造商為代價，這種觀點完全忽略了全球經濟的互補性和相互依存關系。中國在全球制造業中的地位提升，是基于在產業鏈中的高效整合能力，以及在新能源、電動汽車等領域的技術創新。

以新能源產業為例，中國不僅滿足了國內需求，還為全球綠色發展和應對氣候變化做出了積極貢獻。2023年，中國新能源汽車出口量達到173.5萬輛，同比增長58%，帶動了全球汽車產業向電動化、智能化轉型。中國的光伏產品出口全球，2023年中國光伏產品（硅片、電池片、組件）出口總額達到584.4億美元，為各國提供了清潔能源解決方案。在東南亞的一些國家，如越南，大量使用中國的光伏產品建設太陽能發電站，有效緩解了當地的電力供應壓力，減少了對傳統能源的依賴。

此外，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和自由貿易協定，積極推動區域經濟合作。截至2023年底，中國已與20多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自貿協定，與150多個國家、30多個國際組織簽署了230多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國投資建設了許多基礎設施項目，如中老鐵路，全長1035公里，于2021年12月3日全線通車，極大改善了老撾的交通條件，促進了當地經濟發展；匈塞鐵路部分路段已建成通車，對提升塞爾維亞等國的基礎設施水平、促進區域互聯互通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與東盟國家的貿易額在2023年達到6.85萬億元，同比增長2.3%，貿易往來的增多促進了雙方產業的協同發展。

（五）

中國積極擴大內需，推動經濟轉型

文章錯誤地認為中國政府未能有效刺激內需，導致經濟過度依賴出口。中國近年來一直在大力推動經濟結構轉型，積極擴大內需市場。2024年，中國政府通過一系列政策，如降準降息，全年累計降準0.5個百分點，釋放長期資金約1萬億元；支持消費和產業升級，發放消費券、鼓勵新能源汽車下鄉等措施，進一步激發內需潛力。2024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明顯，消費市場活力不斷增強。以新能源汽車下鄉為例，2024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車在農村地區的銷量同比增長30%，有力地拉動了內需。這種政策調整不僅有助于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也為全球經濟提供了新的增長動力。

中國多年來一直是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者之一，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連續多年超過30%。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中國迅速實施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推出4萬億元投資計劃，保持了經濟的穩定增長，帶動了全球大宗商品市場的需求。2009 - 2010年，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50%，穩定了許多資源出口國的經濟。澳大利亞的鐵礦石產業因中國的需求，在金融危機后迅速恢復，2009 - 2010年澳大利亞對華鐵礦石出口額增長了50%。

中國是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大國，2023年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達42.07萬億元，龐大的進口需求為全球各國商品和服務提供了廣闊市場。中國每年從澳大利亞進口大量鐵礦石，2023年進口量達10.69億噸；從中東地區進口大量石油，2023年自沙特阿拉伯進口原油8218.2萬噸；從東盟國家進口大量農產品，如2023年自泰國進口天然橡膠207.7萬噸，有力支持了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就業。

在對外投資與合作方面，中國企業積極開展對外投資和國際產能合作。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建設了眾多基礎設施項目，如中老鐵路、匈塞鐵路等，改善了當地交通等基礎設施條件，促進了區域經濟互聯互通和貿易往來。中國一些企業在海外投資建廠、并購企業，將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帶到當地，推動了當地產業發展和升級，如中國家電企業在東南亞等地投資建廠，顯著提升了當地家電制造業水平。海爾在泰國設立的工廠，不僅為當地提供了5000多個就業崗位，還將先進的家電生產技術和管理模式引入泰國，使得泰國本土家電企業紛紛學習借鑒，促進了當地家電產業的整體發展。

在數字經濟領域，中國的電子商務、移動支付等模式創新，為全球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范例。截至2023年底，中國移動支付交易規模達530.6萬億元，眾多國家借鑒中國移動支付經驗，發展本國數字支付產業，推動了全球貿易和消費的數字化轉型。在歐洲，一些國家的商家開始引入類似中國的移動支付系統，以方便消費者購物，提升支付效率。

綜上而言，根本不存在什么“全世界為中國錯誤買單”的問題。《紐約時報》新文，滿盈對中國之誤解與偏見，謬以中國發展模式及貿易政策為全球經濟問題之源。實則中國借改革開放、技術創新與多邊合作，于全球經濟之穩定與增長功不可沒。全球經濟欲圖未來之發展，需各國強化合作，共應挑戰，借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來混淆視聽，系制造新問題，根本無助于問題的解決。

【附錄】《紐約時報》文章摘要：

讓全世界為中國錯誤買單

特朗普總統隨時準備使用脅迫性關稅，這對戰后經濟和政治秩序構成了深遠的威脅，使全球商業充滿不可預測性，令貿易伙伴難以應對，企業更是幾乎無法制定計劃。

但他不是世界經濟面臨的唯一威脅，甚至可能不是最大的威脅。最大的威脅可能來自中國，他更具戰略性、更為精心策劃的產業和經濟政策正在從根本上扭曲和損害全球貿易。

貿易通常是指進口和出口的結合。但中國已顛覆了這個理念，徹底改變了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貿易互動，至少在制成品方面是這樣。在過去六年里，中國的制成品進口平均每年只增長了150億美元，如果把通貨膨脹考慮進來，這等于基本上沒有變化。另一方面，中國制成品出口的增長率是進口增長率的10倍以上，平均每年增長逾1500億美元。就制成品而言，中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幾乎是單向的。

中國現在主導著全球制造業，中國的貿易順差遠高于德國和日本在戰后出口鼎盛時期的最高貿易順差。世界各國都從中國購買廉價產品，但它們無法向中國出售同樣多的產品。這些國家的出口行業正在受到傷害——比如德國——而且不再雇用新員工。

為什么要這樣做？他想彌補中國政府對國內經濟的管理不善。

問題的根源可追溯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那場危機導致中國的出口下降。政府本可以實施支持家庭收入的政策，增強中國消費者購買本國產品的能力，來抵消出口下降的影響，它還可以削減為維持國家財政而對低薪工人和國內消費征收的高額稅收。那本會幫助中國過渡到更可持續的經濟模式，讓經濟在工業、貿易、投資、消費方面保持平衡。

然而，中國選擇的做法是用該國規模龐大的家庭儲蓄掀起了一場巨大的投資熱潮。新建了橋梁、公路，尤其是修建了大量新公寓，雖然所有這些建設和相關的經濟活動使中國在增長方面對出口的依賴有所減少，但造成了房地產泡沫。中國做出的反應是從2020年開始遏制房地產行業，他的做法引發了房地產行持續至今的深度蕭條。

中國對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反應也起了一定作用。為了緩解疫情給經濟帶來的沖擊，世界各地的發達國家政府都為支持消費者花錢敞開了腰包。唯一一個沒有拿出刺激經濟、支持家庭消費的重大措施的主要經濟體就是疫情最早暴發的中國。從意識形態的角度反對政府給老百姓發錢或采取任何帶有福利主義色彩的措施，他認為消費刺激與投資不同，不會產生持久的價值。因此，當美國和其他地區的消費者重新開始消費，包括購買從中國進口的商品時，中國得以借助其他國家的刺激方案恢復了經濟，同時將所有資源投入到擴大制造業上，以彌補房地產行業提供不了的經濟增長。

換句話說，由于政府把賭注錯誤地押在房地產、長期以來未能加強中國家庭的支出，正在讓中國的貿易伙伴和競爭對手為此付出代價。

中國確實進口大宗商品和自然資源，比如石油和鐵礦石，以及自己尚未掌握制造技術的先進半導體。但中國在制造業和出口方面的主導地位不容小覷。

以汽車為例，該行業在過去一個世紀里曾是許多工業化國家制造業的支柱。大約20年前，中國在汽車制造方面的地位還無足輕重。到2018年時，中國已具備年產4000萬輛汽油動力車的能力，遠遠超過國內市場所需的2500萬輛。那之后，由于政府對電動汽車行業的巨額補貼，中國又增加了年產2000萬輛電動汽車的產能，這一數字可能很快會上升到3000萬輛。全球的汽車年需求量為9000萬輛，中國有能力滿足全球三分之二的需求。

這種模式在一個又一個行業中復制。中國在正常情況下生產全球一半以上的鋼鐵、一半以上的鋁，以及一半以上的船舶。在太陽能電池和電池等清潔技術領域，中國能生產數倍于全球需求的產品，并且有擔憂認為，中國可能會在內存和汽車芯片領域復制這種成功。此外，中國通過補貼新工廠的建設和裝備，部分彌補了（由房地產崩盤引起的）國內鋼鐵需求的下降，這些新工廠使用國內生產的鋼鐵，它們正在大量生產更多的制成品，向海外市場出口。

總的來看，中國出口量的增長速度是全球貿易增長速度的三倍。這意味著中國的成功是以犧牲其他國家的制造商為直接代價的，這些制造商越來越無法競爭，它們面臨著退出被中國瞄準的行業的壓力。由于中國房地產市場繼續低迷，這種模式沒有改變的跡象。它指向一種未來的世界經濟格局——中國對其他國家的工業產出沒有需求，而其他國家卻依賴中國制造的商品，從而易受中國政府的政治和經濟壓力的影響。

特朗普的關稅加劇了這一問題。關稅本身并不構成多大的威脅。即使美國政策發生重大變化，比如開始對所有進口產品征收10%的關稅，就像特朗普在競選總統期間提出的那樣，也可能不會從根本上打亂全球貿易，只要他就此打住。美國消費者將面臨更高的價格，美國出口商將面臨其他國家的報復。但美國將繼續進口大量產品，世界各地的制造商能填補美國出口商丟掉的一些市場，貿易伙伴們能為這一切制定計劃。

但特朗普的不可預測性讓制定這種計劃變得極其困難。如果他讓美國退出世界貿易的話，沒有其他國家能切實地吸收中國的所有出口。歐洲經濟已陷入停滯，印度和巴西等大的新興經濟體擔心從中國進口產品會削弱本國的制造業。如果沒有全球市場為中國產品提供出路的話，中國經濟將陷入困境。中國經濟唯一的出路就是對中國經濟進行根本性的改革，而他似乎堅決反對那種改革。

中國對貿易的看法是單向的。特朗普經常聽上去好像他根本不相信貿易。夾在這兩人之間的全球經濟將經歷一段艱難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