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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的去共產主義運動與民族主義神話的建構

點擊：1997  作者：Yuliya Yurchenko    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  發布時間:2025-03-12 15:01:05

 

 

與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情況相似，推動烏克蘭民族主義的并非文化知識分子階層，而是國家力量。更準確地說，2014年的起義被新自由主義的權貴寡頭所劫持，他們不僅篡奪了起義的成果，還篡用了民族主義團體的言論……“他者”的存在是維持權貴階層統治的必要條件。那些不“愛國”的人便是“反對政權”的人，因此會被視為叛徒。這種法西斯化的口號正逐漸成為新自由主義權貴體制的一部分，在烏克蘭，這一現象比其他地方更為顯著。

 

本文編譯自《烏克蘭與資本帝國：從市場化到武裝沖突》（Ukraine and the Empire of Capital, 2018）

翻譯：趙丁琪、deepl、文心一言

 

（2014年以后），基輔的統治者持續推行著歸咎前人的政治策略，當實在找不到可責怪的對象時，他們竟開始追捕共產主義的幽靈。2013年12月8日，基輔市中心的列寧雕像轟然倒塌，這象征著非共產主義化的序幕正式拉開。這一事件點燃了所謂的“列寧之路”（Leninopad）的狂熱浪潮，全國各地紛紛拆除雕像和其他共產主義象征物。這場尷尬的斗爭，看似是針對那些可以拆除的雕像，實則是無法觸及寡頭勢力而錯位的憤怒宣泄。然而，在“蘇聯解體后遺留的5500座雕像中”，仍有1700座被保留了下來。

 

2015年4月，一項“去共產主義化”的法律應運而生，該法禁止宣傳或展示共產主義和納粹標志，并將此類行為定為刑事犯罪，最高可判處10年監禁。該法旨在：（1）譴責“極權主義政權”；（2）終止對這些政權的宣傳；（3）在烏克蘭地圖上“清除”共產主義的地理標志；（4）公正調查極權主義政權的罪行；（5）設立8月23日為國家紀念日，以紀念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互不侵犯條約簽署之日的受害者。這一舉措頗具爭議，因為該條約雖為中立性質，卻也劃定了蘇聯和德國在歐洲的“利益范圍”。

 

該立法甚至明確規定禁止使用“共產主義”一詞，導致任何名稱中包含該詞的政黨或報紙自動成為非法組織——2015年秋季地方選舉前的許多左翼組織便因此遭殃。威尼斯委員會和歐安組織民主制度與人權辦公室（ODIHR）在聯合意見中對此“改革”予以譴責，指出其實際上禁止了政黨參加選舉并導致政黨解散。第2558號法律《譴責烏克蘭共產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納粹）極權主義政權并禁止其宣傳和標志》成為了“愛國主義游戲”的旗幟，以兩種方式保護總統和政府免受批評。

 

一方面，由于俄羅斯被視為蘇聯的“后裔”，且普京的威權模式被視作斯大林強權政治的復活，因此普京被等同于斯大林。如此一來，任何形式的共產主義辯護都會被曲解為對斯大林鎮壓和侵略者莫斯科的捍衛。另一方面，對波羅申科及其親信的批評會被視為叛國行為，被解釋為促進俄羅斯的宣傳，甚至被視作“幫助敵人”。這種氛圍導致了許多荒謬的后果，如因在Facebook上發布“共產主義”帖子或穿著印有“蘇聯”字樣的T恤衫而遭逮捕的人不在少數。

 

或許烏克蘭的寡頭們仍未察覺，使用法西斯化言論來譴責極權主義的諷刺意味何其明顯，但其效果卻毋庸置疑地便捷且顯著。人們清楚地意識到，如今只有通過將批評和抗議定為犯罪，即通過脅迫手段，才能維系權力。然而，這種立場并不穩固，它正在進一步撕裂這個已支離破碎的國家。更為危險的是，禁止共產主義言論和標志在政治上的意義深遠。除了左派所承受的身體和象征性暴力外，新自由主義權貴制度的替代性選擇也被宣告為非法。

 

民族是“擁有共同血統神話、歷史記憶和大眾文化，并擁有共同領土、共同經濟和共同法律權利與義務的人類群體”。但何謂“烏克蘭民族”？它是需要復興還是構建？若需構建，應從零開始還是基于某些歷史根基？庫齊奧和威爾遜試圖探尋偉大的歐洲與殖民地之間是否存在相似之處，從而剖析烏克蘭民族“復興”的進程。

 

那么，民族主義究竟為何？它是“一種意識形態運動，旨在實現和維護被部分成員視為構成民族的社會群體的自主性、凝聚力和個性”。民族是一種文化現象，國家則是一種公民制度，因此民族主義者試圖將兩者結合的嘗試往往問題重重，因為兩者間普遍存在著不相容性。在塑造“他者”神話的過程中，部分烏克蘭民族主義者試圖推動烏克蘭作為非俄羅斯“卓越國家”的身份認同，而這一任務若不進行地緣政治修正主義的歷史重寫，便無法完成。歷史學家謝爾蓋·普洛克希在其近著《歐洲之門》中指出，“民族”在其敘事中雖占據重要地位，卻非主導范疇，無論是歐洲歷史還是烏克蘭歷史皆然。更為重要的故事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民族學家和地圖繪制者所講述的，它們表明現代民族主義的興起常與當代烏克蘭的邊界相契合，而烏克蘭邊界的變遷比觀念的變遷更為迅速，1991年后，烏克蘭國內外許多人仍從俄羅斯/蘇聯或戰前波蘭國家的宏大歷史敘事的角度來審視這個國家。

 

民族主義的神話極具吸引力，它擁有“通過對黃金時代的呼吁恢復集體尊嚴”的力量。個人在“祖國”概念中的定位賦予了他們身份的價值感。庫齊奧言簡意賅地指出，蘇聯官方意識形態和身份認同體系的主要失敗在于無法創造和維持道德與文化的建構，而一旦“光復節”在人民的歷史神話和記憶中釋放，社會便能據此安排自己的存在。一旦必須建立獨立的民族身份認同，只有民族主義才能提供一套替代性的統一神話、符號、價值觀和原則，一種身份認同感（一個“我們”），而蘇聯的統一身份認同正是“我們”。

 

這是一種特殊的關系配置，它決定了民族的構成以及個人對民族神話的歸屬感。這便是少數民族、他們所生活的新民族化國家以及他們所屬的外部民族“家園”之間的三角關系?；蛘哒f，他們雖無合法的公民身份，卻可通過民族文化的親緣關系被理解為屬于外部民族“家園”。家園是建構而非給定的，重要的是在現代性的基礎上統一烏克蘭民族，而非在歷史和/或文化神話的基礎上，因為這些神話的凝聚力相當薄弱。必須從歷史中汲取積極因素，認識到烏克蘭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從而創造新的民族神話。然而，這種新神話難以實現，歷屆國家統治者均未能如愿。俄羅斯的“侵略”使得烏克蘭的國家理念必須以防御性敘事為框架，當國家的生存權、主權、獨立性受到質疑，其政治主權也在質疑的基礎上被否定時，留給世界性反思的空間已所剩無幾，但它仍存在于日常實踐中。即使在前線檢查站，人們也同時講俄語和烏克蘭語，來回過境，像以往一樣歡迎親朋好友來到他們的生活中，蔑視各種敵意——這種敵意仍只是少數人的看法。

 

所有這些關于歷史的爭論都是民族主義知識分子的杰作；無論是俄羅斯人還是烏克蘭人，普通民眾對此根本不屑一顧。歷史本身并不會挑起的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的嚴重沖突……烏克蘭比俄羅斯幸運，正是因為它沒有歷史的沉重負擔。你越是對輝煌的過去念念不忘，就越難以應對現代世界。

 

與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情況相似，推動烏克蘭民族主義的并非文化知識分子階層，而是國家力量。更準確地說，2014年的起義被新自由主義的權貴寡頭所劫持，他們不僅篡奪了起義的成果，還篡用了民族主義團體的言論。這些團體的立場涵蓋了從中間愛國主義到極端右翼乃至法西斯主義的各種傾向。民族主義敘事中的犧牲元素在兩個方面發揮了補充作用：一方面，它因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軍事干預而具有反俄性質，與西方將俄羅斯視為“歐洲的異類”、“歐洲大門口的野蠻人”的既定傳統”相得益彰；另一方面，它助長了對“他者”的神話構建，如我之前所述，“他者”的存在是維持權貴階層統治的必要條件。那些不“愛國”的人便是“反對政權”，因此會被視為叛徒。這種法西斯化的口號正逐漸成為新自由主義權貴體制的一部分，在烏克蘭，這一現象比其他地方更為顯著。

 

文章來源于讀書札記與學術譯介 ，作者Yuliya Yurchenk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