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99国产精品尤物-国产高清色播视频免费看-男生肌肌往女人桶爽视频-精品国产-91PORNY九色|www.jqdstudio.net

      近些年，有關“最早中國”、“最初中國”等的討論逐漸成為相關研究中雖歧義紛呈卻難以回避的一大熱點。最早中國與最初中國，就基本內涵而言是一樣的，都是探討“中國”開始形成或最早出現的問題，這恐怕是每個中國人都最想了解的問題之一。需要注意的是，“最早中國”的稱呼更加側重時間節點，而“最初中國”強調的是一種最初的形態。史前史與考古研究的實踐及經驗告訴我們恰恰是時間與年代最難以確定和掌控，最易生歧。有鑒于此，筆者以為稱為“最初中國”更合適。

　　“最初中國”的討論

　　新世紀以來在中國史學界最熱門的就是對“酋邦”和“早期國家”的討論。塞維斯（Elman R.Service）的酋邦理論經張光直先生引入國內，在中國的學術界產生了較為廣泛的影響，對于探索中國文明與國家起源問題研究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同時也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早期國家”的研究同樣存在這樣的問題。20世紀70年代克賴森（Henri Joannes Maria Claessen）和斯卡爾尼克（Peter Skalník），對“早期國家”分為了三類或者三個階段，即inchoate early state（未完全成形的早期國家或未發達的早期國家）、typicalearly state（典型的早期國家）、transitionalearly state（過渡形態的早期國家）。后來又將inchoateearly state更改為incipientearly state（初始的早期國家），概念本身有所變化，這實際上是克賴森教授2006年來到中國學術交流，學習到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以來大量的最新的考古發現與資料的結果。中國學者們在研究中國古代早期歷史時，常常使用“早期中國”的概念，無論爭議大小，在年代上卻主要是指先秦時期這一年代范疇。而把“最初中國”作為一個單獨的概念開始專門討論則是近些年才明確開始的。2009年，許宏先生即以《最早的中國》為題出版專著，提出了以二里頭遺址和二里頭文化為代表的“最早中國”。2014年許宏在其《何以中國——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圖景》一書中進一步講述了“二里頭”這個最早中國的由來。何努先生不認為“中國”最初的誕生就是一個文化概念，提出了“陶寺遺址”是最初的中國。最近，李新偉先生將最初中國定義為中國各主要史前文化區在共同發展的基礎上，通過密切交流形成的、對中國歷史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的文化共同體，并認為在公元前第四千紀的后半葉初步形成了“最初的中國”。其實，從中國史前文化交流共同發展的角度提出最早中國的概念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張光直就已言及，他認為到了約公元前4000年中國相互作用圈中的各地史前文化便是最初的中國。

　　蘇秉琦先生1991年提出了古代中國演變的“三部曲”，認為經歷了共識的“中國”（傳說中的五帝時代）、理想的中國（夏商周三代）、現實的中國（秦漢帝國）的發展變化。蘇先生接著進一步論述并也提出了“最初中國”的稱謂，具體言到：夏以前的堯舜禹，活動中心在晉南一帶，“中國”一詞的出現也正在此時，堯舜時代萬邦林立，各邦的“訴訟”、“朝賀”，由四面八方“之中國”，出現了最初的“中國”概念，這還只是承認萬邦中有一個不十分確定的中心，這時的“中國”概念也可以說是“共識的中國”，而夏、商、周三代，由于方國的成熟與發展，出現了松散的聯邦式的“中國”，周天子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理想“天下”。理想變為現實的則是距今2000年前的秦始皇統一大業完成和秦漢帝國的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蘇先生最初中國的提法似乎更加具體，把堯舜時代萬邦活動的中心之晉南一帶作為最初中國所在。首先，萬邦與“中國”是不相同的，史前存在著眾多不同區域的文化和其代表的社會，類似“萬邦”，但只有萬邦共識的中心之地才是最初的中國，這有別于張光直先生史前各主要文化共同組成最初的中國的看法。其次，早期中國存在一個明顯的發展演變過程，也是一個由小變大或言文化、政治、經濟不斷持續發展統一變大的過程，最初的中國并不是一開始就地域遼闊。最后，最初中國既是真實存在的，也是意識形態共識上的中國。

　　何謂“最初中國”

　　這里談論的最初“中國”不是近代民族國家意義上的中國，而是探討文化基因傳承而溯源意義上的“中國”，即原義上的中國。西周初年青銅器“何尊”銘曰：“余其宅茲中國，自之乂民”。周武王意欲建都“中國”以便于統治人民。《尚書•召誥》言：“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逸周書•作雒》言“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梢?，周初武王謀劃建新邑，新邑處天下之中，便于治理四方，且諸侯方國納貢職道里均等；又便于敬配皇天，祭祀上下神靈。幾條文獻記載基本相合，“中國”之稱至少自此開始。在周人意識中“中國”處于四方之中，治理便宜。因此，關于周初“中國”可以肯定的有二：第一，“中國”為四方“地中之國”或言“地中之都”；第二，“中國”是一個具體的地方，即大體指以“洛邑”或言洛陽盆地為中心的中原地區。換言之，最初的中國至少是一個“地理中國”。

　　《詩經•桑柔》：“哀恫中國，具贅卒荒。”所言“中國”其含義顯然是完全政治意義上的中國，非周初何尊明顯之地理意義上的“中國”。值得注意的是，《詩經•民勞》中“惠賜中國，以綏四方”與“惠賜京師，以綏四國”，以相同句式，“京師”與“中國”重復互換。以致毛傳：“中國，京師也”。“中國”此處應特指成周。不僅說明都邑即國之意，更進一步說明此時已將周初何尊之地理“中國”與政治意義上的“中國”相結合在一起?！睹駝凇贩从车氖堑乩碇袊蛘沃袊慕Y合與過渡。

　　無論如何，最初的中國首先是一個地理中國，即本義為地中之國或中土之國，其都城亦可代指中國。東周時，“中國”不僅僅是一個地理概念，更多的是政治概念，存在著由地理中國到政治中國的變化過程。

　　因此，我們以為最初的中國必須包括兩方面的內涵，一是政治形態上必須進入“國家”時期，也就是說它首先是一種國家形態，既不是“酋邦”，更不應是“部落”或“氏族”階段。其二，這個國家還應該是處于當時人們認識上的“地中”或“土中”?！妒酚?bull;五帝本紀》言及舜避堯子丹朱于南河之南，此后踐天子位還必須“之中國”，再回到人們意識形態共識上的地方。簡單而言，中國就是兩個字，一個“中”，一個“國”，“地中之國”或“中土之國”即“中國”，這應該是其最原始的本意。筆者以為這也應該是判斷最初“中國”的兩大標準。

　　何為“最初中國”

　　關于中國古代國家的形成，顯然是復雜的，多元的。如果以今天中國廣闊地域范圍來說的話，每一個地理區域如中原地區、黃河下游地區、長江下游地區、長江中游地區、遼西地區等等都有著各自區域文化內國家形態的演進。既然“中國”是一個由小變大逐漸發展的過程，那么最初的中國是在哪里呢？就目前考古材料和相關研究而言，明確進入“國家”形態的有良渚社會、陶寺社會以及二里頭社會。對于良渚遺址及良渚文化所代表的社會是否進入了“國家”階段還存在一定的爭論；對于陶寺遺址及陶寺文化所代表的社會基本被認為已經進入了“國家”階段；二里頭社會進入了國家時期已是學界不爭的共識。至于公元前4000多年的廟底溝文化時期，中國各主要史前文化區或早或晚開始了社會分化和分層的進程，開始走向了社會復雜化的道路，但其社會顯然沒有進入復雜至“國家”的階段。此時，連“國”的形態都還未出現，更不宜說是最初“中國”了。國家作為一種政治組織結構，反映了社會文明的較高程度，不能無限制的上溯，而作為政治實體的“中國”也是如此。

　　關于“中”的解釋，近年由于清華簡《保訓》篇而引起學界的熱議?！侗Ｓ枴分刑峒八吹?ldquo;求中”、“得中”和上甲微的“假中”、“歸中”這四個“中”。對此學者們眾說紛紜，如“中道說”、“中和說”、“地中說”、“訴訟文書說”、“軍隊說”、“民眾說”、“旂旗說”、“中庸說”、“數術說”、“天命說”等等。這些不同看法實際上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抽象的意識或理念層次的，如中道、中和、中庸等；一類是具體的實物或事物并加以引申，如地中、旂旗、數術等。前者可以稱之為“形而上的中”，后者可以稱為“形而下的中”。筆者認為存在一個由“形而下的中”向“形而上的中”的轉變的問題，但最早的“中”更多的是形而下的，是一個具體的事物。李零認為就是“地中”。馮時更將舜的“求中”直接解釋為“立表測影，以得地中”。何努也有相同的看法，認為“中”最本源的基礎是圭表測影確立地中，更詳細考證陶寺中期王墓出土漆桿的功能就是測量日影的圭尺，“圭尺”代表著“地中”，而陶寺一帶或籠統而言的晉南地區應該至少是龍山晚期人們意識形態上的“地中”所在。吳國武認為清華簡《保訓》中的帝舜“求中”而后“得中”，是通過推求“中氣”以定四時，以“天之歷數”敬授民時，進而獲得天命。而《尚書·堯典》眾所周知主要是記載“歷象授時”之事?！墩撜Z·堯曰》又言：“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可見，“天之歷數”與“允執其中”有著密切的內在關系。值得注意的是，恰在陶寺遺址考古發現了兼觀象授時與祭祀功能為一體的大型建筑。依據測年數據，可以說至少4000多年前人們意識中的“地中”是在陶寺所在晉南一帶。此外，既然存在“求中”、“得中”，甚至占卜“擇中”的情況，就表明“地中”所在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是存在歷時變遷的。具體而言，西周時期人們意識中的“地中”或言“天下之中”是在今天的洛陽盆地一帶，但并不代表在此之前的“地中”也在此地。更早至4000多年前的“地中”應是在以陶寺遺址為都城的陶寺文化所在的晉南地區。

　　因此，從我們前文所言判斷最初“中國”兩個標準而言，目前相符者只有以“陶寺”與“二里頭”為都邑的兩者。筆者曾撰文將作為都邑的陶寺與二里頭進行過較為詳細的比較，二者存在著許多方面的相似之處，可以說二里頭都邑所擁有的聚落內涵在陶寺基本都有，而且陶寺遺址體現出的早期國家特征和統治模式多為二里頭國家所繼承發展。二者的不同只是陶寺沒有發現像二里頭那樣的青銅禮容器群，二里頭國家相比陶寺社會而言是“廣域”王權國家，控制地域跨多個地理單元。陶寺雖然也是王權國家，但似乎是“非廣域”，這一點實為二者最大的差別。二里頭文化在其發展過程存在明顯的擴張性，文化的交流與傳播似乎兼有文化殖民與政治殖民，陶寺文化在這一方面表現的不是很明顯。整體看來，二里頭國家及社會在各個方面似乎表現的更加“成熟”些，而在年代上，二里頭都邑至少晚于陶寺二、三百年。

　　如果將“最初中國”比擬成一個人的話，公元前4000多年的仰韶時代各史前文化區都在文化母體中孕育“中國”；至龍山文化晚期，以陶寺文化為代表的陶寺社會誕生了最初的“中國”；至二里頭文化時期，此時的“中國”已是十多歲的“兒童”，是成長起來的“中國”，而非“最初的中國”。需要強調的是，“最初中國”是一個逐漸形成的過程，在其演進的過程中最初的中國就表現出海納百川、務實創新、傳承發展的特質，這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自帶基因，是中國文化自信的精神淵源。（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圖文轉自：中國社會科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