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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使命與政治的變革

 

任繼愈

中華民族是一個文化根基深厚、歷史悠久的民族。

歷史的使命是關系到全民族每個關鍵性的歷史階段的奮斗方向和發展前景的大事。歷史的變化，似乎有意識又似乎無意識，有時象前進，有時象徘徊，有時又象倒退。當時的參加者，好象在密林中旅行，走的路徑對不對，當時看不清楚。等到走出密林或登上高山，回頭再看走過的路，才能作出清醒的判斷。

中華民族的先輩開拓者從西周起，即凝聚力量，積累文化資料，總結群眾智慧，用了七、八百年的時間，在廣大的黃河、長江流域開創了華夏文化。春秋戰國時期呈現出群星燦爛、百家爭鳴的盛況，把華夏文化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各地區盡管在生活習俗、宗教信仰和語言等方面有些差異，但整體上屬于同一的文化共同體。正如希臘文化是歐洲文明的源頭一樣，秦漢以后的中華民族文化是華夏文化的延伸。

從春秋戰國開始，中華民族的歷史使命就是要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專制國家。戰國中后期，有識之士從各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利益集團)提出建立統一中國的種種設想。先由少數人提出方案，然后有更多的人推動這一方案的實現。戰國中后期，借助諸侯國當政者的貪婪的欲望，通過兼并戰爭逐漸消滅掉世襲諸侯割據的局面，最后由秦王朝統一了全國。秦亡后，漢朝繼承了秦朝未完成的事業。

 

歷史的使命是一個長期的任務。為了實現歷史使命，必須進行政治變革。政治變革是為了完成歷史使命而實行的措施。秦漢創業者順應了時代潮流，運用政治變革手段，完成了建造“四海一家”的統一帝國這一歷史使命。秦統一六國，漢平定了秦末天下混亂的局面。秦的未竟之業是靠漢朝完成的。從秦到漢完成的是同一個歷史使命——建立大一統的封建王朝。秦漢的統一不能簡單地看作秦、漢統治者雄才大略、個人野心的產物。早在秦漢統一二、三百年以前，有識之士已經先后提出過許多統一方案。秦始皇、漢武帝使設計圖紙變成了建筑物，起了工程師的作用，真正指導他們產生行動的力量是民族的歷史使命。

近代中國歷史上出現了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等一連串的重大政治變革。回顧一百多年來的這些政治變革，有的使人驚心動魄，有的令人扼腕痛惜。這些政治變革體現著一個共同的任務，即如何使古老的中國走向現代化道路的問題。政治變革在一步步完成這個歷史使命。政治變革好比接力賽跑，接力棒從不同的運動員手中逐個傳遞著，而賽跑軌道向著固定的方向前進。

中華民族有深厚的歷史根基，民族意識比較成熟。從鴉片戰爭開始，有識之士就提出自強、維新、天演、競存，抵御外來侵略勢力，擺脫貧困落后的境地，最后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政治變革的領導者不斷改換，歷史前進的大方向卻未曾改變。

回顧中華民族走過的道路，幾千年的歷史，好象向著一個既定的目標前進，進行中有時出現停頓、迂回，甚至暫時的倒退，但前進是主要的。從史學方法上講，學術界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認為歷史是盲目的，有人認為歷史有目的性;有人認為有規律可循，有人認為并沒有什么規律;有人認為歷史在進步，有人認為歷史只有變化而無所謂進步。迄今尚未發現世界學術界共同認可的歷史觀。事實上，文明的人類已不愿回到古代“穴居野處”、“茹毛飲血”的原始生活;有了語言文字等傳遞信息的工具，已不愿過結繩記事的生活。這種變化，確已包含著進步和提高，而不是無意義的場景變換。

中華民族的歷史使命，從秦漢到清末可以分為兩大階段:由秦漢到唐末五代為第一個階段，由北宋到清末為第二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的歷史使命是建立、鞏固中央集權的專制制度，融合中華民族為一體，尋找為中央專制服務的政教體系——儒、佛、道三教鼎立，為期約一千年。第二個階段的歷史使命是完善、鞏固中央集權的專制制度，建立大一統的新經學，完善政教合一的新儒教，使它完成自我調節統治國家的機制，使極端分散的小農經濟與高度統一的政治統治達到和諧、融洽。民族、宗教、文化、教育、政治制度都從各自的崗位發揮協調作用。

如果透過政權轉移的現象，不難發現，歷史發展確有規律可循。如宋、元、明、清，王朝幾度更迭，而中華民族的歷史使命卻按照既定的航向前進。宋亡于元，明亡于清，有多少愛國志士認為是“天崩地解”。前朝的官員歸順新王朝，謂之失節，政治上要忠貞不渝，來不得半點含混。作為政治制度來看，后一朝代的許多政治措施、文化思想體系，卻直接沿襲著前朝的軌道繼續前進，不但沒有中斷，反倒在前朝的基礎上還有所發展。宋代儒教開始建立，北宋國勢不振，南宋偏安一隅，儒教沒有普及的地區還很多。元朝取代宋朝，把儒教的影響推到更邊遠的地區，象云南省各州縣的孔廟即建于元朝。元儒成了宋儒的直接繼承人，許衡、姚樞、耶律楚材都是儒家正宗。清室入關以后，為了鞏固其政權，曾大興文字獄，有過種族歧視，但宋、元、明、清以來的儒教思想體系為清朝承襲，三綱、五常等封建宗法教條，仍被清朝全部繼承下來。宋、元、明、清四朝諸儒的著作，遵循的立國原則、哲學體系竟是一脈相承的，從而使中華民族的文化更加定型化。小農經濟一直占著統治地位，致使明清時期有幾次在個別地區發生的資本主義萌芽，終未得到孽長的機會。自給自足，無求于人，這也是中華民族長期自我滿足、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的一個原因。

 

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長期自我封閉的狀態被打破，中國被迫走向世界。在世界各國激烈競爭的形勢下，處于被動的劣勢，面臨著危亡的險境。中華民族的歷史使命是要生存、要發展，與過去的二千年(秦漢到清末)的形勢有所不同。二千年來的歷史使命是維護小農經濟的生存，不斷完善封建體制，增強社會自我調節機能，加強中央集權。鴉片戰爭以后，中國受到外來資本主義勢力的沖擊，不自強就滅亡。外來侵略勢力想要打破小農經濟(自然經濟)的體系，為資本開辟道路。小農經濟(自然經濟)一旦被打破，長期形成、行之有效的統一格局也受到挑戰。不管自愿不自愿，必須打破小農經濟自給自足的封閉狀態。這種趨勢是不可抗拒的，也是無可奈何的，我們把它叫作歷史使命。

打破小農經濟的封閉狀態，有兩種結局，一種變成殖民地，一種是建設現代化的國家。二者必居其一，中國人不愿亡國，力爭奮發圖強。因為中華民族是一個根基深厚的民族，在前進的道路上，開始不完全自覺，進而開始自覺。近一百多年來，從鴉片戰爭到新中國成立，出現了多次重大的政治變革。這些政治變革，細分起來，有許多主客觀原因值得深人剖析。但是從歷史的宏觀角度觀察，這一系列的政治變革體現了一個共同的目的或趨勢——破除小農經濟的束縛，推動中華民族走向現代化，建設獨立富強的新中國。

中華民族是一個重視歷史傳統的民族，與鄰近的印度相比，這一特點尤為明顯。我們的歷史典籍，形式多樣(編年、紀事……)，總的看來，多屬于政治史、朝代史，統治天下的經驗的總集，給人們的印象是政治變革的歷史。站在更高的高度，開拓視野，回顧中華民族的歷史，才發現秦漢以來的二千多年，中華民族對多民族融合，對科技發展、文藝創作諸方面都有貢獻。作為歷史任務，中華民族很成功地協調了政治高度統一與經濟極端分散(小農經濟)的基本矛盾，在小農經濟的社會結構下，使生產力得到較充分的發展。古代的中國統治者通過政府的協調，善于利用廣土眾民的優越條件，集錙銖為丘山，把有限的社會財富集中使用，使其發揮最大的效益。如漕運、邊防、水利、文教建設、以豐補歉的救災經驗等，給后人留下大量精神財富。

鴉片戰爭以后，形勢起了極大的變化，中國幾千年來的舊經驗已不能應付新局面，與中國競爭的對手不是一家兩家，而是代表新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新興階級，比封建制度高出一個發展階段。兩種文化相撞擊，中華民族顯然處于劣勢，遇到了“千古未有之奇變”。有識之士提出了多種對策，并進行了多次政治變革。這些變革，都記錄為中國近代史。政治家、思想家、史學家，對每個重大歷史事件做了大量的研究。后人從中看到前人的失誤，有的化險為夷，有的坐失良機，有的由于顢頇，有的出于魯莽，但算一筆總賬，不難看出每一政治變革都是中華民族在實現它的歷史使命，每一項政治變革都是在推動中華民族向現代化邁進一步，都是在促進小農經濟的進一步解體。每次思想變革，都是歷史使命的體現。

 

歷來有不少領導政治變革的領袖人物(或集團、政黨)，希圖畢其功于一役，總想親眼看到太平盛世從自已手中實現。追求短期效益，往往失敗于急于求成，正所謂欲速則不達，想快，反而慢了。

鴉片戰爭以后，中華民族的歷史使命是實現現代化。現代化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比如發展工業技術，完善政治機構，加強行政效率，溝通民意，普及教育，提高國民道德素質，等等，都是不可缺少的內容。但是一個廣土眾民的大國，實現現代化這樣一項前所未有的歷史任務，困難很多，有外部的干擾，也有內部習慣勢力的惰性。

中華民族近代的歷史使命是推進它的現代化。在這個偉大的歷史使命中，有人高度評價了五四運動，認為它發揮了抨擊舊思想堡壘的作用，有人認為它沒有達到它所號召的科學、民主的目的，有人認為它偏激、片面、中斷了文化傳統。各種不同的理解，出于對歷史使命和政治變革的混淆。一個民族的歷史使命是它的長期的奮斗方向，它要通過許多政治變革的措施來逐步實現。有時要幾代人，上百年甚至幾百年的努力，才可以顯示出它的實效。五四運動只是走向現代化的一個中途站。

還要看到，推動歷史使命的人物和參與政治變革的人物是兩種類型，不能一身二任。杰出的哲學家、思想家是歷史使命的指路人，但他們往往不具備參與政治變革的能力，有時也由于不具備政治變革的條件。如孔、孟、荀、老、莊、韓非、董仲舒、二程、朱熹等人，都從各自的角度指出當時的歷史使命，對中華民族大一統的鞏固和發展提出了極有價值的見解和理論。杰出的政治變革家，如秦始皇、劉邦、劉徹、李世民等，能把哲學家、思想家設計的圖紙變成建筑物。董仲舒是漢武帝統一王朝的設計師，為了一件小事，董仲舒幾乎死于漢武帝之手。程、朱是鞏固宋王朝的設計師，卻遭到嚴重的政治迫害。但是從根本上看，董仲舒與西漢王朝，程、朱與宋王朝的統治者血肉相連，目標一致。

知識分子的偉大作用正在于為民族的歷史使命設計藍圖，指出方向，到主客觀條件成熟時，將有另外一些人把圖紙變成大廈。大廈落成時，當年的設計師們骨肉已朽。許多深沉博大、高瞻遠矚的偉大思想家、哲學家，命運多舛，這也有其必然性。因為幾十年甚至幾百年以后的事，往往不被當時多數人理解，甚至遭到誤解。但是，必須看到，知識分子的神圣職責，不在于他自已能否看到他的理想的實現，而是看他們的理想是否符合民族的歷史使命。有抱負、有理想的中華民族知識分子，不應妄自菲薄，要為促進中華民族的歷史使命而盡力。當務之急是推動中華民族的現代化，既包括五四時期提出的民主與科學，還要充實社會主義新內容。道路是漫長的，只要全民族對此引起重視，全力以赴，總是可以達到目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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