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元仁：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新發展階段戰略部署 ——學習“十四五規劃”的一點體會

點擊：作者：葛元仁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1-02-06 08:53:13

面對新冠病毒在全球的肆孽，資本主義制度最基本、最深層次矛盾集中爆發，充分暴露了其劣根性。各國經濟下滑，中國一枝獨秀，又一次證明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面對國內外錯綜復雜的經濟形勢，如何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透過現象看本質，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進行科學的分析，把握經濟運動過程和發展規律，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力，準確回答社會主義中國經濟發展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是對中國共產黨是挑戰和考驗。習近平同志繼承、發揚我們黨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的優良傳統，踐行一切從人民群眾的利益出發、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親自召開各種座談會，聽取意見，又組織領導了由3個政治局常委起草“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簡稱《規劃目標》）建議，充分說明了黨中央對新發展階段的中長遠發展戰略的重視程度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發展的理念，最終實現初心、完成使命的決心。

辨證唯物主義告訴我們，世間萬物都是隨著物質基礎的發展而變化的。當新的物質基礎出現，在原有物質基礎上形成的合理就會成為不合理，而被新物質基礎上出現的合理所代替，社會發展也不例外。就如恩格斯指出的：“在發展的進程中，以前的一切現實的東西會成為不現實的，都會喪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權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種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現實的東西就會起來代替正在衰亡的現實的東西，——如果舊的東西足夠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替代；如果舊的東西抵抗這種必然性，那就通過暴力來代替。......凡在人類歷史領域中是現實的，隨著時間的推移，都會成為不合理的，因而按其本性來說已經是不合理的，一開始就包含著不合理性；凡在人們頭腦中是合理的都注定要成為現實的，不管它和現存的、表面的現實多么矛盾。”“凡是現存的，都是應當滅亡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212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人類從原始社會發展至今的歷史已經證明，并且將繼續證明這條真理。社會制度的變遷是這樣，一個社會制度內部的發展也是這樣。

資本主義社會就是經過萌芽階段，確立資本主義制度，從自由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進入了寄生、腐朽、沒落的階段，最終要被社會主義所代替。社會主義社會同樣經歷了萌芽階段，社會主義制度確立，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走向高級階段，最終要被共產主義所代替。即便在初級階段內，經過多年的發展，開始時期的政策也必須隨著社會的發展進行調整，使其符合現在新發展階段。因為當時基礎上認為“合理”的本身就包含著不合理，隨著社會發展其“不合理”性越來越充分地暴露出來，并為人們所認識。如果死抱著原來物質基礎上形成的政策，看不到物質基礎已經變化，必須制定符合新的物質基礎的政策，勢必將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進而阻礙初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的發展，阻礙社會的進步。

我國從第一個五年計劃至今已經完成了第十三個五年計劃，進入了第十四個五年計劃。每五年定一次計劃，就是因為原來物質基礎上的“合理”，在新的物質基礎上變成了“不合理”，要適應變化了的物質基礎，就必須以目標和問題為導向制定新的計劃。

一

《規劃目標》開宗明義指出社會經濟發展必須遵循“堅持黨的全面領導。”

中國的近現代史告訴我們，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只有在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指導下建立起來的中國共產黨來領導才能進步。

中國共產黨是在階級斗爭中，為了絕大多數人謀取利益而建立的，黨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是我們黨最大的政治，黨旗上明白無誤地標示著。中國革命的歷史告訴我們，要實現這個政治目的——為人民謀取利益，必須首先從剝削階級手里奪回屬于人民的權利，任何剝削階級是絕不會把自己的利益白白拱手相讓的，只有進行階級斗爭。為了制止他們重新奪回政權，進行資本主義復辟，也只有通過階級斗爭，這樣才能維護人民的利益。所以“政治，不論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階級對階級的斗爭，不是少數人的行為。”（《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868頁）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告訴我們，背離了黨為了實現自己政治目的而制定的正確的政治路線，革命和建設就會受挫折，人民就會與我們離心離德。為了保證黨的政治目的實現，1927年9月，秋收起義部隊在三灣改編時，毛主席就提出支部建在連上的原則，保證黨對軍隊的領導。1929年12月毛主席在《古田會議決議》中又一次明確了，軍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務的工具之一。1938年11月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他用簡短明了的語言強調“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1942年9月1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明確指出：“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和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他應該領導一切其他組織，如軍隊、政府與民眾團體。”明確了黨與軍隊、政府及其他一切組織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確立了黨是領導一切的基本原則。

毛主席在1954年9月15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開幕詞中更加明確了“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1962年1月30日，毛主席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1973年12月，毛主席在主持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說：“政治局是管全部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

正是在黨的正確政治路線領導下，我們在激烈的階級對抗中取得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的勝利。并且通過“土地改革”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少地的農民，建立起了集體經濟，對資產階級實行“贖買”政策，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使勞動人民成為社會真正的主人，從而迸發出極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從建國時的只會制作桌椅板凳、進行糧食加工的極其薄弱的工業基礎上，把我國建成了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即擁有39個工業大類、191個中類和525個小類，形成了一個舉世無雙、行業齊全的工業體系。從50年代初期以小于比利時工業規模的工業開始，到70年代末成為了世界上6個最大工業國之一，用20幾年的時間完成了資本主義上百年才實現的工業化進程。

但是，一段時間以來忘記了經濟發展只是完成黨的政治任務的工具之一，鼓吹“黨政分家”，把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架空，絕口不談我們黨的“初心”和“使命”，輿論上出現了“共產主義虛無縹緲論”，誰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講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就被扣上“極左”的帽子。用經濟“綁架”政治，造成事實上“槍指揮黨”的局面，以致出現了經濟指標上去了，兩極分化出現了。錢多了，人心散了，信仰沒有了，道德下滑了，社會矛盾叢生。經濟發展指標上升并不能證明政治方向正確，只有在正確的政治方向指導下經濟發展才能有利于人民。

十八大以后，習近平同志校正了航向。2015年2月2日，他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專題研討班上指出：“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領導力量。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黨的領導是做好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根本保證，是我國政治穩定、經濟發展、民族團結、社會穩定的根本點，絕不能有絲毫動搖。”

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他又一次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闡明的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第一個就是“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堅持黨的科學理論，保持政治穩定，確保國家始終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的顯著優勢”。

正是在黨的全面領導下，我國人民戰勝了疫情，保持了社會的穩定和發展。事實多次證明，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兩條。”（《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234頁）這次重申有著很強的現實意義。

堅持黨的全面領導，不是不要發展社會經濟，而是在正確的政治方向下進行發展。

世界各國都要發展經濟，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發展經濟的政治目的是絕然不同的。資本主義發展經濟是為了滿足資本家對超額利潤的追求，鞏固對勞動人民壓迫、剝削的資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發展經濟是為了滿足廣大勞動人民的物質需求，過上美好幸福的生活，鞏固保護人民、鎮壓敵人、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無產階級專政。列寧非常明確地指出：“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政治和經濟相比不得不放在首位。”（《列寧選集》第四卷第462、463頁）無產階級是這樣，資產階級也是這樣。我們從不同的經濟運行的方式中能夠看出不同的政治目的。

共產黨的領導是政治上的領導，作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最大的優勢是講政治，這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最鮮明的特征。《共產黨宣言》把共產黨的政治內容講得很清楚了，因此我們的政治能夠獲得最廣大人民的擁護。資產階級不敢像共產黨這樣公開地講政治，因為他們的政治是為少數人謀利益，一旦公開講，必然遭到廣大勞動者的反對。但他們并沒有放棄講政治的行動，他們不懈地對我們國家進行意識形態的滲透，豢養了一批巧舌如簧的代理人，千方百計地否定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虛無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企圖實現“和平演變”，并且在世界各地搞“顏色革命”，就充分說明了這點。

正是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上冊第123頁），周總理總結的大寨精神“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1964年12月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的指引下，到上世紀70年代末，社會總產值從1949年的446億元，到第五個五年計劃最后一年（1980年）增加到6619億元，增長了15.1倍，年均增長9.4%。（包括三年困難時期年均-0.4%在內）（資料來源：馬洪主編《現代中國經濟事典》，中國社會出版社）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資料，全球年平均增長速度為：50-60年代4.8%，70年代3.4%，80年代2.9%。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了“黨的政治建設”的重大命題。黨的政治建設是黨的根本性建設。2020年12月24-25日政治局的民主生活會上，習近平同志連續說了四個“講政治”，強調“最重要的就是堅持正確政治方向，始終保持我們黨的政治本色”。2021年1月22日，他在十九屆中央紀委五次全會上的講話中再提“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所以我們必須從講政治的高度做經濟工作，用政治眼光觀察和分析經濟社會問題，提高政治敏銳度和政治鑒別力，善于洞察經濟活動的政治后果。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當擔起全面領導的作用，因為它有著顯著區別于其他政黨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以及“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的優良傳統。“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毛澤東《為人民服務》，《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1003頁）能夠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不負人民。習近平同志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全黨要更加自覺地堅定黨性原則，勇于直面問題，敢于刮骨療毒，消除一切損害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蝕黨的健康肌體的病毒，不斷增強黨的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群眾組織力、社會號召力，確保我們黨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強大戰斗力。”（《人民日報》2017年10月19日）2018年6月30日，習近平同志在第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體學習時強調：“黨的政治建設決定黨的建設方向和效果”，“政治方向是黨生存發展第一位的問題，事關黨的前途命運和事業興衰成敗。我們所要堅守的政治方向，就是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就是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略。”（《人民日報》2018年6月30日）

二

《規劃目標》提出的“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共同富裕方向，始終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維護人民根本利益，激發全體人民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促進社會公平，增進民生福祉，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僅是我們黨的政治目標，而且是以國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雙循環的必然要求。

為此《規劃目標》對新發展階段進行了戰略部署。

戰略基點：擴大內需；

戰略支撐：創新科技的自立自強和發揮國有經濟的作用；

戰略設計：堅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各行業的供應鏈，鞏固壯大實體經濟的根基，推動全產業鏈優化升級；

戰略導向：國家發展規劃。

擴大內需，首先就要“扎實推動共同富裕”，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再分配機制，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合理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堅持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很明顯，發展成果人民共享了，后顧之憂解決了，群眾的收入合理增加了，消費才能提高，內需才能擴大，國內循環才能開展。把它設為“戰略基點”是完全正確的。

創新，尤其是科技創新，是今后我國能否站穩腳跟，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的關鍵。現在世界各國都在搶占這塊高地，因此必然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全局中占據核心地位。任何科學技術的發明都是因為工農業生產，人民健康的需要。盡管毛主席早就提出：“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毛澤東文集》第八卷第341頁）并且領導我們打破兩個超級大國的技術壟斷，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造出了“兩彈一星+核潛艇”。周總理在第一次核試驗成功后感慨地說：“我們能不能自力更生地攀登科學技術的高峰，這不僅在國外而且在國內都是有人懷疑的。但是，隨著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現在是應該掃清一切自卑感的時候了。”（2006年第五期《國防大學學報》“巍巍豐碑勵后人——記周恩來為我國國防尖端科技事業嘔心瀝血”作者：周家鼎-周總理辦公室軍事秘書）但是一些人頭腦中“崇洋媚外”，認為“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造不如買，買不如租”一直沒有肅清，一段時間以來，借口創新研發“太費錢”，不利于經濟迅速增長。放棄了自主研發，下馬了大量正在進行的科研項目，造成了我們與世界科技發展距離越拉越大。這次《規劃目標》把它列為“核心地位”“戰略支撐”，明確提出“加大研發投入，健全政府投入為主、社會多渠道投入機制，加大對基礎前沿研究支持。完善金融支持創新體系，促進新技術產業化規模化應用。”是非常及時的。

任何科學技術都不會，也不可能自動轉化為生產力。作為科技工作者，我深知，新的科技成果是多學科交叉而成的。要轉化為生產力，只有進行規模化生產才能形成社會財富。而一條滿足科研成果的生產線和配套工廠，需要進行工業化設計、大量投資進行制造和建設，需要各類工程技術人員解決工業化生產中的各種技術問題、各個崗位上的工人同志熟練的操作，這一切都需要時間，而只有國有經濟能夠在國家統一部署下，調集人才、資金，承擔國家戰略目標的實現。私營經濟在資本控制下，目的是在最短的時間實現利潤最大化，在普通行業的局部上通過引進國外技術還可能實現，但關乎國計民生的關鍵行業，就相形見絀了。因此只有國有經濟才能擔負起“戰略支撐”的重任。

2020年4月10日，習近平同志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七次會議上再次強調，“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是黨執政興國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必須做強做優做大。”加快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發揮國有經濟戰略支撐作用。

幾十年來的市場經濟，以追求GDP為中心的發展模式，造成了“來錢快”的虛擬經濟之風漸盛——這樣提升GDP最快。但只有實體經濟才能為國家創造物質財富，增強國力，也只有實體經濟不斷地升級更新，才能提高經濟質量效益和核心競爭力。

美國的GDP全球第一，但在這次新冠病毒面前卻狼狽不堪，就是因為生產防疫用的口罩、呼吸機、隔離服，乃至裝尸袋生產這些東西的實體經濟制造業，在資本追逐利潤最大化的本性驅使下都離開了美國。醫用口罩的創始者是位于美國明尼蘇達州的3M公司，全球領先的呼吸機是美國的GE公司的產品，可是都不在美國生產。當疫情來臨，美國就沒有足夠的口罩、呼吸機、隔離服來滿足各醫院醫護人員的需求，都要從國外進口。“窺一斑可見全豹”，失去實體經濟，一遇到風浪必將處于被動地位。

同樣，因為片面地追求GDP，各行業產業供應鏈上很少有企業愿意去投資研發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配套產品，因為這比直接購買外國產品組裝提升GDP要慢（進口的零部件產品價格貴，制造的成品價格自然要貴，GDP數值也就高），而且有風險。由于國內產業供應鏈上企業沒有提出需求，相關的科研機構也就不關心這些問題，而是忙于在國外發表論文，獲取名利。

但當帝國主義國家為了實現亡我之心的目的，就會采用斷供產業鏈上配套產品的方式，使你無法最終生產出能夠與他們競爭的產品。通過在經濟上卡我們脖子，逼迫我們在政治上讓步。這也就是唯GDP論者在中美貿易戰中被嚇破膽的原因。

因此在戰略設計上，我們必須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的穩定、鞏固、壯大上，堅持在分行業供應鏈上實現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總之，只有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礎上進行發展，不仰人鼻息，才能經受得起全球經濟因為各種原因對我國經濟的沖擊。

國家規劃的戰略導向是非常明確的，就是“實現初心”“完成使命”，把中國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為實現共產主義打下基礎。

在這個過程中，民營企業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它們是靠工人階級的勞動才得以生存和發展的，成果也必須由人民共享。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了加快社會財富的積累，需要在公有制占主體的情況下，允許由資本運作的私有制企業的存在。為此“十四五規劃”按照《憲法》規定的“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重申了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的“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和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健康成長”。但是私有制經濟畢竟是資本主義的殘留，“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如果動亂和紛爭能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動亂和紛爭。”（《資本論》第一卷第839頁，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于是出現了，為了追逐高額利潤，不管資源被浪費，環境被破壞，造成生產結構失調，產能過剩，工作時間被延長，工資被拖欠，兩極分化嚴重......種種違反人民利益、在人們頭腦中認為不合理的現象。

在市場經濟中，如果不對資本進行節制，讓它無序擴張，必然形成壟斷，這是資本發展的規律。一旦形成壟斷資本，它就必將顛覆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筑，因此我們“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而只有按照《憲法》的要求“對非公有制經濟依法實行監督和管理。”才能讓非公有制經濟和人士健康成長，走社會主義道路。所以，對非公有制經濟必須“一分為二”，采取“團結，教育，改造”，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進程中不可或缺的方法。

三

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是我們建黨、立國的根本。一百年來，我們黨正是在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指引下，戰勝了國民黨反動派，成立了新中國，使人民翻身做了主人，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取得了“抗美援朝”的勝利，保衛了祖國；打破了帝國主義對我們的經濟封鎖，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就，建成了包括“兩彈一星+核潛艇”在內的強大的國防體系；......。

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具有鮮明的階級性，是為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服務的，它和資產階級為少數人服務的意識形態是根本對立的，有著本質的區別。因為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能夠啟發人民的覺悟，反抗壓迫和剝削，威脅了資產階級安逸的剝削生活，自然引起他們的敵視。

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前，誰宣傳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資產階級就利用所掌握的國家機器不擇手段進行打壓，包括污蔑、抹黑、謾罵、查封、驅逐、流放、暗殺......。無產階級獲得政權后，資產階級利用現實社會中在幾千年私有制基礎上形成的腐朽意識形態煽風點火，以對抗用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進行社會改造。他們和國外資產階級勾結，收買不愿意放棄資產階級世界觀的知識分子，歪曲馬列主義，大搞歷史虛無主義，利用一切機會捏造事實攻擊共產黨，否定社會主義制度，抹黑革命英烈，污蔑黨和國家的創始人毛主席......，企圖通過“和平演變”來復辟資本主義。

其中一部分人已經滲透到文學、藝術、宣傳、教育部門，他們利用手中掌握的輿論工具，通過小說、影視劇，捏造歷史事實，用所謂歷史細節來否定我們的黨史、新中國史、社會主義發展史、改革開放史；把革命英烈的事跡，毛主席、魯迅的著作從教科書中刪除，把馬克思主義趕出了課堂；否定教育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要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否定知識青年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是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必要途徑；販賣剝削階級的“學而優則仕”，“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個人第一主義”，“人性是自私的”等等來毒害青年一代，讓他們放棄為人民服務和艱苦奮斗的精神，放棄共產主義遠大理想。以經濟效益第一為名，迎合落后群眾的需求，推出低俗、獵艷、刺激的節目，麻痹人民的靈魂，敗壞了社會風氣。采用封殺我們黨在各個歷史時期創作、描寫工農兵革命形象的文藝作品，讓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腐朽文化和文藝作品充斥舞臺，潛移默化地改變人們對革命的認知，瓦解黨的執政基礎。

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現在有了很大的好轉。但我們必須客觀地看到，由于幾十年來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沖擊，影響了不少現任的領導干部和教師。只有改變這種現象，我們才能在意識形態斗爭中獲勝，保證國家安全。

為此，《規劃目標》中針對性提出“嚴密防范和嚴厲打擊敵對勢力滲透、破壞、顛覆、分裂活動”；在宣傳工作中要“深入開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教育，推進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推動理想信念教育常態化制度化，加強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教育，加強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弘揚黨和人民在各個歷史時期奮斗中形成的偉大精神”，“提倡艱苦奮斗、勤儉節約，開展以勞動創造幸福為主題的宣傳教育”；對文藝工作要求“加強現實題材創作生產，不斷推出反映時代新氣象、謳歌人民新創造的文藝精品”，“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對于教師和干部特別要求“提升教師教書育人能力素質”，“教育引導廣大黨員、干部堅持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黨和人民事業不懈奮斗”，“培養造就大批德才兼備的高素質人才。”

這份《規劃目標》內容很多，意義深遠，以上只是自己初步學習的一點體會。但從字里行間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是遵循《共產黨宣言》指出的“每一歷史時代主要的經濟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所賴以確立的基礎，并且只有從這一基礎出發，這一歷史才能得到說明；因此人類的全部歷史（從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會解體以來）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即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之間斗爭的歷史；這個階級斗爭的歷史包括有一系列發展階段，現在已經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即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一勞永逸地擺脫一切剝削、壓迫以及階級差別和階級斗爭，就不能使自己從進行剝削和統治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的奴役下解放出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37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作者系“兩彈一星”元勛之一葛叔平之子，昆侖策特約評論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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