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朝：對我國醫療事業發展的一個認識
點擊： 作者：王今朝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發布時間:2020-02-23 10:37:29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醫療事業發展的一個主攻方向是醫療體制的市場化改革。這個改革引起許多詬病。有許多學者在反思醫療市場化，特別是看病難，看病貴和醫療資源的私有化。這種反思是非常重要，非常必要的。相對醫療體制改革，醫療事業發展的另一個重要戰略方向，即中西醫的對立統一問題是更為重大的問題。這個問題雖然已經有許多中醫界人士在努力提起社會的注意，特別在武漢抗疫期間表現出來，但總體而言，社會關注度似乎還不夠，必要的共識似乎還遠未達到。這個問題的解決對于推進我國醫療體制改革必然也會產生重大推動作用。本人對醫學專業知識所知有限，但對于疾病和治病有一定的切身體驗和觀察，又對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有相當的哲學認知，所以，不揣淺陋，盡可能謹慎地對我國醫療事業發展提出一種或許會有所裨益的見解。
首先聲明，寫這個小標題并不意味著我絕對地反對、排斥西醫，也不是說，不要它們發展，也不是說，西醫中沒有人認識到中醫的價值，而是因為它反映了一個不可忽視的卻在實際上被人們低估的客觀存在。如果西醫不是那么強大，實際上我也不會產生這個小標題。正是由于西醫的強大，使得我國中醫缺乏必要的市場（病人看?。┲С郑沟梦覈鴮W習研究中醫的人才有極大的供給不足，因為在西醫的光環下，至少許多人棄中醫而學西醫、業西醫了，這就極大地限制了中醫在我國的發展。
我雖然并不懂得醫學專業知識，但也深知西醫具有價值。西醫在西方一開始主要是隨著現代醫學研究、生物研究、化學研究等發展起來的。比如，解剖學、病理學、微生物學，通過聚焦物的作用，精細地獲得了大量的知識。這使得整個西醫聯系起來看，也是博大精深，令人嘆為觀止。實際上，西醫在西方的發展在反對基督教神學的統治上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再基于這些知識，借助現代機械制造，化學合成技術與工業，西醫在醫療工具、醫療藥物上的發展形成了龐大的產業。西方醫學院嚴謹的理論學習、臨床實習和實踐使得西醫在西方衛生、健康和治療方面取得了人類以前難以設想的成就。當年魯迅不信中醫而信西醫是有這些方面的原因的。問題是，在人們心目中的西醫的價值可能遠遠超過了西醫自身的真實價值。
我推測，在中國，人們心目中的西醫的價值遠遠超過了西醫自身的真實價值，是與我們黨的斗爭史分不開的。這是因為西醫在中國的發展與其在西方的發展的動力機制有所不同。在1927年前的舊中國，西醫大概主要是通過中國留學生、西方醫生在中國行醫的方式來實踐的。近代以來西方對中國的軍事、政治、文化、宗教侵入，總是需要醫療資源的支持。西方宗教在中國滲透，除了少數人確實有的人文關懷以外，借助醫療來加強對中國社會的滲透，也是教會在中國開辦醫院的一個主要動機。但1927年前的舊中國既然缺乏西方的科學發展歷程、醫生培訓體系、化學工業，缺醫少藥必然成為常態。1927年，中國共產黨打響了反對國民黨反對派的第一槍，實際上也開辟了西醫在中國傳播的新時代。因為戰爭對士兵和平民人身的大規模高強度傷害，中國共產黨在戰爭中必然急需大量的西醫人才、西醫工具和西醫藥品。士兵年齡普遍年輕，身體素質好，具有醫療價值的槍傷、炮傷都是局部的，因此，按照西醫這種工具主義的短邏輯鏈條理論體系因而在實踐上常常表現為形而上學的治療模式是有效的。隨著黨領導的軍隊的擴大，對西醫的需求就快速增長起來。實際上，黨的地下工作者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從敵占區和戰利品中獲得藥物和醫療器械（這在一些經典電影作品中有反映）。所俘虜的國民黨、日本軍隊醫療人員也成為中國共產黨軍隊和根據地、解放區醫療人才的重要來源。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加美援華醫療隊隊長諾爾曼·白求恩來到中國，為黨的醫療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黨也安排一些人員正式地或在實踐中學習西醫的醫療和護理知識，并成立自己的現代意義上的醫院。著名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原名“晉察冀軍區后方醫院”，成立于1937年11月7日。白求恩1938年來到醫院，幫助創建了八路軍“模范醫院”和“特種外科醫院”。在戰爭需要的支持下，西醫得到黨的重視是十分自然的。這種重視實際上一直延續到解放后，甚至直到這次疫情發生之前。此次援助武漢抗擊疫情的北京協和醫院前身是洛克菲勒基金會創辦的，現在中國排名第一；四川華西醫院前身是于美國、加拿大、英國等國基督教會1892年在成都創建的仁濟、存仁醫院，現在中國排名第二；素有“南湘雅、北協和”盛譽的中南大學湘雅醫院前身由美國耶魯大學雅禮協會于1906年創建；與上述三家醫院一起被新華網稱為“四大天團”的山東大學齊魯醫院前身是由美國人聶會東1890年創辦的。瀏覽這些醫院的科室介紹，足以見到西醫在這些醫院中的地位。也足以想見中國許多其他醫院中西醫的地位。說中國眾多醫院（可能除中醫院外的所有醫院）中，西醫在醫生數量、科室數量、用藥數量、用藥價值、相關設備上相對中醫具有統治地位，應該并不為過。
由于西醫的統治地位，它阻礙中醫有其必然之理。這毋庸置疑。假如一個患者既可以用中醫治療，也可以用西醫治療，當患者主要面對的是西醫時，從統計學上看，他/她以更大的概率選擇西醫，即使從理論上看，用中醫可能他/她花錢更少，預后更好。當然，這里的表達決不是否認我國西醫工作者為我國西醫發展和社會發展所做出的重大貢獻。我深知，他們絕大多數人為著祖國的興旺、人民的健康而工作的。其中割棄個人利益者不乏其人。此次武漢抗疫得到來自我國西醫戰線的醫生、公立醫院的支持就是證明。
在本部分的結尾，我要重申，這里的本意不是要否定西醫的價值，不是否定西醫需要發展，而最多是說，西醫可以有更好的發展。1949年9月，中國的軍隊中的西醫力量大概也只有一兩萬【1】。至今已有相當充分的發展。但是直到建國70多年的今天，中國在西醫醫療理論、醫療技術和藥品工業領域相距西方都有相當的差距。這種差距中至少有部分領域的部分差距本來是可以消除的，有些領域本來是可以實現趕超的【2】。這里的分析的一個含義是，我國西醫領域本來可以有更多人可以對中醫做出更多貢獻的。
也要首先聲明，這里的小標題并不意味著我不知道、不承認我國中醫也有發展，而只是意味著在我看來，中醫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既然如此，必有阻礙因素。中醫沒有得到重大發展，必有重大阻礙因素。
據資料，1922年北洋政府時期頒布施行教育系列方案時，就將中醫藥學排斥于正規教育體系之外，引起中醫界的抗爭。國民黨政府在1929年曾提出“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的方針；1936年又制定“國醫在科學上無根據”，一律不許執業的謬政。由于這些政府的短命，這些阻礙其實并不足論。但我推測，北洋政府、國民政府之無能，特別是深受外國之影響，推出相同相似的阻礙中醫發展的政策的背后，可能都有外國人介入的因素。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曾深受教條化馬克思主義之害，其實北洋政府和蔣介石政府更是深受西化教條之害！
我們有必要考慮這樣一種可能性，那就是，其實，阻礙中醫發展的因素在我們黨內也存在。有資料指出，延安時期，“中西醫之間矛盾尖銳，毛澤東身邊的醫生都是西醫，他們不同意毛澤東服用中藥。”【3】據資料，1951年，衛生部的個別領導公開發表文章，稱中醫為“封建醫”，把中醫中藥知識看作是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筑”，應該隨封建社會的消滅而被消滅。這一錯誤觀點流傳很廣，并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成為有些衛生行政部門的干部實行排擠和逐步消滅中醫的理論依據，引起廣大中醫和人民群眾的不滿。特別是1951年5月1日衛生部公布的《中醫師暫行條例》及實施細則，與1952年10月4日公布的《中醫師考試暫行辦法》，均規定了一些不切實際的要求和過于苛刻的辦法，使大多數中醫不能合法執業。當時，由中央衛生部直接領導的中醫師資格審查，僅就華北地區68個縣來講，竟有90％以上的中醫師被認為是“不合格”的。對中醫師的考試，由于多為西醫內容，使得大多數中醫師被淘汰。如在天津中醫師考試中，其結果僅有1/10的中醫師通過。在高等教育中沒有中醫藥這一學科，使得中醫藥人才的培養問題沒有著落。在國家實行公費醫療制度中，中醫藥治療費用不能報銷，中醫無法發揮應有的作用。1951年12月，衛生部發出的《關于組織中醫進修學校及進修班的通知》，盡管目的是組織中醫進修業務，但講授的大都是西醫課程。一些行政領導對中醫的提高和改造要求過高過急，不是從保持中醫傳統的理論和醫療特色出發來發展中醫，而是錯誤地認為中醫必將被西醫代替，由城市到鄉村，由鄉村走向自然淘汰。
到了20世紀80年代，錢學森還有這樣的描述：“我們知道中醫包含著科學真理，非常寶貴的科學真理，但人們‘以貌取人’，懷疑中醫有沒有真理，或進而認為中醫是封建糟粕。”（1984年5月16日致李印生——《錢學森書信選（上卷）》0088頁，國防工業出版社 2008，6）；“中醫理論的這一令人生畏的形象也使得不少人對它不理解，所以盡管《憲法》上明明寫了，他還不愿支持，甚而打擊。就連中醫學院也有人反對中醫！”“我現在認為，中醫所遇到的困難是個20世紀社會主義中國的意識形態問題。中醫理論講陰陽五行，令人望而生畏！我國的各級領導總是不大敢放手支持中醫、發展中醫，心里怕。怕封建迷信、會道門又來了。這當然是誤解，但你的語言嚇人呀。在舊社會，官僚們不禁封建迷信、會道門，所以中醫反而可以生存！再就是：那一套陰陽五行，對青年格格不相入，即便他學會讀古漢文，他也領會不了中醫的精髓。”【4】從錢學森的論述中足以看到、想象我國中醫發展所遇到的困難了。
更多的資料不用詳述了，再只要指出，有中醫學者、關心祖國醫學的人認為，“從來沒有見過一個民族如此使勁消滅自己的民族醫學”、“我們正在見證中醫的消亡”、“亡了文化（中醫是杰出代表）比亡國還慘”、“中醫之殤”，就可以明白我國中醫現在所處的處境了【5】。
與第一部分相聯系的一個方面是，當西醫發展壯大后，圍繞西醫就可能會形成一個排斥中醫的集團。西醫醫生的培訓容易使得西醫培養出來的醫生排斥中醫，圍繞西醫的產業排斥中醫產業，而與西醫打交道的政府部門可能更加偏向西醫而排斥中醫。有文章稱：“總統尼克松在《1999不戰而勝》中寫道：‘當有一天中國的年輕人已經不再相信他們老祖宗的教導和他們的傳統文化，我們美國人就不戰而勝了。’”；“2004年，當小洛克菲勒死了以后，美國人漢斯·魯斯克撰寫了《洛克菲勒藥品帝國的真相》，將洛克菲勒對中醫的陰謀策劃和盤托出。洛克菲勒集團策劃了一個陰謀，于1915年在中國成立了協和醫學院，把西醫打進來，并以學術基金會的名義免費培訓中國人學習西醫。這個基金會可以給中國教授西醫的學校贊助，但是有一個條件，就是必須給這些學生并通過這些學生給中國人灌輸這樣的思想：即放棄自古以來流傳下來的‘安全有效廉價的中醫’，而相信昂貴的西藥”【6】。在西方這樣的戰略和我國客觀實際下，我國不得不對中醫的發展做出相應的戰略性安排！
現在來看，我國對于西醫和中醫的對立統一處理得還不好。第一，西醫醫藥、醫療設備“極端產業化”。醫藥、醫療設備需要產業來支撐，來發展，但西方的醫藥、醫療設備的產業是私人的，是以賺取利潤為唯一目的的，治病救人只是必要的附帶。因此，醫藥和醫療設備的壟斷及其基礎上的高價格是其基本趨向。這就增加了病人的成本。一些醫藥企業為了增加利潤，明知有低成本或更有效的藥物，卻拒絕生產。為了增加銷售，手段可以無所不用其極。高醫療成本已經成為美國社會的一種痼疾。在中國，醫藥、醫療設備“極端產業化”產生了醫藥企業和醫療設備企業與醫院、醫生勾結的問題，進而產生了濫用藥和濫用醫療設備的問題，導致病人成本增加，使得醫療保障制度難以運行。西方醫療產業也覬覦中國龐大人口基數可能產生的對西醫醫療資源的需求。
第二，西醫的形而上學的救治思維使得它對大量的急性病患者、慢性病患者、頑固病患者、疑難病患者、并發病患者、老年患者并不有效。有觀點認為，西醫在治療病毒感染上乏善可陳，反而可能導致副作用，甚至死亡。有報導稱，西醫激素療法治療非典患者留下嚴重的股骨頭壞死后遺癥。西醫的一些認識亟待提高，但也很難。比如，西醫普遍認為，神經性皮炎很難治。確實，擦用一些西醫藥品可以很快消除皮炎，但之后還會反復發作。但只要一個人按照中醫思維，注意尋找原因并克服之，就有可能使之得到解決。這是本人的一個感受。還有一點也非常重要。那就是西醫分科過于厲害。而中醫容易培養出全科人才，便于病人。比如，歷史記載，華佗經過數十年的醫療實踐，熟練地掌握了養生、方藥、針灸和手術等治療手段，精通內、外、婦、兒各科，臨證施治，診斷精確，方法簡捷，療效神速，被譽為“神醫”。如今，恐怕沒有一個西醫能夠做到華佗這樣的全科水平的。據網上資料，一位民間中醫在救治新冠病毒疾病給出的中醫治療方案多達30種，與一些中醫合作，救治病人極多【7】。
第三，我國看病難、看病貴已經成患。西醫需要長期的專業培訓，由此產生極高的培訓費用向病人和社會轉嫁。西醫壟斷醫療業導致醫療成本上升。據報導，美國的西醫不乏年收入達上百萬美元者。經常就醫的人們普遍有一種經驗，那就是，醫生開方固然有專業知識為背景，但在很多情況下，也是試錯。中國許多窮人久病成良醫，使用中藥解決了自己和他人很多問題。許多人不去醫院，也自行用中醫之道解決了自身的健康問題。在許多情況下，對于許多人來講，中醫確實是一種低成本高效率的解決方案。中國有許多人在自學中醫，盡管自學中醫很難。
第四，西醫缺乏整體思維基因，片面依賴不利于社會進步，不利于提升社會辯證思維水平。有報道稱，有西方學者認為，95%的外科手術給患者造成的傷害遠大于益處；感冒打針輸液給美國人造成了極大傷害，等等【8】。這個報道即使不完全可信，也不可等閑視之。從辯證思維來看，中醫的整體思維確實是西醫所欠缺的，盡管有觀點認為，西醫的整體思維在上升。錢學森認為，中醫現代化是醫學發展的正道，最終會引起科學技術體系的改造——科學革命。錢學森關于發展中醫有許多有益的重大思想。中國一些人指責中國沒有大師。這些人卻根本沒有考慮到，我國重大需要由我國人民自己來解決是大師煉成的必由之路。
第五，片面強調西醫，不利于祖國中醫事業的傳承，不利于我國生產和就業，不利于我國國際收支。中國許多西醫藥物和醫療器械還需要進口。這種進口減少了我國的生產、就業和貿易盈余。比如，通過更多中醫使用，我國中藥的生產就可以增加，由此增加就業，減少對國外藥物的進口。中藥的擴大生產和使用還會促進我國挖掘祖國傳統醫學寶庫，發展新的中醫知識。
第六，中醫的發展將會促進中國對世界做出更大貢獻。1953年12月底，毛澤東在杭州劉莊賓館小憩時說：”中國對世界有三大貢獻，第一是中醫。”實際上，有資料顯示，我國中醫在外科手術方面要遠遠早于西方【10】。有觀點認為，“中醫治療急癥的效果不亞于慢性病，中醫真正的優勢不在于慢性病，而在于急癥”【11】。我也曾看到過一些中醫治療急癥的案例。在急癥中，最典型的莫過于處理瘟疫了。歷史記載，我國封建社會以來，曾經歷321次大瘟疫，都因中醫之功，沒有造成歐洲黑死病那樣使人口劇減的大災難【12】。從當前實際看，在西醫實踐中，醫生實際上主要是依賴教科書來治病，而病人的實際情況是千差萬別的。許多病癥并沒有出現在西醫的教科書中。我懷疑，西醫教科書中的救治方式實際上也是根據西醫醫藥和醫療用品的供給來編寫的，難以適應千差萬別的病人需要。而我國中醫已經積累起大量的治療西醫不可治病癥的方法?？梢运伎既缦碌膯栴}：在今天中國的病患中，有多少比例是只有西醫可治的，有多少比例是只有中醫可治的，有多少是二者都可治的，有多少是二者結合可以更好治療的。這種思考，無需具體數據的答案，都將會讓我們得到一種結論：中醫亟待發展。還可以設想這樣一種情況：假如西方近代沒有興起，因此也不可能侵入中國，那么，中國醫學事業將會完全沿著自身的軌道發展，那將是怎樣的一種景象呀！以這種景象為參照，也足以可知，我國中醫亟待發展。更何況，量變引起質變誠是事物發展的一種基本規律。西醫發展數百年，會繼續發展，但西方日益陷入難以自拔的自鎖困境。它在我國發揮了重大作用并將繼續發揮重大作用的同時，也必將推動我國醫療事業在中西醫的對立統一中向著更多更好發展中醫的方向前進。西醫在我國的發展有可能成為推動中醫發展的重要物質條件【13】。使二者由對立向統一來轉化，必有賴于我國的政策。
四、發展中醫必下政策重藥
考慮到中醫與西醫之間的客觀的嚴重的不平衡，考慮到中醫所面對的阻礙因素的嚴重性，考慮到發展中醫面臨的技術難度（包括閱讀、理解古文的困難【14】；中醫話語轉化為實踐的困難；與中醫配套的藥材生產的困難；中醫藥產業的困難；中醫靈活運用的困難；等等），如果不下政策重藥，雖然有客觀需要的推動，在未來幾十年，我國的中醫發展也不可能得到改觀，連出幾個杰出人物都不可能。
實際上，早在1913年，毛澤東就曾在《講堂錄》筆記中寫道：“醫道中西，各有所長。中言氣脈，西言實驗。然言氣脈者，理太微妙，常人難識，故常失之虛。言實驗者，求專質而氣則離矣，故常失其本，則二者又各有所偏矣。”【15】此時的毛澤東雖然還人微言輕，但他的認識已經達到處理中西醫對立統一關系的一種頂峰。這也是本文所持有的一種基本觀點。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從事革命事業并成為黨的領導核心的毛澤東主席堅持不懈地抓中醫發展，提出了許多好的思想并實踐之。比如，早在井岡山斗爭時期，就提出“草醫草藥要重視起來”；1928年11月25日，在《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提出對傷員“用中西兩法治療”；“草醫草藥要重視起來，敵人是封鎖不了我們的。”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力排眾議，堅持把李鼎銘開的四服中藥吃了下去（疼痛果然消失，胳膊活動自如了），又介紹李鼎銘為八路軍的干部、戰士治病。很快，中醫中藥成了八路軍必不可少的醫療方式。“1950年8月，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召開。毛澤東主席提出‘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中西醫結合’新中國衛生工作的三個基本原則，并且作了‘團結新老中西醫各部分醫藥衛生工作人員，組成鞏固的統一戰線，為開展偉大的人民衛生工作而奮斗”的題詞’”；1954年，做出重要批示：“中藥應當很好地保護與發展。我國的中藥有幾千年歷史，是祖國極寶貴的財產，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將是我們的罪過；中醫書籍應進行整理……如不整理，就會絕版。”同年，他又指示：“即時成立中醫研究院。”1955年，毛澤東主席在一次會上又嚴肅指出：幾年來，都解放了，唱戲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醫還沒得到解放。中醫進修西醫化了?？床黄鹬嗅t藥，是奴顏婢膝奴才式的資產階級思想。于是，在全國范圍內調集名醫，于1955年12月成立了中國中醫研究院【16】。1958年10月11日，毛澤東主席對衛生部黨組向中央寫的《關于西醫學中醫離職學習班的總結報告》作了“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加以提高”的著名批示。在這一批示中，毛澤東主席還指出：“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個省、市、自治區各辦一個70人至80人的西醫離職學習班，以兩年為期，則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們就有大約2000名這樣的中西醫結合的高級醫生，其中可能出幾個高明的理論家。”在他的指示下，衛生部于1955年2月2日發出《關于取消禁止中醫使用白紙處方規定的通知》，旨在取消對中醫行醫的限制。1956年11月27日，衛生部發布了《關于廢除中醫師暫行條例的通令》?！锻睢贩Q：本部在1951年5月1日公布的《中醫師暫行條例》，與黨的中醫政策精神相違背，使中醫工作受到嚴重損害，特此宣布廢除。屠呦呦等發展的青蒿素以及我國中醫在治療某些癌癥方面所收奇效可以證明，毛澤東主席發展中醫的戰略是有效的，是值得進一步吸收、發展、實施的。
毛澤東主席對中醫的重視得到了錢學森的傳承和發展。錢學森認為，醫學的前途是中醫現代化，而不在什么其他途徑。人體科學的方向是中醫，不是西醫，西醫也要走到中醫的道路上來【17】。
如果有了毛澤東主席就中醫所做的工作，有了我國發展中醫的新成就，有了錢學森就發展中醫所做的系列思考，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醫發展還如此慘淡，就足以可見新時代發展中醫必下重藥的科學性、必要性之所在了。
五、發展中醫的目標和手段
我想，也許，把中醫做成與西醫并駕齊驅、相輔相成的事業應該是我國中醫發展的長遠目標。這個目標一旦達到，錢學森所設想的建設新醫學的世界級目標應該就可以達到。
為了達到這個目標，目前可以選擇的手段似乎可以說是“損有余而補不足”。這里，所謂損有余，不是完全限制西醫的發展，而是在繼續加大對西醫的投入的情況下，除了給有志于從事中醫事業的新人以更多的機會之外，從西醫那里調集一些人力、物力、財力轉移到中醫事業的發展中來。我相信，我國的西醫人才中有不少是相信西醫的。我讀《黃帝內經》時發現，其中一些行文風格與當代西方經濟學一些重要文獻的行文風格是類似的。實際上，《資本論》的行文風格也與當代西方經濟學一些重要文獻的行文風格是類似的。所以，真正親和、接受和懂得西醫精髓的西醫是完全可以接受中醫進而發展中醫的。當然，發展中醫也需要一系列其它戰略手段的支持。如果在幾十年后的世界清晰地看到，中國人至晚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三個十年開始就發起了一場有效的發展中醫的運動，那么，我國發展中醫的手段才可能是充分的。這應該也是我國十八大后深化改革戰略決策的一個應有之義。
奠定中醫框架的四大經典《黃帝內經》《難經》《傷寒雜病論》《神農本草經》，幾乎都是在大約2000年前出現的，明朝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則是藥學經典。根據有關報道，可以判斷，日本、德國和美國對中藥、中醫的重視和實踐至少在某些方面已經相對地甚至絕對地走到了中國的前面。如果不采取重大戰略措施，那可以說是現代中國人的重大犯罪了。正如毛澤東當年所說，如果我黨有兩三百個真正懂得馬克思主義的人就好了，未來，我國如果出現幾百個能夠如華佗、張仲景、孫思邈、李時珍等人把中醫、中藥做到極致的人物【18】，就標志著我國中醫發展目的的達到。這是很難的。但不難不足以顯示其價值。也應該看到，我國有許多有志之士在從事這方面的工作。如果得到政府的有力支持，則或能放大其功效。把這看作是一種偉大斗爭亦不為過！
最近有報道，我國教育已經做出安排，使中國小學生就要接觸中醫知識。在當下新冠肺炎疫情防治方面，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已經出臺明確的意見和政策，加強對中醫資源的使用，這應該成為我國發展中醫的一個重大契機。對此，人們在衷心擁護之余，一定要防范一些人暗中作梗。一些人暗中作梗，表面上是利益使然，或者專業欠缺，實際上、客觀上可以導致因而可以歸結為民族矛盾、階級矛盾【19】。因為妨礙中醫取得其本來可以取得的發展，不利于我國人民的健康，不利于我國醫療保障事業的發展，不利于我國的經濟發展，不利于我國人民的自由發展，因此必然是親者痛仇者快。而仇者，既包括敵視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內極少數人，也包括敵視我民族、種族的外國人。因此，一定要把中醫發展置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局來看待。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有效地發展中醫。加深對這一問題的理解，可以觀看或反復觀看我國1975年出品的由謝晉、顏碧麗、梁廷鐸導演的經典老電影《春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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