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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建國 ：反思“嚴控公立醫院規模”

點擊：  作者：杜建國    來源：保馬  發布時間:2020-02-23 09:24:01

 

       編者按：武漢封城行將一月，近日總算傳出了“武漢出現明顯床等人”的好消息。與封城初期的“一床難求”相比，在此次疫情中，正是我國的公立醫院系統為武漢及整個湖北解了燃眉之急。自2月10日起，由19個省抽調地方公立醫院組成的醫療團隊，成建制地開往湖北除武漢之外的16個市州及縣級市。相比之下，平日里被輿論與資本熱捧的民營醫院在此次抗疫戰爭中，不僅提供不了與其體量相稱的訓練有素的醫生護士，其如武漢仁愛醫院等莆田系之流甚至占用一線醫護寶貴的醫療物資。在此背景下，作者提出我們必須反思所謂“嚴控公立醫院規模”的輿論與實踐。

原文載于鳳凰網

反思“嚴控公立醫院規模”

杜建國

在阻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主戰場武漢，一線戰斗堡壘定點醫院幾乎全部由公立醫院構成。連日來，醫護人員迎險而上日夜奮戰，其醫術與醫德令全國人民欽佩敬服；另一方面，讓我們感到遺憾的是，“一床難求”的聲音一直此起彼伏不絕于耳，這也常常令醫護人員有心無力望之興嘆。好在國家與湖北方面都在努力增加床位供給，包括新建火神山雷神山醫院，以及對現有醫院迅速改造擴容。

 

▲圖/微博@短發兔-林齊濤。

大型公立醫院在抗疫關鍵時刻“一床難求”的現象或教訓，提醒我們：應該對近年來“嚴控公立醫院規模，為民營醫院留足發展空間”的輿論與實踐進行反思甚至檢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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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與數量被嚴控

公立醫院遭受壓制

中國本來就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再加上經過長期經濟高速增長與大規模城市化，人民群眾的醫療需求越來越高。多年來，輿論一直抱怨看病難住院難，突出表現就是住院床位緊張，一號難求一床難求。看病難或住院床位緊張的問題，其解決方向本來是很清晰很明確的，缺什么補什么，需求的增加只能通過供給的增加來解決，以此類推，醫院床位緊張，患者需求得不到滿足，自然應該加大醫護人員與床位的供給。

作為中國醫療事業的主力軍，公立醫院尤其是三甲醫院進行擴張，增大醫院的規模，增加醫生數量、病床數量，以及相關檢測治療設備的數量，毫無疑問會緩解看病難的問題。

本來，這應該是生活常識，是經濟學常識，以及醫療領域的常識，可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從十幾年前開始，中國主流輿論卻一直對公立醫院的規模擴張持強烈的反對與批評態度，且愈演愈烈。

在這種強大輿論的引導下，大致自七八年前開始，醫療衛生管理部門（衛計委、衛健委）頻繁地出臺有關禁止公立醫院擴大規模的文件與政策，“嚴控公立醫院規模，為民營醫院騰出發展空間”由輿論落實為政策實踐。

如2014年5月13日，國務院發布《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2014年重點工作任務》明確要求：

 “進一步明確公立醫院保基本的職能，優化結構布局，嚴格控制公立醫院床位規模和建設標準”，同時，“優先支持社會資本舉辦非營利性醫療機構”。

2014年6月，衛計委下發了《關于控制公立醫院規模過快擴張的緊急通知》稱：

 “近年來，我國公立醫院規模過快擴張，部分醫院單位規模過大，存在追求床位規模、競相購置大型設備、忽視醫院內部管理和機制建設等粗放式發展的問題（這從何說起？——作者注），提高了醫療費用的不合理增長，擠壓了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與非公立醫院的發展空間……嚴格控制公立醫院床位審批；嚴格控制公立醫院建設標準；嚴格控制公立醫院大型醫用設備配臵；嚴禁公立醫院舉債建設”。

2015年05月17日發布的《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城市公立醫院綜合改革試點的指導意見》強調：

 “從嚴控制公立醫院床位規模、建設標準和大型醫用設備配備，對超出規模標準的公立醫院，要采取綜合措施，逐步壓縮床位。……嚴禁公立醫院舉債建設和超標準裝修。”“鼓勵企業、慈善機構、基金會、商業保險機構等社會力量辦醫，擴大衛生資源總量。”

2015年06月15日《關于促進社會辦醫加快發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要求：

 “控制公立醫院規模，規范公立醫院改制。按照總量控制、結構調整、規模適度的原則，合理控制公立醫療機構數量和規模，拓展社會辦醫發展空間。”

嚴控公立醫院規模的政策，一直持續保持高壓，直至現在未見松動。如2019年6月，十個部委聯合發出《關于印發促進社會辦醫持續健康規范發展意見的通知》。

 

強調：

 “加大政府支持社會辦醫力度”，“嚴格控制公立醫院數量和規模，為社會辦醫留足發展空間。各地在新增或調整醫療衛生資源時，要首先考慮由社會力量舉辦或運營有關醫療機構。”

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該通知與該意見的上述內容在網絡上自發地引起了較大反響與質疑。

由上可見，嚴格控制公立醫院的數量和規模，既是中國輿論界的主流意見，也是屬于政府的重要醫療政策實踐，這是中國的基本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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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控公立醫院規模 給民營醫院留出市場

——違背市場原則

為何為什么要嚴禁公立醫院擴大規模呢？很明顯，是為了“給民營醫院騰出發展空間”、“留足發展空間”，如前所引。

“嚴禁公立醫院擴大規模，給民營醫院留足發展空間”，這種倡議與實踐，符合市場經濟的原則或公平競爭的原則嗎？

毫無疑問，這違背了市場經濟的原則，這根本不是在“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

什么是公平合理的醫療市場秩序？

市場經濟就是要講究充分競爭平等競爭，不管哪種類型的、哪種所有制的企業，都應該一視同仁，不應該得到政府額外的幫扶或打壓。具體到醫療領域來說，就是不論大醫院小醫院、公立醫院還是私立醫院，政府不該抬一個壓一個，而是應該一碗水端平，讓各類醫院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自己決定自己如何發展壯大，讓患者在他們中間自由選擇，最終實現優勝劣汰，良幣驅逐劣幣，促進醫療技術水平的提高進步。

中國目前的醫療體制下，無論公立還是非公立的，都是自負盈虧的，都是合格的市場參與主體。公立三甲醫院跟民營醫院一樣面臨著生存壓力，其收到的財政撥款數額已經很少了，占醫院總支出的比重很低，具體數字因每家醫院的規模與具體情況而不同，據報道，有的三甲醫院，各類財政撥款僅占其支出的3%。醫院與醫院之間，都是競爭關系，患者選擇了A醫院，就不去B醫院，即使是公立醫院之間，也是如此。單從這一角度來說，中國醫療領域本來已經處在充分的市場競爭狀態了。

顯而易見，在這種條件下，通過嚴禁公立醫院擴大規模來給民營醫院留足發展空間的做法，是嚴重背離市場公平原則的。

近幾年，除了嚴控公立醫院規模之外，還新誕生了一個政策概念“規劃布局”，猛一聽很高端。那么其實際內容是是什么呢？就是要求在城市一定區域一定人口內，對公立醫院的數量與規模進行硬性的規定，不許超標，理由之一是不能資源浪費。可是，與此同時，卻又明文規定“政府不再對社會辦醫的區域總量和空間布局作規劃限制，對社會辦醫配置乙類大型醫用設備實行告知承諾制，取消床位規模要求。”（《關于印發促進社會辦醫持續健康規范發展意見的通知》，十部委聯合下發）

 

▲2015年，江蘇宿遷政府在“賣光”醫院十多年后，

全資18億重建公立醫院“市第一人民醫院”。

另外，犧牲公立醫院為民營醫院留足發展空間的政策，并不僅限于控制公立醫院規模這一方面，下面試舉一例。

我們都知道，決定醫院好壞的各個條件當中，最重要的一個就是有無好的醫生。好的醫生，需要進行長期的培養，公立醫院由于長期積累和自身努力，培養出了中國最豐富的優秀醫生資源。與之相對，民營醫院因自身實力經營思路等問題，一直未能大量培養出優秀醫生人才來。毫無疑問，從公立醫院挖現成的醫生，乃是私立醫院擴大自身優質醫生資源的捷徑。不過，目前絕大多數醫生并不愿意從公立醫院辭職去私立醫院就業，那怎么辦呢？這就需要政策幫助。這幾年，推行了一個政策，讓公立醫院醫生“多點執業”或“自由執業”，就是來實現這個目的的。

我們都知道，人才是企業最寶貴的財富，企業培養一個優秀人才，是耗費很多心血的，從來沒聽說過，華為可以允許自己的員工“多點執業”“自由執業”，一面在華為拿工資一面去中興掙外快的，也從來沒聽說過京東的員工同時可以去阿里兼職并把自己的客戶也帶過去的。可是，偏偏在醫療領域，近年來就公開大力推行這樣的政策，強令公立醫院的好醫生減少在自己單位的上班出診時間，損害公立醫院與患者的利益，去莆田幫醫院那里出診。

公立醫院醫生正規收入偏低，現在又要取消事業編制，再加上推行“多點執業”，這都是在幫助私立醫院更多地無償利用公立醫院醫生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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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醫院在競爭中勝過民營醫院

——醫療領域的基本事實

盡管幾十年來，一如其它領域經濟領域，公立醫院因為姓“公”一直沒有得到輿論的支持，普遍被視為類似于國企那樣的保守落后事物，缺乏發展前景；再加上近些年來，又一直受到政策壓制（如本文討論的“嚴禁公立醫院擴大規模、給民營醫院留足發展空間”），但是，即便如此，中國公立醫院尤其是三甲醫院，依舊能夠沖破這種種障礙，表現出旺盛的生命力，憑其高超的醫療水平、優秀的醫生、規范的管理、可靠的聲譽而始終保有中國絕大多數患者的認可。

衛健委《2018年我國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8年公立醫院數量為12000家左右，民營醫院數量為21000家左右；2018年公立醫院診療人次為30.5億，占醫院總診療人數的85.2%，而民營醫院5.3億人次，占醫院總數的14.8%。這還是經過數年民營醫院“爆發式增長”后的數字，在前些年，比如2012年，民營醫院的就診人數，有的資料說只有勉強接近10%。

 

▲圖/《2018年我國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

從病床數與利用率也反映出同樣的特征。所有床位數中，公立醫院床位占73.7%，民營醫院占26.3%。2018年，全國醫院病床使用率84.2％，其中，公立醫院為91.1%，民營醫院只有63.2%。公立三甲醫院的病床利用率，不用看統計我們也都知道，長期以來一直在100%以上，否則就不會“一床難求”了。

 

▲圖/《2018年我國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

可見，看病去公立醫院尤其是三甲醫院，是中國絕大多數患者的首選。尤其是經過數年來的公立醫院收到持續壓制、民營醫院得到持續幫扶之后，公立醫院在就診人數、病床利用率方面依舊能夠遙遙領先于民營醫院，這更能說明公立醫院的實力。

在全國尤其是武漢的新冠肺炎阻擊戰中，一線戰斗幾乎完全由公立醫院及其醫護人員與各地馳援的醫護人員來支撐。大型公立醫院無論是醫術還是醫德，總體來看，都是其它醫院所望塵莫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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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不足  后天失調

——以莆田系為代表的中國民營醫院

提起中國的民營醫院，大家肯定首先想到的就是莆田系。長期以來，莆田系醫院在中國民營醫院中占據了絕對優勢地位。有資料認為，2012年之前，莆田系醫院的數量為民營醫院總數量的80%。近年來，莆田系之外的各路資本紛紛參與到醫院建立與改制當中，非莆田系的民營醫院的數量有了很大的增長。不過，莆田系依舊牢牢占據民營醫院主力的位置，光“莆田（中國）健康產業總會”旗下會員醫院數量就有6000余家，至于非會員的“莆田系”醫院，數量不詳，不過肯定不低。

至于莆田系的水準，有目共睹。

自誕生之日起，莆田系體內就缺乏“勤勞致富”“規范致富”的基因。莆田系最初只是一些江湖游醫，電線桿上與廁所里的廣告、所謂的“退休老軍醫”，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他們留給我們的記憶，后來得以逐漸做大，并不是靠醫術，而是靠各種“營銷”。

 

▲莆田系民營醫院的小紙片廣告

“營銷”，并不是我的話，而是2015年4月4日莆田（中國）健康產業商會宣布暫停和百度競價推廣合作的公告里面的用語，是莆田系自己對自己的評價：

“以營銷為主導的模式已經無法適應當前行業的發展……總會將積極協助會員單位構建以品牌建設為中心的新型運營模式，響應國家號召，以民生為本，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吸納高端醫療人才、引進先進診療設備、提高醫療技術水平中來，促進民營醫療行業走向健康、規范、可持續發展的產業轉型升級新時代，真正做到讓政府放心、群眾滿意，同行認可。”（2015年4月4日莆田健康產業商會宣布暫停和百度競價推廣合作的公告）

“營銷”，莆田健康產業協會對自己的這一評價是非常中肯的，無論是三十年前張貼在電線桿、廁所里的各類小紙片廣告，還是進入21世紀后的百度競價排名，“營銷”的形式變了，但實質沒有改變。

靠“營銷”而不是靠優秀的醫生、先進的醫療設備、高超的醫療技術，可見，莆田系占據主流的民營醫院發展中面臨的首要問題，并不是公立醫院的競爭，而是自身的先天性缺陷或頑疾。

很遺憾，“暫停”真的只是暫停，與百度的廣告合作繼續進行。2016年，魏則西事件爆發，數十年來一直低調行事、回避大眾輿論莆田系首次成為輿論焦點。

 

莆田系的“營銷”手段走到極端，甚至會成為黑惡暴力犯罪。2019年4月25日，深圳龍崗警方公開披露打掉一起涉醫詐騙犯罪團伙案件，該案中“莆田系醫院”、“網絡醫托”、“網上競價”等三方聯手榨干病患的血汗錢，一時輿論大嘩。

4月27日，莆田健康產業總會就此事件發聲明稱：

“我會全體會員務必以此為戒，進一步加強內部管理，立即安排自查自糾；全體會員務必共同推動民營醫療品牌的樹立，配合國家醫改的全面成功，讓患者認可、讓政府放心！”

該聲明還坦承：

“民營醫療行業至今仍存在一定比例的不法經營者，虛假宣傳、過度醫療、醫療欺詐等違規違法現象客觀存在，部分患者因之蒙受經濟損失、人身和心理損害。”

4月28日莆田健康產業總會秘書長吳曦東接受中新網記者專訪時說：

“民營醫院有能力也有勇氣與‘不法’切割。但是，民營醫院也需要公眾給予一定的寬容性。”

話音剛落，甘肅、寧夏、福建等地也相繼通報了類似案件，大批打著醫院幌子的莆田系黑惡勢力分子被刑拘。如甘肅臨夏警方通報稱，6家涉案莆田系醫院不同程度地存在夸大患者病情、虛增醫療項目、肆意加價收費、篡改醫療數據、超范圍或者無醫療資質人員從事治療等非法經營活動，以及尋釁滋事、敲詐勒索、詐騙、強迫交易等違法犯罪行為，共批捕25人。而銀川莆田系歐亞男健醫院，一個醫院就被批捕了35人。

 

莆田系與“不法”的“切割”，不知何時才能完成。你自己積極與“不法”“切割”，如何讓公眾“寬容”你？

在武漢阻擊新冠肺炎戰斗中，一線戰斗幾乎完全由公立醫院及其醫護人員與全國各地馳援的醫護人員來支撐著。與此同時，占據中國醫院數量半壁江山的莆田系，則看不到作為聽不到動靜。

在防疫物資緊缺的時刻，武漢仁愛醫院，一家整容與不孕不育的莆田系民營醫院，一家基本上對抗擊疫情沒有幫助的醫院，竟然從武漢紅十字會免費領到了1.8萬只KN95口罩，而前線定點醫院正缺乏口罩。消息一出，輿論大嘩，隨即湖北紅十字會3名領導被問責，專職副會長被免職并警告。仁愛醫院屬于誠嘉集團，誠嘉集團董事長陳志松，同時擔任湖北省民營醫院聯合會會長。

 

▲武漢仁愛醫院天眼查數據

莆田系民營醫院以如此戲劇性的方式在阻擊新冠肺炎戰斗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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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系之外的民營醫院

當然，私營或民營醫院，并非只有莆田系這一種類型。如果把莆田系醫院視為靠歪門邪道乃至不法手段發家致富的醫院，那么還有“勤勞致富”類型的私營醫院。如，筆者在北京見過一些私營的眼科醫院與牙科醫院，技術出色，管理也比較規范。北京有家腦外科專科醫院，是十幾年前由幾位從公立醫院離職的頂級的腦外科專家參與建立起來的私營醫院，據報道，該院水平就非常高，在全國處于領先水平。

再如，筆者的老家山東淄博，早在九十年代初期就建立了一家民營醫院，該院自誕生起就沒有像莆田系那樣走“營銷”的捷徑，而是投巨資在國內率先引進了PET、PET-CT等當時在國際上還極其稀缺的高端檢測與治療設備。后來，該院又引進建成了國內第一個質子治療系統，即使在世界上這也屬于先進水平。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后，淄博市公布了14家定點醫院，該院名列其中，且是唯一一家民營醫院。

近年來，在傳統的莆田系資本之外，眾多資本參與到醫療領域當中，非莆田系的民營醫院的數量有了很大的增長。尤其是近三年多來，原來國企內部屬下的醫院被大規模地突擊剝離并改制，這其中有好多變成了民營醫院。

另外，北大醫療集團、華潤醫療集團、同仁集團等旗下的一些醫院，雖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公立醫院，但是，現在好多人直接把它們稱為民營醫院，這似乎也是有些牽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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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幣驅逐良幣

——嚴控公立醫院規模的性質與結果

如前所述，既然連民營醫院的主力莆田系對自己的評價尚且如此不堪，那么輿論與相關部門又有什么理由去“優先支持”他們的發展呢？更不用說還要靠壓制公立醫院來完成了。

長期以來，在醫療領域，輿論想當然地將公立醫院與“權力”、“壟斷”、“政策支持”等聯系甚至等同起來，將私營民營醫院與市場競爭等同起來，詭異的是，事實恰恰相反，如前所述，現在其實是私營醫院或私人醫療資本，獲得了“優先支持”，正在輿論與政府的大力幫助下，通過嚴禁公立醫院擴大規模等反市場或不正當競爭方式，擠占公立醫院的市場份額。這大概是今日中國最為魔幻的一面。

現實中，若是有人說要嚴控恒力石化、榮盛石化、東明石化的規模與擴張，為中石油中石化留足發展空間，或者說，嚴控沙鋼、青山鋼鐵的規模，為寶武鋼、鞍鋼、冀鋼留足發展空間，或者說嚴控比亞迪、吉利、長城的規模為上汽、一汽、東風留足發展空間，那么，這種人這種說法一定會立即淪為過街老鼠遭到全社會的批判。但是，偏偏在醫療領域，這樣荒謬的邏輯與要求竟然能夠堂而皇之大行其道，甚至義正辭嚴，成了社會共識，成了不容置疑“政治正確性”。

可以說，目前醫療領域是中國最違背市場經濟原則的領域。輿論一方面要求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一面卻又要求打壓公立醫院、扶持私立醫院民營資本，這種自相矛盾自我否定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什么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就是讓消費者在商品與商家之間進行自由選擇，政府不要進行干預；什么是市場經濟？就是讓商家、讓企業自生自滅，相互競爭，優勝劣汰，政府不要進行干預。

具體到醫療領域，就是讓患者在醫院之間自由選擇去哪一家就診、去哪一家住院；就是讓醫院之間展開充分競爭，不管所有制、不管大小，優勝劣汰，政府不要干預。

荒唐的是，明明公立三甲醫院深得廣大患者病人的信賴認可，人滿為患，一號難求一床難求，床位利用率常年保持在100%以上，可是，卻被強行禁止擴大規模；而民營醫院，床位利用率大大低于公立醫院，卻得到輿論與政策的“優先支持”。

這已經不是簡單的沒有做到公平競爭了，更是在幫助劣幣驅逐良幣，幫助落后淘汰先進，幫助“不法”者淘汰規范守法者。

為了民營醫療資本的利益——“發展空間”——而不惜打壓公立醫院，這不光對公立醫院來說是不公平的，更重要的是，這損害了廣大患者與人民的生命與健康。無論從市場的角度來看，還是從道德的角度來看，這都是不合理的。

對于公立醫院來說，需要解除套在其頭上的“嚴格控制規模，為民營醫院保留發展空間”這道“緊箍咒”。

現在還有個說法叫“嚴禁公立醫院舉債建設”，包括舉債建設病房、裝修、購買大型診療設備等。現在，公立醫院財政撥款都很少了，日常支出都是靠醫院自己的收入來解決。若擴建的話，一不能上市融資，二不能接受外部資本投入，單靠自有資金肯定是很難的，貸款舉債在所難免。如果禁止公立醫院貸款舉債，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不許公立醫院大規模擴建了。

現在，公平立醫院面臨著無奈的局面。

一方面，輿論不滿公立三甲醫院患者排隊嚴重、黃牛肆虐、一號難求、一床難求，指責公立醫院解決不了看病難，把針對中國醫療的怨氣怒火都噴到公立醫院頭上。一方面，當公立醫院從常識從常理出發，企圖通過增加優質醫療資源的供給來滿足需求破解這一問題時，輿論卻又堅決反對這些醫院擴大自己的規模，反對增加床位、設備、醫生數量。這豈不自相矛盾？豈不荒唐？在這種荒唐的來自對立兩面的指責與要求下，公立三甲醫院只能是無所適從無可奈何：擴大規模，就會被指責試圖壟斷，擠占民營醫院市場；不擴大規模，就被指責尸位素餐解決不了看病難問題。

總之，公立三甲醫院怎么做都是錯的，怎么做都要挨罵。

應該拋棄視公立醫院為“原罪”的既定立場，公正地對待公立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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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醫院該如何贏得人民認可？

我絲毫不反對民營醫院的存在與擴張，尤其是在經過幾十年經濟高速增長之后，一方面廣大人民對醫療的需求越來越高，一方面中國積累了大量的民間或私人資本，這時候，有人愿意把資本投到醫療領域，滿足人民在醫療方面的需求，幫助解決看病難的問題，這有什么不好呢？這總比把錢投到P2P等金融投機詐騙上要好得多。對此我堅決支持。

我反對的是，用反市場的不公平的辦法來人為扶持民營醫院，尤其是在民營醫院自身問題重重的情況下。

長期以來，輿論以及政府對民營醫院一直寵愛有加，“嚴格控制公立醫院規模，為民營醫院保留發展空間”就是突出表現，可是，經過這么多年的袒護與扶持以后，總體來看，中國民營醫院在廣大人民心目中的評價依舊不高，與其龐大的數量和資本占有量極不相稱。

與其它領域對比一下，這種難堪就更為明顯了。伴隨著中國經濟幾十年的高速增長，中國私人企業私營資本也獲得了充足的發展與提高，在各個產業領域，無論在規模上還是在技術水平上，都誕生了很多強大的乃至是世界級的企業企業，無論傳統的鋼鐵、汽車、化工、能源，還是新興的移動通訊、微電子、網絡領域，都是如此。唯獨在醫療領域，私營資本的表現乏善可陳。

中國民營醫院怎樣才能真正在專業上成長壯大起來？

對于多數民營醫院來說，應該擺脫對政府偏袒與扶持的依賴，擺脫對“營銷”乃至“不法”的依賴，苦練內功，不懼與公立醫院展開正面競爭，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靠自身實力贏得患者與人民的認可。這用前面提到的莆田健康產業總會進行反思時的話來說就是：

 “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吸納高端醫療人才、引進先進診療設備、提高醫療技術水平中來，促進民營醫療行業走向健康、規范、可持續發展的產業轉型升級新時代，真正做到讓政府放心、群眾滿意，同行認可。”

要走勤勞致富的正道，而不是走“捷徑”。如前所述，并非所有私營醫院都像莆田系那樣形成了路徑依賴，憑借自己高超的技術、先進的設備，與大型公立醫院一較高下的私營醫院也是存在的。走正道，一樣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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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平對待的結果：

公立醫院數量下降

與民營醫院“爆炸式增長”

2012年，民營醫院的數量還少于公立醫院；2014年，民營醫院數量開始超過公立醫院。

2018中國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截至2018年底，我國公立醫院數量為12032家。有報道說，從2014年以來的5年里，公立醫院數量呈現連年減少趨勢，共減少了1364家。

有的報道說，公立醫院在2013年數量達到最高峰，為13396家，此后五年里，每年又有一定數量的公立醫院消失，平均每年減少270多家。

 

▲圖/《2014年我國衛生和計劃生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

 

▲圖/《2015年我國衛生和計劃生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

 

▲圖/《2016年我國衛生和計劃生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

 

▲圖/《2018年我國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

此消彼長，冰火兩重天。與此同時，民營醫院的數量則大幅度增加，以至于有“爆炸式增長”之說。

截止2018年底，民營醫院數量已經超過21000家，即已經接近公立醫院數量的兩倍了。民營醫院與公立醫院相比，從數量相當到接近兩倍，僅僅用了四五年的時間，不可不謂是“爆炸式增長”。

公立醫院每年減少270家左右，民營醫院每年增加2000家左右，這就是“嚴控公立醫院規模，為民營醫院騰出發展空間”的結果。

民營醫院數量都接近公立醫院兩倍了，現在竟然還有人說公立醫院處于“壟斷”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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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領域也存在“規模優勢”

二十世紀以來，人類在經濟活動與企業生產活動中獲取的很重要的一個經驗就是“規模優勢”。更大的規模，一般意味著更高的生產效率、更穩定的產品質量、更多的學習交流機會，即更高的競爭力。

在醫療領域，規模優勢也是同樣存在的，這也是醫院擴大規模的客觀必要性所在。

規模更大的醫院，相對管理成本就更低。

醫院規模更大，檢測與診療設備的利用率也就越高。

診療水平的進步提高，很大程度上源自診療經驗的積累。醫院規模越大，前來就診的患者就越多，醫生積累的經驗就越多。

醫院本身就是個大學校，規模越大，醫生數量也就越多，醫生之間互相交流學習的機會也就更多。

更多的診療經驗，更多的醫生之間的交流學習，各方面結合起來，促進了醫生診療水平進一步的提高。這正是小醫院無法與大醫院相比的地方，也正是建立更大規模的醫院的必要性所在。

同樣兩個協和醫科大學的畢業生，一個畢業后去了基層社區醫院，一個留在協和醫院，10年之后，兩人的醫術水平肯定是不一樣的，留在協和醫院的肯定要比去社區醫院的那一個的水平高出很多，畢竟接觸患者不一樣，周圍的同事不一樣，每天所接觸到的信息不一樣，人與人的差距自然就慢慢拉開了。

多年來，大家一直抱怨每年那么多醫學生畢業，好多都找不到工作。讓醫學生能當上醫生，讓他們多年的艱苦學習不付諸東流，最簡單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擴建醫院，接收容納更多的醫學生，可是，由于“嚴控公立醫院規模”，導致大量醫學生無法學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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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甲醫院擴張

并不與加強基層醫療相對立

除了“為民營醫院留足發展空間”即把市場份額、利潤留給民營醫院之外，反對公立醫院規模與床位擴張的另一個理由或借口，就是“把患者留在基層醫院與診所”。

這個理由有其合理之處，但是不合理處也很多，總體來看，不應該以“把患者留在基層醫院與診所”為由，禁止大型公立醫院擴張。這種做法，弊遠遠大于利，理由如下。

第一，患者只要能看上病了，不必非要在基層還是上級醫院之間糾結。患者能夠很容易地去大型醫院看病，這其實是一件好事。“基層就診”不是目的，“三級診療”也不是目的，“就診”才是目的；只要達到了就診的目的，就不要再就基層還是三甲而人為制造對立是非了。患者與廣大人民群眾自己都不在乎去三甲醫院看病，我們為何要替他們鳴冤叫屈呢？

就舉個疫情主戰場武漢的例子。早在2012年，武漢晚報就曾就三甲醫院“一床難求”現象做過一個調查，這項微調查名為“煉獄四月，病床難求，你可曾睡過病房走廊？” 調查結果顯示，52%的市民自己住院治病，首選三級大醫院；70%的市民就算三甲醫院床位不夠，也不愿意轉入社區醫院。（《“一床難求”：五成寧愿睡走廊也首選三甲醫院》，武漢晚報2012年4月18日）

為什么這樣選擇？原因很明顯很簡單，那就是大型醫院診療水平要比基層醫院好很多，為此，患者寧肯多受些苦也要去三甲醫院看病住院。短期來看，這一現象不可能得到根本扭轉。

這種現象，固然可以說基層醫療水平差、亟待加強，但是，反過來也可以說中國包括三甲醫院在內的高水平的大型醫院太親民了，高水平醫生工作量大，診療質優價廉，讓廣大中低收入群體也能享用、承受，用一位醫生大V說“中國公立三甲醫院讓國外的貴族醫療在中國平民化了”。

像這幾年屢屢成為輿論焦點的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經擴建后達到了一萬張床位，這本來是解決看病難的一大善舉，是應該得到表揚認可的，可是，卻被輿論大加撻伐。一億河南人民，不是去小診所而是到大的規范的診療效果更好的醫院里住院就診，這竟然成了一件壞事！

明明是好事，可是，在好多人眼里成了壞事，這種觀察角度、這種心態是不可取的，需要從根本上扭轉。

第二，筆者并不是忽視基層醫療，目前基層醫院與診所的確需要加強，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高等級的大型醫院，同樣也是需要加強的，其規模也是需要擴大的。發展基層機構與發展高等級醫院，這二者其實是并行不悖的，而不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沒必要將二者對立起來。對中國醫療來說，目前需要做的，應該是兩條腿走路，基層醫院、診所與高等級醫院三甲醫院，應該都同時得到更多的投入與支持，而不是靠犧牲一個加強一個。事實上，中國基層醫療最近十幾年來的改善是很大的。

第三，削弱大型醫院對加強基層醫院幫助甚微。“嚴控大型公立醫院的規模擴張，資源就會下沉到基層”，輿論與政策文件都在這么說，這個邏輯貌似有理，其實細推起來，根本不成立，根本站不住腳，是一廂情愿。為什么？假如中國目前只有公立醫院一種類型一個系統的醫院，那么可以通過這個手段來達到目標，屆時，大型醫院不擴張不接收新醫生，這些醫生沒有別的就業出路，那么就只好去基層醫院診所，在這種前提下，政策是有效的，手段與目的是統一的。但是，目前中國并不是只有公立醫院，私營民營醫院的數量甚至遠遠超過了公立醫院，這時候，若嚴控公立醫院規模，嚴控醫生與病床的數量，那么資源未必就會下沉到基層。就拿醫生來說，既然公立三甲醫院不擴張不接收容納他，他會有別的選擇，他可以選擇去和睦家、去莆田系醫院，而未必非得去基層醫院。可見，“嚴控大型公立醫院的規模擴張”，名義上表面上是為了貫徹三級診療與加強基層醫療，可實踐中起到的作用更多的是讓優秀醫生資源無法在大型醫院就業，只好到民營醫院，甚至干脆離開醫生行業選擇其它職業。

第四，患者優先選擇到大型公立醫院尤其是三甲醫院就診將是一個長期的客觀歷史現象。對大型醫院一號難求、一床難求現象，輿論首先想到的是這意味著“看病難”，但換一個角度來看，這其實代表了中國經濟社會與全民醫療水準的進步。首先，經過幾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人民的收入普遍提高了，包括廣大中低收入階層也是如此。錢多了，人民自然愿意且有能力選擇去更好的醫院看病，過去收入低條件差，即使想去中心城市的三甲醫院看病，也負擔不起。其次，自2003年起，中國在城鄉局面逐漸普及了醫保，目前大致已實現了全民覆蓋，不光基層醫院，就是三甲的報銷比例也不算低了，還可以跨省報銷。有了醫保報銷，原來看不起的病住不起的院現在也能看得起住得起了。再者，現在交通無論航空、鐵路、公路比過去發達多了，出行比過去方便多了，這也減少了人民去中心城市大醫院看病的障礙。

近幾年來，我去過很多地方參觀，每去一地，我都會就醫療問題向當地人士詢問。新疆的這位干部的話，我認為是很有代表性的：

 “2016年去新疆時，當地一個干部曾向我講述了他自己的一個觀察結論：現在都在抱怨‘看病難’，三級甲等醫院人滿為患，不過換個角度來看，這其實是一個好現象，這反映出多數農民也能去中心城市的大醫院看病了。過去，農民沒有任何醫保，看病完全靠自費，因此農民即便有了大病也大都只在基層醫院治療應付，而盡量不去離家遠的治療水準更高、花費也就更多的三級甲等醫院；自從有了新農合后，基層醫院大病報銷比例百分之七八十，去三級甲等醫院看病也能報銷百分之六十左右，治療成本降低了不少，這樣一來，農民有了大病也就敢去三級甲等醫院治療，因此醫院就變得擁擠了。”（杜建國：《從新農合與免費透析看中國醫療進步》，觀察者網2017年11月17日https://www.guancha.cn/DuJianGuo/2017_11_17_435217_s.shtml）

有位網友的話也很有代表性：“記得五年前（2012年），一家地市中心醫院的財務總監對我說，目前新農合總體報銷比率在他們醫院是45%，國家的目標是三四年內提高到60%。另外他也說，有了新農合后，醫院病人爆炸式增長，主要是因為以前農民有病都是拖著，實在不行了才去醫院，更別說他們這種全市最好的醫院了，有了新農合后，基本有病就往醫院跑，加上以前積累下來的老病人。”

2017年，我去廣州參觀過一家著名的醫院，該院院長也向我表達了同樣的觀點。

綜上所述可見，當前大型公立醫院擴大規模，增加醫生與病床的數量，完全是針對人民的客觀需求的正常合理的反應，對提高中國人民的醫療水準是很有必要很有幫助的，整體來看，不應該以任何理由對之進行壓制。

封面：2月17日武漢體育中心方艙醫院（攝/新華社記者肖藝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