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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說起中央紅軍或紅一方面軍，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林彪的一軍團與彭德懷的三軍團，十大元帥里面有一半多是出自這兩個軍團或與這兩個軍團有很深淵源的。不過，當年紅一方面軍中還曾有另外一個實力雄厚的軍團，地位僅次于一三軍團，那就是五軍團。令人遺憾的是，紅五軍團現在并不太為人熟知，比如，在很有影響的電視劇《長征》里面，曾在長征中發揮過重要作用的紅五軍團，竟然很少被提到，其軍團長董振堂甚至干脆（幾乎）沒有露面。

董振堂，河北邢臺人，1895年出生，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畢業后加入馮玉祥的西北軍，官至師長。北伐時期，馮玉祥起用共產黨員對部隊進行整訓，出任西北軍政治部副部長的中共黨員劉伯堅，深得董振堂等西北軍軍官的敬重。

北伐剛結束，國民黨“新軍閥”們跟老軍閥一樣，立即展開了混戰。蔣馮閻桂大戰結束后，董振堂所在的西北軍主力一部被改編為國軍26路軍，董振堂任旅長。1931年，26路軍被遣往江西“剿共”。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駐守在寧都、厭倦了內戰的26路軍要求北上抗日，遭蔣介石阻止。同年12月14日，董振堂與26路軍參謀長趙博生（剛加入中共不久，1933年犧牲）、旅長季振同、團長黃中岳等人，領導發起寧都暴動，率26路軍主力加入了紅軍。當時紅軍不過三萬余人，董振堂他們一下子就帶來1.7萬人。起義部隊組成紅五軍團，董振堂任副軍團長兼軍長，后任軍團長。北伐時期即深得董、趙等人敬重的劉伯堅出任軍團政治部主任，與肖勁光（任軍團政委）等人來改造這支舊部隊。

起義后董振堂被批準入黨，得知消息，他將三千多元私人積蓄全部交給組織。軍政委何長工把這件事報告給毛澤東。毛澤東說：不要全交嘛，寄些給家里，留一點自己用。董振堂堅持全交，說：“革命了，個人的一切都交給黨，還要錢干什么？”（見《毛澤東傳1893——1949》）

寧都暴動前后，恰逢毛澤東開始被“左傾”領導者逐步剝奪軍事指揮權。1932年1月，新領導們率三軍團貿然攻打贛州，結果被困堅城之下，腹背受敵。此時紅軍的戰略機動兵力只剩下了五軍團，而眾人對五軍團這支剛起義過來的部隊還不放心。被晾在一邊的毛澤東這時再度出山救火，力主起用五軍團去施援。最后五軍團不負眾望，將三軍團解救了出來。一方面軍開始長征時，共轄有一、三、五、八（湘江戰役后編制取消劃歸五軍團）、九這五個軍團，五軍團殿后，付出慘重犧牲后掩護全軍過了湘江，著名的“斷腸將軍”陳樹湘就是五軍團的師長。遵義會議，董振堂作為軍團指揮員是二十余位參會者之一。四渡赤水后，紅軍過金沙江，最后擔任阻擊的仍是五軍團。

一、四方面軍會師后，進行了混編，組成左右兩路軍，五軍團更名為紅五軍，劃歸左路軍指揮。毛澤東等堅持按原計劃，率右路軍中的一、三軍團實施了北上，而張國燾率領的左路軍即四方面軍以及原一方面軍的五、九軍團，則沒有如約北上。《康克清回憶錄》講，當時身在左路軍的董振堂堅持要率部北上，與張國燾發生了爭執，張國燾（一說是其手下的黃超）當著朱德的面，打了董振堂耳光。董振堂為避免加劇分裂，強壓怒火，忍辱負重，繼續留在了左路軍。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軍會寧會師后，紅五軍旋即渡黃河加入西路軍。1937年1月，在堅守高臺一役中，紅五軍幾乎全軍陣亡，部隊番號沒有再恢復。是役董振堂受傷后戰至最后一刻，開槍自盡。

以解放后活躍于外交界而知名的黃鎮，是寧都暴動的參加者，學美術出身的他，長征期間曾為董振堂畫了一幅速寫。后來，“紅軍詩人”魏傳統為此畫作配了一首詩：

“軍團長，董振堂；戰士雄姿人尊仰！隨身不離槍，和氣待同志。耿耿忠于黨，虔誠作殿軍，有勇且知方！”（“有勇且知方”出自《論語·先進》）

董振堂，雖孔武偉岸勇冠三軍，但是強而不橫，待同志和氣；勇而知方，對組織忠誠。舊軍隊就不說了，即便是新軍隊中，又有多少人能做到這一點呢？

寧都暴動，強大的政府軍投向了弱小的紅軍；董振堂等人，拋棄高官厚祿，加入紅軍，屢屢在危難中顯身手，直至最后率全軍犧牲——當年中共革命為何有如此強大的吸引力？

九一八事變后，就在董振堂、趙博生、季振同等人欲北上抗日卻遭蔣介石禁阻的時候，中共六屆政治局候補委員、1905年出生的年輕的廣東工人、省港大罷工的領導者之一羅登賢，出任滿洲省委書記。上任伊始羅登賢就說，“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一定與東北人民同患難共生死……黨內不許任何人提出離開東北的要求”。楊靖宇、趙尚志、李兆麟等日后著名的東北抗日將領，當時都是由他派出分赴各地展開活動的。羅登賢在東北推行的符合當地條件的抗日路線，招致當時“左”傾中央的不滿，被撤銷了省委書記職務，于1932年底調回上海任職于全總?；厣虾２痪?，1933年3月底，羅登賢就因叛徒告密而被捕， 8月29日就義于南京雨花臺。被捕后羅登賢曾在上海接受審判，法官指責他“反動”，羅登賢立即予以反駁：

“你們給我的罪名是‘反動分子’，我要告訴你們我的經歷。我曾經組織和領導1925年省港大罷工，我還參加了滿洲義勇軍戰爭，從滿洲回來還沒多長時間，又組織策劃上海的日本紡織業大罷工，這些都是反帝國主義斗爭的一部分，把我當作反革命分子將我控告，難道指的是這些事情嗎？我的一切行動，都是反帝愛國的。誰敢說我反動？”

當時，宋慶齡、楊杏佛等人組織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發表了《告全國人民書——號召大家一致起來保護被捕的革命者》一文，其中對羅登賢有如此評價：“被捕者理直氣壯的論點和英勇不屈的態度，充分表現他們是中國的反帝戰士，他們全都是中國人民應該為之驕傲的典型，羅登賢是他們中間的一個典型……不使他們遭受酷刑與死亡，釋放他們，就是釋放中國民族革命精神不可征服的力量”。

像羅登賢這樣具有“不可征服的力量”的人物，當年在中共內部不可勝數，董振堂趙博生他們怎能不見賢思齊？

近幾十年來，流行“告別革命”、“躲避崇高”，輿論對顧順章、向忠發之流津津樂道，而羅登賢、王荷波這樣的同是工人出身的頂天立地的英雄則漸漸被遺忘了。

紅軍何以成為“不可征服的力量”？

一部中國近代史，就是一部反復令人絕望的歷史。直至“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了新的思想動員方式與組織動員方式，才讓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從根本上看到了希望或出路。新的革命道路，再加上頑強的意志，令中共雖不止一次地遭受重挫卻又總是能再迅速崛起。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共立即展開反擊，不幾年便由星星之火擴大為燎原之勢。隨后再遭劫難，王明“左”傾路線令中共白區力量全軍覆沒、紅區被迫長征?？此粕礁F水盡，轉眼間又柳暗花明。白區力量一度被斬草除根，可是到1935年一二·九運動時，便已經開始重振旗鼓了。紅軍經過長征，殘破之師落腳陜北，依舊雄心萬丈，欲大展宏圖。

現在人們都愛講，到達陜北長征結束后，紅軍已是“走投無路”，多虧西安事變這一“偶然性”事件，才令其死里逃生。這純屬庸人之見。1936年2月，到達陜北后不久的毛澤東寫下了《沁園春 雪》， “千里冰封，萬里雪飄”在其眼中不是嚴酷而是“妖嬈”，更激發出他“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無限豪情。這像是走投無路者寫的詩嗎？何況當時，擁有這種豪情的，不只是毛澤東個人，而是整個中共與紅軍。與紅軍相比，真正走投無路的反倒是擁兵三十萬的張學良以及楊虎城，他們不僅無心圍剿紅軍，反而心甘情愿地與紅軍結盟并接受中共的指導，共圖“反蔣抗日”大計。目前，有許多人干脆認為，西安事變前張學良不僅已“接受馬列主義”，甚至秘密加入了中共。從1931年12月14日到1936年12月12日，可以說，西安事變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場擴大版的寧都暴動，張學良楊虎城無非是在追隨董振堂、趙博生他們的腳步。至于西安事變在蘇聯干預下、造成更有利于蔣介石的戲劇性結局另論。

從董振堂趙博生到張學良楊虎城，當年中國革命能不斷地令敵方軍隊投向自己，這難道不是“不可征服的力量”？

現在只要說起長征，幾乎都在講紅軍能吃苦，紅軍當然吃了很多苦，但是，紅軍的主要特征并不在于能吃苦，而在于對未來充滿信心，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強烈的精神優越感（正是有了精神優越感他們才能吃得了苦中苦）。《西行漫記》的出色之處就在于將紅軍的這一精神風貌充分展現了出來：到達陜北的紅軍，雖歷盡苦難，但是在他們臉上既看不到絲毫的沮喪與倦態，也看不到那種所謂的“苦行僧”式的緊張與局促，相反是昂揚向上精神飽滿。三十年前，筆者還未看過《西行漫記》，那時先看到斯諾前妻洛伊斯·惠勒·斯諾編輯的照片集《斯諾眼中的中國》。斯諾所拍攝的紅軍，從朱毛到普通戰士，一個個光芒四射，簡樸而又軒昂，瘦削而又強健，讓筆者感覺似乎紅軍剛經歷的不是一場艱苦卓絕的遠征，而是一場瀟灑愜意的旅行。

1945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講得好：“一九三一年一月，以陳紹禹同志為首的‘左’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分子……召開了六屆四中全會。這次會議的召開沒有任何積極的建設的作用”。當年，若不是王明教條宗派把持大權，在蘇區排斥毛澤東（在白區則是排斥打擊像何孟雄林育南這樣的反對其錯誤路線的老革命），紅五軍團以及整個紅軍、整個中國革命當會有另外一種經歷。跟王明這些教條宗派分子與空降而來的暴發戶相比，毛澤東更善于團結人、尊重人，更善于發現他人的光明面，更善于激勵發揮別人的正面作用，從井岡山爭取袁文才王佐到寧都暴動后改造紅五軍團，莫不如此，也正因為這一點——而不只是能力出眾，他才逐漸成為全黨擁戴的領袖。井岡山本來是袁文才、王佐的地盤，毛澤東率部到達后，先是讓袁王接納自己在山上落腳，進而讓袁王服膺革命原則，從傳統的草寇升華為紅軍。1929年毛澤東率紅四軍主力離開井岡山，東去贛閩開辟新根據地，留守井岡山的一部分人與袁文才王佐就沒能繼續保持團結，發生了火并，隨之失去了群眾基礎，最終沒能守住這塊起家的根據地。

朱毛關系雖與此不同，但也有相似之處。擁兵者必然自重，歷來如此。會師井岡山后，為著革命如何發展這一大問題，朱毛之間也是各持己見互不服氣，但是他們始終以大目標為重，沒有將分歧激化為火并或分裂，而是經過一番曲折后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這相比于翟讓李密、“王倫晁蓋”以及國民黨新軍閥草頭王混戰，的確是代表了更高的政治道德水準。

反觀王明教條宗派，則是自己陰暗還老瞅著別人革命不堅定，大肆“肅反”，成事不足敗事有余。革命，是靠激發大多數人的尊嚴與責任感來取得成功的，而不是靠“肅反”來取得成功的。教條宗派講，大搞“肅反”是師承俄國革命傳統，其實，“全俄肅反委員會”（契卡）在俄國革命中所發揮的作用，根本沒有后人想象得那么大。革命初期，還沒有肅反委員會，完全靠具有群眾基礎的工人與士兵蘇維埃；內戰爆發后，主要靠的是大規模的正規紅軍，肅反委員會起的作用很小。肅反委員會領導人捷爾任斯基，也不是布爾什維克的重要領袖，他在列寧時代一直是一個普通的中央委員，根本沒有進入政治局的希望。列寧去世后，斯大林攬權，才將與自己抱團的捷爾任斯基拉進了政治局（不久即去世）?？浯笊踔辽窕C反委員會在革命歷史上的作用，自此才開始。在五軍團后期的改造中，教條宗派搞什么“留兵不留官”，人為制造、擴大矛盾。五軍團首任政委肖勁光回憶，解放前后毛澤東曾多次講季振同與黃中岳等人是被冤殺的。周恩來1972年在回憶黨史時，曾公開講到:“寧都起義，當然是我黨做了工作，但季振同、黃中岳起了重要作用。后來說他二人不安心，想把隊伍拖走。李克農向我報告，我同意將他們逮捕，結果搞死了。這件事，我也有責任的。”（轉引自《董振堂傳》，甘肅人民出版社2013年）

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軍甘肅會寧會師時，五軍團（紅五軍）又在華家嶺擔當阻擊，隨后就渡黃河加入西路軍，因此董振堂沒能再見到毛澤東。有資料講，董振堂渡河前，曾專門致書信于毛澤東，不知此信的內容以及原件是否保存下來了。

董振堂犧牲后延安舉行的追悼會上，毛澤東說，“路遙知馬力。董振堂是堅決革命的同志。”1937年12月14日，毛澤東在延安親自主持了“寧都暴動六周年”紀念活動，與尚存的暴動參加者合影，并在照片上題詞：“為創建新的紅五軍團而奮斗”！

2009年，董振堂與趙博生雙雙被列入“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

董振堂、趙博生等人的“革命領路人”劉伯堅，被毛澤東贊為“我黨我軍政治工作第一人”。紅軍主力長征后，劉伯堅奉命留守蘇區，負傷被俘，就義前，他留下了名句“帶鐐長街行，志氣愈軒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