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勞動合同法對企業有利?
——兼論樓部長的自相矛盾
一
近日,樓繼偉部長再次攻擊勞動合同法,宣稱該法不合理,對企業的保護嚴重不足,降低了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不利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超前了50年”(2015年樓繼偉清華大學演講語),應該予以重大修改(實際上相當于廢除)。
具體怎樣降低了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呢?樓部長認為,首先,中國大量外向型、代工制的企業,本來不需要簽訂長期合同,但是勞動合同法的存在,卻使得企業不得不跟職工簽訂長期合同;對于企業來說,擺脫勞動法的約束,改為簽訂臨時合同,沒有訂單了,就讓職工回家,有訂單了再把他們召回來,這樣才可取。
這類“有訂單就開工生產、沒訂單就停工”的企業,一般說來,第一是小型企業;第二是非資本密集型的企業,因為資本密集型企業難以承受經常停工的損失;第三,對工人的技術要求低,可輕松地找到替代者。
這類小作坊式的、非資本密集的、技術含量低的企業,大多數的“血汗工廠”就出自其間,不喜歡勞動合同法的企業出自其間的也最多了。但是,就為了照顧這類企業的利益,而取消勞動法,這樣值當的嗎?
答案是很明確的:不值當的。首先,這類小作坊式企業,即使在代工企業里面,也不是主流;其次,代工企業也不能算是中國企業的主流。
中國工業早已告別了“八億件襯衫換一架空客飛機”的時代。現在中國不僅是世界工廠,同時也是第一工業科技大國,盡管輿論大都忽略了這一點。根據歐盟統計局2009年的統計,早在2006年,中國就已成為全球第一大高科技產品出口國了。今天的中國,正向全球出口核電站、火電站、水電站、通訊設備、天然氣專用船舶、超深油氣開采平臺、全球分辨率最高的顯示器、盾構機、遠程防空導彈、高鐵、重載列車、兩千萬噸級的煉油廠、無人飛機、超大型曲軸、芯片光刻機與刻蝕機、各類工程機械等等,無視這些巨變,依舊把早在十年前就已經提供全球最多的高科技產品的中國企業當作只能進行低級加工的血汗工廠來看待,這恐怕算是最不“與時俱進”的認識了。
現代化大生產,對資本投入與技術積累的要求越來越高,這同時要求職工隊伍要穩定,這樣才有利于職工的技術與經驗的積累。簽訂較長期勞動合同而非臨時或短期合同,不僅是對工人的保護,同時是促進企業往高處走的一個必要手段,否則,總用小作坊式的血汗工廠式的思維方式來經營管理現代化大企業,又能有多大出息呢?你要是讓華為中興跟職工只簽臨時合同或短期合同,不光職工不愿意,就是企業方面也不會答應的。取消勞動法,就是讓中國所有企業向血汗工廠看齊,無論從社會公正角度來看還是從效率技術角度來看,都是一種毋庸置疑的倒退。
盡管樓部長口口聲聲自己是在為企業著想,但事實上,中國企業、包括大多數私營企業,并非跟樓部長一樣,它們對勞動合同法并沒有強烈抵觸,甚至持歡迎態度。2008年新勞動合同法正式施行后,中國最優秀的私營企業之一、工程機械行業的全球巨頭三一集團的董事向文波,就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支持該法:
“勞動合同法出臺后所引發的爭議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企業雇主所產生的心理恐慌,而不是源于對企業的實際損害。即使沒有勞動合同法,優秀企業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也會按勞動合同法的精神做事,所以對企業經營不可能有什么實質性影響。”(向文波:《堅決實施勞動合同法 促進企業和諧》,人民日報2008-03-18 第12版)
中國也是全球最大的代工企業鴻海集團(即富士康)的老板郭臺銘,在勞動合同法通過后也是公開予以支持。2018年初郭臺銘在勞動合同法、就業促進法、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貫徹實施座談會上的發言,堪稱是對反勞動法者的最好回擊,有興趣者可去看一下該長篇發言。樓部長說代工企業反對勞動法,有多大代表性呢?
實行勞動合同法后,不少媒體放言說這將逼迫跨國企業撤離中國。就此當時向文波還指出:
“新《勞動合同法》公布以后,有些外企出現了‘外逃’現象。我個人認為,這是一種好現象,根本不值得大驚小怪。少數外資企業利用中國改革開放早期急于引進外資所制定的各種特殊優惠政策,享受超國民待遇:比如利用中國過去不重視環保、節省大量環保成本;不重視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節省大量人力成本,低成本獲取土地等自然資源,享受各種稅收優惠與補貼,分享中國發展機遇。當中國政府稍微調整政策,希望這些企業稍盡社會責任的時候,這些企業因為投資成本極低,轉換成本同樣很低,于是這些“候鳥企業”就開始“遷徙”,在全球尋找新的棲息地。這類企業除了分吃我們的‘人口紅利’、損害我們的環境、消耗我們有限的資源、虛增進出口貿易之外,其實對中國發展沒有什么實質性意義。”(向文波:《新勞動合同法致外企“外逃”是好現象》,紅網2008年03月20日報道)
八年過去了,“勞動合同法逼迫企業外逃”現象,何曾出現過?中國依舊幾乎始終是全球吸引外資第一大國。
二
樓部長不滿勞動合同法的第二個理由是,在現行勞動法規定下,職工要離開企業,企業不能予以阻攔,致使企業培養職工的花費打了水漂,等等。這一理由尤其荒唐,這實際上是要求恢復在某些血汗工廠曾經實行過的扣下身份證、交押金之類惡劣做法。采用這種做法后,老板對職工不僅可以任意地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甚而員工也喪失了“遷徙自由”。這種做法發展到極端,不就成了那種“黑煤窯”了嗎?跟奴隸制何異?還談什么市場經濟?再說,樓部長所心疼的那類時開張時不開張的準作坊式企業,能舍得投入培訓職工嗎?
職工離職不必向原企業“付費”,這對企業其實是好事。難道勞動力自由流動不正是市場經濟的優越性所在嗎?難道不正是職工的自由流動和低代價或無代價離職這一看似對單個企業不利的行為,促進了所有企業整體上的進步嗎?你不好好對待員工、經營企業,你的員工就會跳槽到別的競爭對手那里去——這不正是市場競爭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嗎?華為公司與中興公司若出臺這樣的規定,要求職工得交出自己的身份證并交納一定數額的押金,如若膽敢跳槽到對方去,就扣押你的身份證與押金不還,這樣一來,這兩家企業還會雙雙成為國際通訊設備巨頭嗎?
需要說明的是,勞動合同法對職工離職時補償“培訓費”問題并非像樓部長所描述的那樣不予涉及,而是有相關內容的,其第22條規定:“用人單位為勞動者提供專項培訓費用,對其進行專業技術培訓的,可以與該勞動者訂立協議,約定服務期。勞動者違反服務期約定的,應當按照約定向用人單位支付違約金。違約金的數額不得超過用人單位提供的培訓費用。用人單位要求勞動者支付的違約金不得超過服務期尚未履行部分所應分攤的培訓費用。”近年來航空公司根據此規定跟跳槽的飛行員打了幾場官司。
三
要求削弱、取締勞動法的再一個理由是勞動法令工資上漲過快,使企業失去了競爭力。“工資上漲太快”,是毫無經驗支撐的說法,大多數人會作出自己的判斷,無需我贅言。在此我想強調的是,多年來,一直流行著一種輿論:“中國工人工資上漲過快,致使跨國企業紛紛撤離中國,轉而投資越南、柬埔寨、孟加拉等國”,這種輿論的錯誤之處不僅在于工資過快增長的事實并不存在,更在于其潛臺詞,即中國吸引投資以及中國企業的競爭力主要在于低工資、在于廉價勞動力。
中國的競爭優勢絕不僅僅限于所謂的廉價勞動力,甚至主要不是靠廉價而是其它。就拿蘋果手機來說,從喬布斯到現在的庫克,都公開表示蘋果生產離不了中國,回不到美國,因為:第一,中國有著全球獨一無二的龐大的技術工人與工程師群體,該群體不僅價廉而且物美,美國則很匱乏,至于南亞一些國家的勞動力則只有價廉缺乏物美;第二,中國的產業配套相當完整,像手機顯示屏(竊以為有人誤將顯示屏翻譯為玻璃了,美國玻璃生產廠康寧還是實力雄厚的),在大陸就能就近供應,而美國缺乏顯示屏生產線;第三,中國基礎設施建設發達,從公路鐵路港口,到電力、通信等莫不如此。上述多重因素的結合才令中國成為蘋果生產的首選之地。
2010年接受央視才采訪的郭臺銘在表示自己的企業不可能大規模撤離中國時,也大致表述了類似的意見。
當前的輿論很詭異,一會兒說,中國的高增長沒啥了不起的,都是些低端血汗工廠,人民也享受不到增長的好處,中國要崩潰了;一會兒又說,中國工資上漲了,中國制造成本上升了,企業都要撤資了,中國要崩潰了。
眾所周知,一百多年前,福特就已經把工資上漲有利于生產效率提高、有利于企業發展的道理給講清楚了,怎么樓部長連福特的見識都不如呢?
四
近年來,經濟放緩,企業利潤降低,競爭壓力加大,該怎么辦?像好多人說的那樣,應該給企業“減負”甚至取消勞動合同法嗎?我老家山東淄博博山,是一座老工業城市,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休克療法式的激進國企改革后趨于衰敗,不過至今仍舊有不少工業企業。我有個中學同學,開了家水泵制造廠,2014年夏天跟我見面時,他說的一番話令我印象深刻:
“現在經濟下滑,產品銷路不廣,可是,廠里也不敢貿然裁員,畢竟萬一形勢又好了,想重新再招合格的技術工人是件很麻煩的事情。希望企業能盡快撐到形勢好轉的那一天。”
對于大多數企業來說,最期望的是經濟形勢好、產品銷路廣、利潤有保證,而不是整日盤算著如何對付職工、如何對付勞動法。
形勢不好,最直接、最根本、最有效的辦法是扭轉形勢,遏制下滑恢復增長,而不是削弱或取消勞動法。取締了勞動法,難道形勢就好轉了?需求就增加了?產品銷路就廣了?投資就回升了?
眾所周知,這幾年來樓繼偉部長一貫反對中國經濟繼續維持高增長,不斷預言中國經濟需要“震蕩筑底”(2015年11月09日央視報道“講透中央精神 回應基層關切”),鼓吹降速有利于中國經濟。若“震蕩筑底”了,陷入危機了,企業就都陷入困境了,有什么好處呢?樓部長一方面做出關心企業狀,要求削弱取消勞動法,一方面卻又反對中國經濟維持高增長,鼓吹“震蕩”,這到底是在關心企業還是危害企業?這真是令人難以理喻。
樓部長隔三差五地鼓吹中國經濟繼續下滑,在外媒看來這對中國經濟已經造成了明確的危害:
“中國決策者本周初的一系列動作嚇壞了投資者:中國央行引導人民幣兌美元跌至重要心理關口;與此同時中國財政部長和《人民日報》的相關言論也沖淡了政府會用大規模刺激舉措來提振經濟增速的希望。受此影響,中國股市周一創出歷史最差新年首個交易日表現,并引發全球股市拋售。”(華爾街日報《中國政府政策信號不一引發投資者恐慌》,2016年1月5日)
樓部長的施政措施,在政府部門內部并非沒有引起爭議。2015年夏天在發改委官員與財政部官員舉行的會議上,發改委官員就指出財政部要為經濟變糟負責:
“政府(指的是財政部)的瞎折騰。提醒關注兩個文件——地方融資平臺政策大幅調整《關于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43號、一些政策調整帶來額外沖擊《清理規范稅收優惠政策的通知》62號。這兩個文件本意都是沒有問題的,但與一二十年來中國整個經濟的運行機制是完全違背的。結果《關于妥善解決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在建項目后續融資問題意見的通知》40號文否了43號文,《關于稅收等優惠政策相關事項的通知》25號否了62文。政府反過來調過去的折騰,影響了正常運行的機制。”(《發改委與財政部專家內部穩增長會議紀要》)財政部出臺的43與62號文件,壓制地方債務平臺以及地方政府出臺招商引資優惠政策,后來經濟下滑嚴重,不得不用40號文否了43號文,25號否了62文。
五
樓部長作為“學者型、專家型”官員,為了給自己取消勞動法以取悅血汗工廠的念頭制造合理性,搬出了“全要素生產率”這樣的術語,據他說,勞動合同法不利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按照樓部長的邏輯,豈不是那些不遵守勞動合同法、連個合同都不肯簽的小作坊,反倒要比三一、華為更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了?這可能嗎?全要素生產率,到底是什么?看似深奧,其實虛頭吧腦的,就連這一術語的發明者也說不清道不明,發明它大概就是為了便于唬人。
樓部長理論上的不能自洽之處還有很多。眾所周知,樓部長不光反勞動法,同時也反對“投資拉動”,主張“消費拉動”。且不論消費拉動可行不可行,請問樓部長,勞動法取締了,工人收入降低了,如何擴大需求增加消費呢?
樓部長反勞動法,理由之一是為了使中國盡快渡過“中等收入陷阱”階段,可是,勞動法取締、工資降低或增速放緩,不正是讓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無法自拔嗎?
樓部長說社保即將虧空,因此要求第一職工延遲退休、并且在退休后繼續交保費,第二國企股份要劃歸社保基金(即讓樓部長來支配);可是樓部長又說,中國社保累積過多,企業不堪重負,因此應該降低企業方面繳納的額度,并將這一要求迅速予以落實(見《再降社保繳費率,將減輕企業負擔270億元》)。請問樓部長,社保到底是盈還是虧啊?
樓部長認為中國過去的高速發展粗放低效、有速度沒質量(我認為樓部長這一觀點不符合事實,是在貶低中國改革與發展的成就),應該盡快調整結構產業升級,可是,取消了勞動法,不正是讓中國經濟向血汗工廠回歸嗎?這只有降級,哪有升級?
如前所述,樓部長聲稱取消勞動合同法是為了企業的利益,可是,他卻又反對中國經濟繼續高增長——經濟不增長了,就沒利潤了,企業咋發展呢?甚至咋活下去呢?難道為了達到取消勞動法的目的,不惜讓中國經濟陷入危機,好借此“倒逼”中國企業退化為血汗工廠嗎?
2015年6月24日華盛頓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期間,樓部長對美國人說:“希望美國,提高儲蓄率,并轉為投資,在基礎設施以及創新等方面,發揮投資的更大的作用,對全球做更大的貢獻”。加大投資、提高增長速度,樓部長給美國人的建議都是正確的,可是,他在中國實行的政策卻與之截然相反:要“消費拉動”(消費拉動說根本不成立,參閱拙文《沒有速度就沒有質量》),放棄投資,降低速度,“震蕩筑底”。請問樓部長,您為何給美國人提出了正確的建議,而對中國的建議則相反?
再如2015年9月5日樓部長參加的G20會議發布了聯合公報,強調為應對全球經濟下滑,“促進投資是各國的當務之急”,這是正確的。但是,樓部長在會議上談論中國經濟時卻反著來,鼓吹中國經濟要“降速”、要“消費拉動”不要投資拉動。這一矛盾該如何解釋?
樓部長還經常控訴中國融資難、融資成本高,令企業不堪重負,可是樓部長卻又反對政府降息降準,稱降息降準就是“大水漫灌”,就是加重“杠桿化”,不可取。可是,不降息降準,怎么削減企業的融資成本呢?在下滑嚴重的情況下,降息降準明明是普降甘霖,咋就成了大水漫灌?
結 語
十八屆五中全會中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這五大發展理念。如上所述,勞動法若取締,第一將促使中國經濟向血汗工廠倒退,第二將加劇貧富差距,這樣一來,至少是有悖于創新與共享的理念的。
2013年08月28日視察大連加氫反應器制造有限公司時,習近平說:“技術人員和工人是企業最寶貴的財富,要抓好隊伍的穩定性,調動他們的積極性。隨著企業經濟效益不斷提高,工人待遇也要相應提高。”
大道至簡,在我看來,習近平這番話,比樓部長那些動輒扯上什么“全要素生產率”、“消費拉動”、“中等收入陷阱”、“去杠桿化”的所謂經濟學理論,更符合中國的實際,更能促進中國的良性發展。
(來源:產業人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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