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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女子北京看病怒斥號販子”的視頻在網上熱傳、成為輿論熱點。大量媒體的反應趨于一致，異口同聲地將醫院號販子（黃牛）現象歸罪于“壟斷醫療體制”。

經過媒體持續多年的宣傳，中國公立醫院系統跟壟斷連在一起，似乎已經成了不證自明的真理，其實，再也沒有比這一觀念距離現實更遠的了。確實，中國有著龐大的公立醫院系統，但是，中國有著同樣龐大的私立醫院系統。

在中國，其實醫療領域早已全面放開，充分實現了市場化，就數量而言，早在數年前，就有了公立醫院與私立醫院各占半壁江山之說。2013年以來，由于受到政策扶持，私立醫院的數量更是迅猛增加，而公立醫院總量則沒有增加，甚至有所減少。有媒體認為，2014年末，私立醫院的數量就超過公立醫院的數量了(華夏時報：《今年民營醫院數量將首超公立醫院民營醫院夾縫中生存》)。這其中，大名鼎鼎的某某系私立醫院，就大約占了八成。

開辦私立醫院，早已沒有政策限制，而且私立醫院數量都過半了，何來公立醫院壟斷？說中國醫療體制壟斷，就跟說中國鋼鐵、機械、化工、紡織、電子、集成電路產業也是壟斷的一樣毫無根據。

盡管數量過半，但是私立醫院的業務量卻僅僅只占全國的一成左右，“2012年中國衛生統計年鑒顯示，民營醫院診療人次數僅占9%，資產僅占總量的7%”（南方周末：《“某某系”：游醫終成王國》）。

數量占了一半，業務量卻只有可憐的一成，這怎么解釋？難道是由于公立醫院壟斷了某些醫療領域，不許私立醫院涉足造成的？不是。

原因其實很簡單：盡管經過了三十多年的發展，私立醫院治療水平普遍較低或醫術普遍較差的局面始終未能根本改觀。以某某系為代表的私立醫院，治療水平遠低于公立醫院；而且，這類醫院大都集中于不孕不育、性病、牙科、皮膚科、美容整形等不易致死的專科領域，涉足全科醫院的較少。

公立醫院，尤其是大型三甲醫院排隊掛號隊伍每日長龍不斷，這很好理解：因為這些醫院治療水平高、治療費用低、治療過程規范，質優價廉。也正因為如此，票販子們才應運而生。

媒體說，壟斷醫療體制導致票販子泛濫，那在北京，工體的演唱會，鳥巢的足球比賽，國家大劇院的音樂會，都常有票販子從中作梗，這難道也跟體制壟斷有關？前幾年，無數人為蘋果手機而瘋魔，蘋果專賣店發售新手機時，那隊伍排得不知比同仁協和醫院的掛號隊伍長多少，其中“黃牛”云集，但沒見媒體人抱怨這是“體制壟斷”。

我也痛恨票販子現象，但是，這不能歸罪于“壟斷體制”。從“打破壟斷體制”出發來解決票販子現象，那就是緣木求魚。作為非專業人士，我認為至少應該：第一加重對票販子的打擊與懲罰力度；第二，采取掛號就診實名制等辦法減少號販子鉆漏洞的可能性；第三，加大醫療投入，增加優質醫療資源。

“女子北京看病怒斥號販子”事件發生后，有人撰文《看病難不是醫生的錯，不是黃牛的錯，是壟斷的錯》，并得到了媒體的熱捧。這位不愿批評號販子且反對對號販子予以法律懲處的大夫，給出的解決辦法是“讓醫生自由定價”，把價格提高，這樣一來，第一沒錢的患者自然就不來看病了，第二票販子們就沒法像原來那樣利用廉價掛號費加價銷售了。當然，那些被高價治療拒之門外的患者的生死，寫那篇文章的人就不管了。其實，那作者單單要求大夫自由定價權還不夠充分，或者說他進一步的要求并沒能說出口：應該將公立醫院私有化給他個人，畢竟有了明晰的產權，才可以自由定價。

多年來，指責公立醫院的聲音不絕于耳，現在已經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票販子”視頻熱播的同時，有媒體也從“廁紙”的角度加入了批判：

 “追問公立醫院廁所咋沒手紙：何時才能尊重患者體驗？筆者體驗了北京多家三甲醫院的廁所，幾乎沒有一家提供手紙，龍頭不出水，門上沒掛鉤等現象比比皆是。有院長說，三甲醫院能掛上號就不錯了，談體驗感太奢侈。這種優越感的根源在于，公立醫院長期處于壟斷地位。”

該報道最后說：“如何才能讓公立醫院放下架子、重視患者體驗感呢？出路就是鼓勵社會資本辦醫，促進醫療市場平等競爭。有競爭才有活力，沒競爭就沒動力。”

中國哪里不許社會辦醫了？醫療市場那里不許平等競爭了？如前所述，事實是私立醫院都超過公立醫院數量了，何談沒有競爭？

大多數公立醫院尤其是大型醫院每日人頭攢動，大多數私立醫院門可羅雀，這非但跟壟斷不沾邊，反而是市場競爭或患者自發選擇的結果。媒體人天天埋汰公立醫院，為私立醫院鳴冤叫屈，可生病的時候，有幾個去找某某系大夫的？

三十多年來，私立醫院不僅沒有受到壓制，反而受到了額外的扶持，如過去允許大量沒有醫療資質的私人資本承包公立醫院科室（這種現象至今沒能根除），再如宿遷等地，前些年公立醫院被全面私有化，還受到了媒體的贊譽，但是，私立醫院的主流至今卻不能被大多數患者認可，像宿遷醫療私有化則是徹底失敗，不得不重新建立公立醫院。

2014年7月13日，云南新東方一女員工去私立瑪莉亞醫院分娩，稀里糊涂香消玉殞。為此，新東方創始人俞敏洪先生曾公開向該系醫院開炮，更不敢對私立醫院予以認可。實踐證明，在醫療這一充分競爭的領域，私立醫院完敗于公立醫院，這比當年山西的私人煤礦的失敗還要明顯。

遺憾的是，輿論對這些明顯的事實視若無睹，仍舊“醫療壟斷”不離口，并從各種角度來刻意貶低公立醫院。如對“醫患沖突”的報道，媒體就違背了自己應有的立場，扮演了一個極不公正、也極不光彩的角色。

曾因炮制“縫肛門”、“走廊醫生門”等事件而聲名狼藉的某媒體人，曾經這樣來具體解讀傷醫事件：

“2012年4月13日，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以下簡稱“哈醫大一院”）3·23暴力傷醫案僅20天后，中國公立醫院再發兩起血案：先是該日上午，北京大學人民醫院耳鼻喉科教授邢志敏在其工作診室內，被一不明身份人員刺傷；繼而在當天晚上，北京航天總醫院急診科副主任趙立眾被刺傷。……頻頻發生的暴力傷醫案盡管屬偶發事件，但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其中，大型公立醫院的累年積弊及改革滯后，是醫患矛盾激化最重要的制度因素。”

此刺醫案，真的是“制度”的原因嗎？

4.13兩案，乃同一兇手呂福克所為。呂福克，去天津做了手術后，竟然要求北大人民醫院的大夫給他開天津醫院診斷失誤的證明、好去索賠，這理所當然遭到了拒絕，為此呂福克就持刀刺傷了該大夫。當日另一位被刺醫生的情況也大致類似。

這么一個蠻不講理的惡棍，這樣一個心狠手辣的兇手，其行兇作惡純系其一人所為，跟醫療“制度”有何關系呢？怎么就怪到“大型公立醫院”頭上了呢？把罪犯、把兇手說成是體制的犧牲品，這不是美化犯罪、鼓動犯罪又是什么呢？

輿論常說，醫療體制即公立醫院本身才是醫患沖突的根源，傷醫以及殺醫者其實是醫療體制的犧牲品。到2013年在浙江溫嶺行兇致醫生一死兩傷的連恩青案時，兇手不光被輿論說成是醫療體制的過錯，甚而至于被包裝成了一個悲情英雄，得到了大幅的時段與版面來抒發“不平”。

反體制、反體制，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當然筆者并不是說目前的醫療領域不存在問題，筆者想說明的是，目前媒體針對醫療領域的宣傳及其所開出的藥方，如以“公益性”的名義人為壓制公立醫院、禁止大型公立醫院擴建（好給某某幫留下市場）等非市場手段，如將醫保交給商業資本運作，非但不會改善中國的醫療事業，反而會損害中國人民病有所醫的權利。

臨了，我談一下我的一次就醫經歷，當然，我不知道該經歷有多大的代表性。大家都知道，北京同仁醫院是全國有名的大醫院，2010年秋天，我曾在該院做過手術。整個過程中，從最初掛號、就診、排隊住院、住院后做檢查直到完成手術、出院，我都是一個人按規定、按正常手續順利走下來的，沒找號販子，也沒依靠其它任何“后門”。住院期間，我自始至終沒動過給醫生塞紅包的念頭，醫生們也沒有任何暗示我塞紅包的舉動。盡管如此，整個治療期間，我感覺醫生護士們待我都不錯。同仁的大夫護士們，術后我一直沒去看望你們，借此機會向你們問聲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