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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蘇通州區中醫院，名老中醫曹漢彬以其精湛的“四診”之法，細致入微地進行診療，并始終堅持回訪患者，體現了醫者仁心。而在上海某知名三甲醫院，面對亟待救治的癌癥患者，某些專家卻只能吝嗇地給予三言兩語的“金口玉言”。這兩種截然不同的醫者形象，深刻地映射出當代醫療體系中所面臨的一個棘手矛盾：在醫療資源極度緊張、患者絡繹不絕的當下，醫生的仁心仁術與醫療效率之間，究竟應當如何尋求一個恰當的平衡點？隨著醫療體系的日益商業化和技術化，我們是否正逐漸喪失醫者最為本質的人文關懷？醫患關系的緊張態勢，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這種傳統醫道與現代醫療體制之間的激烈碰撞。

自古以來，中國醫學便強調“醫乃仁術”的崇高傳統。唐代名醫孫思邈在《大醫精誠》中諄諄告誡醫者：“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明代醫家龔廷賢亦在《萬病回春》中明確提出，醫者需“存仁心，通儒道，精醫業”。曹漢彬老中醫的診療模式，正是這種古老傳統的生動再現——他不僅熟練運用“望聞問切”四診合參的方法，全面而深入地了解患者的病情，更在患者服藥后親自進行回訪，這種對患者全程的關懷備至，超越了單純的技術服務范疇，構建起了一種基于深厚信任與神圣責任的情感紐帶。當醫生能夠耐心地傾聽患者的傾訴，細致地觀察病情的變化，醫患之間自然而然地便形成了一種難以言喻的默契與深刻的理解，這正是中國傳統醫學最為寶貴的精神財富。

然而，現代醫療體系的運作邏輯卻與這種崇高的傳統醫道產生了劇烈的沖突。據相關統計數據顯示，上海部分三甲醫院的專家日均門診量竟超過數百人，每位患者平均就診時間竟不足三分鐘。在這樣的巨大壓力下，醫生不得不淪為“效率至上”的醫療流水線上的機械操作工。那位僅對癌癥患者簡短言說三句的專家，或許并非本性冷漠無情，而是被嚴重扭曲的醫療評價體系所異化——醫院考核過分看重接診數量、手術臺次、科研論文等硬性指標，卻鮮少將醫患溝通質量等軟性指標納入評價體系。法國社會學家福柯曾深刻指出，現代醫療機構通過精密的空間規劃和嚴格的時間控制，將患者簡化為亟待處理的“病例”。當醫生不得不以工業化的思維來對待活生生的患者時，醫者仁心的傳統便難以維系。這種異化過程不僅嚴重傷害了患者的身心健康，也使醫生喪失了職業的尊嚴與崇高的意義感。

要重建和諧融洽的醫患關系，必須在制度層面進行深刻而全面的改革。北宋文學家蘇軾在《蓋公堂記》中曾記載了一位“不言而愈人疾”的名醫，其治病救人的秘訣在于“能識病之所在，而謹養其本”。

這對當今的醫療改革仍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我們需要建立更加科學合理的醫療資源配置機制，積極推動分級診療制度的落實，切實減輕三甲醫院的沉重壓力；改革醫生評價體系，將醫患溝通質量、患者滿意度等關鍵指標納入考核范疇；加大基層醫療投入力度，培養更多像曹漢彬這樣甘愿扎根基層、服務群眾的優秀醫生。挪威的實踐經驗充分表明，當全科醫生能夠負責一個社區患者的長期健康管理時，醫患關系會得到顯著的改善。同時，醫學教育亦應加強人文課程的比重，致力于培養既有精湛醫術又有仁愛之心的新時代醫者。

醫患關系的困境，從本質而言，是現代性困境的一個生動縮影。在效率與人文、技術與仁心之間，我們需要審慎地尋找一個完美的平衡點。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曾睿智地指出：“醫療是一門需要科學知識的藝術，是一種需要技術實踐的人道服務。”理想的醫療狀態，應當既保持現代醫學的技術先進性，又傳承傳統醫道的人文關懷。當醫生能夠擁有足夠的時間去傾聽患者的心聲，當患者能夠深切地感受到醫生的真誠關懷，醫患之間的信任便會自然而然地牢固建立。通州區中醫院的老中醫與上海三甲醫院的專家，其實都是這個時代的產物，也都共同指向了同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我們所需要的，不僅僅是更加高效的醫療體系，更是更加充滿人文溫度的醫療文化。唯有如此，醫者仁心的傳統才能在當代社會繼續閃耀其璀璨的光芒。

（作者：曹展；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