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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眾轉移出來后，糧食很快成了一個大問題。政府雖然先后拿出公糧、號召互濟以及組織“搶糧”（搶回當初未及帶走的藏糧），但這都只是權宜之計，不能在根本上解決糧食問題。

　　1943年春耕來臨時，轉移在外的群眾雖然暫時還吃得上飯，但普遍心急如火：春耕種不上往后吃什么？當初轉移時，未曾料到會持續這么久，因此除非能根本上解決糧食問題，否則圍困只能半途而廢。指揮部強調必須繼續堅持圍困，這樣就要放棄敵占點線附近3萬畝以上的土地。這種情況下，只得向敵占點線以外的區村和外縣找地耕種。經過座談、個別說服等各種形式的動員工作，由干部帶頭，讓出了約1萬畝土地給“難民”耕種。1萬畝地，1.5萬人，人均不到1畝，加之讓出來的地大多不是好地，實際上有不少人戶仍無地可種或地太少。

　　為了解決耕地不足的問題，圍困指揮部指示縮小原先打算放棄耕種的土地范圍，并部署了武裝保衛春耕。按要求，炮兵射程以外的在白天耕種并細種，離據點5至10里的區域盡量細種，5里以內由外向內推種；汽車路線5里以內多種高苗，高苗內間插矮苗，以便自己活動；5里以內的區域一般在夜間耕種。政府及時發放了春耕貸款，解決了種子、農具等困難。搶種的群眾以村為單位編為中隊，以地域分為大隊，中隊下分若干小組，自帶糧食，交中隊庶務人員統一煮吃。搶種隊開進時，主要由民兵組成的掩護部隊由山嶺先向汽車路前進，分別進入掩護陣地，群眾順山溝魚貫前進，到達預定地點后開始勞作。收工時在統一號令下，分道撤退，掩護部隊待群眾到達一定地區時才開始撤退。沿線搶種時，軍隊除以小部向據點方向占領陣地警戒外，其余大部架槍參加勞動，有敵情時前面部隊堅決抵抗，勞動部隊即刻拿槍加入戰斗。在部隊和民兵的掩護下，經過十幾天的突擊下種，原來準備荒蕪的數萬畝土地只剩下1.3萬畝未下種。

　　收割時，敵方也制定了搶奪計劃：近處割，遠處破壞。為做好搶收，根據搶種時的經驗，勞武結合的做法再次被運用。通過有效的搶種和搶收，到1943年秋收時，糧食問題得以解決，據薄一波稱收獲的糧食比往年還略有增加，為繼續圍困提供了關鍵的物質基礎。

　　肅清漢奸

　　空舍清野的基本目標便是把群眾帶離日軍的控制范圍，若找不到群眾“維持”或者連勞力都無法征用，日軍占領的意義將大打折扣，連維持正常的運轉都會成為嚴重問題。因此，尋找“維持”和反“維持”必然成為圍困期間雙方斗爭的焦點。

　　雖然據點周圍的群眾被轉移出來，但日軍仍極力尋找群眾“維持”。日軍采取的一般方式是包圍群眾暫居的山嶺俘走群眾，也有的是趁群眾回去搶糧進行抓捕，之后帶回據點，當苦力干幾天活，外加宣教灌輸，然后發給“良民證”，扣留部分人質，其余放回，讓其召喚各村群眾去據點領“良民證”。

　　1942年年底，閻寨據點敵人即在包圍羅山后俘走50余群眾，這些人被放回后，大多數選擇不回去，并向所屬指揮部報告了情況，但也有七人按敵指令回到據點。針對這種情況，區指揮部下令沒收“良民證”，又派民兵潛入據點抓了兩個活動“維持”的骨干分子，閻寨的“維持”因之沒有形成。類似的情形也發生在沁源城關地區、霍登地區，都在未成氣候即被瓦解。

　　相較之下，交口的反“維持”斗爭更為復雜激烈。1943年初，敵寇在進到交口時曾俘走一些群眾，拉走不少牲口，宣稱如果答應為其支差，即可將耕牛拉回來。一些群眾聽信后便跑到據點，接受“良民證”，敵人在其耕牛角上刻上名字，答應不殺，并稱一開春即送回去。在敵之誘騙下，加之交口鄰近的沁縣當時已經“維持”，群眾認為沁縣能“維持”沁源也能“維持”，因此不少人從山里跑回村去。村干部對此也未堅決反對，交口據點周圍20里很快全部“維持”。

　　針對這種嚴重的情況，圍困指揮部專門發出《告全縣人民書》，表明堅決反對維持的態度，并組織干部、民兵對有關村莊采取了一次統一行動。在部隊的掩護下，干部帶著民兵趁黑夜摸進這些村莊，挨門挨戶動員，揭穿敵之陰謀，大部分群眾在第二天即再次自行轉移出來，少數不覺悟分子亦被民兵抓了出來。對于郭四則等四個骨干“維持”分子，指揮部派出除奸工作隊先后予以處決。對投敵維持的首要分子有時也會使用群眾大會的方式示眾。1943年4月25日，圍困指揮部就在崔莊村召開了鎮壓漢奸王銀小大會，陳賡親自出席并發表講話，強調對于漢奸維持活動一律嚴厲打擊。持續的高壓態勢在相當程度上有效遏制了“維持”的發生和蔓延，使圍困得以保持。

　　武裝斗爭

　　通常意義的空舍清野是轉移人財物，避開敵人，沁源圍困戰則在躲避的同時還對敵主動限制和襲擊。在具體的組織上，圍困指揮部有精細的設計：將全縣劃分為13個戰區（每區4個，城關鎮1個），每個戰區組織了一個由主力軍、縣大隊（包括區分隊、基干隊）、民兵共同參加的游擊集團。一個游擊集團40人至50人，分為3個輪戰隊，每隊15人至20人。每個輪戰隊又分為3個戰斗小組，每小組5人左右，由主力部隊或縣大隊派出一個機智勇敢、射擊技術好、政治覺悟高的班排干部當組長，帶領民兵在指定區域內打游擊。每個輪戰隊的隊長由3個小組長中的優秀者擔任，統一指揮3個小組的活動。按照要求，輪戰隊中的3個小組每隔10天輪換一次，一個在前線參加圍困，一個在駐地接受訓練，一個回家輪休和生產。每個輪戰隊的3個小組剛好一個月輪換一次，每個游擊集團的3個輪戰三個月輪換一次。

　　對這些實施圍困的武裝力量而言，主要有兩個作戰焦點：交通線和據點。每次行動均由軍隊班長指揮、軍民密切配合，正規軍擔任火力襲擊與突擊，游擊隊負責在次要方向牽制敵人，民兵跟在正規軍后面行動，群眾負責救護傷兵，民兵游擊隊中最勇敢、最熟悉道路者擔任向導。具體而言，在運輸線上，利用敵人剛開始麻痹疏忽之際，頻密發起攻擊，圍困指揮部曾在5天內組織了6次戰斗，大大興奮了群眾。當敵人開始警惕起來時，便轉而主要進行“麻雀戰”。民兵、游擊隊以打冷槍為主，在沿線布置力量，地點經常變化。當敵變為兩邊側衛、中間運輸時，又轉而專門伏擊其側衛。日軍后又吸取教訓變成綿長式的小集團警戒，在運輸隊伍未到前即先占領陣地。沁源軍民便一面打擊其先頭警戒隊伍，一面在路上埋地雷。由于在交通線沿途都有各村民兵組織的“麻雀網”，常使敵人陷于無法前進也無法后退的境地。

　　敵后抗戰的意義

　　隨著日軍在中國戰場頹勢日甚，1945年4月11日，沁縣日軍出動上千人前往沁源，接應沁源日軍從山道逃回沁縣，圍困戰宣告結束。整個的沁源圍困戰從1942年11月開始到1945年4月結束，共持續了30個月。

　　從沁源對敵斗爭的實際情況來看，指揮部所確定的“圍困”策略并非通常意義上的包圍敵人將其困在其間，而是重在“困”，通過空舍清野、頻密襲擾使敵受困，阻滯其侵略活動。對于中共領導的包括沁源圍困在內的如此不同尋常的斗爭方式，日方戰史認為在華北與中共的戰爭“不是以往的持久戰，也不是消耗戰，而是一種獨特的戰爭”。這種方式雖然對整個戰局、對打敗日軍所產生的直接作用有限，但其重要價值在于，無論環境多么嚴酷，中共領導下的軍民始終作為一種抗戰力量頑強存在著，與此同時還在持續地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將所在地真正變成根系發達的根據地，使入侵者深陷其中，難有作為。正因為如此，日軍雖然能夠取得幾乎所有戰斗的勝利，但直到最后亦不能真正實現“治安”。

　　縱觀沁源此役，往回看即可發現能成功組織起如此大規模的對敵行動絕非一日之功，其基礎是中共在根據地數年的耕耘；向前看亦可發現經受如此嚴酷鍛煉的根據地軍民在新的環境下更能大顯威力，一如時人的觀察：“像民兵集團這樣的組織，就不僅是人民在戰爭中的武裝組織，而重要的是：人民的思想和生活，經過戰爭改造后所取得的一種新成果。因為它更富于集體性和組織性了。”在殘酷的戰爭環境中，素來散漫的群眾被嚴密組織起來，本身就是革命性的變化，而這種變化正是支撐起一個新政權的最重要基礎。

　　（論文《中共敵后抗戰與日軍“治安”困境——以沁源圍困戰為中心》完整版刊發于《中共黨史研究》，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