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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讀：本文是幾年前的舊作，但其所討論的問題，伴隨著中興芯片禁運事件和公眾對聯想歷史上倪柳之爭的關注，又仿佛特為今日所作。倪光南和柳傳志的分歧，是在聯想這個企業的微觀層面，自主趕超與比較優勢這兩種發展路徑的路線之爭。在這個意義上，倪院士代表的路線被邊緣化也不奇怪，這是當時整體中國接受比較優勢理論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命運縮影。之所以今天這種路線之爭重新被翻起，并有了改變的可能，確實是因為，中國與世界都進入了新時代。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三十年建設時期可以被命名為毛澤東時代。這一階段建設的最重大成就，就國內而言，在于實現了包括新疆、西藏在內的中國大陸的完全統一，以獨立自主、和平發展的方式用三十年時間走完西方發達國家長達百余年的工業化進程，建立了基本完備的產業體系、國民經濟體系和自主研發體系，完成了世界迄今為止最大規模和最迅速有效的大規模掃盲和文化、科技普及，通過土地改造、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建立了以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為主導的社會主義公有制體系及相應的社會保障制度；就國際而言，通過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勝利捍衛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國的主權與尊嚴，標志著自1840年以來受列強武力威脅欺凌的中華民族屈辱史的徹底終結和亞洲大國地位的重新確立，在美蘇爭霸的冷戰格局下，創造性的提出并發展了“三個世界”理論，建立了世界意義的統一戰線，發展了與世界各國人民特別是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友好關系，打破了帝國主義封鎖孤立中國的戰略圖謀，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極大地拓展了新中國的外交空間。

這一時期的整體發展路徑可以被概括為趕超式的自主發展，即最大可能地調動發揚人民群眾的主體能動性克服物質及精神上領域的不完備狀態，依靠自己的力量在盡可能短的時間中實現工業化與產業升級，依靠產業升級所釋放的巨大能量進一步推進產業升級，從而趕上并超越先進國家的生產能力及研發能力，實現由落后的農業生產國向代表先進產業方向之現代國家的轉化。這一發展路向的自主及跨越式特征是緊密結合、互為因果的：近代以來中國為西方列強侵凌壓迫的事實，迫切要求新中國實現工業化與產業升級，為保障國家的根本利益與長遠發展提供最切實的科技-物質基礎；剛剛通過人民革命擺脫半殖民地地位建立社會主義新中國國，在工業化過程中所需的財富資源積累，不能也不應像西方主要國家那樣通過殖民掠奪和對外侵略實現，而必須立足自我，通過自我積累完成；處在強勢對手的國際封鎖下，新中國不可能通過參與國際分工實現大規模的財富增值和技術共享，而中國這樣擁有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國，如果不能具備完整的產業體系和自主研發力量，即便可以參與一定限度的國際分工，也必然只能在國際利益分配體系中居于弱勢地位，受制于人，事實上喪失國家的完整主權和獨立地位；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有畢其功于一役的決絕堅定，將新的生產能力與研發成果盡快投入再生產的系統規劃。

這一趕超式發展的總體思路付諸實踐，形成了如下局面：

1）集中主要社會資源發展工業，特別是對國民經濟具有戰略意義的重工業、裝備制造業和軍工產業；

2）通過票證等定量配給的方式將消費控制在較低的水平，將生產和積累所得迅速投入擴大再生產；

3）教育上將資源從高等教育向初中等教育傾斜，優先實現基礎教育普及；

4）科研上以集體合作為主要方式，實現研究成果的迅速共享-溝通，鼓勵各種形式的自主研發，并在此基礎上形成針對重大科技項目攻關的舉國體制；

5）在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中，賦予地方以較大的自主權以調動地方的積極性與能動性，從而導致蘇聯式高度集中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被一種高度地方分權情勢所取代。

這種趕超式發展所遭遇的重大困難在于，由于資源投入的不均衡，不可避免的會引發某些社會矛盾，這一系列矛盾由于惡劣的國際政治局勢和各種工作失誤，極可能被激化乃至出現不可控制的局面；尤其是在積累和消費二者間，出于畢其功于一役的考慮，前者被極度突出，從而造成社會財富的增長主要體現在生產領域而對于個人的生活影響較小，客觀上造成了生產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大幅脫節，社會生產力的激增提升很大程度上構成了后來者的財富積淀而較少地體現于當時。這也是毛澤東時代取得的偉大成就特別是生產力水平往往為人所忽略、誤解、質疑的的重要根源之一。

這一發展路線得以貫徹，必須充分調動最廣大建設者的主人翁意識，必須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意識、艱苦奮斗的作風與無私奉獻的精神，而這都與毛澤東本人在黨和人民中的巨大人格魅力和精神感召力緊密相關。一旦這一權威不復存在，則支撐自主趕超式發展戰略的精神動力也將迅速衰竭，這正是自主趕超式發展后來被以“與國際慣例接軌”為標志的發展路徑所取代的深層心理基礎，后者意味著認同既有的國際利益分配格局，接受在這一體系中被指定的角色和分工，并將這一切視作是天然正當的。

支撐毛澤東時代自主超越式發展的理念，與作為西方經濟學主流的“比較優勢”理論顯然具有本質差異。后者認為對于任何一國（地區）而言，與其它國家（地區）依照自由交換的原則以各自占優勢的資源進行互補性交換（盡管如此純粹的資源自由交換從未在人類歷史上出現過），符合其最大利益。這一理論的實質，是將全局性的國家利益等同于單純的經濟利益，并進而將之簡化為若干可進行量化的經濟指標。依照這一理論，任何一國均不必建立完整產業體系及自主研發體系，只需根據已有的資源占有情況與別國作純粹經濟學意義上的交換即可，這事實上是通過否定任何后發國家對于先進國家進行全面超越的必要性從而剝奪這一超越的可能性。

從這個意義上，才可以真正認識毛澤東時代為什么要強調“政治掛帥”，這是對于將國家整體利益純然依照經濟原則加以衡量的帶有深意的拒絕，從而確立政治原則相對經濟原則的優先地位和統攝作用。“階級矛盾”、“階級斗爭”、“資產階級復辟”在當時語境下被著重強調，其所依據的也正是政治原則而非經濟原則：在1956年大規模農業及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嚴格意義上的剝削階級在新中國已基本不復存在。上述話語所指涉的更大程度上不是作為獨立經濟實體的剝削階級，而是精神層面的剝削階級意識及其所指向的道路，不是已在的事實，而是潛在的可能和趨勢。它所依憑的認識基礎，正在于將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國不是當作由既有事實構成的純粹客體對象，而是自身不斷變化、蘊含著多種可能性的主體。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理論及實踐，本質上是以此讓共產黨保持為具有高度政治敏感與覺悟的政治主體，防止其在黨-國制度確立的過程中，因自身之現實階級代表性日益模糊，淪為喪失政治意識和意志的客體化的官僚體制代表。這一問題并沒有伴隨著文革實踐的失敗而喪失其現實意義，有關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化的命題正是其在當下中國的表述形式。

在進入后毛澤東時代的改革開放實踐過程中，中國經濟取得了人類經濟史上前所未有的超常增長。究其原因，內在而言，中國形成了極具中國特色的“三維市場體制”，這一體制有別于常規西方市場經濟中扮演監護者角色的政府與競爭性的企業之二維結構，由戰略性的中央政府、競爭性企業和競爭性地方政府三大主體構成，地方政府不但承擔著一般性的政府職能，更直接作為經濟主體參與市場活動，在不同層級之地方政府通過橫向競爭促進本轄區內經濟發展的實踐中，產生了與其競爭性經濟主體地位相應的超常投資力。外部而言，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美元與黃金脫鉤后，通過金融虛擬化與經常性的貨幣超發來取代實體產業的發展以維系國家核心競爭力上升為美國的國家戰略，從而造成其金融市場的急劇膨脹，美元也實現了從貨幣符號向獨立商品屬性-價值的實相化轉換。中國全面實施改革開放至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間的近三十年時間中，中國的超常投資力與超級產能恰對應于美國的過度消費與通過貨幣長期超發形成的超常購買力，通過中國的產品出口、換回美元、以統一的外匯管理系統集中、由美國的金融市場返借回美國這一利益交換機制，兩國經濟構成了罕見的互補性戰略配對。

這一格局得以成立-維系，與毛澤東時代的發展路徑具有深刻的內在關聯：由于毛澤東時代并未照搬蘇聯模式建立純粹的計劃經濟體制，在所有制結構中，除全民所有制外一直保留了大量的集體所有制成分，并大力扶持發展了作為鄉鎮企業原型的農村“社隊企業”，在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上始終強調賦予地方以必要的自主權，這一切使得中國進行改革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實踐比之蘇聯及東歐國家所進行的同類嘗試具有了無可比擬的優勢，這種建立在中央統一領導下的地方分權化實踐與情勢構成了后來中國經濟改革的“政治邏輯”，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對于中國的超常增長具有核心貢獻的“三維市場體制”。毛澤東時代進行的大規模掃盲運動及初等、中等教育的普及為后來中國的經濟轉型提供了大量具備很高競爭力的勞動者及技術人員；在毛澤東時代建立的廣大人民群眾對于黨和政府的高度信任，極大地降低了劇烈的社會轉型過程中可能出現的負面影響和社會不安定因素，保證了轉軌時期社會的正常秩序得以維系。在向市場經濟全面轉換的過程中，建立在完整的產業體系基礎之上的生產力通過市場配置的方式被成功地集中釋放出來，成就了中國世界制造業超級大國（世界工廠）的地位，從而吸引了美聯儲為代表的外部超額購買力在逐利動機下持續流入。

在此意義上，對中國當下經濟-社會的完整理解，不可避免地要將新中國前后兩個三十年的歷史作為一個整體，進而將完成現代轉型的新中國與前現代的傳統中國作為一個整體加以考察與把握。在美國維持不平衡的赤字經濟戰略及其所對應的外部超額購買力伴隨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深化無以為繼的今天，重溫毛澤東時代以趕超式自主發展為主要特征的發展路徑，將之與改革時代以比較優勢和融入全球化為主要特征的發展路徑在某種統一性的視野下綜合考量，用自己的語言描述與解釋自己的歷史與現實，總結自己的經驗，并將此種經驗上升為具有普遍性的人類經驗，無疑是最具現實性、最富挑戰意味、最能激發創造性思維也最適于向偉大的毛澤東時代及毛澤東本人表達敬意的思想實踐。

（有關“三維市場體制”的思考，極大地得益于史正富《超常增長：1979-2049年的中國經濟》一書，特此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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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白鋼，復旦大學思想史研究中心秘書長，著名語言學家和世界史-宗教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