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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4月20日晚，由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主辦，清華公管學院校友會、長安街讀書會活動組協辦的“國情讀思”讀書活動第1期在公共管理學院舉行。本期主題為“什么是好的民主？”，閱讀書目為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員王紹光教授新著《抽簽與民主、共和——從雅典到威尼斯》（中信出版社，2018年12月）。

以下根據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白鋼現場發言整理，內容已經本人審定。標題系編者所加。

非常高興能來參與這次讀書會，并和大家分享對于紹光老師在民主理論領域的這部重要作品的體會。這一作品最重要的理論意義，首先是“破”，可以非常好的破除把民主等同于競爭性選舉式民主（“選主”）的迷思。

而另一方面，這種對于公眾長期被灌輸的“民主=選主”理論的祛魅，又指向對于真正的更豐富多彩、鮮活生動的民主探索的可能。

事實上，在我們這個時代，也已經有了一些人，基于對西方式的民主的不滿、懷疑和否定，又在事實上接受了民主即等同于西方式民主/選舉式民主的預設，從而走向對于現代民主價值的否定（例如，試圖基于特定的中國傳統將民主的本義解釋為“民之主也”、進而認為唯有君主才是合格的“民主”）。

可以說，伴隨著中國國力的持續上升和整個世界體系的變化，我們確實已經站在了這樣的一個歷史時刻，已經可以看到一種非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越來越成為可能。正是面對這種可能的時候，我覺得這個紹光老師這部書，為我們做了一個很好的示范，即在這樣的歷史時刻，我們應以怎樣的態度去面對在過去主要是由西方思想家、西方學者所主導的理論與實踐。亦步亦趨式的“與西方接軌”和完全否定西方話語的有效性乃至否定西方歷史的真實性的“反其道而行之”，都是精神世界尚不夠強大與成熟的表現。如果中國的崛起不只是局限于器物層面，而真的意味著某種古老文明的復興，那就應該要為世界提供一種吸納以往各種文明研究成果，超越一時一地的狹隘認知，對于世界各種文明的特質、成就、命運及彼此關聯做出更合理、更整全、更高明解釋的新體系。

就紹光老師的這部新著所涉及的內容，我想提三點看法：

首先，是對于熊彼特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書的評價。此書批判了將人民放在首位而將選舉代表置于其后的“古典民主觀”，提出應將民主定義為“一些個人通過競爭人民選票來獲得（公共）決策權的制度安排”，在顛覆了人民相對于其代表的優先地位后，“民主政治并不意味也不能意味人民真正在統治——就‘人民’和‘統治’兩詞的任何明顯意義而言——民主政治的意思只能是：人民有接受或拒絕將來統治他們的人的機會”，“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統治”（商務版415頁）。

這一理論的實質，是將民主從“人民當家做主”扭曲為“人民選擇他人做主”，將作為政治主體的人民降格為作為利益主體的選民，將民主簡化為選主，從而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取消了民主最核心之靈魂——人民主權。如同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在抽離了勞動價值論的內核后淪為糾纏于微觀經濟主體選擇可能性的庸俗經濟學一樣，抽離了人民主權內核的民主——選主理論，是不折不扣的庸俗政治學：作為政治主體的人民被消解，化作了消費社會意義上的大眾，通過競爭性選舉這種政治狂歡、政治娛樂的形式，民主蛻化為一種大眾快餐式消費品。

此說問世后，為二戰后面對社會主義陣營在整體意識形態上處于守勢的資本主義體系提供了某種可驗證甚而量化的政治指標，因而自40年代中期以來一直被奉為西方民主觀之主流，成為二戰后影響最為深遠的意識形態之一。

對這種意識形態的戰略戰術安排，一方面要揭示批判，另一方面則應借鑒學習這種基于理論模型設定標準、并使之被廣泛接受、大規模應用的能力。同時也應認識到，作為政治狂歡和政治娛樂的選舉式民主，對于疏解廣大人群的心理與情緒，確實有重大的作用，這是中國式的國家治理體系-國家治理能力中，相對欠缺的一塊。

第二，經濟民主與政治民主的關系。當下中國社會中這樣有一類群體，他們在政治領域呼吁要實現競爭性選舉式民主，將各種社會問題歸結于選舉式民主不足，但在經濟領域中，又恰恰認為應該充分遵循資本利益和資本邏輯，完全不需要講民主，而要提倡獨狼式的“企業家精神”。最近有關996的工作時間的談論，事實上正是經濟領域中資本邏輯與社會勞動、勞動者之間的矛盾的體現。

那種將經濟歸入私人領域而把民主權利排除在外的理論，基于私人領域-公共領域的劃分，依照這種二元對立的范式，民主作為一種公共的政治權利，只能在公共領域的國家層面行使，而不能施用于經濟這一私人領域，其核心則在于將當代資本主義最具權力的集體組織形式——現代企業法人視作是私人的，從而將個人的資格與權利擴大到法人這一非人（nonperson）的實體上。

然而現代企業法人的根本特點，恰恰在于它對資本的非人占有所導致的資本所有權的非人化，即社會化。現代企業法人制度的興起、發展并成為經濟生活的主要形式，決定了，其所對應的經濟活動與經濟關系，早已超出了私人領域的范疇，而成為了最普遍最具活性的公共事務，是公共領域中極重要也極具代表性的一部分。

這種建立在虛幻的私人領域-公共領域劃分之上，極牽強地將經濟歸入私人領域而拒絕民主權利的理論與現實，恰恰證明，民主從政治領域延伸至經濟領域，是人民主權得以真正實現的必要條件。

第三，思維方法的問題。當大多數人最初聽到以抽簽的方式實現民主權力與政治權力時，或者都會覺得荒唐或不可思議。但所有對于作為某種民主制度安排的抽簽的質疑，多基于一種靜態的、固化的思維（推而言之，“形而上學式”的思維），即只是將現實視作由一切既有事實構成的客觀對象，而沒有認識到現實也是可通過實踐改造、自身不斷孕育著新的可能性的能動主體。

以抽選作為對代表選舉制的補充，不但能夠有效地擴大民主的覆蓋人群，化解在互聯網時代越來越突出的“代表性困境”（即選舉產生的代表不再能獲得公眾的廣泛認同），更重要的是，由于所有人都有可能會成為管理者和決策者，需要由先鋒隊組織加以引導在民主主體間進行普遍而富于成效的教育，這種教育正是平等與覺悟的有機統一。通過這種教育，人民學習以有富于擔當的主人翁的態度去觀察對待社會中發生的各種事件，認識社會中各種利益訴求彼此矛盾乃至沖突的存在形式，探索如何超越狹隘的利益之爭。

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家素養的熏育，特可與中國的文教傳統相結合。在中國的傳統中，教育本身不但是政治，而且是最核心、最根本的政治，作為《四書》之首的《大學》，以學為名、以學貫穿始終，卻構成中國傳統中最高明深刻的政治文獻，其核心就在學習，或說，在學和教的關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