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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純輝 | 新中國成立后毛主席文化強軍思想與實踐
點擊:  作者:朱純輝    來源:《湖南科技大學學報》  發布時間:2019-09-23 16:33:51

 

新中國成立后,為建設一支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毛澤東等黨和軍隊領導人,通過加強軍隊組織文化建設、科學文化教育、英雄文化培塑、紀律文化熏陶,強化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促進部隊戰斗力不斷提升,有效實現了我軍由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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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民族的血脈,也是人民的精神家園。2017年10月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報告中指出:“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新中國成立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堅持以建設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為指南,積極探索富有人民軍隊特色的先進軍事文化建設,為人民軍隊的發展壯大凝聚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也為今天打造強軍文化、實現強軍目標提供了重要指導和有益借鑒。

 

一、堅持用黨組織文化武裝官兵,確保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軍魂”意識不動搖

 

新中國成立后,人民軍隊建設進入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新階段,國防和軍隊建設環境和條件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如何建設一支現代化、正規化的國防軍,成為黨領導人民軍隊建設發展的一項重要而緊迫的課題。毛澤東等黨和軍隊領導人,堅持用中國特色軍隊組織文化引導官兵,大力弘揚人民軍隊的優良傳統,傳承人民軍隊的紅色基因,不斷強化官兵的軍魂意識,確保了人民軍隊始終聽黨話、跟黨走。

 

(一)糾正各種削弱人民軍隊優良傳統的現象,繼承和發揚黨領導軍隊的一系列原則制度

 

新中國成立之初,由于我軍缺乏現代化建設的經驗,毛澤東作出了向蘇聯軍隊學習的號召。但是在向蘇聯軍隊學習的過程中,有些同志沒有從我軍實際出發,以至于出現機械照搬蘇軍做法,削弱我軍政治工作優良傳統的現象。如在擬制條令時,只提營長、連長為首長,不提教導員和指導員;有的單位出現了軍事訓練和軍事演習計劃不要黨委過問,下達命令不要政委署名,軍事演習沒有政治工作人員的位置等情況。為此,1953年11月毛澤東在對彭德懷《四年來軍事工作總結和今后建軍中的若干問題(初步定稿)》的批語中強調:

 

“在有黨委制存在的條件下,不適當地過分地強調個人領導,把個人的權力放在黨委集體的權力之上的作法,那就是不對的。”

 

1954年1月毛澤東在給朱德《在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干部會議上閉幕詞的修改意見》的電報中再次強調:

 

“沒有黨的領導,就沒有我們的革命武裝部隊……我們的武裝部隊和武裝部隊的一切干部,要忠誠地服從黨的領導,在黨中央的領導之下緊緊地團結起來。”

 

1954年1月彭德懷在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干部會議總結報告中,要求把學習蘇聯的軍事科學與保持和發揚我軍的光榮傳統結合起來,并明確指出我軍的光榮傳統

 

“在政治上和組織上就是黨委集體領導、首長分工負責的民主集中制,就是政治委員和政治工作制度”。

 

1954年4月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正式頒發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草案)》明確規定:

 

“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設立黨的各級委員會,作為部隊統一領導的核心;并確定黨委統一的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為黨對軍隊的領導制度。”

 

首次把實行黨委制提高到我軍完成一切政治任務和軍事任務的保障之高度。

 

(二)大力加強軍隊各級黨組織建設,不斷提升黨領導軍隊現代化建設的能力

 

我軍是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建設現代化的革命軍隊需要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需要不斷增強軍隊各級黨組織的凝聚力和戰斗力。針對新中國成立初期一些城市和新區黨組織建設存在的問題,1951年2月毛澤東在為黨中央起草的黨內通報中指出,

 

“我們的黨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這是主要方面,必須加以肯定,并向各級干部講明白。但是存在著問題,必須加以整理。”

 

整黨應以三年時間實現之,其步驟

 

“應是以一年時間(一九五一年)普遍進行關于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的教育,使所有黨員明白做一個共產黨員的標準,并訓練組織工作人員”。

 

為此,1951年4月黨中央召開了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作出了《關于整頓黨的基層組織的決議》,確定對黨的組織有計劃、有準備、有領導地進行一次普遍的整頓。

 

為克服軍隊黨組織存在的某些思想上、組織上的不純和黨的建設工作不夠健全等問題,特別是一些干部黨員滋生的思想麻痹、斗志渙散、以功臣自居、個人享樂、腐化墮落等不良傾向,總政治部于1951年4月召開了全軍組織工作會議,布置了軍隊的整黨工作,確定1951年完成整黨的思想和組織準備,1952年全面展開整黨。

 

從1954年春開始,全軍開始分期分批進行整頓支部的工作。截至1954年底,全軍整頓支部6909個,參加整頓的干部先后達11610人。經過整頓,健全了支部的集體領導,黨的生活活躍起來,支部工作水平有了較大提高,作用有了新的加強。

 

(三)注重用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教育部隊,使軍隊成為完成黨的政治和軍事任務的忠實工具

 

黨的方向就是軍隊的方向。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歸根到底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領導。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內長期的戰爭,給人民造成嚴重災害,給經濟造成嚴重破壞,要想醫治戰爭遺留下來的創傷,首先需要全國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逐步地恢復和發展生產。為此,1949年12月毛澤東在軍委《關于一九五○年軍隊參加生產建設工作的指示》中,要求

 

“人民解放軍則必須擔負一部分生產任務,方能和全國人民一道共同克服此種困難”,并要求“各軍區首長,必須指導所屬,從一九五○年春季起,實行參加生產建設的工作,借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并節省一部分國家的開支。此種生產建設工作,應形成一種運動,以利推廣”。

 

1950年6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三中全會上作的《為爭取國家的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報告中,要求全黨和全國人民必須一致團結起來,為取得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而努力奮斗。全軍部隊遵照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指示,進行廣泛的宣傳教育,糾正部隊存在的“財政問題與軍隊關系不大”的模糊認識,動員組織大批人力物力投入到恢復國民經濟的斗爭中去,先后搶修被國民黨嚴重破壞的工業交通設施;參加治理江河和重大水利樞紐工程的修復和建設;支持文化教育事業的恢復和發展;組織數十萬部隊戍邊屯墾,從事生產;動員部隊厲行節約,反對鋪張浪費等,

 

“使我人民解放軍不僅是一支國防軍,而且是一支生產軍,借以協同全國人民克服長期戰爭所遺留下來的困難,加速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

 

 二、堅持以文育人、以文化人,不斷提升廣大官兵的軍政素養

 

1944年10月,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文教工作者會議上的講演中強調:

 

“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

 

基于這樣一種認識,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一直非常注重提高部隊官兵的文化水平。新中國成立后,著眼建設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國防軍的需要,毛澤東更加強調文化工作是部隊建設的重要任務,要使軍隊成為一個巨大的學校。

 

(一)深入開展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不斷增強官兵理論素養

 

理論是行動的指南,也是建設現代化軍隊的基本要求。戰爭年代由于客觀條件的限制,不可能組織廣大干部進行系統的基本理論學習,新中國成立后,我軍具備了系統學習基本理論的條件。為此,加強全軍干部的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教育無疑成為部隊思想政治建設的重要任務。

 

1951年1月總政治部在《關于一九五一年部隊政治教育的指示》中強調,政治理論教育是提高干部工作能力、思想政策水平、糾正各種思想偏向和工作缺點的根本環節,要求全軍干部根據理論水平分別編為初級、中級、高級班,進行有指導、有系統的政治理論教育。

 

遵照總政治部指示,全軍連排干部及部分營級干部編為初級班,學習政治常識;團級干部及部分師級、營級干部編為中級班,學習社會發展史;軍以上干部及部分師級干部編為高級班,選學《毛澤東選集》、聯共黨史、政治經濟學、思想方法論,并建立了嚴格的學習制度。

 

1956年1月,總政治部根據黨中央頒布的關于政治理論教育的新制度,發出了《關于執行中央對干部政治理論教育的新制度的指示》,對軍隊各級干部政治理論學習作了新規定:從1956年起,少校以上軍官,一般在5年內必須學完中共黨史、蘇共黨史、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問題、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黨的建設5門課;大尉以下軍官,一般要求在3年內學完政治常識、理論常識、黨的基本常識等3門課程。

 

各部隊本著既照顧工作又照顧學習的原則,通過安排干部輪流進院校學習、組織短期離職學習、組織開辦馬克思主義夜校等途徑,組織干部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

 

1960年5月總政治部發出《關于加強理論工作和理論教育的指示》(下文簡稱“指示”),規定哲學、政治經濟學、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三門理論課為學校和部隊干部的必修課程,要求按照統一的教學大綱,有計劃有組織地實施教學。同時,《指示》還提出在基層干部和士兵中廣泛展開毛澤東思想的學習宣傳,號召廣大青年官兵讀毛主席的書,并把這一工作列為青年團的一項重要活動。從此,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在全軍逐步開展,這一活動對部隊改造思想、提高覺悟,增強斗志、改進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1960年12月毛澤東在《關于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草案)》的批語中強調:

 

“軍隊中有文化條件的干部必須研究馬、恩、列、斯的經典著作。研究方法,必須是為了我們的工作需要而去作研究,即為了解決中國問題和國際問題的需要而去請教馬、恩、列、斯,而不是為研究而研究,不是讀死書,而是領會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神實質。讀毛澤東同志的著作的方法也應當是這樣。”

 

而事實上從1964年開始,由于受林彪提倡所謂“立竿見影”的影響,部隊學習毛澤東著作出現了簡單化、形式主義和實用主義偏向,逐漸出現偏差。

 

(二)廣泛開展科學文化教育,不斷提升官兵的文化素養

 

1950年8月1日,毛澤東在簽發的中央軍委《關于在軍隊中實施文化教育的指示》中指出:

 

“鑒于人民解放軍的指揮員、戰斗員一般的文化水平太低的情況,為了要完成偉大的新任務,就必須提高全體指揮員、戰斗員的文化科學與技術水平,并從軍隊中培養大批的從工農出身的知識分子。因此,中央決定,全軍除執行規定的作戰任務和生產任務外,必須在今后一個相當時期內著重學習文化,以提高文化為首要任務,使軍隊形成為一個巨大的學校,組織廣大指揮員和戰斗員,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干部,參加文化學習。”

 

并規定

 

“在三年之內,使一般戰士及初級小學程度以下的干部達到高級小學的水平,使一般相當于高級小學程度的干部達到初級中學的水平,然后再繼續提高”。

 

各部隊在黨委統一領導下,按在職教育與離職教育銜接并進的方法,以在職教育為重點,通過舉辦各類文化學校,貫徹速成的、聯系實際的但又是正規的教育方針。學校課程設置,小學以國文、算術為基礎課,兼有少量的自然、歷史與地理常識課;中學著重國文、數學,但應輔之以自然、物理、化學、歷史及地理等課程。團以上單位設立文化教育委員會,負責計劃協調教育的課程、時間、經費、設備及調配教員、學生等事宜。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1952年底,全軍參加文化學習的人數達200萬人,其中干部60萬人,創辦速成中學55所、速成小學220所,配備文化教員6萬多人。經過文化教育,全軍官兵文化素質明顯提高,由原來的80%以上的文盲與半文盲變成了80%以上達到初小畢業以上文化水平,為軍隊正規化訓練和現代化建設創造了有利條件。

 

1953年5月中央軍委發出軍事訓練由“以文化教育為主”轉向“以軍事訓練為主”的指示后,部隊文化教育由突擊式教育轉入長期的經常性教育。根據1958年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精神和毛澤東親自審閱的部隊文化教育“十年規劃”,1959年1月總政治部發出《關于在干部中普及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指示》,要求從1959年起,以十年為期,在全軍干部中普及中、高等教育,使全軍大多數干部在現有基礎上,按照本人的業務需要,在專業知識方面達到大學或高等專科學校畢業水平。規劃分兩步實施:第一步以三四年時間普及中等教育;第二步以六七年時間普及高等教育。規劃的提出適應了全軍廣大指戰員的迫切要求,適應了我軍現代化建設發展需要,被稱為根本上改變我軍干部戰士科學文化素質的“十年大計”,可惜的是這一教育大計并沒有被堅持下來。

 

(三)大力開展軍事體能技能比武競賽活動,不斷提高官兵軍事素養

 

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在強調部隊練文的同時,也非常重視部隊的練武。

 

一方面,毛澤東要求部隊重視開展群眾性體育運動,增強官兵體質。如1952年8月總政治部在向黨中央匯報全軍體育運動會的專題報告中提出:

 

“為增強指戰員的體質,提高部隊戰斗力,今后我軍應當更廣泛地普遍地開展群眾性體育運動,將鍛煉指戰員的體質,作為我軍訓練工作的重要任務之一。”

 

毛澤東在8月25日的批語中強調:

 

“此件很好。請用中央和軍委聯署名義起草一個電報,致各大軍區、志愿軍、各特種兵、軍事科學院,并告各中央局分局,批準這個報告,對所提四項建議責成各地實行。”

 

為發展軍隊的體育運動,軍委總部和各部隊首先完善了體育機構,團以上單位配備了專職體育干部。1953年成立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體育學校,全軍試行了《準備勞動與衛國體育制度》,1955年訓練總監部設立了管理全軍體育訓練和體育工作隊的體育局。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還親自出席第一屆全軍體育運動會開幕式;陳毅、張愛萍、許世友等軍隊高級領導干部帶頭參加群眾性體育運動,有的還獲得了證書和證章。群眾性體育活動的開展,對于增強全軍官兵的身體素質、培養頑強的戰斗作風、鞏固和提高部隊戰斗力發揮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毛澤東還十分重視部隊軍事技能的提升。如1953年8月毛澤東在給軍事工程學院的訓詞中指出:

 

“今天我們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夠掌握和駕馭技術的人,并使我們的技術能夠得到不斷的改善和進步。”

 

遵照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彭德懷在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干部會議上所作的《四年來的軍事工作總結和今后軍事建設上的幾個基本問題》報告中強調,要提高部隊質量

 

“必須進一步加強部隊的正規化訓練,培養足夠數量的具有一定文化、科學、技術水平和馬列主義基礎知識以及能掌握軍事業務的干部,培養一定數量的技術兵員”。

 

1956年2月總政治部召開的青年工作會議,發出在全軍開展創造優等射手和技術能手的號召,同年6月總政治部發出《關于創造優等射手和技術能手問題的指示》,全軍開始了創造優等射手和技術能力的活動。截至1957年2月,全軍評出了數十萬名優等射手和技術能手。

 

1961年1月總政治部召開青年工作會議,又提出在全軍青年中開展創造優等射手、特等射手和技術能手(1962年改為神槍手、神炮手和技術能手)活動,以黨團員為骨干,開展群眾性比學趕幫的練兵活動。創“三手”活動,把官兵苦練本領、保衛祖國的責任感和爭取革命榮譽緊密結合起來,激發了廣大官兵的練兵自覺性、積極性和鉆研精神,推動了軍事訓練質量提升。

 

1964年2月總政治部發出《關于宣傳推廣郭興福教學方法的指示》,號召全軍廣泛開展思想互助和技術互助活動,把練技術、練戰術和練思想、練作風緊密結合在一起,在全軍迅速掀起一個學習郭興福、趕超郭興福教學法的熱潮。為了進一步在軍事訓練中推廣郭興福教學方法,促進部隊的軍事訓練,1964年春軍委決定在全軍舉行一次全面的比武活動。1964年6月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檢閱了北京、濟南部隊的比武表演,對受閱部隊和民兵代表的匯報表演給予高度評價。毛澤東在談話中指出:

 

“看了北京軍區、濟南軍區的尖子部隊的表演,很好。要在全軍中普及,光有尖子部隊是不夠的。普及要很快布置,要抓緊這個工作。”

 

三、堅持用革命英雄主義文化培塑官兵,努力塑造威武之師、文明之師

 

2015年9月2日,習近平在頒發“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章儀式上指出:

 

“一個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沒有英雄,一個有前途的國家不能沒有先鋒。包括抗戰英雄在內的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華民族的脊梁,他們的事跡和精神都是激勵我們前行的強大力量。”

 

重視發揚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大力弘揚我軍英雄文化,激勵官兵人人當英雄、事事做模范是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建軍治軍的一貫思想。

 

(一)大力宣揚英雄模范事跡,提升擔當英雄的自豪感

 

新中國成立后,為了表彰在人民解放戰爭中涌現出的戰斗英雄和各方面模范,鼓勵全軍發揚新英雄主義精神,繼續為解放西藏、臺灣,肅清殘匪而戰斗,1950年9月召開了全國戰斗英雄代表會議。毛澤東在大會致祝詞中指出,英雄模范們

 

“是全中華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動各方面人民事業勝利前進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聯系廣大群眾的橋梁”,號召全黨黨員和全國人民向英雄模范們學習,號召戰斗英雄們“繼續努力,更加進步,為建設強大的國防軍而奮斗”!

 

入朝作戰的志愿軍部隊及時向廣大指戰員傳達了全國戰斗英雄代表大會的盛況,并利用各種方式大力宣傳了戰斗英雄的突出事跡。在宣傳英雄人物的選擇上,不僅有中華民族抵抗侵略的傳統英雄人物,還有解放戰爭中涌現出的董存瑞、劉胡蘭等英雄兒女;不僅有抗美援朝戰場上官兵身邊的楊根思、黃繼光等英雄,還有蘇聯的衛國英雄馬特羅索夫等。在宣傳形式上,主要采取了召開功臣報告會,使官兵目睹英雄的風采;傳遞祖國人民的支持,號召大家“當最可愛的人,做最可愛的事”;召開慶功會,引導官兵尊功愛功、崇尚功臣;充分利用功臣事跡專輯、英模卡片、報刊、英模畫冊、功臣榜等載體以及墻報、歌曲、快板等藝術形式來宣傳英模事跡。

 

通過對英模事跡廣泛、深入的學習宣傳,在部隊中形成了一種尊英雄、學英雄、當英雄的濃厚氛圍。

 

(二)注重發揮英雄模范的示范引領作用,增強爭做英雄的榮譽感

 

早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就十分重視發揮英雄模范的作用。如1939年毛澤東在《關于注意收集各部民族英雄事跡的通知》中就強調指出:

 

“表揚這些英雄及其英勇行為,對外宣傳與對內教育均有重大意義。”

 

1944年12月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參議會二屆二次會議的演說中再次強調,用群眾民主選舉的方法選出的優秀分子,充當戰斗英雄、勞動英雄及模范工作者,

 

“這種制度,對于提高軍隊的戰斗力,提高農業及工業的生產力,提高政府機關及一切其他機關的工作能力,數年來的經驗已經證明是極有效果的,各地應該普遍地推廣這一運動”。

 

新中國成立初期,為了充分發揮英雄模范在增進團結、改進工作、培養干部等方面的重要作用,1950年9月毛澤東在全國戰斗英雄代表會議和全國工農兵勞動模范代表會議上號召全國所有戰斗英雄和勞動模范們

 

“繼續在戰斗中學習,向廣大人民群眾學習。只有決不驕傲自滿并且繼續不疲倦地學習,才能夠對于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繼續作出優異的貢獻,并從而繼續保持你們的光榮稱號”。

 

抗美援朝戰爭中,志愿軍部隊廣泛開展革命英雄主義運動,不少部隊采取“回憶舊榮譽,爭取創造新榮譽”的方式,增強大家的革命榮譽感,激發廣大指戰員爭取立功的熱情。如鐵道兵某部英雄楊連弟,在解放戰爭中曾獲“登高英雄”稱號,在抗美援朝戰爭反轟炸斗爭中英勇犧牲,志愿軍領導機關給他追記特等功,追授“一級英雄”稱號,命名他生前所在連隊為“楊連弟連”。志愿軍后勤戰線通過廣泛開展向楊連弟學習活動,涌現了數以萬記的英雄模范人物。

 

1958年4月出席全國青年第三次代表大會的全體軍隊青年代表向全軍青年發出開展五好評比的倡議。同年5月總政治部發出《在連隊中開展“五好”的指示》,1960年10月軍委擴大會議根據全軍開展五好運動的經驗決定在全軍青年中開展以“政治思想好、軍事技術好、三八作風好、完成任務好、鍛煉身體好”為主要內容的“五好”運動。1961年元旦《解放軍報》發表了《貫徹軍委擴大會議決議為創造四好連隊而斗爭》的社論,提出“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風好、軍事訓練好、生活管理好”的“四好”連隊主要內容和要求,從此創造“四好”連隊、“五好”戰士的活動成為全軍基層建設經常性工作。

 

創造“四好”連隊、“五好”戰士,是我軍政治工作培養官兵崇尚榮譽、爭當典型,繼承和發揚革命英雄主義精神的重要途徑。

 

(三)廣泛開展學雷鋒、學“好八連”活動,激發堅守英雄本色的責任感

 

和平時期,人民軍隊能否保持老紅軍本色,繼續高揚革命英雄主義旗幟,筑牢保衛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鋼鐵長城,事關黨和人民的事業成敗,事關國家能否長治久安。為此,早在1951年8月,毛澤東就為革命老根據地人民題詞:

 

“發揚革命傳統,爭取更大光榮。”

 

沈陽軍區工程兵某運輸連戰士雷鋒是在毛澤東思想哺育下成長起來的一名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在他短暫的人生中,處處以黨和人民的利益為重,處處從革命的需要出發,愛憎分明不忘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1962年8月因公殉職,年僅22歲。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同時發表毛澤東“向雷鋒同志學習”的題詞,隨后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也相繼題詞。全軍各部隊通過廣播宣傳、舉行事跡報告會、座談會、出黑板報等形式,宣傳和學習雷鋒的先進事跡,人人響應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號召,爭當雷鋒式的好戰士。時至今日,雷鋒事跡家喻戶曉,雷鋒精神令人敬仰。

 

原上海警備團三營八連,解放后駐扎在熱鬧繁華的南京路上,14年來八連官兵牢記毛主席教導,保持和發揚了我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艱苦奮斗的光榮傳統,身居鬧市,一塵不染,出色地完成了執勤、訓練、生產等各項任務。1963年3月30日,《解放軍報》發表了《艱苦作風代代相傳》的通訊,向全軍介紹了八連的事跡。1963年4月25日國防部授予八連“南京路上好八連”榮譽稱號,號召全軍部隊向八連學習。1963年8月1日毛澤東為八連題寫了雜言詞“八連頌”。

 

全軍通過學雷鋒、學“好八連”活動,促進了學習毛主席著作活動深入開展,普遍提高了官兵的思想覺悟,對加強部隊思想政治建設,永葆人民軍隊政治本色,爭取人民軍隊更大光榮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四、堅持用嚴格的紀律文化熏陶官兵,不斷提升人民軍隊正規化水平

 

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證明,嚴明的紀律是我們黨和軍隊始終保持優良傳統和作風,歷經坎坷卻能發展壯大,遭遇各種困難卻能不斷取得勝利的內在基因。正如習近平指出的:

 

“一支現代化的軍隊應該是高度重視法治紀律的軍隊。”

 

新中國成立后,在推進人民軍隊現代化、正規化建設過程中,毛澤東始終關注人民軍隊的紀律建設問題。

 

(一)堅決反對無組織、無紀律現象,筑牢部隊鐵的紀律觀念

 

新中國成立之初,1950年6月毛澤東就告誡全軍必須維持良好的紀律,要求從1950年冬季開始,在全軍開展一次自上而下的整風運動,克服一切不良現象,保持謙虛謹慎的作風。志愿軍入朝作戰后,毛澤東在1951年1月就指示志愿軍要

 

“愛護朝鮮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鮮人民的一針一線”。

 

針對1952年5、6月份以來,因軍事教育和軍事紀律普遍放松,部隊出現的生活散漫、技術降低、體力減弱和嚴重的損壞武器、裝具、馬匹等現象,1952年10月毛澤東在中央軍委發布的《關于糾正放松軍事教育和紀律廢弛現象的指示》中要求:

 

“所有部隊,應在各大軍區的統一規定下,在十月三十日以前,以師為單位……進行一次整頓紀律的工作,以嚴格執行命令指示,嚴格軍風紀,嚴格遵守制度,和嚴格保管和愛護武器、裝具、馬匹等為內容的教育,對于嚴重違反紀律和損壞武器、裝備的行為,應予認真的追究責任,和給予應得的處罰。”

 

針對“文化大革命”期間軍隊不講團結、不講紀律的情況,為防止軍隊領導干部有個團團、有個勢力范圍,1971年8月間,毛澤東在同各地負責人談話中提出:

 

“軍隊要統一,軍隊要整頓”,“我希望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教育戰士,教育干部,教育群眾,教育黨和人民。”

 

1973年12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再次強調“步調一致才能得勝利”,并提議大家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同時,要求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10天內到職。

 

 

(二)建立健全各項法規制度,不斷強化官兵的法紀意識

 

軍無法不立,法無嚴不威。依紀依法從嚴治軍一直是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建軍治軍的基本理念。

 

新中國成立后,為了防止部隊在參加土地改革和建立革命政權過程中違反黨的政策和國家法律擅作主張、隨意行事,各部隊根據本地區情況,對參加土改工作的人員在執行政策、開展工作、遵守紀律方面作了具體規定。1952年2月毛澤東在給華東軍區黨委復電中強調:

 

“全軍對于貪污腐化犯法亂紀情節嚴重的分子,必須一律予以懲辦,不得姑寬。”

 

為了進一步加強我軍正規化建設,1953年5月試行兩年的新中國第一代《內務條令》《紀律條令》《隊列條令》,經毛澤東親自審閱修改,中央軍委正式頒布全軍施行,至此我軍正規化建設有了基本的法規依據。“文化大革命”期間,由于部隊所處的特殊地位和“擁政愛民”傳統受到沖擊,軍政軍民關系很不和諧,突出表現為部隊不尊重地方政府,不遵守群眾紀律,占用了地方大量的耕地和房產。為此,1971年8月毛澤東在同各地負責人談話中再次提到:

 

“八項注意的第一條和第五條,對人民,對戰士,對下級要和氣,不要耍驕傲,軍閥作風堅決克服掉。”

 

1972年7月總政治部轉發了沈陽軍區《關于軍區部隊執行政策紀律情況和今后改革措施的報告》(下文簡稱《報告》)。《報告》針對存在的問題提出了10項整改措施。同年7月27日黨中央、中央軍委轉發了北京軍區、六十六軍、天津警備區三個黨委關于整頓群眾紀律的報告,并在批語中引用了毛澤東1956年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

 

“錦州那個地方出蘋果,遼西戰役的時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蘋果,我們戰士一個都不去拿。我看了這個消息很感動。在這個問題上,戰士們自覺地認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為這是人民的蘋果,我們的紀律就建筑在這個自覺性上邊。”

 

此后,中央軍委又批轉了總后勤部《關于全軍清退房屋工作情況的簡報》,隨后總政治部、總后勤部在《關于當前部隊清退地方房屋存在的問題及今后的意見》中對清退工作又提出了具體要求。截至1974年10月底,全軍先后退還地方房屋1200萬平方米,受到了地方黨政機關和人民群眾好評,軍政軍民關系有了進一步改善。

 

(三)適時開展思想作風紀律整頓,突出抓好領導干部的法紀監督

 

全國解放前夕,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告誡全黨,

 

“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軍由長期的戰爭環境轉入相對的和平環境,由長期的比較單純的農村環境進入復雜的城市環境,部隊擔負的任務由以作戰為主轉為以教育訓練為主,在這個大轉變過程中,一些部隊產生了和平麻痹思想和戰斗意志渙散等問題,一些干部出現了驕傲自滿、貪圖安逸、享樂腐化等現象。為此,1950年10月總政治部根據黨中央《關于在全黨全軍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發出了軍隊《關于整風工作的指示》,要求全軍在冬季展開普遍深入的整風運動。運動以團以上干部和機關為重點,以整頓與提高戰斗意志、保持與發揚我軍優良的傳統作風為中心內容,必須克服片面的領導作風,反對官僚主義、軍閥主義、違反政策紀律、驕傲居功、和平享樂等傾向。

 

針對部隊進入城市后,一些干部黨員受到剝削階級思想作風侵襲,滋生了思想麻痹、斗志渙散、以功臣自居、個人享樂、腐化墮落等不良傾向,為了進一步鞏固軍隊黨組織,保持黨的純潔性,提高黨的質量,1951年4月全軍組織工作會議根據黨中央《關于整頓黨的基層組織的決議》要求,決定在全軍黨內進行一次整頓,重點解決黨支部對部隊不良風氣軟弱無力、黨群關系存在隔閡、黨員模范作用微弱等問題。

 

1953年“選調舞伴事件”發生后,總政治部工作組深入部隊內部,調查居功自傲、追求享樂腐化等問題。半年內,查處腐化墮落違法違紀的兵團級干部3人,軍級干部12人,師級干部205人。1954年8月8日,毛澤東將調查報告以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的名義印發全軍,即《中央軍委及總政治部關于制止某些高級干部腐化墮落違法違紀的指示》,又稱“八八指示”。“八八指示”要求軍隊黨的組織加強對黨的高級干部的檢查監督,對一些生活放蕩、腐化墮落、違法亂紀行為進行檢查揭發、開展嚴肅批評,并按照錯誤程度作出不同處理。通過教育和檢查,挽救了一批已經陷入和即將陷入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泥坑的干部,增強了黨的團結和威信。

 

1955年3月毛澤東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再次強調:

 

“我希望,我們所有的同志,首先是老同志,不要翹尾巴,而要夾緊尾巴,戒驕戒躁,永遠保持謙虛進取的精神。”

 

截至1955年10月,全軍發現犯有不同程度錯誤的師以上干部達百人之多,97人受到黨紀處分,其中37人受到行政或刑事處分。

 

1960年5月總政治部提出在全軍開展一個大規模的群眾性的培養優良作風運動。全軍遵照總政治部指示,迅速開展了作風教育和作風整頓。整頓的重點是團以上領導機關、各級領導干部、分散的和問題較多的單位,主要整頓官僚主義作風、貪污浪費、革命意志衰退、貪圖享受、違法亂紀等方面的問題。

 

1961年1月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九中全會上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總政治部發出了《關于執行毛主席指示,立即進行調查研究工作的通知》,以及《關于領導機關進行調查研究和下連檢查幫助工作的幾項規定》。這些規定措施對于改進機關作風、克服部隊“五多”現象、增強領導工作效果發揮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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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防大學政治學院教授,主要從事軍隊政治工作和軍事領導科學研究;來源:《湖南科技大學學報》2019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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