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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的歷史，總的說來，是我們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歷史。”這是對于黨在這個時期歷史的主題和主線、本質和主流所做的科學概括。

黨在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主要是在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尤其是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時期，曾經犯過嚴重錯誤，但是從總體上說來，我們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在探索中，雖然經歷了嚴重曲折，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

這個時期取得的歷史性的巨大成就，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全面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基礎上，我們確立了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和政治制度，即：國體——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國家結構形式——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和在單一制國家中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政黨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

經過社會主義改造，我們又確立了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全面確立，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偉大、最深刻的社會變革，這不僅鞏固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成果，而且為當代中國爾后的一切發展、進步創造了政治前提、奠定了制度基礎。

第二、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

取得歷史性的巨大進展

首先，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從“一五”計劃時期開始，國家以蘇聯援建的156項重點工程、694個大中型建設項目為中心，進行了大規模投資，逐步建成了一批門類比較齊全的基礎工業項目，涉及冶金、汽車、機械、煤炭、石油、電力、通信、化學、國防等領域，為國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國家基本建設投資，從“一五”時期起到“四五”時期，累計達4956.43億元。在鐵路、交通運輸等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也有明顯的進展。從1964年開始的三線建設，不僅增強了國防力量，而且改善了工業布局。在毛澤東生前，中國不僅已經能夠自行設計和批量生產汽車、飛機、坦克、拖拉機等，而且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彈、氫彈，試制并成功發射了中遠程導彈和人造衛星。這些進展，使全世界為之震驚。同時，我們還通過興修水利、開展農田基本建設、培育推廣良種、提倡科學種田，較大幅度地提高了糧食生產水平和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

正是經過全國人民的努力奮斗，1979年9月，葉劍英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自豪地宣布：“我們在舊中國遺留下來的‘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這就為中國經濟獨立自主的、持續的發展奠定了牢固的物質技術基礎。

其次，盡管經過了兩次大的起伏，中國經濟的發展，從總體上看，是相當快的。

從經濟發展的速度來看：從1953年到1976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5.9%，其中工業年均增長11.1%。

從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來看：鋼產量從1949年的16萬噸發展到1976年的2046萬噸。發電量從1949年的43億度發展到1976年的2031億度。原油從1949年的12萬噸發展到1976年的8716萬噸。原煤從1949年的3200萬噸發展到1976年的4.83億噸。汽車產量從1955年年產100輛發展到1976年的年產13.52萬輛。

從國家經濟實力增強的情況來看：按當年價格計算，1952年國內生產總值為679億元人民幣，1976年增加到2965億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1952年的119元增加到1976年的319元。這個數字雖然還不高，但在原有基礎上的增長是很明顯的。

再次，人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得到逐步提高。

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始終把滿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作為發展經濟的根本目的。隨著建設事業的進展，廣大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逐步得到提高。全國總人口從1949年的5.4167億增長到1976年的9.3717億。同期糧食的人均占有量從418市斤增加到615市斤。就是說，增產的糧食不僅多養活了近4億人，而且使9億多人的人均占有糧食量比5億多人時增加了近200斤。

全國居民的人均消費水平，農村居民從1952年的65元增加到1976年的131元，城鎮居民同期從154元增加到365元。在全國人民節衣縮食支援國家工業化基礎建設的情況下，盡管人民群眾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滿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這在當時被世界公認是一個奇跡。

教育事業得到長足發展。從1949年到1976年，小學在校生從2439萬人發展到1.5億人；中學在校生從103.9萬人發展到5836.5萬人；高等學校在校生從11.7萬人發展到56.5萬人。學齡兒童入學率達到90%以上。勞動者的整體素質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全國經濟文化建設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大批地成長起來。醫療事業也得到蓬勃發展。1949年全國擁有醫院2600家，到1976年發展到7850家。20世紀50年代后期，農村普遍建立了縣、區（社）兩級醫療衛生機構，60年代又在絕大多數生產大隊建立了農村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這個時期，全國人口的死亡率從1949年的20‰下降到1976年的7.25‰。居民平均預期壽命隨之顯著延長，1949年僅為35歲，1975年提高到63.8歲。群眾性體育活動廣泛開展，中國運動員共獲得22項世界冠軍，打破和超過171項世界紀錄。中國人不再被譏笑為“東亞病夫”了。

鄧小平在1979年明確地說過：“社會主義革命已經使我國大大縮短了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差距。我們盡管犯過一些錯誤，但我們還是在三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這些進步，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的，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奮斗的成果，是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巨大優越性的初步而有力的顯示。

第三、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

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取得重要的積極成果

在探索剛剛起步時，毛澤東就論述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具有中國特點的思想和必須實行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基本原則，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學說，闡明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方針。

此后，黨又進一步總結經驗，對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問題初步作出了正確的論述，提出了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兩步走的發展戰略，并且闡述了社會主義建設的若干重要原則。

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方面，毛澤東提出，要實行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方針，正確處理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關系，以農、輕、重為序發展國民經濟；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堅持工業和農業并舉、重工業和輕工業并舉、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并舉、大中小企業并舉等“兩條腿”走路的方針；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利用價值規律；正確解決好綜合平衡的問題，處理好積累和消費、生產和生活的問題，處理好國家、集體和個人的關系，統籌兼顧，適當安排。

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方面，毛澤東提出，要把“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作為努力的目標；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堅持人民民主，盡可能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處理好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的關系，堅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鞏固和擴大愛國統一戰線；切實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各項權利，尤其是人民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管理的權利；社會主義法制要保護勞動人民利益，保護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保護社會生產力。在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方面，毛澤東提出，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對古今中外的優秀文化實行“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方針；思想政治工作是經濟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線，要實行政治和經濟的統一、政治和技術的統一、又紅又專的方針；知識分子在革命和建設中具有重要作用，要建設一支宏大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隊伍；要向科學進軍，不能走世界各國發展科學技術的老路，而應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奮發圖強，努力趕超世界先進水平。

在國防建設和軍隊建設方面，毛澤東提出必須加強國防、建設現代化正規化國防軍和發展現代化國防技術的重要指導思想，還提出國防建設要服從國家經濟建設大局的方針，并為鞏固國防制定了積極防御的戰略思想，積累了軍事斗爭同政治斗爭、外交斗爭相結合的獨創性經驗。

在執政條件下加強共產黨自身建設方面，毛澤東最早覺察到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戰略的危險，號召共產黨人提高警惕，同這種危險作斗爭。同時，他又十分警惕黨在執政以后可能產生的種種消極現象。為此，他提出：共產黨員必須堅持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務必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各級領導干部必須自覺地運用人民賦予的權力為人民服務，依靠人民群眾行使這個權力，并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必須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平等待人；必須防止在共產黨內、在干部隊伍中形成特權階層、貴族階層，堅決地反對黨內和干部隊伍中的腐敗現象；必須切實解決“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的問題。

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所闡明的這些重要思想，系統地回答了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如何實現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之后，對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進行了艱辛探索，積累了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生產力水平十分落后的東方大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以創造性的內容為馬克思主義寶庫增添了新的財富。這些思想成果，為黨繼續進行探索并系統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提供了重要的基礎。

第四，創造有利于社會主義建設

的和平國際環境

新中國從建立之日起，就把捍衛民族獨立、國家主權和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人類進步事業作為對外工作的目標，努力為國內和平建設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在毛澤東制定的國際戰略思想和對外工作方針的指引下，黨領導人民逐步沖破西方敵對勢力對新中國的孤立、遏制、包圍和威脅，有效地維護了民族獨立、國家主權和安全。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于1971年10月得到恢復。毛澤東還親自開創了中美關系和中日關系的新階段。到1976年，同中國建交的國家已經有113個，這包括了當時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西方對中國封鎖禁運的局面開始被突破。這些都為后來中國逐步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創造了有利條件。

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后，鄧小平曾經指出：“我們能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著手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不能不銘記毛澤東同志的功績。”

正因為取得了以上這些巨大的成就，中華民族才得以光榮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古老的中國才能以嶄新的姿態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