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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思想往往不是說通而是靠現實“打”通——偉人在七大上的講話集摘要2

點擊：  作者：毛澤東    來源：乾坤縱談  發布時間:2019-10-29 12:12:40

 

 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政治報告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什么是不要馬克思主義？就是忘記了無產階級的領導，忘記了人民大眾，忘記了農民。

正確思想往往不是說通而是靠現實“打”通

所以思想這個東西很怪，要去掉那一部分壞的東西，不適合于馬列主義的東西，不適合中國情況的東西，就要經過一定的階段，就要有經驗（教訓），單靠講是講不通的。列寧說“要在經驗中來教育人民”，因為人民是只信經驗不信講話的。但是講還是要講的。

正確路線是靠總結正面經驗和慘痛教訓得出的

這條路線是從哪里來的呢？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從外國送來的嗎？也不是。它是從中國自己的土地上生長出來的。魯迅講過：路是人走出來的。我們這條路線，也是中國人民用腳踩成的。力爭領導權，力爭獨立自主，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也就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大眾，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抗日戰爭的路線。這條路線的正確性，現在已經完全可以證明得清清楚楚了。

權利是爭來的，不是送來的，這世界上有一個“爭”字

同志們！權利是爭來的，不是送來的，這世界上有一個“爭”字，我們的同志不要忘記了。有人說我們黨的哲學叫“斗爭哲學”，榆林有一個總司令叫鄧寶珊[14]的就是這樣說的。我說“你講對了”。自從有了奴隸主、封建主、資本家，他們就向被壓迫的人民進行斗爭，“斗爭哲學”是他們先發明的。被壓迫人民的“斗爭哲學”出來得比較晚，那是斗爭了幾千年，才有了馬克思主義。放棄斗爭，只要團結，或者不注重斗爭’馬馬虎虎地斗一下，但是斗得不恰當、不起勁，這是小資產階級軟弱性的表現。小資產階級還有另外一種性質，叫革命性。他們革命是革的，但是有點軟弱。現在已經完全證明軟弱是不對的。有一個章乃器[15]，我給他戴上一頂帽子，叫“章乃器主義”，我想戴得是有道理的。此人現在已同我們講和，他對周恩來同志說他犯了錯誤，這很好。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我在黨的一次會議上批評過他，說章乃器的哲學不好，因為他那時提出了“少號召，多建議”。這是自由資產階級軟弱性的表現，他的意見被我們戰勝了。他是中間派，只有我們堅決地聯合他，才能在長期的經驗中教育他。

以后自由資產階級還會拿它的軟弱性經常影響我們，因為它有那樣一種性質，好像《紅樓夢》上的林黛玉洗澡后身上發出的那樣一種“香”，自由資產階級身上也出了那樣一種“香”，這種香就是“軟弱香”。它出了那種“香”就要找市場出賣，有目的地向我們延安送，給我們黨以壞的影響。我們的宣傳有時也太刺耳，玫瑰花雖然可愛但是刺多扎手，“羊肉好吃燙得慌”。對于那些紳士，玫瑰花雖可愛，但因為刺多他們不大喜歡。他們喜歡薛寶釵，不喜歡探春。這個是很麻煩的。

要革命就不能怕麻煩、怕風波

同志們！麻煩還在后頭，不要怕麻煩。要革命就會有麻煩，而且有時非常麻煩。如果想省掉麻煩，就坐在家里抽長煙管。現在夏天來了，坐在樹底下，拿一把大蒲扇，那麻煩比較少。但是還有風波，魯迅不是寫過一篇《風波》嗎？世界上不會沒有風波，怕風波就不能做人，那就趕快到閻王那里去交賬。我們黨現在經常遇到風波，有大風波，中風波，小風波，我們不要怕風波。現在我們的意志更加堅強了，不至于被風波淹沒。要在中國這個海里淹死我們黨，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會的。

出身和入黨是兩件事情

但是作為黨來說，作為領導思想來說，我們和農民要分清界限，不要和農民混同起來。這對于農民出身的同志可能不容易理解，“我就是農民，為什么不能和農民混同呢？”我說你現在叫做共產黨員，農民是你的出身，出身和入黨是兩件事情，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但是這一點要慢慢地搞清楚，一年搞不清楚，兩年，兩年搞不清楚，三年。

不要和群眾混同，是說要把群眾提高到無產階級水平

不要講我們共產黨開了會，你就照念。昨天有一位同志說：季米特洛夫[16]書上寫的一個德國同志，在柏林一次失業工人大會上講話時，就照念了共產國際執委會十三次全會的決議，所以老百姓不喜歡聽。現在我們也不要照抄七大。七大說“不要和農民混同起來”，你回去這樣一講，很多農民同志就不贊成，他說他就是農民。我說不要和農民混同，是說要把農民提高一步，提高到無產階級的水平。將來幾十年以后，要把一切黨外農民，提高到無產階級的水平。如不相信這一條，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將來我們要搞機械化，要搞集體化，那就是提高他們。

我們要力爭領導權

我們要力爭領導權。所謂力爭，要注意這個“力”字，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千方百計要爭取領導權，要把廣大人民，主要的是三萬萬六千萬農民放在他們的領導之下，不受我們的影響。中國什么人身上有油水？油水最多的就是農民。日本人打來就是要刮中國農民的油水，蔣介石也要刮農民的油水，還要注意中國將來會有斯科比[19]老先生來刮油水。在希臘，斯科比就是代表英國刮希臘人民身上的油水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要把中國變成黑暗的中國，因此他們是我們長期斗爭的對象。

政策有各方面的政策，綱領有一般的綱領、具體的綱領。

一個問題，一般的綱領與具體的綱領。這樣的劃分是不是從這次才開始的呢？從前也是有劃分的，不過從前沒有在同一個地方把它分開來寫：頭一條是一般綱領，第二條是具體綱領。比如《新民主主義論》那本小冊子，沒有說具體的政策，只提到一般綱領。但是我們各個時期都有具體的政策，比如抗戰初期的十大綱領[21]，抗戰中期各方面的具體政策，在陜甘寧邊區有二十一條施政綱領[22]，其他敵后各抗日根據地也都有大同小異的綱領，性質相同，條文小異。內戰時期，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所決定的十大綱領[23]，就是新民主主義總路線下的具體綱領，更具體的還有土地法、婚姻法、政治工作條例等等。北伐戰爭時也有類似的東西。

這次我們把這個問題在這里說清楚一下，使我們的同志們懂得新民主主義就是我們的總綱，有綱有目，“綱”就是魚網上拿在手里的大繩子，“目”就是魚網的眼。

講完全孫中山，力量越大越要舉這面旗幟，大有好處

孫中山這位先生，要把他講完全。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是講歷史辯證法的。孫中山的確做過些好事，說過些好話，我在報告里盡量把這些好東西抓出來了。這是我們應該抓住死也不放的，就是我們死了，還要交給我們的兒子、孫子。但是我們和孫中山還有區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比我們的新民主主義差，新民主主義的確比三民主義更進步，更發展，更完整。現在的新民主主義在將來還會發展得更加完整。我們黨內有一種情緒，不喜歡孫中山，這種情緒在相當廣大的黨員中存在著。認真說，這種情緒是不大健全的，是還沒有真正覺悟的表現。這是反映了內戰時期的情緒，那時候，因為環境不同，連孫中山也不要了。那個時期為什么我們不大講孫中山？因為我們被國民黨一下子打倒在地，爬起來也紅眼了。蔣介石手里打著孫中山的招牌到處亂殺人，這時候，群眾對孫中山也就不喜歡。在十年內戰中不要孫中山，這也很難怪，因為我們的力量小得很。在抗戰初期，我們的力量也還小，所以那時候我們要孫中山所發生的影響不大，因為人家還看不起我們。將來我們的力量越大，我們就越要孫中山，就越有好處，沒有壞處。我們應該有清醒的頭腦來舉起孫中山這面旗幟。

操縱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就是孫中山也反對和不要

關于資本主義。在我的報告里，對資本主義問題已經有所發揮，比較充分地肯定了它。這有什么好處呢？是有好處的。我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肯定的，就是孫中山所說的“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的資本主義。至于操縱國民生計的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那是不包括在里面的。

所謂一般的資產階級，就是指中等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也就是中小資產階級。孫中山講過的“操縱國民之生計”的特殊的資產階級，則不在其內。將來我們的新民主主義，在大城市里也要沒收操縱國民生計的財產，沒收漢奸的財產(這一點，我在報告里已經講過了)。我們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沒收這些財產為國家所有的。另外，在下面我也說到要廣泛發展合作社經濟和國家經濟，這二者是允許廣泛發展的。

在反對操縱國計民生前提下，我們不怕發展資本主義

列寧在《兩個策略》中講：“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其說對資產階級有利，不如說對無產階級更有利。”我們不要怕發展資本主義。俄國在十月革命勝利以后，還有一個時期讓資本主義作為部分經濟而存在，而且還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個社會經濟的百分之五十。那時糧食主要出于富農，一直到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才把城市的中小資本家與鄉村的富農消滅。我們的同志對消滅資本主義急得很。人家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了，還要經過新經濟政策時期，又經過第一個五年計劃，到第二個五年計劃時，集體農莊發展了，糧食已主要不由富農出了，才提出消滅富農，我們的同志在這方面是太急了。

敢于斗爭、善于斗爭，就要學會“留有余地”的斗爭方式

因此，我們給國民黨留有余地，就不會犯錯誤；如果不留余地，實際的結論只有一條，就是“打倒”，那我們就會犯政治上的錯誤。關于這一條，委員長也看出來了，他有幾次要挑動我們去犯這樣的錯誤，挑動我們的軍隊打出去，向西安打，挑動我們提出推翻國民黨。同志們！我們要注意這些東西，注意這些挑動。你說要合作，那好得很，但是你必須要洗一洗臉，才同你“結婚”；你若不洗臉，那就不好看，就不同你“結婚”。這就是我們的方針。

關于自衛與反擊。我們要站在自衛的立場反擊國民黨的進攻，一個是自衛，一個是反擊。一切國民黨的大小進攻，必須給以反擊，給以回答。不論是文的也好，武的也好，特別是武的，只要它進攻，就要把它消滅干凈。我們曾經提出，要堅決、徹底、干凈、全部消滅之。我和國民黨的聯絡參謀也這樣講過，我說我們的方針：第一條，就是老子的哲學，叫做“不為天下先”。就是說，我們不打第一槍。第二條，就是《左傳》上講的“退避三舍”。你來，我們就向后轉開步走，走一舍是三十里，三舍是九十里，不過這也不一定，要看地方大小。我們講退避三舍，就是你來了，我們讓一下的意思。第三條，是《禮記》上講的“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往而不來亦非禮也，就是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還在一九三九年我們就提出了這個口號，現在還是這個方針。好比說，我們有一百條槍，你們繳了我們九十九條，我們當然不高興，但是不怪你們，因為你們本領大，高明得很。但是，就是只剩一條槍，我們也要打到底的。只要我們手里還有一條槍，我們被打倒了，就把槍交給我們的兒子，兒子再交給孫子。有一個愚公移山的故事[29]，說在山西有一座太行山和一座王屋山，現在這兩座山比較矮，從前比較高，不大好走路。有一個人名叫愚公，是一個很笨的老頭，在他附近還住著一個老頭名叫智叟，是一個很聰明的老頭。有一天他們兩個人吵起架來了，為什么吵架呢？因為愚公要把太行山、王屋山移掉，帶著他的兒子孫子挖山、挑土。那個聰明的老頭就告訴他不必挖了，太行山、王屋山這樣高，怎么能挖掉呢？愚公說：這兩座山雖然高，但是我死了還有兒子，兒子死了還有兒子的兒子，兒子的兒子死了還有兒子的兒子的兒子，父而子，子而孫，孫孫子子，子子孫孫無盡，而山是不會再增高的。后來，有一個神仙為愚公的精神所感動，報告了上帝，上帝就派人把山移走了！這個故事是書上講的，并不是我編造的。

世界上的反革命，日本侵略者和中國的反動派，不把他們打倒是不行的。對于國民黨的進攻，我們是站在自衛立場上反擊的。超過這個自衛的立場，我們就要犯錯誤。但有些同志勁來了，就忘記了這一點，這是不好的。基本是自衛的立場，有了這樣的立場，就不會犯錯誤。自衛就是有理，局部就是有利，暫時就是有節，這就是有理、有利、有節。違反了這個方針，就會犯錯誤。

和民主分子合作，怕什么呢？我們有飯大家吃，有敵人大家打，發餉是沒有的，自已動手，豐衣足食，還實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七搞八搞便成了正果。像梁山泊，就實行了這個政策，他們內部政治工作相當好，當然也有毛病就是了，他們里面有大地主、大土豪，沒有進行整風。那個盧俊義是被逼上梁山的，是用命令主義強迫人家上去的，他不是自愿的。

我們對于只要不是堅決的反動分子，而愿意革命并和我們合作的，就來者不拒，“姜太公釣魚，愿者上鉤”。姜太公他發表宣言：你愿來就來，不愿來的就拉倒。人家了解得很清楚，釣魚都可以發宣言，我們也可以發表一個宣言。

我們要活的馬克思主義

我們歷史上的馬克思主義有很多種，有香的馬克思主義，有臭的馬克思主義，有活的馬克思主義，有死的馬克思主義，把這些馬克思主義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們所要的是香的馬克思主義，不是臭的馬克思主義；是活的馬克思主義，不是死的馬克思主義。

要轉變，但不能希望一切皆在一個早上改變。要看具體情況，有力量就打堡壘，打大城市。打堡壘時打得開，有飯吃，我們就打；打不開，又沒有飯吃，我們就向后轉，把隊伍分散開，來一個“聾子放爆竹——散了”。還有一個十幾年來爭論的問題，就是從鄉村到城市，還是從城市到鄉村，爭得一塌糊涂。正確路線是要先搞鄉村，要研究農村情況。大家說這是正確的路線，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者走路，走到哪個地方走不通就要轉彎，因為那個地方走不過去。當然在鄉村盡走盡走，走他幾百萬年，這也不叫馬克思主義，而叫反馬克思主義。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是：當需要在鄉村時，就在鄉村；當需要轉到城市時，就轉到城市。

把重心轉到城市去，必須要做很好的準備。不要想到城市就忘了鄉村，說要我搞鄉村工作我就不干，不分配我搞城市工作就是干部政策不正確。你也去城市，他也去城市，城市沒有那么多房子，鄉村沒有人去，行嗎？所以我在報告中號召大批知識分子下鄉，不要穿學生裝，而要穿粗布衣。但我們奪取了大城市，像北平、天津這樣大的三五個中心城市，我們八路軍就要到那里去。我們一定要在那里開八大，有人說這是機會主義；恰恰相反，八大如果還在延安開，那就近乎機會主義了。

政治熱情和物質力量要統一看，不能割裂看

現在我們有一百萬軍隊，但這個軍隊是分散的，不可能在一個地方集中十萬軍隊。首先因為沒有飯吃，又沒有飛機大炮。要是把五臺山、太行山、晉綏、山東的軍隊，集中幾萬人，拿著步槍去打北平就不行。一個吉安，攻了八次沒有攻進去，一個贛州，攻了七次沒有攻進去，原因不是熱情不夠，也不是馬列主義不顯靈，而是我們能用來攻城的東西太少了，想爬也爬不上去。

民族解放就是解放民族的個性

中國如果沒有獨立就沒有個性，民族解放就是解放個性，政治上要這樣做，經濟上要這樣做，文化上也要這樣做。廣大群眾沒有清楚的、覺醒的、民主的、獨立的意識，是不會被尊敬的。

沒有整風黨就不能前進

黨這個軍隊也是一樣，沒有統一紀律，沒有民主集中制，沒有民主或者沒有集中都不行。像封建社會皇帝專政是不行的，那是封建時代的事。我們實行革命人民的民主，它和資產階級的民主、舊民主是不同的，它是更廣泛的民主。黨是人民中優秀分子的結合，大家是自覺地愿意受約束，就是承認黨綱、黨章，服從黨的決議案，愿意自我犧牲。所以有些人就不能加入我們的黨，他不受調動，他干這樣工作也好，干那樣工作也好，往東也好，往西也好，都得由他，而黨員就要服從組織，服從黨的決議。

當時，很多文化人總是和工農兵搞不到一起，他們說邊區沒有韓荊州。我們說邊區有韓荊州，是誰呢？就是吳滿有、趙占魁、張治國[33]。這個故事可以說一下。唐朝時，有一個姓韓的在荊州做刺史，所以人們把他叫作韓荊州。后來有一個會寫文章的人叫李太白，他想做官，寫了一封信給韓荊州，把他說得了不起，天下第一，其實就是想見韓荊州，捧韓荊州是為了要韓荊州給他一個官做。因此就出了“韓荊州”的典故。那時延安有很多人想找“韓荊州”，但是找錯了方向，找了一個打胭脂水粉的韓荊州，一個小資產階級的韓荊州，就是《前線》里的客里空[34]。他們找不到韓荊州在哪里，其實到處都有韓荊州，那就是工農兵。工人的韓荊州是趙占魁，農人的韓荊州是吳滿有，軍人的韓荊州是張治國。廣大的黨員還認識不清這個問題。總之，沒有整風黨是不能前進的。

一九四一年邊區要老百姓出二十萬石公糧，還要運輸公鹽，負擔很重，他們哇哇地叫。那年邊區政府開會時打雷，垮塌一聲把李縣長打死了，有人就說，唉呀，雷公為什么沒有把毛澤東打死呢？我調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個，就是征公糧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興。那時確實征公糧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從一九二一年共產黨產生，到一九四二年陜甘寧邊區開高干會[35]，我們還沒有學會搞經濟工作。沒有學會，要學一下吧！不然雷公要打死人。

當時我們的同志，不管是參加過萬里長征的也好，千里長征的也好，老共產黨員也好，抗戰時期到延安的青年也好，延安人民對我們是什么態度？我說就是“敬鬼神而遠之”。為什么會這樣呢？因為他們覺得共產黨雖然很好，他們很尊敬，但是加重了他們的負擔，他們就要躲避一點。直到去年春季，趙毅敏[36]同志帶著楊家嶺組織的秧歌隊，跑到安塞扭秧歌，安塞正在開勞動英雄大會，那些老百姓也組織了秧歌隊，和楊家嶺的秧歌隊一塊扭起來，我說從此天下太平矣！因為外來的知識分子和陜北老百姓一塊扭起秧歌來了。從前老百姓見了他們是敬鬼神而遠之，現在是打成一片了。

如果我們解決了整風和生產這兩個問題，我們的事業就會前進。整風是前進的精神基礎，生產是前進的物質基礎。

敢聽閑話，會聽閑話，工作才能越做越好

中央和各級領導機關的領導同志，要注意聽人家的話，就是要像房子一樣，經常打開窗戶讓新鮮空氣進來。為什么我們的新鮮空氣不夠？是怪空氣還是怪我們？空氣是經常流動的，我們沒有打開窗戶，新鮮空氣就不夠，打開了我們的窗戶，空氣便會進房子里來。我們的房子是什么房子呢？是政治房子、政治工廠。開工廠就得有原料，有工人，有技師、工程師。原料為什么不夠？人員為什么不夠？就要想想自己的責任。有沒有貼廣告？廣告大不大？有沒有出高價收買原料？事實上原料并不要花什么錢，只要貼上“歡迎”兩個字，各種原料就源源而來。所以各種各樣的意見，都要讓它發表，要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是老話，但很有意義。我要聲明一下，如果有什么人講起來講得很好，做起來不兌現，他講的他自己也不執行，那就不對。

個性與黨性，是基礎原料和普遍性質的關系

講到個性與黨性，黨性就是普遍性，個性就是特殊性。沒有一種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礎上的。沒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沒有黨員的個性，哪里有黨性？黨性是共同的性質、普遍的性質，全黨每一個人都有的性質（*既要講清我們是誰，也要講清我是誰，每個人是誰）。

總而言之，黨員是有各種不同的個性，誰要抹煞各種不同的個性是不行的。抹煞各種差別，結果就會取消統一，抹煞特殊性也就沒有統一性。這是一個問題。

任何階級要掌權，都要有屬于自己階級、為自己階級服務的知識分子

無產階級要翻身，勞苦群眾要有知識分子，任何一個階級都要有為它那個階級服務的知識分子。

人人都有缺點，學習才能進步，發展永無止境，學習永無止境

世界上的人都是有缺點的，布爾什維克也不是那樣完美，多少還會有毛病，那叫什么？叫帶著缺點的布爾什維克。你說他不是布爾什維克，那也很難講。“我為黨英勇奮斗，為什么還不是馬列主義？”不能那樣講。我想這一條我也在內，如果說我是完全的布爾什維克，那不見得，說我一點布爾什維克氣味都沒有，也不是那樣，許多同志給我寫信，還是寫“此致”、“布禮”。我想了一下，我們可以叫帶著缺點的布爾什維克。

缺點中間有一個，就是背上了一點東西，比如講多走了路，多走了二萬五千里，就增加了身上的包袱。

我不是講每一個同志，或者具體指某些同志，請同志們不要見怪。但是有相當一些同志，走了二萬五千里，變成了一個包袱，增加了他的負擔，變成了一個駝子，因為他背的包袱太大了。你走的路多，但是你失去了根據地，江西根據地現在就沒有了；人家沒有走路，但是陜北還是一個根據地。同志！你走了路，把根據地丟了，人家向你要那個根據地，你賠得起嗎？你賠不起，我也賠不起。如果要賠法幣邊幣，還可以想一點辦法，但是要賠江西根據地，就毫無辦法。人家沒有走路，但是有根據地；我們走了二萬五千里的路，沒有了根據地。你們看，就是用腳一尺一尺走的路走多了，就成了包袱。還有地球也走路，地球圍繞太陽轉幾轉人就增加了幾年壽命，年紀愈長，包袱愈大，年紀老的同志們不要怪我這樣說，我今年也五十二歲了，地球走的路也變成了我們的包袱。青年同志也有他們的包袱。他們的眼睛尖，耳朵聽得很遠，眼明手快，這是他們的長處，但青年同志說老頭子“昏庸老朽”，那可不行。青年同志不要講人家“昏庸老朽”，老頭子也不要講人家“年幼無知”。大家都是從幼年來的，年幼知道得少，會慢慢地多起來。人家懂得的東西不如你知道得多，但你也不是什么都知道。要講務農不如吳滿有，要講做工不如趙占魁，要講當兵不如張治國。幾萬萬樣事情我們只能做一兩樣，那是有限度的，我們不知道的、不會做的東西多得很。

如果我們把態度改好了，每到一個地方，就和那里的人民打成一片，尊重那個地方的同志，提高共產主義的覺悟，就能縮小山頭主義。我們要肅清山頭主義，就要承認山頭，照顧山頭，這樣才能縮小山頭，消滅山頭。所以我們要承認有山頭，不承認也不行，承認以后要照顧各個部分，各個集團，各個歷史不同的部分、不同的問題。如果他們的精神上被石頭壓著，有些石頭還是我們自己的手放上去的，我們就要替他們解開。凡是他們精神上壓著的石頭，不論是大石頭，中石頭，小石頭，我們都要替他們解開。是我們的手放上去的石頭，就要用我們的手解下來，使得這些同志精神愉快，得到解放，發揚積極性。這樣，才能夠很好地團結全黨、團結全國人民走向勝利。

為此目的，我們每到一處，不要當欽差大臣，要先看到人家的長處。大家都是新民主主義解放區的，都是共產黨員，都是同志，不應該發生看不起的問題。內戰時期我們曾在這個問題上吃了很大的虧。我們延安的同志大多進過黨校，在座的同志是參加七大的，你們懂得的東西更多，這是很好的，將來出去，人家一定很尊重你們，需要你們去傳達七大精神，大家眼望延安，信仰延安，但是同志們，我們一定要采取上面所說的態度，不當欽差大臣，到任何一個地方，都要“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我們鑒于歷史上受了很大的痛苦，不自覺的盲目性實在要不得，要來一個自覺性，自覺地注意這一點。每到一個地方，就要尊重那個地方的人民，那個地方的軍隊，那個地方的政府，跟他們搞好關系。這是共產黨員的義務。

世界上需要共產黨，就是為了團結大多數人，組織軍隊，打倒敵人，建設新中國。此外還有什么事？沒有了。這就是說，我們吃一點小米，吃一點大米，穿一點衣服，都是為了給人民做事，團結廣大的群眾，組織軍隊，打敗敵人，建設新中國。如果革命不是這樣的革法，那末，就是專門革財政廳的命。有的人不革別的命，一心一意甚至幾十年的工夫，專門革財政廳的命，那是不好的。同志們不要見怪，我講的不是哪一個人，或者哪幾個人，不過我總有這樣的感想，就是我們要做事情，就要了解了解，要研究一下，尤其是對各種所謂小事情，如生產、衛生、文化、民眾團體、政權工作等各種具體工作。老百姓的許多東西我們要學，我們的知識很差，首先我的知識很差，運鹽怎樣運，我不大了了，合作社怎樣辦，我不大了了，我沒有辦過合作社。因此向我們提出了一個任務，就是要學習。經驗不夠，就要研究，就要工作，在工作中進行研究。

最后一個問題，就是要對黨要交心講真話

講真話。那一天我講過，我們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今天再說這樣一點，就是要講真話，不偷、不裝、不吹。偷就是偷東西，裝就是裝樣子，“豬鼻子里插蔥——裝象”，吹就是吹牛皮。講真話，每個普通的人都應該如此，每個共產黨人更應該如此。

讀好五本書

在這里我提出我們要讀五本馬列主義的書。馬克思的一本，就是《共產黨宣言》，是和恩格斯合著的，但主要是馬克思著的。恩格斯的一本，就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列寧的兩本，一本是《在民主革命中社會民主黨的兩個策略》[48]，一本是《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這兩本書寫得很好，馬克思、恩格斯寫的那兩本書也寫得很好，這四本書薄薄的，讀完它們不用花很多時間。此外，還有斯大林主持寫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比較厚一點。這本書是歷史的，又是理論的，又有歷史，又有理論，它是一個勝利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是馬克思主義在俄國成功的歷史，這本書要讀。前面四本書也既是理論的，又是歷史的。馬、恩、列、斯的書多得很，如果先讀了這五本書，就差不多了。

敢于實事求是，亮美亮丑，改正進步，反對官僚主義

“實報實銷”，要求我們的情報要真實，不要扯謊。要把自己領導工作中的缺點向大家公開，讓大家來參觀，看我這個旅有沒有馬屎、驢屎、有害的微生物，如果有，就來打掃一下，洗干凈，掃除官僚主義。我提倡人家將軍，有些事不逼我們就做不出來。魯迅先生講過，文章是逼出來的，如果不逼就寫不出來。但是我們不搞逼供信的“逼”。

于要講真話，我們現在發一個通令，要各地打仗繳槍，繳一支講一支，不報虛數。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一支為一支，兩支為兩支，是知也。這個問題解決了，我們黨的作風就可以更切實了。我們一定要老老實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