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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談學習黨史

點擊：作者：熊杏林李慶剛劉榮剛潘宏蔣永清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微信號發布時間:2021-02-23 10:20:35

毛澤東談學習黨史

作者：熊杏林　

1921年到2021年，中國共產黨走過了百年奮斗歷程。百年中國滄桑巨變，百年大黨胸懷千秋偉業、恰是風華正茂。中國共產黨可歌可泣的百年歷史，是共產黨人前行的動力，是一部豐富生動的教科書，激勵我們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現實工作、更好走向未來。

源浚者流長，根深者葉茂。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向全黨發出學習研究黨史的號召。1942年3月30日，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作《如何研究中共黨史》報告。70多年過去，這篇黨史研究的經典之作，仍然閃耀著科學的光芒，為學習研究黨史指引方向。

學習研究黨史的目的意義：“把黨在歷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對今天的路線和政策有更好的認識”“創造些新的東西”

1941年的中國共產黨，在20年的斗爭中，既經歷了勝利也經受了挫折，既出現過“左”的錯誤也出現過右的機會主義，特別是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錯誤給黨帶來很大危害。遵義會議和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雖然分別糾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戰爭后期的“左”傾錯誤和抗日戰爭初期的右傾錯誤，但由于沒有來得及對黨的歷史經驗進行系統總結，黨內在指導思想上仍存在一些分歧。延安整風運動就是從學習研究黨的歷史開啟的。毛澤東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報告中開宗明義，“現在大家在研究黨的歷史，這個研究是必須的。如果不把黨的歷史搞清楚，不把黨在歷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辦得更好。這當然不是說要把歷史上每一件事統統搞清楚了才可以辦事，而是要把黨的路線政策的歷史發展搞清楚。這對研究今天的路線政策，加強黨內教育，推進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們要研究哪些是過去的成功和勝利，哪些是失敗，前車之覆，后車之鑒。這個工作我們過去沒有做過，現在正在開始做”“我們要用這樣的研究來使我們對今天的路線和政策有更好的認識，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進步”。在報告最后，毛澤東結合學習《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體會，點明了學習研究黨史的另一層目的，“研究中共黨史，應該以中國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國身上”“我們要把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國來，在中國創造出一些新的東西。只有一般的理論，不用于中國的實際，打不得敵人。但如果把理論用到實際上去，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來解決中國問題，創造些新的東西，這樣就用得了”。毛澤東這里所說的“創造些新的東西”，實際上就是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創新。

學習研究黨史的根本方法：“古今中外法”

關于學習研究黨史的方法，毛澤東在報告中明確指出：“如何研究黨史呢?根本的方法馬、恩、列、斯已經講過了，就是全面的歷史的方法。我們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當然也要遵照這個方法。”但對于什么是全面的歷史的方法，毛澤東有著自己獨特見解，而且創造了專屬術語——“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所謂“古今”就是歷史的發展，毛澤東說“辛亥革命以來，五四運動、大革命、內戰、抗戰，這是‘古今’”。所謂“中外”就是中國和外國，就是己方和彼方。他說：“談到中國的反帝斗爭，就要講到外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如何兇惡地侵略中國”，借用這個意思，辛亥革命是“中”，清朝政府是“外”;五四運動是“中”，段祺瑞、曹汝霖是“外”;北伐是“中”，北洋軍閥是外”;內戰時期，共產黨是“中”，國民黨是“外”。中國的共產黨、國民黨，農民、地主，工人、資本家和世界上的無產階級、資產階級等等，這就是“中外”。他還提出，為了有系統地研究中共黨史，需要編兩種材料：一種是黨內的，包括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一種是黨外的，包括帝國主義、地主、資產階級等。“兩種材料對照起來研究，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歷史主義的方法。”由此可見，毛澤東的“古今法”，就是要從歷史發展角度看問題，而他的“中外法”，就是要從矛盾對立面角度看問題。綜合起來，“古今中外法”就是全面的、歷史的方法。

延安時期，毛澤東親自主編了《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兩條路線》三本重要的黨史文獻。《六大以來》在黨內引起極大反響，許多黨員干部反映讀了之后恍然大悟，發生了啟發思想的作用，不少人由此產生了研究黨史的濃厚興趣。1942年，毛澤東又應黨員干部的要求，主編了《六大以前》，收入中共早期領導人的署名文章。1943年，毛澤東在《六大以前》《六大以來》基礎上，挑選能夠代表和反映中共歷史上兩條路線的文獻，編輯了《兩條路線》。這三部文獻，從延安整風直到今天，都是黨史學習研究不可或缺的資料。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親自主持編輯了《毛澤東選集》第一至第四卷，為中共黨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獻和理論指導。

學習研究黨史的基本思路：歷史分期

對歷史進行分期，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重要方法論，旨在揭示歷史過程中不同時期或階段之間質的差別。毛澤東在報告中說，中國共產黨的路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現在來考慮我們過去所走的路和經驗，要有系統地去考慮，“用整個黨的發展過程做我們研究的對象，進行客觀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個別細節，而是研究路線和政策”。按照歷史發展的順序，他對我們黨的歷史進行了三個階段劃分：大革命時期;內戰時期;抗日時期。毛澤東作出這三個階段劃分的主要依據是“革命的任務”“聯合的群眾”“革命所打擊的目標”和“我們的路線”。毛澤東在報告中說過，“這個分法是否妥當，大家可以討論”。不僅如此，對于“革命的準備”階段的研究，報告有大量篇幅。毛澤東說：說到革命的準備，一九二一年開始的第一個階段，實際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準備的……所以嚴格地講，我們研究黨史，只從一九二一年起還不能完全說明問題，恐怕要有前面這部分的材料說明共產黨的前身。“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還應該把黨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歷史的發展。”

學習研究黨史的重要問題：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

研究黨史特別是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教訓，離不開評價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報告中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對此問題闡明了自己的觀點。他說“研究黨史上的錯誤，不應該只恨幾個人”“應該找出歷史事件的實質和它的客觀原因”，當然只看客觀原因是不夠的，還必須看到領導者的作用，“但是領導人物也是客觀的存在，搞‘左’了，搞右了，或者犯了什么錯誤，都是有客觀原因的，找到客觀原因才能解釋”。報告中，他對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進行了研究，談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對于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的估價，需要研究”。關于辛亥革命，毛澤東說：“我們寫歷史時常說辛亥革命是失敗的，其實并不能說完全失敗，辛亥革命有它的勝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賴帝國主義的清朝皇帝。但后來失敗了，沒有鞏固它的勝利，封建勢力代替了革命，袁世凱代替了孫中山。”關于五四運動，毛澤東說“五四運動是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之下發生的。十月革命對世界的覺醒，對中國的覺醒，影響是很大的。五四運動時中國無產階級開始有了覺悟，五四運動發生在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一年便產生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是產生在“五四”之后，五四運動又是產生在俄國十月革命之后。毛澤東這些評價歷史和歷史人物要走進歷史，把問題還原到產生問題的“一定的時間和一定的空間”去研究的重要論述，既體現了對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科學把握，也蘊含著馬克思主義政治家的卓越智慧。(作者系軍事科學院研究員)

周恩來談學習黨史

作者：李慶剛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中國共產黨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艱辛而輝煌的奮斗史。從少年時代就立下“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宏愿的周恩來，自1927年開始，在黨的核心領導層的崗位上一直工作了半個世紀。他的一生，是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而奮斗的一生，也是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歷史的一個縮影。對于黨的歷史，周恩來爛熟于胸;對于學習黨史，周恩來高度重視。周恩來談學習黨史，重在結合工作實際，在很多情況下也把自己擺進學習中，通過現身說法，把學習黨的歷史的經驗和體會自然而然地講出來，可謂潤物無聲。周恩來談學習黨史，涉及為什么學、學什么、怎么學等，內容豐富，意蘊深刻，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學習黨史，是堅定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的重要途徑

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中國共產黨從小到大、由弱變強，歷經挫折而不斷奮起，歷盡苦難而淬火成鋼，歸根到底在于千千萬萬中國共產黨人心中的遠大理想和革命信念始終堅定執著，始終閃耀著火熱的光芒。這是中國共產黨成功的精神密碼。

學習黨史，能使我們認識到樹立和保持堅定的理想信念之于黨的事業的極端重要性。周恩來在確立共產主義信仰時就說過：“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并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他說：“在任何艱難困苦的情況下，都要以誓死不變的精神為共產主義奮斗到底。”他自我解剖：“我做工作，從來沒有灰心過。”周恩來率先垂范，推己及人。他強調，在前進的道路上不能因遇到一點挫折而氣餒，必須具備堅定的革命精神。他指出：“一個困難問題解決了，新的困難問題又來了。共產黨人就是為不斷克服困難，繼續前進而存在的。畏難茍安，不是共產黨人的品質。”周恩來深諳人生和黨的歷史的辯證法，他認為“一帆風順是不能磨練人的”。他強調：“我們的革命精神，就是從吃苦中得來的!”這種吃苦的革命精神，是推動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的一個強大動力。周恩來指出：“我們這一輩子和這一個時代的人多付出一點代價，是為后代更好地享受社會主義幸福。”中國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和革命精神，融入和體現在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為世界謀大同的奮斗過程中，這正如周恩來所強調的，“我們應該把整個身心放在共產主義事業上，以人民的疾苦為憂，以世界的前途為念”。

學習黨史，不能忘記人民群眾這個根本

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根本力量。中國共產黨來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務人民，一旦脫離人民群眾，就會失去生命力。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中國共產黨一切行動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是中國共產黨區別于其他一切政黨的根本標志。“人民總理愛人民。”周恩來強調，學習黨史，不能忘記人民這個根本。

在黨的歷史上，周恩來是較早使用“群眾路線”這個概念的領導人。1929年9月，周恩來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在論述了紅軍和群眾的關系基礎上指出，籌款工作“要經過群眾路線，不要由紅軍單獨去干”，“沒收地主豪紳財產是紅軍給養的主要來源，但一定要經過群眾路線”。新中國成立后，1951年10月在接見來京的老根據地代表時，周恩來強調，“下山不忘山，進城不忘鄉”，“如果忘了，就是忘本”。周恩來說的這個“本”就是人民群眾。周恩來還與大家重溫了黨的歷史：“我們是從人民中來的，我們過去的勝利都是在人民的支援下取得的，不能忘本。”1959年12月，周恩來在接見溥儀等首批特赦戰犯時，再次強調指出：“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戰勝的。”

人民的勝利、革命的勝利，離不開人民英雄的浴血奮斗和奉獻犧牲。周恩來強調“飲水思源”，強調學習黨的歷史不能不銘記人民英雄。新中國成立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建立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決議和毛澤東親自撰寫的碑文。碑文由周恩來親自手書，內容為：“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對于書寫碑文，周恩來高度重視。為了寫好碑文，他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就是寫一遍碑文，前后共寫了40多遍，最后挑選了自己最滿意的一篇。周恩來還親自來到工地，征求紀念碑設計處處長劉開渠的意見。周恩來誠懇地詢問：“怎么樣，行不行?”劉開渠說：“從前只看過您的題字，還沒有看到您寫這么多、這么工整的書法作品。”周恩來的書法渾厚凝重，嚴謹大方而又富于變化，體現出他不忘人民群眾這個根本，用心謳歌人民英雄、鄭重書寫黨的歷史的真摯情感。

學習黨史，要繼承弘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

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奮斗中，形成了區別于其他政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周恩來多次強調并引用毛澤東的話，寄語大家“發揚革命傳統，爭取更大光榮”。1949年5月，在中華全國青年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作報告時，周恩來專門號召廣大青年“學習毛澤東”。如何學習毛澤東?就是通過學習黨的歷史來學習毛澤東，就是學習毛澤東身上所體現出來的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為著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的精神，就是“學習毛澤東的學習作風和工作作風，老老實實，實事求是，腳踏實地，穩步而又勇敢地前進”。而毛澤東的這種作風，實際上就是中國共產黨的作風。對于毛澤東所總結強調的黨的三大優良作風——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周恩來更加重視并不斷予以強調和弘揚。1964年10月，周恩來在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演出人員大會上作報告時，闡述了黨的歷史。與此同時，他還要求在演出中突出表現我們取得革命勝利的三個法寶——統一戰線、武裝斗爭和黨的建設。他說：“我們不僅看到一九四九年以前這三個法寶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建國以后十五年依然如此。這就需要我們進行分析，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情況，但是，基本的原理還是一樣。”紀律嚴明是黨的光榮傳統和獨特優勢，周恩來特別強調黨要有鐵的紀律。他指出，毛澤東同志說我們黨是“一個有紀律的，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武裝的，采取自我批評方法的，聯系人民群眾的黨”，“毛澤東同志特別把有紀律放在最前面，這不是偶然的。因為這是決定黨能否堅持革命、戰勝敵人、爭取勝利的首要條件”。

學習黨史，要堅持全面、歷史、辯證的觀點和方法

欲知大道，必先為史。黨史承載和記錄著中國共產黨人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不懈奮斗的光輝歷程。知史才能愛黨，知史才能愛國。周恩來強調：“為革命奮斗的歷史，別人是抹煞不了的，除非自己毀掉它。”既然如此，我們就必須鄭重對待黨的歷史，重視黨史的敘事、編纂和書寫。鑒于黨史資料是記錄和反映黨的活動、歷史進程的重要載體，是編寫和研究黨的歷史、系統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的源頭活水，周恩來十分重視并親自抓史料的征集和利用工作。1959年4月，他號召60歲以上的政協委員撰寫回憶錄，記下自己的經歷、見聞和掌故，為編寫歷史提供素材，“把知識和經驗留給后代”。周恩來強調，“如果不抓緊，有些史料就收集不到了”。研究黨的歷史，不能簡單化、標簽化，還要研究它的對立面。周恩來說：“誰要寫蔣介石的歷史，我還可以供給一些資料，兩次國共合作我和他來往不少。暴露舊的東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這樣就不會割斷歷史。”他說：“歷史是曲折的。我早說過蔣介石是最好的反面教員。蔣介石這一集團是很有些東西可寫的。”周恩來強調，對黨的歷史應該全面、歷史、辯證地看待和分析。比如，對于學習毛澤東，周恩來認為：“學習毛澤東必須全面地學習，從他的歷史發展來學習，不要只看今天的成就偉大而不看歷史的發展。”他指出：“毛主席是從幾千年的歷史經驗教訓、近百年的革命運動、近三十年來的直接奮斗中生長出來的人民領袖。我們大家要從這方面來看毛主席的歷史發展。”比如，對于黨的六大，周恩來既肯定了其關于革命的性質、動力、前途等方面的認識基本上是對的，也具體指出了其關于革命中心問題、革命形勢發展的不平衡性等方面的認識存在不足。再比如，對于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關系，毛澤東認為，它是兩頭好，中間差。周恩來進一步具體指出，“共產國際從成立到解散共存在二十四年(一九一九—一九四三)，三個八年”，平均每八年是一個時期——1919年至1927年是初期，1927年至1935年是中期，1935年至1943年是后期，“兩頭好，也有一些問題;中間差，也不是一無是處”。這一評價全面客觀，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副主任）

劉少奇談學習黨史

作者：劉榮剛

劉少奇作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理論家，作為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對黨史學習教育發表了很多重要論述，提出了許多有益觀點。回顧學習劉少奇的這些論述和觀點，對新時代開展黨史學習教育、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具有啟發和借鑒意義。

“中國歷史的發展離不開中國共產黨”，學習歷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劉少奇的一生，同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波瀾壯闊的奮斗歷史緊密相連。他對黨史、新中國史非常關注和熟悉。1939年初，他撰寫的關于中國共產黨黨史的報告大綱，回顧了中國共產黨產生的條件、經過和各個階段的歷史。20世紀40年代延安整風運動中，他帶頭學習黨的歷史文件和決議，多次講述黨的歷史問題。他主張，對許多不清楚的黨內歷史問題，要組織幾個報告，要留下些文件給后代。1951年上半年，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30周年，胡喬木撰寫了《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一文，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部敘述和總結中國共產黨30年歷史的簡明黨史。劉少奇傾注了很大精力，3次修改全文，共修改了480多處，加寫了不少內容。1961年6月，劉少奇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40周年大會上作報告，回顧總結了黨的光榮歷史，闡述了黨的任務。

劉少奇認為，中國共產黨的產生，是中國歷史上空前重大的一個事件。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必然產物。中國共產黨產生以后，中國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他指出，中國共產黨從成立那天起，就是為了中華民族、中國人民完全解放而奮斗，一直達到共產主義。他認為，中國共產黨成立40年來，做了兩件大事：一是在中國進行人民民主革命，打倒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二是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基本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并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劉少奇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中國工人階級團結與領導中國人民大眾向壓迫中國民族的外國帝國主義、向壓迫人民大眾的國內封建主義及其走狗和暗害者進行革命斗爭的歷史”；“是反對黨內各種機會主義并將其粉碎的歷史”；“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不斷結合的歷史”；“是建設中國近代革命根據地特別是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歷史，是各種新民主主義的改革和建設事業在這種根據地上試驗成功，借以教育我們黨與全國人民的歷史”。

劉少奇提出，中國共產黨的勝利和失敗，中國共產黨的前進與后退，代表著中國歷史的前進與后退。這就是說，中國共產黨前進了，中國也就前進，中國歷史也就向前進；中國共產黨后退了，大概中國是不會好的，也是要后退的。他認為，如果不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也就不能了解中國的現代史。

學習歷史是提高理論修養的需要，“歷史里邊也有普遍真理”

劉少奇在長期革命實踐中特別重視共產黨員的修養問題。他在1938年毛澤東提出“中國黨的馬克思主義的修養”命題后，有了寫作論共產黨員思想意識修養的想法。1939年劉少奇回延安后，在馬列學院講了加強共產黨員思想修養的問題，以《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為題發表。后出版單行本，一版再版，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

劉少奇提出，我們共產黨員，是近代中國歷史上最先進的革命者，是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現代擔當者和推動者。共產黨員是在不斷同反革命的斗爭中去改造社會、改造世界，同時改造自己的，要求黨員要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修養，要有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研究和處理各種問題的修養，要有無產階級的革命戰略、戰術的修養等方面的修養。

劉少奇認為，革命的行動受革命理論的指導。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基礎，但黨在提高理論修養方面是有缺點的。1941年他在回答宋亮（即孫冶方）的問題時指出，“中國黨有一極大的弱點”，“就是黨在思想上的準備、理論上的修養是不夠的，是比較幼稚的”，“中國黨過去的屢次失敗，都是指導上的失敗，是在指導上的幼稚與錯誤而引起全黨或重要部分的失敗”。他提出，“中國黨只要克服了這個弱點，就能有把握地引導中國革命到完全的勝利”。

劉少奇提出，提倡黨內理論學習，“十分必要”。他強調，“歷史里邊也有普遍真理”。不學歷史，就“理論不起來”。提高理論修養，要研究和了解中國革命歷史、黨的歷史。劉少奇引述毛澤東的話說，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黨員，都要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研究當前運動的實際情況，研究本國和世界的歷史，學會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指導行動，并且經過他們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平和理論水平較低的同志。

劉少奇主張，提高理論修養、加強理論學習，要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馬列主義的偉大力量在于它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系。劉少奇有深刻論述，他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是歐洲人，講的是歐洲話，用歐洲文字寫書，主要講的是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事情，現在把馬克思主義搬到中國來，必須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僅變成中國字，而且與中國的歷史、中國的革命、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相結合。

劉少奇為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特別是毛澤東思想成為黨的指導思想作出了重要理論貢獻。他在黨的七大《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中對“毛澤東思想”作出完整概括和系統闡述，指出：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毛澤東同志關于中國歷史、社會與中國革命的理論與政策”。他對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給予了高度評價，指出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和我國人民在長期奮斗中最大的收獲與最大的光榮，它將造福于我國民族至遙遠的后代”。

劉少奇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勝利就在于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這是歷史的結論。他指出：“我們黨和許多黨員，曾經因為理論上的準備不夠，因而在工作中吃了不少的徘徊摸索的苦頭，走了不少的不必要的彎路。但現在已經由于毛澤東同志的艱巨工作和天才創造，為我們黨和中國人民在理論上作了充分準備，這就要極大地增強我們黨和中國人民的信心和戰斗力量，極大地加速中國革命勝利的進程。”

“學習歷史上的革命經驗”“用中國黨的經驗來教育中國的黨員”

劉少奇善于向實踐學習、向歷史學習，他提出要總結、學習和運用歷史上的革命經驗，“必須用中國革命的經驗來教育中國的革命者，用中國黨的經驗來教育中國的黨員”，這是“團結全黨、教育全黨、提高全黨以至爭取中國革命勝利的最重要的一環”。黨員干部真正懂得了黨的歷史經驗，就會增加無限的信心與勇氣，避免許多歷史上犯過的錯誤，把工作大大地推向前進。

劉少奇提出，要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分析歷史現象。黨員干部要認真地系統地學習馬列主義，善于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觀察和解決實際生活中的問題，學會用馬列主義的理論去研究和整理自己的工作經驗，在經驗中找出具體事物發展的規律性。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他提出要開展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重大問題和基本經驗的研究，使研究適合于黨的實際工作的迫切需要。全黨要展開一次新的學習運動，幫助黨員干部進一步認識和掌握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客觀規律。

劉少奇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馬列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歷史，也是中國的馬列主義者和各派機會主義者斗爭的歷史。他提出，“應該很好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特別是兩條路線斗爭的經驗，并用這些經驗來教育我們的干部和黨員。只有這樣，才能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才能維護我們黨的隊伍的統一和紀律，才能保證我們黨經常的正確的領導，才能在今后領導中國革命到達勝利”。

劉少奇指出，成功往往要經過許多挫折，只要善于從錯誤中吸取教訓，就有可能得到成功。他認為，我們在工作中取得了偉大成就，也犯了許多錯誤，得到了正面經驗，也得到了反面經驗。我們應該很好地總結這些經驗，從兩種經驗的比較中更深切地懂得，什么是應該做的事，什么是不應該做的事，應該怎樣做，不應該怎樣做。這樣，就能夠增強“免疫力”，更快地學好革命和建設的本領。

劉少奇要求黨員干部用心研究中國黨的歷史經驗，用心研究與學習毛澤東同志關于中國革命及其他方面的學說，“用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來武裝自己，并以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體系去清算黨內的孟什維主義思想”。只要我們把這些工作做好了，“我們就在思想上組織上準備了自己，我們就能以完全鞏固、完全準備好了的姿態，迎接偉大光明的時期的到來”。（作者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副主任、編審）

朱德談學習黨史

作者：潘宏

在黨的領袖中，毛澤東稱贊朱德為“人民的光榮”，周恩來高度評價朱德是“20世紀中國革命的里程碑”。因為朱德在中國近現代革命中的經歷最全面，由民主主義者向共產主義者的轉變最典型，他心甘情愿地“投降無產階級”，作為“紅軍之父”在人民軍隊創建史上最具代表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的足跡遍及2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向中央寫的調研報告最多，明確提出要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朱德的一生與中共黨史密切關聯，朱德談學習中共黨史對后人有諸多啟發和借鑒。

學習黨史，要用“革命到底”的堅定信念筑牢思想根基

朱德1886年出生于四川儀隴佃農家庭，受過兩年新式學堂教育，深明“讀書不忘救國”道理，曾立下“祖國安危人有責，沖天壯志付飛鵬”的遠大志向。1909年，他懷著強烈的愛國之心投筆從戎，在云南陸軍講武堂求學期間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而后在辛亥革命、反袁復辟和反段祺瑞獨裁統治斗爭中，馳騁沙場成為戰功顯赫的滇軍名將。朱德遠渡重洋追尋共產黨追求救國真理的故事曾被傳為佳話。朱德婉拒孫中山重入滇軍輔助革命的建議，因為他“對于孫先生及其國民黨信徒動輒與這個或那個軍閥搞同盟的戰術，已經失掉了信心”。對孫中山“為什么不去沒有封建制度又有很多進步制度的美國”留學的疑問，他如此答復：“我們愿意到歐洲是因為聽說社會主義在歐洲最強大。”“歐洲已經出現了新的社會力量，也許對我們更有好處。”在德國，朱德光榮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一次討論中，當許多同志驚嘆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成就時，朱德闡明了自己的觀點：“先進的科學技術固然是人類征服自然的成果，但是在資本家手里卻變成了壓榨工人血汗的桎梏”，“在我沒有接觸馬克思主義以前，曾經認為，中國之所以備受東、西方帝國主義的欺凌，只是因為她貧窮落后；我還想過或許資本主義道路能夠拯救中國。可是到德國這兩年，我的思想轉變了。中國確實貧窮落后，但是不改變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制度，不打倒貪官污吏、土豪劣紳、軍閥和帝國主義，中國將永遠貧窮落后，任人宰割！”朱德世界觀的改變，代表了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發動中國革命的深刻思想認識。此后，朱德一生關于中共黨史的總結與學習，始終與他的堅定信仰和意志、黨性原則和自覺緊密聯系在一起，不論遇到什么艱難險阻從未動搖。朱德經歷十年“文革”，依舊信仰堅定，對中國的未來充滿信心：“共產黨員受點委屈不算事兒。井岡山、瑞金、二萬五千里長征，那么多困難，那么多挫折，我們都熬過來了，現在這點磨難，能讓我們喪失信心嗎？”1975年春節，他在住處會見前來拜訪的宋時輪，在談到學習時，不斷強調共產黨人信仰的重要，認為黨史學習要追根溯源，要認真“學習馬、恩、列的著作，學習毛澤東著作，要活到老學到老”。四屆人大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宏偉目標時，89歲高齡的朱德備受鼓舞，多次提筆寫下“革命到底”條幅以銘志。臨終前不到兩個月，朱德還拿著自己看過的新譯本《共產黨宣言》，到中央黨校去看望譯者成仿吾暢談感悟。他忠實踐行了終生“革命到底”的誓言。

學習黨史，要尊重歷史弄清真假馬列主義

延安整風是全黨同志對中共黨史的一次全面系統的學習和總結。1940年，朱德從前線返回延安，參加延安整風，協助清理中共黨內路線是非問題。整風期間，朱德作為軍事高級干部學習組負責人，認真學習中共黨史，他尊重歷史，實事求是，注重從黨的歷次挫折中汲取教訓，糾正黨在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線中的偏差。1942的12月4日，朱德在中共西北局高干會上，深刻分析教條主義在黨內長期統治的原因，指出，“大多數同志學習馬列主義不夠，分不清真假馬列主義。同時，中國又非常需要馬列主義，因此，當錯誤路線打著馬列主義旗號時，大家就相信了。所以，今后必須很好地學習馬列主義，使那些冒充的馬列主義、假招牌的馬列主義非收起來不可”。他高度贊揚毛澤東實事求是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魄力和能力，理論聯系實際不唯書不唯上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在系統分析教條主義危害的同時，朱德點名批評王明，指出，“我們黨在二十多年奮斗中已經產生了自己的領袖，這就是毛澤東同志，這是在歷史過程中鍛煉出來的，不但在中國，而且世界上都承認他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所以，我看有些人不要爭了，還是坦坦白白、誠誠懇懇地做一點工作……”。作為黨內德高望重的長者，與毛澤東有著“朱毛不可分”特殊身份的朱德，在整風中為把全黨認識統一到毛澤東思想旗幟下作出了重大貢獻。尊重歷史，強調從黨的挫折中吸取經驗教訓，在學習和總結黨的歷史中分辨真假馬列主義，可謂抓住了黨史學習的根本，有助于黨員提高馬列主義理論水平，做黨的正確路線的自覺貫徹者和執行者。

學習黨史，軍人要樹立終身為黨服務的思想

朱德在德國期間，曾給中共旅歐支部寫信，表達個人的學習志向“終身為黨服務，作軍事運動”。1944年，在延安組織編寫紅軍一軍團史座談會上，朱德特意談到了《古田會議決議》形成的背景及其在我黨建軍歷史上的重大意義：“關于如何建軍，在閩西，當時紅四軍內部曾發生過爭論，表現在四軍第七次和第八次黨代表大會上。爭論點為：軍隊已發展到一個新規模，需要有一套新辦法，就象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上所通過的那樣的一套新辦法，才能進一步建設無產階級的新的軍隊”。古田會議前后，朱德與毛澤東推心置腹地探討人民軍隊建設問題，他誠懇地表示“對過去的那些我收回”，以高度的革命自覺，擁護黨的決議，堅決執行黨指揮槍的原則。朱德在中共七大閉幕式上還特意講了軍人與黨的關系，“這一次選舉，軍隊里的負責同志當選的相當多，所以，有些同志擔心將來會不會以軍治黨？這個事情，請同志們放心。因為我們黨不是才發展起來的，又經過了整風，又有毛主席的路線的。另外，我們軍事干部在各方面一定要無條件去服從黨。我初加入共產黨的時候，就宣誓服從黨。因為我是軍人，應無條件的服從黨，直到現在還是這樣。現在這些軍事干部都是黨培養成的，我們每一個軍事干部都一定要服從黨”，“我們的軍事干部離開了黨，那他就一樣也做不成，一樣也做不了，一切問題要靠黨”。朱德參加南昌起義時，是南下部隊的開路先鋒，“三河壩分兵”后，他負責指揮起義殿后部隊，最后擔負收攏失敗后四散撤退的起義部隊堅持斗爭，從而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軍人，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他的權威誕生于南昌起義后滅頂之災后的重生，為革命軍人如何學習中共黨史樹立了光輝榜樣。

學習黨史，要注重調查研究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經驗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朱德年事已高，但他敏銳地感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要比民主革命更為復雜、更為漫長，探索任務更加艱巨。為此，他每年都利用2—3個月或更多時間到全國各地視察，對工業、礦業、農業、商業、外貿、財政、交通等領域進行調查研究，提出中肯意見。他建議要發展多種經濟形式和多種經營方式，主張勤儉建國勤儉持家，對于經濟建設中“左”的錯誤提出糾正意見。他對黨無限忠誠，堅持實事求是原則向毛澤東和黨中央匯報調研情況。他認為，“看到的問題就要報告中央，不報告就是不忠實；要不就是觀潮派，看到壞事也不講”。從1951年至1966年，他向黨中央提交了108份反映各行各業實際情況的調研報告，其中有98份報告是他親自主持起草的，其中包含許多符合實際情況的真知灼見。1960年，朱德遠赴陜西、貴州、四川、河南4省考察，當切實感受人民的苦難后，立即向毛澤東匯報，闡明自己的調研觀點：中國各地地理條件和自然條件不同，物產和生產水平差異大，應因地制宜制定相關政策而不能“求其一律”，農業和工業都要發展商品性生產，以適應國家經濟建設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1965年12月30日，朱德在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擴大的第24次會議上指出：“建設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過去我們是學習蘇聯經驗，現在“我們要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中國搞社會主義建設，既要向外國學習，又不能照抄照搬，更不能“夜郎自大”“閉關自守”，要搞好內外交流，應該讓農民致富，群眾生活越富越好。《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朱德同志提出了要注意發展手工業和農業多種經營的觀點”，是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總結，意義重大。（作者系軍事科學院軍隊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員）

鄧小平談學習黨史

作者：蔣永清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一部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奮斗史。學習黨史，從中總結經驗，汲取智慧和力量，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就學習黨史問題，鄧小平在不同歷史時期發表過很深刻的論述，這些論述闡釋了黨的光輝歷程、理論成果、寶貴經驗和偉大精神，在今天仍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用全面科學的觀點總結歷史經驗教訓

黨的歷史中有領導正確和取得勝利的經驗，也有遭受挫折和受到損失的教訓，如何總結這些經驗教訓，是學習黨史中的一個重大課題。鄧小平在許多場合經常講黨史，講完之后他曾說：“我為什么講這個歷史？因為我們現在的路線、方針、政策是在總結了成功時期的經驗、失敗時期的經驗和遭受挫折時期的經驗后制定的。歷史上成功的經驗是寶貴財富，錯誤的經驗、失敗的經驗也是寶貴財富。”

1943年11月，39歲的鄧小平領導北方局整風運動，此時，延安的整風運動已轉向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和整風審干階段，他在北方局黨校第八期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中，回顧建黨22年多的歷史，將錯誤路線給中國革命造成的損失與挫折，同1935年1月遵義會議后在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黨中央領導之下黨的事業的勝利發展相對照，得出“深感整風的重要”的結論。這個講話較早使用和闡述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概念，對于在全黨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發揮了積極作用。

鄧小平提出，“評價人物和歷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學的觀點，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他領導和主持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作過17次重要談話，付出了極大的心血和智慧。

1981年6月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該決議，《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全面科學地分析建國以來黨的歷史，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科學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決維護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這標志著改革開放初期黨在指導思想上完成了撥亂反正的歷史任務。在總結建國以來黨的歷史經驗教訓中，鄧小平解決了科學評價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和確立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正確道路這樣兩個相互聯系的重大歷史課題，為黨和國家發展確定了正確方向。

總結歷史是為了開辟未來

鄧小平熟悉我們黨自成立以來的歷史，是許多重大事件的親歷者。在回顧黨史時，他常說，總結過去是為了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總結歷史，不要著眼于個人功過，而是為了開辟未來”。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們黨正是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1982年9月1日，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致開幕詞，回顧黨的歷史，總結歷史經驗，指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

鄧小平特別重視從學習黨史中汲取開創新事業的精神動力。有一次，他看了一份材料，說黨的四大時全國只有900多個黨員，就這么900多人的一個黨，實現了國共合作，推進了北伐戰爭，以后又經過千難萬苦的奮斗，終于建立了新中國。看完這份材料后，他感慨地說：“中國革命，沒有中國共產黨，能夠成功嗎？不可能的。不要小視我們的黨。”在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條件下，他說，我們黨同樣“能夠把全國人民的力量集合起來，干出轟轟烈烈的事業”。

改革開放史是黨史的重要組成部分，鄧小平隨時總結這方面的經驗，從而堅定全黨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會見外賓時，他常常談到改革、開放、搞活方方面面的理論與實踐。關于中國道路，他說：“我們相信會成功的。我們不靠上帝，而靠自己努力，靠不斷總結經驗，堅定地前進。”

用中國的歷史教育青年

青年是黨的事業的接班人，學習黨史可以鑄魂補鈣，保持理論清醒和政治堅定。改革開放初期，許多年輕人對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有一些不解和誤會。鄧小平認為這是因為很多人不知道我們黨的歷史，我們是怎樣奮斗的，怎樣成功的，他們不清楚。他后來強調：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沒有中國共產黨，不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我們的國家還會是舊中國的樣子。他說：“恰恰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許多青年缺乏了解。”

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出現一些消極因素，表現在思想理論領域就是歷史虛無主義，因此，鄧小平強調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1987年2月18日，他在會見加蓬總統邦戈時，闡釋了近代中國救亡圖存的歷程，說：“這個歷史告訴我們，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不行，中國除了走社會主義道路沒有別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國拋棄社會主義，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不要說實現‘小康’，就連溫飽也沒有保證。”所以，他提出：“青年人不了解這些歷史，我們要用歷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

用歷史教育青年，就是要說明我們選擇的道路是正確的，而這個選擇完全是根據中國自己的特點、自己的實際作出的；就是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四有”新人；就是要用黨史中蘊含的寶貴革命精神教育一代又一代青年人。

回顧親歷的黨史人物和重大事件

鄧小平輝煌的革命生涯就是一部充滿傳奇色彩的黨史畫卷。他特別懷念在戰爭中犧牲的先烈。1963年，他為廣西軍區政治部編輯的《廣西革命回憶錄》題詞：“用革命的事跡來教育我們的子孫萬代，像我們前輩那樣，像我們的先烈那樣，永遠當一個革命者，永遠當一個為人民大眾的集體事業服務的社會主義者，永遠當一個共產主義者。”韋拔群是他領導發動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創立左右江革命根據地時患難與共的親密戰友，也是鄧小平特別懷念的革命先烈之一。1962年12月，為紀念韋拔群犧牲30周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滿懷深情地寫下長篇題詞，足足有200多字，可見他對韋拔群緬懷的情感之深。

八七會議是黨史上的重大事件，23歲的鄧小平擔任會議記錄，并第一次見到毛澤東。50多年后，1980年7月，鄧小平到武漢視察工作，特地參觀了八七會議會址。故地重游，他給隨行人員詳細講述了當時的情景。當紀念館的同志請他講講八七會議與百色起義的關系時，鄧小平強調說：“首先要講八一南昌起義。會議是號召舉行全國武裝起義，會后在全國各地相繼組織武裝起義，雖然八一南昌起義在八七會議之前，但八一南昌起義也是體現八七會議方針的。”

遵義會議是黨史上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重大事件。31歲的鄧小平以中共中央秘書長身份參加會議，并負責會議記錄。1958年11月3日，鄧小平參觀了遵義會議會址。觸景生情，他對隨行同志肯定地說：“會議室找對了。”接著，他指著會議室里的一角說：“我就坐在那個角里。……那個時候覺得走廊很寬，現在覺得窄了。”1965年11月21日，鄧小平再次參觀了遵義會議紀念館。在后來領導和主持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關于遵義會議的評價，鄧小平明確講“這個事情我清楚”。決議根據鄧小平的意見，指出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刪除草稿中“實際上”三個字。

從1938年起，鄧小平先后擔任129師、晉冀魯豫軍區、中原野戰軍和第二野戰軍的政委，他同劉伯承親密合作，帶出了一支威震中外的劉鄧大軍，為新中國的成立立下赫赫戰功。他對二野很有感情，1989年11月20日，鄧小平會見編寫第二野戰軍戰史的老同志。回想戰爭年代，鄧小平講了很多故事。對二野總的評價是：“我們二野在每一個階段都完成了自己的任務，而且完成得比較好。”“沒有辜負黨和人民的委托。苦頭是吃了不少，但是困難都勝利渡過了。”二野之所以能鍛煉成這么樣一個了不起的部隊，靠的是什么？鄧小平認為靠的是內部的團結，他說：“二野的內部關系是非常團結、非常協調的。”“野戰軍的領導人相信自己的部下，下面也相信領導，這種互相團結、互相信任的關系從作戰一開始就是這樣的。這是個了不起的力量。二野所以能鍛煉成這么樣一個了不起的部隊，主要靠的這一條。”回顧往事，鄧小平說“講的是故事，值得回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