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共七大是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前夜召開的，中華民族即將迎來近代以來反抗外敵侵略斗爭中第一次完全的勝利。面對兩種命運和兩個前途的挑戰，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以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和實現民族獨立解放為切入點，依照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從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和中國與世界四個方面，全面描繪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建設一個新民主主義的近代化中國的宏偉藍圖，縝密細致地勾畫出其具體的實現路徑，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的相關論述，是對中共24年來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偉大實踐的總結和升華，是在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進入戰略反攻階段以來國際國內新形勢、新問題、新任務進行綜合審視和深入剖析后闡發的新觀點，新論斷，新戰略，是對如何建設一個近代化中國的科學展望，構成其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一個重要發展階段，是毛澤東思想最鮮活的時代新篇章。致力于中國現代化，就是使中國趕上世界先進水平。這是達到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的前提條件，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題中之意。因此，實現現代化與實現民族復興具有同等意義。對于矢志于中華民族獨立與解放和中國人民翻身與幸福事業的毛澤東而言，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是其畢生為之奮斗的目標，中國實現“現代化”是其繞不開的話題。?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的話語體系中，很少使用完整意義的“現代化”表述①，但他使用過“現代國家”的概念。1938年7月2日，毛澤東在同世界學聯代表團的談話中暢談了其對抗戰勝利后建立一個什么樣的新中國的構想：“這就是中國的現代國家，中國很需要這樣一個國家。有了這樣一個國家，中國就離開了半殖民地與半封建的地位，變成了自由平等的國家，離開了舊中國，變成了新中國。”②在此后一直到西柏坡期間已公開發表的文獻中，未再發現他使用“現代化”的字樣。但在七年之后，他又使用了“近代化”的概念。1945年6月17日，毛澤東率領中共七大代表等舉行中國革命死難烈士追悼大會，在發表演講時指出：“中國人民的生產力是應該發展的，中國應該發展成為近代化的國家、豐衣足食的國家、富強的國家。”③“近代化”是一個外來詞，在英文中與“現代化”是同一個詞，如果用來表達時空含義時，是一個動態的，相對的根念。但是，毛澤東并不是泛泛地談“近代化”，他提及的一般都是有限定作用的詞匯，如“農業的近代化”“近代的大城市”或有“近代化”意味的“工業化”。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是中共在民主革命時期召開的最重要的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七大與中共六大間隔17年，與中共八大又間隔了11年，是中國革命和中國歷史發展的緊要關頭召開的一次承前啟后的關鍵性會議。中共七大的醞釀召開持續了很長時間，因此關于中共七大政治報告的準備，實際包含了對這17年乃至中共誕生以來24年歷史的總結。經過延安整風，全黨上下對歷史問題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形成基本一致的認識，從而在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立場上得到思想統一和組織團結，中共七大是在這樣的基礎上籌備召開的。研究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的論述，不能不聯系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和《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不僅是因為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的主報告《論聯合政府》就是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期間起草并經討論修改完成的，更重要的是毛澤東堅持要由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完成對黨的歷史問題的清算總結，而中共七大則主要是解決現實和未來如何發展的新問題。換言之，召開中共七大的目的重點是面向未來，集中闡述中共的新主張、新政策和新思想。為行文集中簡潔，本文不擬就毛澤東在中共七大論及的每一種觀點的形成淵源進行梳理研究，只以中共七大正式會議期間，即1945年4月21日預備會議開始到6月11日大會閉幕，毛澤東所發表的結論性言論為主要研究對象。當然，材料的使用也并非完全以發表時間為限。中共七大的主題之一就是在戰后建設一個什么樣的新中國。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對新中國的構想，與《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的相關論述有所不同，不僅更具體，而且更具實踐性和操作性。“比如《新民主主義論》那本小冊子，沒有說具體的政策，只提到一般綱領。”④尤其是關于近代化（現代化）中國的構想，是毛澤東以往從未展開論述的。本文權且將毛澤東使用的“近代化”理解為“現代化”或“使……時代化”之意，并在這一語境下對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關于“近代化中國”的憧憬做一些歸納和分析。
中共七大制定的政治路線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毛澤東將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具體化為“一個獨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統一的、富強的中國”，并強調“這就是我們的總路線”，即建設近代化中國的總目標。⑤所謂“獨立”，就是“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即驅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國，使中華民族獲得獨立和解放，這是建設近代化中國最基本的前提條件。所謂“統一”，既是“獨立”后的必然要求，也是在爭取“獨立”的過程中必須努力的目標，“為著消滅日本侵略者，為著防止內戰，為著建設新中國，必須將分裂的中國變為統一的中國，這是中國人民的歷史任務”⑥。中國人民需要的是在抗戰、團結、進步基礎上的統一，是一個人民大眾的民主的統一，而不是獨裁者的專制的統一。所謂“自由”和“民主”，二者是同步的，“目前中國人民爭自由的目標，首先地和主要地是向著日本侵略者”，還必須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只有解開套在人民身上的繩索，才能使人民獲得抗日、團結和民主的自由。“中國人民爭得的自由越多，有組織的民主力量越大，一個統一的臨時的聯合政府便越有成立的可能。這種聯合政府一經成立，它將轉過來給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鞏固聯合政府的基礎。”所謂“富強”，就是中國人民對近代化中國的期盼，“消滅日本侵略者，實行土地改革，解放農民。發展現代工業，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只有這一切，才能使中國社會生產力獲得解放，才是中國人民所歡迎的”。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沒有獨立，那就還是受帝國主義的壓迫，沒有民主，那就還是受封建勢力的壓迫”，“沒有這兩個東西，中國是不能統一和不能富強的”⑦毛澤東把近代化中國的政治建設作為首要任務，圍繞在戰后建設一個什么樣國家的現實性問題，進一步闡述了關于新民主主義政治的理論，使之在理論形態上更加完善，在操作上更加具體可行。毛澤東認為，在中國，一個由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國家制度，已經完全破產了。⑧同時因為民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表現得很軟弱，且中國早已產生了一個覺悟了的、表現出強大能力的、領導著中國絕大多數人民的無產階級及其領袖——中國共產黨，中國不可能、也不應該企圖建立一個純粹民族資產階級的舊式民主專政的國家。此外，由中國現階段的社會性質和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主要任務所決定，中國人民也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的國家制度。因此“我們主張在徹底地打敗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個以全國絕對大多數人民為基礎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統一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制度，我們把這樣的國家制度稱之為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這是一個真正適合中國人口中最大多數的要求的國家制度，因為，第一，它取得了和可能取得數百萬產業工人，數千萬手工業工人和雇傭農民的同意；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占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即在四億五千萬人口中占了三億六千萬的農民階級的同意；又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廣大的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開明十紳及其他愛國分子的同意。”在中共七大上，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關于階段論與目標論相統一的觀點，對中共二大就提出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新民主主義論》關于中國革命必須分兩步走的理論，進行了更為深入和生動的闡述。“每個共產黨員入黨的時候，心目中就懸著為現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奮斗和為將來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奮斗這樣兩個明確的目標。”“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和毫無疑義的。我們的黨的名稱和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明確的指明了這個將來的、無限光明的、無限美妙的最高理想。”“但是，一切中國共產黨人，一切中國共產主義的同情者，必須為著現階段的目標而奮斗，為著反對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為著使中國人民脫離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慘命運，和建立一個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以農民解放為主要內容的新民主主義性質的，亦即孫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義性質的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中國而奮斗。”在中共七大上，毛澤東進一步具體闡述了其在《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中關于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國體，政體“即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形態和政權形態”的觀點，同時，針對蔣介石愈演愈烈的獨裁專制，毛澤東提出以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為首要目標，對如何實施中共在1944年9月倡議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及其實現步驟進行了具體的規劃：第一步“中國急需把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的代表人物團結在一起，成立民主的臨時的聯合政府，以便實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機，動員和統一全中國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國配合作戰，打敗日本侵略者，使中國人民從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來”，“這是全國人民的總任務。中國人民不論在大后方，在淪陷區，在解放區，都要為此目標而奮斗”⑨；第二步，驅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國之后。“需要在廣泛的民主基礎之上，召開國民代表大會，成立包括更廣大范圍的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代表人物在內的同樣是聯合性質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領導解放后的全國人民，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國家”，可以概括為“走團結和民主的路線，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毛澤東還對未來實現建立“聯合政府”主張過程中可能出現的三種情況進行了科學的預測和分析：一是壞的可能性，即“我們交出軍隊去做官”；二是“也是以蔣介石為首，形式是民主，承認解放區，實質仍是蔣介石的獨裁政府”；三是“以我們為中心，在我們有一百五十萬軍隊、一億五千萬人民時，在蔣介石的力量更加縮小、削弱，無聯合可能時，就要如此做，這是中國政治發展的基本趨勢和規律，我們要建設的國家就是這樣一個國家”。⑩在中共七大上，毛澤東針對蔣介石把中共關于建立聯合政府的建議說成是“推翻政府”，把關于召開黨派會議的主張說成是“分贓會議”，并且拒不承認各抗日根據地政權合法地位等行徑，提出擬在1945年11月籌建中國人民解放聯合會（解放區人民聯合會）以為制衡。為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一致對日，毛澤東明確“這不是第二個中央政府，和內戰時期我們成立的蘇維埃中央政府不同，和那時組織蘇維埃中央政府的情形也不同”，但“是帶有政權機關性質的，是為了聯合各解放區而奮斗的過渡時期的組織形式”。?此后，為了最大限度地爭取國內和平，解放區人民聯合會最終未能成立。中共七大后的歷史發展表明，中共七大關于采取“聯合政府”的方式建設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政治路線，最終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而實現，其過程完全是按照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設想的步驟發展完成的。?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談論較多的是新民主主義政治與新民主主義文化。在其共計十五個標題的論述中，只有一個標題是專門論述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在中共七大上，毛澤東則對此問題進行了更為深入系統和詳細的闡述。他重申了《新民主主義論》對新民主主義經濟結構的論述，即按照孫中山的原則和中國革命的經驗，在現階段上，中國的經濟一定要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必須是由國家經營、私人經營和合作經營者組成的”。同時，圍繞這一理論觀點，毛澤東比較系統全面地勾畫出未來新國家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依靠力量、路徑方法。毛澤東認為，“為著打敗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必須發展工業”“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毛澤東把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即中國實現工業化，作為建設近代化中國的主要目標和任務，指出“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獲得之后，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采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如無鞏固的經濟做它的基礎，如無講步的比較現時發達得多的農業，如無大規模的在全國經濟比重上占極大優勢的工業以及與此相適應的交通、貿易、金融等事業做它的基礎，是不能鞏固的”，并表示“我們共產黨人愿意協同全國各民主黨派，各部分產業界，為上述目標而奮斗”。第二，指明實現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的領導階級與主要依靠力量毛澤東認為，工人階級是“政治上最覺悟而具有領導整個革命運動的資格的階級”“在最后打敗日本侵略者的斗爭中，特別是在收復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斗爭中，中國工人階級將起著極大的作用”。他們“不但是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而斗爭，而且是為著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而斗爭”“中國工人階級在這個任務中將起偉大的作用”。鑒于新民主主義經濟允許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的存在和發展，勞資矛盾勢所難免，他具體闡述了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下如何處理勞資關系問題的辦法：“一方面，保護工人利益，根據情況的不同實行八小時到十小時的工作制以及適當的失業救濟和社會保險，保障工會的權利；另一方面保證國家企業、私人企業和合作社企業在合理經營下的正當的贏利；使公私、勞資雙方共同為發展工業生產而努力。”關于農民階級，毛澤東指出：農民不僅是現階段推進中國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和中國軍隊的主要來源，而且是中國工人的前身，“是中國工業市場的主體，只有他們能夠供給最豐富的糧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業品”。因此，“把土地從封建剝削者手里轉移到農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財產變為農民的私有財產，使農民從封建的土地關系中獲得解放，從而造成將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的可能性”。他還認為：“將來還要有幾千萬農民進入城市，進入工廠。如果中國需要建設強大的民族工業，建設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個變農村人口為城市人口的長過程。毛澤東一方面強調“中國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農民，忘記了農民，就沒有中國的民主革命；沒有中國的民主革命，也就沒有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另一方面又從黨的思想領導的角度，強調不要把自己混同于農民“將來幾十年以后，要把一切黨外農民，提高到無產階級的水平。如不相信這一條，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將來我們要搞機械化，要搞集體化那就是提高他們”。鑒于抗戰時期為團結一致抗日，尚不能立即實行“耕者有其田”，毛澤東重申，在抗戰時期不實行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的政策，而是實行減租減息。這是“為了減少地主對于抗日的阻力，只實行減租減息，不取消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同時又獎勵地主的資財向工業方面轉移，并使開明士紳和其他人民的代表一道參加抗日的社會工作和政府工作。對于富農，則鼓勵其發展生產”。第三，把是否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作為判別一個政黨一切政策優劣的標準“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他運用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理論，突出強調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在推動中國社會變革中的決定性作用，把破除舊的生產關系、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根本任務與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近代化中國的具體目標相聯系。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第一次鮮明地提出生產力標準問題，將其作為檢驗一個政黨的一切作為是否符合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標準，既以此增強中共全體黨員干部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同時也向全社會表明中共要從根本上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堅強決心。與《新民主主義論》有所不同，毛澤東在中共七大既繼續闡明孫中山“節制資本”主張在新民主主義經濟中的重要性；又針對外界對中國共產黨人不贊成發展個性、不贊成發展私人資本主義、不贊成保護私有財產的懷疑，更多地強調“在中國的條件下，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下，除了國家自己的經濟、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和合作經濟之外，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范圍內獲得發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會的向前發展”?。“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它不但有利于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于無產階級，或者說更有利于無產階級。現在的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和一個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只是較為概括性地明確“并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并不禁止‘不能操縱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在中共七大時，毛澤東則明確提出“中國也要發展資本主義”。他認為，從整個世界來說，資本主義是走下坡路的，但一部分資本主義在反法西斯時還有用，另一部分資本主義——新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將來還有用，在中國及歐洲、南美的一些農業國家中還有用。“我們提倡的是新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這種資本主義有它的生命力，還有革命性。”?對于這一問題，毛澤東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對《論聯合政府》的內容進行解釋時，特別指出：“這個報告與《新民主主義論》不同的，是確定了需要資本主義的廣大發展，又以反對專制主義為第一。”?“我們這樣肯定要廣泛地發展資本主義，是只有好處，沒有壞處的”。毛澤東之所以如此重視這個問題，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中共黨內農民出身的黨員占多數，存在一種民粹派的思想，“所謂民粹主義，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經濟發展到社會主義經濟，中間不經過發展資本主義的階段”?。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如此高度地肯定發展本國的資本主義在建設新民主主義國家經濟中的重要作用，在其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論述中是僅見的，不僅反映出其對舊中國生產力極其低下、經濟發展異常落后狀況的深切了解，同時透映出其對把中國由落后的農業國變成先進的工業國的急切期望。第五，關于沒收帝國主義在華財產和沒收買辦資產階級資產為國家所有的政策構想這一構想是曲折表達的。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只明確提出要沒收日本侵略者在華資產和重要漢奸財產，但其通過引用孫中山“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占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空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之言作為中共的一項經濟政策，實際提出了沒收帝國主義在華資產和大資產階級官僚資本的主張。在口頭政治報告中解釋為什么沒有寫明“沒收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的財產”的問題時，毛澤東指出：引用孫中山的話，“意思已經有了”“將來我們的新民主主義，在大城市里也要沒收操縱國計民生的財產，沒收漢奸的財產（這一點，我在報告里已經講過了）。我們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沒收這些財產為國家所有的”?毛澤東的這一觀點是過去所不曾明確的。1948年9月8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九月會議”上指出：“寫《新民主主義論》時，民族資本與官僚資本的區別在我們腦子里尚不明晰。大工業、大銀行、大商業，不管是不是官僚資本，全國勝利后一定時期內都是要沒收的，這是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原則。”?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關于沒收壟斷資本思路的提出，表明其關于新民主主義的三大經濟綱領，即沒收封建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壟斷資本歸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所有和保護民族工商業，已經初步形成。而其正式提出則是在1947年12月25日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中。毛澤東是以一種開放的觀點看待中國的近代化問題的。早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他就提出“中國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中國與世界緊密聯系的事實，也是我們的立腳點，而且必須成為我們的立腳點”的觀點。他認為，“將來的被解放了的新中國，是和將來的被解放了的新世界不能分離的”?。在中共七大的書面政治報告中，毛澤東提出發展經濟的資金來源無非兩個，一是中國人民的積累，一是外國的投資。“在服從中國法令，有益干中國經濟的條件之下，外國投資是我們所歡迎的，對于中國人民和外國人民都有利的事業，是中國在得到一個鞏固的國內和平和國際和平，得到一個徹底的政治改革和土地改革之后，能夠蓬蓬勃勃地發展大規模的輕重工業和近代化的農業。在這個基礎上，外國投資的容納量將是非常廣大的。一個政治上倒退與經濟上貧困的中國，則不但對中國人民非常不利，對于外國人民也是不利的。”?在新中國成立后編輯《毛澤東選集》時，毛澤東刪去了《論聯合政府》中的此段論述，胡喬木認為這“與建國初期我們國家所處的國際環境以及毛主席對這個問題認識的變化有關”?。早在1944年6月5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第一次會議上，就開始討論是否把奪取大城市作為一個戰略任務，毛澤東為此起草了《中央關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在中共七大上，圍繞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和建立新中國的總任務，毛澤東明確地主張“城市工作要提到與根據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如果我們對干工業問題，對于大城市問題，對于經濟問題，對于軍隊正規化問題，不能解決，那共產黨就要滅亡。一十四年來，我們沒有解決這些問題，再有一十四年還不解決，那就一定要滅亡。”?毛澤東強調要轉變思想，“由農村轉變到城市，由游擊戰轉變到正規戰，由減租減息轉變到耕者有其田”，要一批一批地派干部到城市去，“需要用很大的力量轉到城市，準備奪取大城市，準備到城市做工作，掌握大的鐵路、工廠、銀行”。為此，他號召“要大力學做經濟工作”。“要首長負責，親自動手，克服困難”?“迅速學會做城市的經濟工作”。他提出要奪取北平。天津、保定、石家莊這樣的中心城市，并表示：“我們一定要在那里開八大，有人說這是機會主義；恰恰相反，八大如果還在延安開，那就近乎機會主義了。”?毛澤東指出，“為著領導，必須有預見”。他還總結了中共的歷史發展道路，闡明其發展規律“我們黨走過的路是這樣的，從工人運動到農民運動，再到工人運動”，“這就是我們的預見”。?在中共十大上，毛澤東特別強調東北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區域。他認為，中共現有的根據地都是處于被敵人分割分散的狀態，而且沒有工業，不鞏固，有滅亡的危險。“如果我們有了東北，大城市和根據地打成一片，那末，我們在全國的勝利，就有了鞏固的基礎了。”?為此，他不僅要求全黨同志要有精神上的準備，還要準備開展工人運動的干部，甚至在中共七大中央委員的選舉方針上也要求“要有東北地區的同志當選才好”。“從我們黨，從中國革命的最近將來的前途看，東北是特別重要的。如果我們把現有的一切根據地都丟了，只要我們有了東北，那末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比如他在談及中央委員會的選舉方針時，針對中國革命是由強敵包圍下的一個個山頭（即根據地）發展起來的特點，指出“這就是中國革命的實際，沒有這些就沒有中國革命”。他建議中共七大的選舉中要照顧山頭主義，這樣才能消滅山頭主義。“沒有全國產業的發展、交通的便利，要徹底消滅山頭主義是不可能的。毛澤東還主張，新的中央委員會應該包羅各種人才，照顧各個方面，要匯集通曉各方面知識的人才，但這是“從集中求完全，不是個人求完全。我們要完全或者比較完全一點才好，但是再過幾年我們的中央又會是不完全的。比如現在經濟建設才開始，將來還要搞大工業”?。因此，他未雨綢繆，主張選舉有學習精神的人，以適應將來事業大發展的需要。毛澤東關于準備轉變的戰略思想，不僅適應了抗日戰爭進入大反攻階段的形勢，預見到抗戰勝利后歷史發展的趨勢，是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發展的必要步驟；而且著眼干大城市的經濟基礎，強調工業和重工業的重要性，隱約透露出其在戰后依托東北的工業基礎奪取全國革命勝利進而建設近代化新中國的戰略思維。
對于新民主主義文化，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幾乎用了一半的篇幅，從理論上進行了深入系統的闡述。因此，他在中共七大上對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相關理論問題只是做了一些結論性的概括，未再做更多的論述。毛澤東主要著眼于如何建設“近代化中國”的文化，著重在操作層面進行了豐富和發展。具體來說，第一，充分肯定知識分子的作用，把他們看作國家和社會的寶貴財富“中國是一個被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后的國家，中國的人民解放斗爭迫切地需要知識分子，因而知識分子問題就特別顯得重要。”“為著掃除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師，人民的科學家、工程師、技師、醫生、新聞工作者、著作家、文學家、藝術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毛澤東對中國知識界所遭受的苦難表達了極大的憤慨和深切的同情。“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所給予中國人民的災難中，包括著民族文化的災難。特別是具有進步意義的文化事業和教育事業，進步的文化人和教育家，所受災難，更為深重。”“許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學家和學生們，他們埋頭于自己的工作或學習，不問政治，自以為可以所學為國家服務，結果也化成了夢，一概幻滅了。這是好消息，這種幼稚的夢的幻滅，正是中國富強的起點”。“在過去半世紀的人民解放斗爭，特別是五四運動以來的斗爭中，在八年抗日戰爭中，廣大革命知識分子對于中國人民解放事業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今后的斗爭中，他們將起更大的作用。因此，今后人民的政府應有計劃地從廣大人民中培養各類知識分子干部，并注意團結和教育現有一切有用的知識分子”。“一切奴化的、封建主義的和法西斯主義的文化和教育，應當采取適當的堅決的步驟，加以掃除”；“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學的、人民大眾的新文化和新教育”；“對于舊文化工作者、舊教育工作者和舊醫生們的態度，是采取適當的方法教育他們，使他們獲得新觀點、新方法，為人民服務”；“從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掃除文盲，是新中國的一項重要工作”；“積極地預防和醫治人民的疾病，推廣人民的醫藥衛生事業”；對干外國文化，排外主義和盲目搬用的方針都是錯誤的，應當以中國人民的實際需要為基礎，“盡量吸收進步的外國文化，以為發展中國新文化的借鏡”；“對于中國古代文化，同樣，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進中國的新文化”。“農民——這是現階段中國文化運動的主要對象。所謂掃除文盲，所謂普及教育，所謂大眾文藝，所謂國民衛生，離開了三億六千萬農民，豈非大半成了空話？”“中國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應該覺悟到將自己和農民結合起來的必要。農民正需要他們，等待他們的援助。他們應該熱情地跑到農村中去，脫下學生裝，穿起粗布衣，不惜從任何小事情做起，在那里了解農民的要求，幫助農民覺悟起來，組織起來，為著完成中國民主革命中一項極其重要的工作，即農村民主革命而奮斗。”毛澤東在強調文化運動以農民為主要對象的同時，特別指出，這“當然不是忽視其他約占人口九千萬的人民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重要性，尤其不是忽視在政治上最覺悟因而具有領導整個革命運動的資格的工人階級”。“每個國家都有每個國家的知識分子。”“任何一個階級都要有為它那個階級服務的知識分子。”“我們要歡迎他們為我們黨服務，為我們黨的利益而奮斗，為人民的利益而奮斗。我們的黨，我們的軍隊，我們的政府，我們的經濟部門，我們的群眾團體，要吸收廣大知識分子為我們服務，我們要尊敬他們。”“因為整風審干，好像把知識分子壓低了一點，有點不大公平”，“我們這個大會，要把它扶正”。?無論是黨內還是黨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既有革命性，又有動搖性。在中共七大上，他沒有再像《青年運動的方向》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那樣，更多地從理論上闡述知識分子應該站在無產階級立場和如何與工農相結合的問題，而是運用從延安整風和文藝座談會上獲取的經驗，主張對他們進行教育工作，不是命令主義，而是逐漸使他們自覺，這就很有成效。“克服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要靠我們黨經常地向他們進行適當的宣傳，主要是靠實際行動，靠我們自己有廣大的力量，有廣大的解放區和軍隊。”?“一個共產黨員，如果不能團結多數人，團結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和其他民主分子，那就不算是一個好共產黨員。”?“在為著中國人民解放事業而斗爭的總方針下，共產黨員應該不分階級、信仰與黨派，和一切知識分子很好的團結起來”?。
毛澤東把中國實現近代化的希望主要寄托于中國人民自己的努力，即“這要依靠中國人民的覺悟，團結和努力的程度來決定。但是目前的國際國內形勢，對中國人民提供了極其有和的條件。中國人民如果能很好地利用這些條件，積極地堅決地再接再厲地向前奮斗，戰勝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是毫無疑義的”。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關于戰后中國與世界各國的關系及其對近代化中國的影響，以及中共相應政策的論述，主要是：這一判斷為：法西斯侵略國家的敗局已定，第二次世界大戰行將結束，國際和平有望實現。“國際和平實現以后，反法西斯的人民大眾和法西斯殘余勢力之爭，民主和反民主之爭、民族解放和民族壓迫之爭仍將充滿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只有經過長期的努力，克服了法西斯殘余勢力、反民主勢力和一切帝國主義勢力，才能有最廣泛的人民的勝利。到達這一天，決不是很快和很容易的，但是必然要到達這一天。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給這個戰后人民斗爭的勝利開辟了道路。也只有這后一種斗爭勝利了，鞏固的和持久的和平才有保障。”第二，贊同同盟國一系列國際會議的精神，歡迎美英等國廢除對華不平等條約毛澤東特別稱贊開羅會議決定“應使日本侵略者無條件投降”和“決定將東北四省、臺灣澎湖列島歸還中國”是正確的，是很好的；進而表示“中國共產黨同意大西洋憲章和莫斯科、開羅、德黑蘭、克里米亞各次國際會議（當時毛澤東和蔣介石一樣，都不知道克里米亞會議的雅爾塔秘密協議有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和利益的內容——引者注）的決議，因為這些國際會議的決議都是有利于打敗法西斯侵略者和維持世界和平的”。同時他對建立保障戰后國際和平安全的機構——聯合國表示完全同意，并特意說明“中國共產黨已經派遣自己的代表加入中國代表團出席舊金山會議，借以表達中國人民的意志”。毛澤東對1943年初以來許多外國政府宣布廢除對于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并和中國訂立平等新約的舉措表示歡迎。他代表中共嚴正聲明：“我們認為平等條約的訂立，并不就表示中國在實際上已經取得真正的平等地位。這種實際上的真正的平等地位，決不能單靠外國政府的給予，主要地應靠中國人民自己努力爭取，而努力之道就是把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建設成為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否則便只會有形式上的獨立、平等，在實際上是不會有的。”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毛澤東特別對美英蘇三國首腦克里米亞會議公開宣布的內容“表示熱烈的贊同”。這部分內容主要是：在歐洲消滅法西斯主義的最后殘余，確立各國的國內和平，建立各國人民自己所選舉的民主制度，組織臨時政權機關，這種政權機關應廣泛地包羅人口中一切民主成分的代表，并保證盡早舉行自由選舉，以建立執行人民意志的政府。毛澤東之所以對上述內容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熱情，是因為其認為“克里米亞的路線，和中國共產黨關于解決東方問題和中國問題的基本方針，是一致的”?。隨即，毛澤東逐一對照克里米亞會議的主張，闡述了其在東方、在中國必須實行的舉措和步驟。這包括：日本侵略者必須最后地被打敗，并消滅日本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及其產生的原因，不許中途妥協；中國法西斯主義的殘余必須被消滅，不許保留絲毫；中國必須建立國內和平，不許再打內戰；國民黨獨裁統治必須廢止，以及廢止之后先建立包羅中國人口中一切民主成分代表的臨時聯合政府，進而經過無拘束的自由選舉，建立執行人民意志的正式的聯合政府。“在徹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國家的獨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進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誼這些基礎之上，同各國建立并鞏固邦交，解決一切相互關系問題，例如配合作戰、和平會議、通商、投資等等。”需要指出的是，尚未贏得對日戰爭最后勝利的中國共產黨人，不僅關心自己民族的獨立與解放，而且牽掛著亞洲各國人民的前途和命運。在中共七大上，毛澤東代表中共宣布：支持開羅會議關于朝鮮獨立的決定，中國人民應當幫助朝鮮人民獲得解放；希望印度獨立，因為一個獨立的民主的印度，不但是印度人民的需要，也是世界和平的需要；對于南洋各國——緬甸、馬來亞、印度尼西亞、越南、菲律賓，我們希望這些國家的人民在日本侵略者被打敗以后，能夠得到建立獨立的民主的國家制度的權利；認為在日本侵略者被打敗并無條件投降之后，為著徹底消滅日本的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及其所由產生的政治、經濟、社會的原因，必須幫助一切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建立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這些充分表現了毛澤東“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的寬廣胸懷和中國共產黨人對全世界共同實現和平與進步的向往。面對即將取得徹底驅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國的勝利和有利的國際條件，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告誡全黨，在國際上“應該提起充分的警覺，估計到歷史的若干暫時的甚至是嚴重的曲折可能還會發生；許多國家中不愿看見本國人民和外國人民獲得團結、進步和解放的反動勢力，還是強大的。誰要是忽視了這些，誰就將在政治上犯錯誤”。但同時，他始終堅信正義的力量一定能夠戰勝邪惡勢力。對于蘇聯，毛澤東稱贊“蘇聯人民創造了強大力量，充當了打倒法西斯的主力軍”“太平洋問題的最后的徹底的解決，沒有蘇聯參加是不可能的”，并認為它是促講中國國內和平的一個重要力量，要求“國民黨政府必須停止對于蘇聯的仇視態度，迅速地改善中蘇邦交”。盡管毛澤東對蘇聯不乏贊譽之詞，但是他對中國全面抗戰爆發以來的八年間蘇聯對中共支持的力度究竟如何再清楚不過。因此，毛澤東對蘇聯沒有抱奢望，他把“國際無產階級長期不援助我們”，作為中共在抗戰勝利后迎接新挑戰時可能遇到的17種困難之一。他指出，我們“很希望國際無產階級和偉大的蘇聯幫助我們。但由于各種情況的原因而沒有援助，我們怎么辦？還是按照過去那樣，全黨團結起來，獨立自主，克服困難，這就是我們的方針”?。對于英美兩國，特別是美國，毛澤東一方面認為其“在反對日本侵略者共同事業上所做的偉大努力，以及兩國政府與兩國人民對于中國的同情與援助，是值得感謝的”?；另一方面對戰后“出了斯科比，中國變成希臘”?的危險，對美國政府的扶蔣反共政策和中國“可能變成以美國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為主統治的半殖民地”的危險，有著高度的警惕和清醒的認識。“我們要求各同盟國政府，首先是美英兩國政府，對于中國最廣大人民的呼聲，加以嚴重的注意，不要使他們自己的外交政策違反中國人民的意志，因而損害同中國人民之間的友誼。我們認為任何外國政府，如果援助中國反動分子而反對中國人民的民主事業，那就將要犯下絕大的錯誤。”毛澤東既告誡黨內同志，要把美國人民和他們的政府相區別，要把美國政府中決定政策的人們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員相區別；同時指出：“美國政府的扶蔣反非政策，說明了美國反動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動派的阻止中國人民勝利的企圖，都是注定要失敗的。現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動只是一股道流。目前反動的道流企圖壓倒民族獨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動的逆流終究不會變為主流。”?毛澤東綜合分析國際和國內形勢，做出驅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國之后中國人民面臨著兩種前途的判斷。他明確指出，對于“一個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中國封建勢力，建設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把中國引向光明”的前途而言，“希望中國實現這個可能性、實現這個前途的，在中國是廣大的人民，中國共產黨及其他民主派別，在外國是一切以平等地位待我的民族，外國的進步分子，外國的人民大眾”。“不論怎樣迂回曲折，中國人民獨立解放的任務總是要完成的，而且這種時機已經到來了。一百多年來無數先烈所懷抱的宏大志愿，一定要由我們這一代人去實現，誰要阻止，到底是阻止不了的。”
毛澤東在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就明確“大會的眼睛要看著四萬萬人，以組織我們的隊伍”?；在中共七大開幕詞中，他進一步指出“這次大會是關系全中國四億五千萬人民命運的一次大會”?。毛澤東之所以如此看重這次大會，最重要的原因是大會的召開，適逢中國人民即將取得一百多年來反對外族侵略的斗爭中第一次徹底的勝利，中華民族即將迎來走向偉大復興的起點。與此相關，毛澤東深知“我們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同時又是最徹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鋒隊”?。他在《論聯合政府》中明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的最忠實的代言人”。肩負著全中國人民的期望和領導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歷史使命。因此，在決定中華民族前途和命運的關鍵時刻，集中了全黨120多萬黨員意志的中共七大，必須向全中國人民交出一份將中國引向光明前途的歷史答卷。毛澤東是作為一個與執政中國18年的國民黨分庭抗禮的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去展望和構想如何建設一個近代化中國的。這個黨的黨員人數已經發展到121萬，有強大的解放區，擁有人口9550萬，擁有人民武裝91萬和民兵220萬，?其中大的解放區有19個，“北起內蒙，南至海南島，大部分敵人所到之處，都有八路軍、新四軍或其他人民軍隊的活動”。這個黨在過去的24年間，經歷了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三個時期的英勇奮斗，嘗盡了艱難困苦，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特別是經過整風學習和對黨的歷史的系統總結，全黨上下尤其是黨的高級干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得到普遍提高，樹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原則和工作方法，大家一致認為：二十四年來中國革命的實踐證明了，并且還在證明著，毛澤東同志所代表的我們黨和全國廣大人民的奮斗方向是完全正確的。”?“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從而使全黨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和行動上達到空前團結和統一。這個黨“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應該使每個同志明了，非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平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應該使每一個同志懂得，只要我們依靠人民，堅決地相信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難也能克服，任何敵人也不能壓倒我們，而只會被我們所壓倒。”這個黨“在中國人民中產生了新的工作作風，這主要的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到了現在，我們黨已經成了中國人民抗日救國的重心，已經成了中國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經成了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的重心。中國的重心不在任何別的方面，而在我們這一方面。”?在中共七大上，毛澤東從世界進入帝國主義時代和中國進入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時代特征出發，指出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領導的歷史必然性；從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各種階級力量領導的救國運動一一失敗的歷史過程，從中共成立24年來領導中國革命兩次成功與兩次失敗的經驗，以及中共始終如一的革命堅定性和不屈不撓的犧牲精神出發，指出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歷史必然性；從中共自身的先進性和當時已經聚集起的強大力量出發，指明中國共產黨是唯一能夠率領全國人民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領導核心的歷史必然性。“三次革命的經驗，尤其是抗日戰爭的經驗，給了我們和中國人民這樣一種信心：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努力，沒有中國共產黨人做中國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國的獨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毛澤東關于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各項事業發展的中流砥柱和領導核心的歷史結論，既是對以往歷史的總結，也是對未來的矚望，更是對領導中國實現近代化（現代化）乃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熱切期盼。“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不久就要誕生了，讓我們迎接這個偉大的日子吧！”
注 釋：
①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談及提高軍事技術水平時說：“革新軍制離不了現代化。”見《論持久戰》（1938年5月），《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頁。
②《同世界學聯代表團的談話》（1938年7月2日）《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頁。
③《在中國革命死難烈士追悼大會上的演說》（1945年6月17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央文裁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頁。
④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政治報告》（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124頁。
⑤《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政治報告》（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104105頁。
⑥以下未再注明出處的引文，均見《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29-1100頁。
⑦《在中國革命死難烈士追悼大會上的演說》（1945年6月17日）《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239頁。
⑧《新民主主義論》關于此論斷，還只是通過理論分析推理認定的，中共七大則從事實上認定其已經破產。
⑨毛澤東《一九四五年的任務》（1944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658頁。
⑩《對<論聯合政府>的說明》（1945年3月31日）《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102-103頁。
?《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結論》（1945年5月31日），《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222-223頁。
?蔣建農：《毛澤東人民民主專政學說的發展軌跡與主要特征》《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9年第5期，29-41、219頁。
?“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范圍內獲得發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會的向前發展。”此語《論聯合政府》最初公開發表時的版本行文是：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獲得廣大發展的便利，才能有益干國家和人民，有益干社會的向前發展。”見《毛澤東選集》卷二，東北書店1948年版，第316頁。以下凡標注為《論聯合政府》的注釋，均出自東北書店1948年版。
?《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結論》（1945年5月31日）《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189頁。
?《對<論聯合政府>的說明》（1945年3月31日）《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100頁
?《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政治報告》（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126頁。
?《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政治報告》（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125-126頁。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和結論》（1948年9月），《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0頁。
?《論持久戰》（1938年5月），《毛澤東選集》第2桊，第475頁。
?《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選集》卷二，第336頁。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增訂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78頁。
?《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結論》（1945年5月31日）《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202頁。
?《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結論》（1945年5月31日），《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196頁。
?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政治報告》（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137頁。
?《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結論》（1945年5月31日）《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202頁。
?《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結論》（1945年5月31日）《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218-219頁。
?《關于第七屆候補中央委員選舉問題》（1945年6月10日），《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232-233頁。
?《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方針》（1945年5月24日）《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167-171頁。
?《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政治報告》（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148-149頁。
?《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政治報告》（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12頁。
?《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政治報告》（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154頁。
?《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選集》卷二，第338頁。
?《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選集》卷二，第339-340頁。
?《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結論》（1945年5月31日）《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197頁。
?《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選集》卷二，第341頁。
?《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結論》（1945年5月31日）《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194頁。斯科比，駐希臘的英軍司令。當德軍從希臘敗退時，他帶領在倫敦的希臘流亡政府進入希臘，一同進攻長期在希臘抵抗德國法西斯的希臘人民解放軍，屠殺希臘愛國民眾。
?《墨公移山》（1945年6月11日）《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236頁。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方針》（1945年4月21日），《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10頁。
?《兩個中國之命運》（1945年4月23日），《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17頁。
?《論魯迅》（1937年10月19日），《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42頁。
?《兩個中國之命運》（1945年4月23日）《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18-19頁。
?《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45年4月20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98頁。
?《兩個中國之命運》（1945年4月23日），《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19頁。
（來源：“紅色文化網”微信公眾號，本文原載《蘇區研究》2023年第1期，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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