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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建農：毛澤東談中國共產黨的“初心與使命”

點擊：3290 作者：蔣建農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2-06-03 11:32:33

【摘要】習近平總書記對中國共產黨“初心與使命”的闡述，是基于對黨的百年奮斗史的概括。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締造者，毛澤東始終把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作為黨的奮斗目標。毛澤東在不同階段對如何實現民族獨立與復興，怎樣實現人民當家作主與幸福自由，中華民族如何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闡釋富有鮮明的時代特色。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中國共產黨一經誕生，就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確立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進行的一切奮斗、一切犧牲、一切創造，歸結起來就是一個主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論述，既是對黨的歷史的客觀總結，也是把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無產階級使命和中國近代史發展的客觀趨勢相結合所得出的正確結論。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締造者。在已經公開發表的毛澤東的著述中尚未發現把“初心”和“使命”連在一起的字樣，但對應的思想則溢于言表，并獨具毛澤東的語言風格和鮮明時代特征。

一、“初心與使命”的確定

與五四時期參加創建中國共產黨的先進知識分子一樣，毛澤東也是由一個愛國主義者發展到民主主義者進而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的。熾熱的愛國主義情懷和崇高的民族自豪感是他確定“初心與使命”的直接動因。一個世紀以前，毛澤東就滿懷憧憬地預言：“我們中華民族原有偉大的能力！壓迫愈深，反動愈大，蓄之既久，其發必速，我敢說一怪話，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將較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將較任何民族為光明。中華民族的大聯合，將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這反映了毛澤東熱切期盼中華民族“光華燦爛”的未來，并堅信其必然實現。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第一個綱領，把“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消滅資本家私有制”“直到消滅社會的階級區分”確定為自己的奮斗目標，這與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和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宗旨完全相符。但當時的中國仍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任務遠未完成，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不僅還沒有執掌政權，而且由民主革命的性質所決定，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軍而不是革命的對象。因此，中共一大黨綱的規定只是黨的最終奮斗目標，還沒有與黨在當時階段的現實任務相聯系。自接受馬克思主義之日起，就將其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中國共產黨人，在一年之后召開的中共二大上，提出黨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現實任務和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結合起來，“義無反顧肩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毛澤東后來總結這一歷史現象時指出：“在中國，任何忠實的馬克思主義者，他是同時具有現時實際任務與將來遠大理想兩種責任的。并且應該懂得：只有現時的實際任務獲得盡可能徹底的完成，才能有根據有基礎地發展到將來的遠大理想那個階段去。所謂將來的遠大理想，就是共產主義，這是人類最美滿的社會制度。”中共二大運用馬克思主義關于目標論與階段論相統一的觀點，完整地確定中國共產黨的初心與使命，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創建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重大認識。

毛澤東雖然參加了黨的一大黨綱的制定和討論，但是在當年的歷史文獻中，沒有留下他對一大黨綱的評論。1958年6月，他看到了中辦秘書局6月3日編印的《黨史資料匯報》刊載的《中國共產黨宣言（1920年11月）》。這是中國共產黨上海早期組織起草的一份內部文件，沒有公開發表過，是從當時由蘇聯轉交的共產國際檔案中發現的。其內容和觀點與黨的一大黨綱相近。毛澤東在這份材料上批示：“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會主義的革命，是空想的。作為社會主義革命的綱領則是基本正確的。”這是他關于黨的一大召開前后黨的奮斗目標（“初心與使命”）的最明確的評論。毛澤東本人當年對中國共產黨奮斗目標的概括，則是在參與國共合作推動大革命轟轟烈烈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在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剖析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基礎上提出的。1925年10月20日，他在論及新三民主義的內涵時，對中國共產黨的“初心與使命”進行了更為明確的闡述：“革命的民族主義叫我們反抗帝國主義，使中國民族得到解放。革命的民權主義叫我們反抗軍閥，使中國人民自立于統治地位。革命的民生主義叫我們反抗大商買辦階級，尤其是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動勢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階級，使中國大多數窮苦人民得享有經濟幸福。”毛澤東雖然在這里套用了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名稱，但其目標之明確和革命性之徹底是顯而易見的。正如后來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所指出的：“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和整個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徹底的綱領，是中國共產黨提出的。”這表明，中國共產黨人繼承了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幾代先賢志士未竟之業，將爭取民族復興的斗爭推進到一個嶄新的階段。1925年12月，毛澤東在回答“為什么要革命”的問題時，進一步將上述三層目的簡要地概括為：“為了使中華民族得到解放，為了實現人民的統治，為了使人民得到經濟的幸福。”在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中如此準確簡潔明了全面地闡明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毛澤東是第一個。此后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漫長生涯中，毛澤東結合中國共產黨在各個時期所面臨的主要任務，又從多個方面對“初心與使命”的深刻內涵進行過系統的論述。

二、爭取民族獨立與復興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國家統一、社會穩定。”這是對幾代中國共產黨人斗爭實踐的總結，是其心聲的真實寫照，是實現民族復興的基本前提和必由之路。

毛澤東早在青少年時期就投身于尋求救國救民道路的偉大歷史洪流。1915年袁世凱政府受日本威脅要接受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時，湖南第一師范學校的進步教師編輯了揭露這一陰謀的《明恥篇》，毛澤東憤而在該書封面題字明志：“5月7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

毛澤東對帝國主義的仇恨，不只是基于民族義憤，首先是源于對中華民族和同胞最深沉的愛，源于其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他認為，“中華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勞著稱于世，同時又是酷愛自由、富于革命傳統的民族”，“是一個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和優秀的歷史遺產的民族”，“是富于民族自尊心與人類正義心的偉大民族”。他堅信：“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毛澤東對帝國主義的仇恨，不只出于對其弱肉強食強盜邏輯的不平和憤恨，還基于他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對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剖析，并因此得出“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這些就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的矛盾”的科學認識。他認為，中國革命的對象或主要敵人“就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就是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和本國的地主階級……而以帝國主義的民族壓迫為最大的壓迫，因而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的第一個和最兇惡的敵人”。

毛澤東以爭取民族獨立為首要目標，他認為，“中國必須獨立，中國必須解放，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不容許任何帝國主義國家再有一絲一毫的干涉”。為了踐行這一“初心與使命”，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探索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創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領導億萬人民經過長期不懈的英勇斗爭，終于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黑暗統治，建立了新中國，實現了幾代中華兒女夢寐以求的夙愿。

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制定了“打掃干凈房子再請客”和“另起爐灶”的外交方針，即“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任何外國外交機關和外交人員的合法地位，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一切賣國條約的繼續存在”，重新談判，重新建交。毛澤東堅信，“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污泥濁水，治好戰爭的創傷，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

毛澤東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作為實現民族復興的根本途徑。早在抗日戰爭時期，他就指出：“日本帝國主義為什么敢于這樣地欺負中國，就是因為中國沒有強大的工業，它欺侮我們的落后。因此，消滅這種落后，是我們全民族的任務。”他在黨內第一個提出生產力標準，即“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結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常以“落后就要挨打”和“被開除地球球籍的危險”，激勵全國各族人民奮發圖強建設新中國，力求在一個不太長的時間內改變中國經濟社會等方面的落后狀態，從根本上捍衛來之不易的民族獨立。他認為：“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他指出：“我國人民應該有一個遠大的規劃，要在幾十年內，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后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這樣，毛澤東把中國共產黨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初心”發展為經濟社會“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實際上提出了實現民族復興的新任務。

毛澤東指出：“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后，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但他同時堅信：“要超過世界最強大的美國，盡多一百多年，也就可以了，因為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優勝于資本主義制度，我們的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的領導優勝于資產階級政黨的領導。資本主義需要三百多年才能發展到現在這樣的水平，我們肯定在幾十年內，至多在一百多年內，就可以趕上和超過它。”毛澤東對新中國國情的認識，以及對其發展目標和發展階段的思考，初步描繪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藍圖。

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依靠人民創造歷史偉業”。毛澤東雖然歷年來對此問題的語言表述不一，但其蘊涵的“初心”卻始終如一。

出身農家的毛澤東，自少年時期就對下層勞動群眾飽含同情，表現出對人壓迫人的社會現狀的不滿和要打破人間不平等的愿望。這是他后來形成為人民謀幸福之志向的社會歷史背景。

毛澤東把“實現人民的統治”和“使人民得到經濟的幸福”作為革命之“初心”，則是基于他的世界觀，即在其接受馬克思主義后所形成的唯物史觀。最經典的表述是他在黨的七大報告《論聯合政府》中的論斷：“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毛澤東從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出發，認為“我們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同時又是最徹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鋒隊”，“是最進步階級和最進步人民的先鋒隊”，并由此深刻闡明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他認為：“共產黨員是一種特別的人，他們完全不謀私利，而只為民族與人民求福利。他們生根于人民之中，他們是人民的兒子，又是人民的教師，他們每時每刻地總是警戒著不要脫離群眾，他們不論遇到何事，總以群眾的利益為考慮問題的出發點，因此他們就能獲得廣大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這就是他們的事業必然獲得勝利的根據。”毛澤東強調：“應該使每個同志明了，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毛澤東倡導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對他關于爭取人民群眾政治上當家做主人和經濟上得到幸福的觀點的提升與濃縮，是中國共產黨人出發點和歸宿的有機統一。

在毛澤東的力行和倡導下，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初心和宗旨，被進一步演繹發展成為中國共產黨一切以人民為中心的群眾路線，并被他稱為中國革命的“三大法寶”之一。毛澤東認為：“我們的問題基本上是一個為群眾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群眾的問題。”他曾運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觀點，對如何貫徹黨的群眾路線進行了生動明了的闡述：“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這是從方法論的角度，對如何實踐黨的初心與使命所進行的最明朗、最具體、最系統、最富于可操作性的生動闡釋。這一闡釋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程中，始終發揮著重要的指導作用。

毛澤東的群眾觀和他所倡導的群眾路線，實際上有兩個層面的含義。一個是廣義的，即統一戰線意義上的；另一個是狹義的，專指工農等勞動者。他非常重視立場問題，多次強調要“站在無產階級的和人民大眾的立場”。特別值得關注的是，毛澤東心目中的“人民”，雖因各個時期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和革命主要任務的調整而有所不同，但始終有著鮮明的階級性。他在抗日戰爭條件下指出：“什么是人民大眾呢？最廣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這四種人，就是中華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廣大的人民大眾。”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完成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確立社會主義制度后，毛澤東分析了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工商業者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變化，認為“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總之，在什么是“人民”問題上，毛澤東畢生不移的堅定立場就是始終“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面”。

為了實現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當家作主和在經濟上享有幸福，毛澤東在艱苦的革命戰爭年代就一再強調要“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他要求蘇區的黨員干部必須解決農民的土地、穿衣、吃飯、住房、柴米油鹽、疾病衛生、婚姻和子弟入學等問題，真正成為“群眾生活的組織者”；他把自己熱切期望的目標化為最通俗的語言表達，那就是“全國人民都要有說話的機會，都要有衣穿，有飯吃，有事做，有書讀，總之是要各得其所”；他認為，千百萬真心實意擁護革命的群眾是“真正的銅墻鐵壁”，“在革命政府的周圍團結起千百萬群眾來，發展我們的革命戰爭，我們就能消滅一切反革命，我們就能奪取全中國”。

新中國誕生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工農群眾，不僅在政治上翻身成為國家和新社會的主人，而且在經濟上也徹底改變了被奴役、被剝削的地位，成為土地和工廠等主要生產資料的主人。特別是1956年生產資料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確立以后，廣大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提高獲得根本的制度保障。但是由于歷史的積貧積弱，雖然新中國的經濟建設較舊中國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但整體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仍然十分低下，如何才能實現加大生產投入和不斷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生活水平之間的平衡與協調，是長期困擾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的難題。為此，他把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制度擺在第一位，在此前提下，一再強調要正確處理國家、集體與個人的關系，主張統籌兼顧、全面安排。在領導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過程中，毛澤東把產量是否增加和社員收入是否提高，作為檢驗農業集體化的步子和政策是否合適的標準。他指出：“我們必須在增加農業生產的基礎上，爭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員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員的收入能夠不增不減，如有減少，也要及早想辦法加以解決。”他強調：“國家和工廠，國家和工人，工廠和工人，國家和合作社，國家和農民，合作社和農民，都必須兼顧，不能只顧一頭。無論只顧哪一頭，都是不利于社會主義，不利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毛澤東特別提倡要保持革命戰爭年代那么一股勁，那么一種奮斗精神，把自力更生、艱苦奮斗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主張勤儉辦一切事業。他在“七千人大會”的講話中第一次提出中國處于社會主義不發達階段的論斷。基于這一國情，毛澤東認為，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不能脫離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必須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相應地提高。

相對而言，毛澤東更看重的是人民群眾在政治上的當家作主。他認為，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為此，他一是通過制度，即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以民主集中制為原則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保障，以及“兩參一改三結合”的企業管理體制等，保證人民群眾在新中國的主人公地位；二是從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建設社會主義強國出發，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政治生活的主題，希望通過整風的方式解決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問題，大力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等，充分發揮廣大人民群眾建設自己國家的主力軍作用；三是通過輿論宣傳和樹立勞動模范典型，引導和培育全社會形成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歷史唯物主義觀念。

為最大多數中國人民謀利益，使工農大眾為主體的勞動人民當家作主和獲得經濟上的幸福，始終是毛澤東堅定不移的“初心與使命”。

四、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的國際主義情懷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政黨，也是為人類進步事業而奮斗的政黨。中國共產黨始終把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作為自己的使命。”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進一步指出：“一百年來，黨既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也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以自強不息的奮斗深刻改變了世界發展的趨勢和格局。”這樣就把“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的遠大理想，與“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現實任務有機地統一起來，二者都是中國共產黨“初心與使命”的題中之義。事實上，正如毛澤東在黨的七大《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就已經指出的：“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和毫無疑義的。我們的黨的名稱和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明確地指明了這個將來的、無限光明的、無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個共產黨員入黨的時候，心目中就懸著為現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奮斗和為將來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奮斗這樣兩個明確的目標。”在中國共產黨人看來，每一個歷史階段竭盡全力完成的現實任務，不僅在努力方向上與遠大理想是完全一致的，而且都蘊涵著遠大理想的某些因素，都是在為遠大理想的最終實現而創造條件，積累智慧和力量。兩重使命概括為一句話，就是“胸懷祖國，放眼世界”。在黨的百年奮斗史上，二者相互交織，始終相伴而行，是中國共產黨人作為馬克思主義者貫徹始終的基本立場。

毛澤東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初，就確定以“改造中國與世界”作為其主導的進步青年社團新民學會的宗旨，同時也作為他本人的人生志向。他把改造中國的理想融入爭取整個世界的和平與進步中。他認為：“中國問題本來是世界的問題，然從事中國改造不著眼及于世界改造，則所改造必為狹義，必妨礙世界。”在此之前，毛澤東積極推動新民學會會員旅法勤工儉學；在此之后，他組織俄羅斯研究會，輸送湖南青年去上海外國語學社學習俄語準備赴蘇俄勤工儉學。他主張學會會員應“散于世界各處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應該堆積在一處。最好是一個人或幾個人擔任去開辟一個方面。各方面的‘陣’，都要打開。各方面都應該去打先鋒的人”。但毛澤東本人卻選擇了留在國內，因為他認為東西方文明各占“半壁江山”，應先研究中國古今學說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方留學才有“可資比較的東西”，“吾人如果要在現今的世界稍為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作為中國人民的兒子，毛澤東始終把中國作為自己的立足之本。

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關系問題，是每一個中國共產黨黨員都會思考的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工人沒有祖國”的論斷，這是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將世界聯為一體，因此社會主義革命也必須是世界各國的無產階級共同參與才能實現的角度提出的，實際指明了馬克思主義者的國際主義使命。列寧關于在資本主義發展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后，“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要擁護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無產階級要擁護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的解放斗爭，世界革命才能勝利”的觀點，也為毛澤東所接受，并因此在1924年～1927年的國民大革命時期就提出“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正確命題，“這種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堅決地反對帝國主義即國際資本主義的”。

中國共產黨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這是客觀事實。黨的一大就規定，“黨中央委員會應每月向第三國際報告工作”，黨的二大更是正式確立了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組織隸屬關系。從此，外界對中國共產黨是“盧布黨”的責難和質疑不斷。而在黨的幼年時期，黨內的“左”傾教條主義者從蘇聯是世界革命中心的立場出發，也確實有過在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受到侵犯時卻一度發出“武裝保衛蘇聯”之類號召的情況，例如在1929年的“中東路事件”，甚至是“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后。

毛澤東終于有機會對此問題表明自己的觀點，是在陜北保安會見美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的時候。1936年7月23日，他在回答后者提問時鄭重指出：“中國共產黨僅僅是中國的一個政黨，在它的勝利中，它必須對全民族負責。決不是為了俄國人民和第三國際的統治。為的僅僅是中國大眾的利益，只有與中國大眾的利益完全共同的地方，才可以說是‘服從’莫斯科的‘意志’。”幾個月后，毛澤東在延安會見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時，再次批駁那種所謂“共產黨是國際主義者，他們是不顧民族利益的，他們不要保衛祖國”的污蔑。他更為明確地指出：“中國共產黨人是國際主義者，他們主張世界大同運動；但同時又是保衛祖國的愛國主義者，為了保衛祖國，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滴血。十五年來共產黨領導的民族解放斗爭，是人人皆知的事實。這種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并不沖突，因為只有中國的獨立解放，才有可能去參加世界的大同運動。”毛澤東認為，愛國主義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是由一定的歷史條件來決定的，對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愛國主義”，共產黨員是必須堅決反對的。但中國是被侵略的國家，“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將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結合起來。我們是國際主義者，我們又是愛國主義者，我們的口號是為保衛祖國反對侵略者而戰”。他強調：“中國勝利了，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者被打倒了，同時也就是幫助了外國的人民。因此，愛國主義就是國際主義在民族解放戰爭中的實施。”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的最忠實的代言人”，這始終是毛澤東心目中的第一要義，也是他堅定不移的基本立場。

作為一個徹底的辯證唯物主義思想家，毛澤東把“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演繹發展為“中國已緊密地與世界連成一體”的觀點，并作為他觀察研究問題的出發點和思想方法。他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指出：“中國無論何時也應以自力更生為基本立腳點。但中國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中國與世界緊密聯系的事實，也是我們的立腳點，而且必須成為我們的立腳點。我們不是也不能是閉關主義者，中國早已不能閉關。”基于這樣的認識，毛澤東一方面表達中華民族有在自力更生基礎上實現民族復興的決心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同時認為國際正義力量的援助是中國抗日戰爭和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一個必要的條件。1936年7月15日，毛澤東在同斯諾的第一次談話中就指出，中國人民目前最大的問題是抵抗日本帝國主義，“日本侵略不僅威脅中國，而且也威脅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的和平。日本帝國主義不僅是中國的敵人，同時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國人民的敵人，特別是和太平洋有利害關系的各國即美、英、法、蘇等國的人民的敵人”。根據這樣一個基本判斷，他鮮明地提出，除了日本和幫助日本的國家以外，所有的國家，包括蘇聯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乃至英美法荷等在太平洋地區有重要利益的國家，可以組成反戰、反侵略、反法西斯的世界聯盟。

在長征征塵未洗、陜甘立足未穩、自身前途未卜，甚至要由他親自簽署文件對連部、團部夜晚值班分別應該用幾根燈芯的油燈作出規定的窘迫條件下，毛澤東卻向斯諾展望道：“如果中國真正贏得了獨立，外國人在中國的合法貿易利益將會有比過去更多的機會。四億五千萬人民的生產和消費能力不僅僅是中國人才會對它關心的事情，而且能吸引許多國家。我國幾億人民一旦真正得到解放，他們巨大的生產潛力一旦被解放出來，并被用于各個領域的創造性活動，就能促進經濟發展，提高全世界的文化水平。”在這里，毛澤東既表達了爭取國際援助和國際同情的愿望，更彰顯了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事業中的重要地位，并借斯諾的報道向世界展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博大胸襟和對外開放思想。

毛澤東這種把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相統一而抒發的豪邁情懷，既是寫實的，也是浪漫的。即使是在更為艱難困苦和險象叢生的長征途中，他賦詩《念奴嬌·昆侖》直抒胸臆：“而今我謂昆侖，不要這高，不要這多雪。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這不僅反映了他對革命必勝的強烈信念，而且展示了中華民族“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優秀傳統和馬克思主義者“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崇高境界。

需要指出的是，毛澤東一生致力于中華民族的獨立富強，但從不奢戀中國封建王朝威加海內的昔日輝煌。他對世界上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被奴役的痛苦感同身受，無私地聲援一切被壓迫民族的反抗事業，一貫主張各國之間的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內政，反對任何形式的霸權主義。新中國成立后，他諄諄告誡：“我們的同志和人民，永遠不要驕傲，不要固步自封，不要自以為是，永遠要謙虛謹慎，實事求是。對外國，永遠不要大國沙文主義，一定要尊重別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決不能干涉別國的內政，一定要平等相處。對兄弟黨，一定要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堅持大黨小黨一律平等的原則，堅持協商一致的原則，決不能把自己的意見強加于人。”毛澤東所追求和向往的是獨立富強起來的中華民族為世界和人類進步作出更大的貢獻。

在新中國誕生的前夜，毛澤東無比自豪地宣布：“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讓他如此激情澎湃的不只是占世界人口1/4的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還因為“我們的民族將從此列入愛好和平自由的世界革命者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勞的姿態工作著，創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時也促進世界的和平和自由”。

1956年，毛澤東在告慰中國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的同時激勵全國人民：“辛亥革命，到今年，不過四十五年，中國的面目完全變了。再過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進到二十一世紀的時候，中國的面目更要大變。中國將變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中國應當這樣。因為中國是一個具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和六萬萬人口的國家，中國應當對人類有較大的貢獻。”

“對人類有較大的貢獻”與他為人民英雄紀念碑起草的碑文中的“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同是毛澤東關于中國共產黨“初心與使命”的題中之義。

【項目：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毛澤東口述史料的搜集、整理、校勘與研究”（19ZDA013）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華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原刊于《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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