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2月26日，毛主席用稿費宴請下鄉知青代表邢燕子、董加耕和勞模代表陳永貴、王進喜】
為何李慶霖“告御狀”竟讓毛主席落淚
2023年6月10日，在老辰光網編輯部舉辦的紀念毛主席給李慶霖回信50周年、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號召55周年、主席華誕130周年“緬懷與回顧”座談會上，借剖析李慶霖給毛主席的信，以驚醒世人，公正地對待歷史事件，并表達對毛主席愛民的無限崇敬。五十年前的1972年12月20日晚上，福建省莆田縣的小學教師李慶霖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1973年4月25日，主席在游泳池看了這封信，不禁掉下了眼淚。隨即給李慶霖復信，并寄去300元，飽含內疚地指出“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李慶霖在5月6日、10日，分別收到主席的回信和寄來的人民幣。離主席看信后四天的4月29日晚上，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召開了中央高層會議，情緒激憤地向公安部下令“公安部要派人去，不要手軟”。會后組織了黨政軍三結合的七十多人工作隊，分12個調查組奔赴12個省、區調查。事后，莆田縣委作了檢討，各地發生迫害知青的一批案件得到揭露和處理，強奸和奸污女知青的罪犯都處極刑。李老師在信里到底告了什么狀？竟然驚動中央，震動全國。
其實，李老師只是為下鄉四年的大兒子李良模靠種地至今還養不活自己，自己也承擔不起長期供養兒子的經濟負擔而鳴怨叫屈；同時對一些干部利用各種關系把子女調回城的“陰暗面”略作曝光，以泄心中不平之氣。但因為這封信，在總理牽頭下，各地政府調整知青安置政策，嚴懲摧殘知青犯罪行為，改善知青的生存環境，這封信也因此載入史冊。如何看待這封信在當時的歷史作用和至今的現實意義？先回顧一下上山下鄉的歷史。我國知青的上山下鄉，最早起源于延安時期。1946年毛主席把一名蘇軍中尉——長子毛岸英送到延安縣柳林區二鄉農民勞模吳滿有家插隊入戶。建國后不斷有不少知青自愿回鄉或下鄉。這是第一階段。1955年8月9日北京郊區楊華等5名青年，得到北京團市委的批準，組織了60人墾荒隊奔赴北大荒，出現共和國歷史上第一次成批奔赴農村的知青。9月4日，毛主席在《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的按語中發出“一切可以到農村去工作的知識分子，……在那里可以大有作為”的號召，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中，陸續上山下鄉的總人數達182.28萬。這是第二階段。1968年12月20日毛主席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號召，上山下鄉就成為全國性持續性大規模運動，人數達1600多萬，其中有1400萬是插隊入戶知青。這是第三階段。上山下鄉，無論是從緩解當時經濟發展與人口增長之間的矛盾，還是為改變傳統教育模式、培養無產階級接班人、實現防修反修戰略目標，都是無可厚非的。但除了1955年第一支墾荒隊的成立前后，是在效法蘇聯共青團組織青年開荒的先例外，到1965年的十年，去農村的知青雖陸續不斷卻是小批量的，上山下鄉也處于摸索階段，還沒有系統地總結并建立起引導、組織、安置、培養、考核、使用的運行模式。而到1968年，由于國內外環境的壓迫，蘇聯從社會主義蛻變成社會帝國主義，并在我國邊境上陳兵百萬，形成了蘇美合圍的態勢，突顯出培養合格接班人、大興三線建設、備戰備荒的重要性。故在還沒有來得及總結出有效的知青上山下鄉運行模式時，大規模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爆發了。在涉及范圍廣、持續時間長、插隊人數多的史無前例的上山下鄉運動中，偏重動員、落戶，不重保障、培養，尤其管理插隊入戶知青處于放任自流的狀態，顯然從政策到措施都捉襟見肘。主席、總理忙不過來，而中央主管部門也不夠重視。正如總理在主席讀了李慶霖信后第四天召開的中央高層領導會議上嚴厲批評的那樣，中央上山下鄉機構只是設在計委勞動局下面的一個小組，“這么幾個人，怎么搞好工作？”后來，立即成立了國務院知青領導小組，總理親自主持，李慶霖也被吸收為領導小組成員。1973年6月10日，毛主席給李慶霖的復信印發全黨學習。中央政治局幾次聽取有關匯報，研究統籌解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中的問題。國務院于六七月間召開了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此后，中央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辦法解決上山下鄉工作中的問題。要求縣以上黨委都建立領導小組和得力的辦事機構，并由一名書記主管，組織黨、政、軍、民、學各方面的力量做好這項工作。于是，各級政府都建立起本級知青管理機構，專門研究、調整和出臺適合本地知青的補充政策與措施。這么大規模的運動，確實是從不重視到重視，從邊干邊摸索到邊調整、邊改進，李慶霖“告御狀”的信，及時地幫助政府糾正了上山下鄉運動的偏差，確保其健康發展，起到了補闕拾遺的作用。
【晚年李慶霖（中）】
李慶霖的信中，雖說為發泄不平而略帶反映了一些地方干部利用特權和關系把子女下鄉變成“鍍金”招牌，畢竟暴露了當時社會和政府中存在的腐敗現象。腐敗，是各國政府、中國歷朝歷代官場無法消除的頑疾。但毛澤東時代的確把腐敗降低到令聯合國都羨慕不已的程度。正如二十大結束后，習近平帶七常委到楊家嶺參觀時發出的感嘆：在延安已經形成了“只見公仆不見官”的生動局面。然而，新中國建立后，不少干部的屁股在政府機關的位子上坐久了，腦袋里的“官念”越來越重，時時處處把自己擺到百姓“父母官”的位置上。所以李慶霖的信中才會暴露出當時一些干部的權力腐敗現象。據說他為兒子的生活困境，到他所在的荻蘆公社、莆田縣革委會（現稱縣政府）、莆田地區（現為莆田市）上訪過，最后還是石沉大海，懶政惰政的現象可見一斑。由于各地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各級干部思想修養不相同，執行政策和紀律的強度不一樣，清正廉明的風氣也就不同。莆田縣干部狀況不太好，不等于其他省縣不好，同一個省、縣的干部也有好有壞，但當時確實是95%以上是好的和比較好的。比如，我當年下鄉的貴州省遵義地區綏陽縣旺草區（現為旺草鎮）的區長蔣應仕同志，他的品行是我人生航船的燈塔。現從我中篇報告文學《蛻變》里摘錄二段給大家分享——記得1970年3月初，乍暖還寒的初春之夜，蔣教導員（湘黔鐵路大會戰時任綏陽縣民兵團二營【原旺草區的民兵編制】黨委書記兼教導員）正召開七人連部會議（原小河口公社、石羊公社民兵合編為七連）。堂屋的門緊閉著，但冷風嗖嗖，直往一指寬門縫里涌進來，背寒透涼，年歲大點的副連長楊德全、副指導員駱開忠都把被子披在背上。砰，忽然大門敞開，炊事班長帶人端來七碗熱氣騰騰的豬雜湯（貴州人把豬血和五臟六腑統稱“雜水”）；豬肉香味、蔥蒜味混合著撲鼻襲來，眼睛直勾勾地盯著他們手上端的碗，我差點兒流下口水；饞哪，多少天不見葷了（當時每人每月只給半斤豬肉）。這下好了，今晚能美美地喝上一碗了！美好的期盼中只聽在連隊蹲點的蔣教導員問炊事班長“哴嗝事？”（綏陽話“怎么回事”）蔣衛良班長解釋：連隊殺豬（養豬是連隊的副業），把豬雜水給大家做了幾碗湯嘞火嘞火身子（綏陽話“暖和暖和”）。不料，蔣教導員揮了揮手，“拉嘅（綏陽話“拿走”），明天中午倒在食堂大鍋菜里給大家吃”。完了！口水只能往肚里咽。他也和我們一樣每天排隊吃食堂炒的不見油的大鍋菜啊！他不饞嗎？！那刻有點抱怨的我，腦海里卻升騰起無比高大的黨員干部形象，崇敬之意油然而生。追憶的影像延伸到1969年夏糧收割前夕，蔣區長下鄉視察。一到我公社，就來知青點，詢問我們的生活、勞動狀況和思想情緒。第一次見到區領導對知青的關心，激動的我握緊他的手不放。到了11點多，總要留他吃午飯吧。他也不客氣，也不講究我炒什么菜（自留地只有棚瓜、青菜），端起碗就往嘴里刨飯。不料他走時，“余同志噯，收道”（綏陽話“收下”），拿出了四兩糧票、二毛錢遞過來。他是客人，我是主人，哪有主人收客人的飯錢之理！我推開了他遞過來的手，可他堅決要給，圍著灶臺他追我跑。突然一聲“不拉（綏陽話“不拿”），以后不來哦！”他拉下了臉，把錢和糧票往灶臺上一放。這下輪到我傻了，低下頭慢慢地伸手檢起他扔在灶臺上的糧票和錢，心中交織著慚愧與欽佩之情。而他紅鼻子兩側的臉頰上總算又露出了微笑。從此我和他之間有了不成文的規矩：他來公社，必到我家（知青點）；我留他吃飯，必收他給的四兩糧票和二角錢。這就是毛澤東時代的干部，也是多數黨員干部的形象。因為主席在一次次的運動中給干部們上著“緊箍咒”，才不斷地造就出來。李慶霖信中的腐敗和懶政現象雖說少數，已是當時最大的腐敗，比起現在的腐敗當然是小巫見大巫。今天的反腐除了巡視、舉報方式外，如何給黨員干部尤其是中高層干部有效地上“緊箍咒”，防止塌方式腐敗、割韭菜式腐敗，降低黨員干部腐敗率，啟示當代人去追尋毛主席對腐敗強力遏制的足跡，仍然有研究的現實價值和警鐘長鳴的意義。（作者系原貴州省綏陽縣插隊的上海知青；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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