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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明臣：毛澤東對“資本主義社會之路”在中國行不通的深刻剖析

點擊：作者：曹明臣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3-08-08 09:42:25

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逐步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為找尋救國救民的正確道路，各種社會力量前赴后繼，各種方案輪番出臺。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試圖學習歐美國家，主張走“資本主義社會之路”，“建立一個純粹民族資產階級的舊式民主專政的國家”，“實現英美式的民主政治”。盡管這些主張和方案具體提法和表述不完全一樣，但本質都是要走歐美式的資本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社會之路”，脫離了中國的客觀實際，屢次被實踐證明在中國“是完全行不通的”。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證明，中國的前途只有一條正道，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走新民主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道路，“經過人民共和國到達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關于為什么“資本主義社會之路”在中國行不通，為什么中國沒有也不能走向歐美式的資本主義道路，毛澤東有很多相關論述和剖析。本文擬以毛澤東的這些論述和剖析為基礎，專門就此問題進行探討，以期深化對該問題的認識。

一、“帝國主義不容許”

“資本主義社會之路”在中國行不通，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內部原因。“帝國主義不容許”，就是一個重要的外部原因。毛澤東認為：“帝國主義列強侵入中國的目的，決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帝國主義列強的目的和這相反，它們是要把中國變成它們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可見，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與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目的是背道而馳的。

毛澤東還指出，帝國主義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采取了政治、經濟、軍事等一系列手段：依據各種不平等條約，控制中國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與交通網，控制中國的海關與內外貿易，以便向中國大量銷售它們的工業品；在中國開辦各種輕重工業企業，利用中國的廉價原料和勞動力資源，對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企業進行排擠與打壓，阻撓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在中國開設銀行，強迫借貸，壟斷中國的金融與財政，以便在金融與財政上堵塞中國資本主義發展道路；扶植在中國的代理人，包括培育為帝國主義服務的買辦階級和商業高利貸階級，以及將中國的封建勢力改造為它們統治中國的支柱；向中國的反動政權派遣軍事顧問，提供大量軍火，甚至直接出兵，扼殺中國的民主革命。

近代以來，每當中國人為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目標努力時，帝國主義必然會予以干涉，直至這種努力完全失敗為止。作為資產階級革命的辛亥革命就是典型的例子。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凱就依靠帝國主義的支持，又利用當時領導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妥協性，篡奪了總統職位，竊取了勝利果實。

不可否認，近代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侵蝕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沖擊了中國的封建主義經濟，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近代商品經濟的發展，確實客觀上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與發展提供了某些現實條件。但是，民族資本主義始終沒有發展成為中國社會經濟的主要形式，其中一個直接原因，就是“帝國主義不容許”。可以設想，如果中國完全改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狀態，變成一個獨立自主的資本主義國家，帝國主義不僅會喪失在中國已經獲得的特權與市場，而且會面臨一個同自己競爭的強有力對手，這必然會影響到它們的生存與發展。列寧就指出：“資本主義如果不經常擴大其統治范圍，如果不開發新的地方并把非資本主義的古老國家卷入世界經濟的漩渦，它就不能存在與發展。”帝國主義的生存與發展，就是建立在對外大肆侵略擴張、剝奪他國發展權利的基礎之上的。

全面抗戰時期，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進一步指出：“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因為它是瀕臨死亡的，就更加需要利用殖民地半殖民地，而“決不容許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什么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他以日本帝國主義為例指出，日本深陷嚴重的經濟危機與政治危機，成了“垂死的資本主義”，因此它就更加依賴中國，要傾其全力來武裝占領中國，把中國變為它完全的殖民地，這就徹底剝奪了中國建立資產階級政權與發展資本主義的機會。所以，毛澤東指出：“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外國有過的，中國不能有，因為中國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反對中國獨立，反對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歷史，就是中國的近代史。”

二、“社會主義不容許”

“社會主義不容許”中國走“資本主義社會之路”，是毛澤東深入剖析中國革命所處的新的時代背景后得出的重要結論。他指出：“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第一次勝利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改變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方向，劃分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時代。”俄國十月革命是世界歷史進入新時代的起點。這個世界歷史的新時代，就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取代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新時代。在這個新時代，“社會主義國家已經建立并宣布它愿意為了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運動而斗爭”，同時，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隨著自身力量逐漸增強，也“宣布他們贊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運動”。

因此，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斗爭，就不再屬于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范疇，即舊的民主主義革命的范疇，而屬于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范疇，即新的民主主義革命的范疇。同樣，中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雖然在性質上仍屬于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但是它在時代背景上已經與舊式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有了根本區別，它已經成為新的民主主義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中國革命不僅獲得了社會主義國家的扶助，而且獲得了各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的支持。這樣一來，中國革命的前途就不應該也不可能是建立資產階級專政和資本主義社會，而是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并由此進一步走向社會主義社會。

全面抗戰時期，毛澤東還深入分析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力量變化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他指出，資本主義是向下低落而日趨衰亡的，社會主義是向上高漲而日漸興盛的。一方面，“資本主義好比一個四只腳的馬，十月革命搞掉它一只腳，第二次世界大戰又夾掉它一只腳，現在只剩下了兩只腳，成了一個跛子，成了不完全的東西。資本主義殘廢了，它怎樣走路呢？”另一方面，“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當時的蘇聯就代表著社會主義力量。蘇聯在1936年就宣布建成社會主義，并展示了強大的力量去領導和幫助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斗爭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解放斗爭。1937年6月，毛澤東在延安會見美國外交政策協會遠東問題專家畢森、美國《美亞》雜志主編賈菲等人。當談到“為什么中國不能成為資本主義國家”這一問題時，毛澤東指出，在國際環境上，“蘇聯的存在有著決定性的影響”。這種決定性的影響，就是社會主義蘇聯對中國革命的援助和支持。得益于這些援助和支持，中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之后，就可以避免走歐美資本主義的老路，而走出一條與之完全不同的新路，也就是通向社會主義的新路。在此基礎上，毛澤東明確指出：“現在的世界，是處在革命和戰爭的新時代，是資本主義決然死滅和社會主義決然興盛的時代。在這種情形下，要在中國反帝反封建勝利之后，再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豈非是完全的夢囈？”

三、“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是堅決的反對力量”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地主階級是封建勢力的代表。他們一方面對農民階級施加殘酷的經濟剝削、政治壓迫與文化奴役，另一方面對外勾結帝國主義，成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主要幫兇。因此，這一階級沒有任何進步作用可言，是嚴重阻礙中國社會發展的力量。其中的大地主階級，更是堅定地站在帝國主義一邊，成為極端的反革命派。與大地主階級一樣，中國的大資產階級也是極端的反革命派。他們一方面和國家政權相結合，成為官僚資產階級，另一方面又與帝國主義相勾結，是直接為帝國主義服務并被其豢養的階級，因而是一個帶有濃厚買辦性質的階級。對于中國的大資產階級，毛澤東指出，他們占有著規模極其巨大的經濟資源，“壟斷了全國的經濟命脈”。

對于大資產階級與大地主階級的關系，毛澤東認為兩者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并且總是結成反革命聯盟，聯合起來扼殺中國的民主革命。例如，在大革命后期，大地主階級和大資產階級就在帝國主義的指使下結成反革命聯盟，瘋狂搶奪革命果實，殘酷鎮壓工人、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的革命運動，最終導致大革命失敗。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在帝國主義支持下牢牢控制著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統治權。

毛澤東認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結成的反革命聯盟，一直是“以封建的、買辦的、壟斷的方法剝削勞動人民，并壓迫、損害或限制自由資產階級”。因此，“在民主一點上則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是堅決的反對力量”。1927年以后，南京國民黨政府就是他們直接的政治代表。他們通過南京國民黨政府推行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各種政策，目的都是為了維護本階級本集團的利益。毛澤東對此進行了深刻剖析：他們宣揚“民族至上”，實際上“他們的行為卻不符合于民族中大多數人民的要求”；他們宣揚“國家至上”，實際上“他們所指的國家，就是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層的封建法西斯的獨裁國家，并不是人民大眾的民主國家”；他們宣揚發展經濟，實際上則是在“積累官僚資本，亦即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的資本，壟斷中國的主要經濟命脈，而殘酷地壓迫農民，壓迫工人，壓迫小資產階級和自由資產階級”；他們宣揚推進“民主”，實際上則是“殘酷地壓迫人民的民主運動，不愿實行絲毫的民主改革”；他們宣揚建立“近代國家”，實際上則是“拼死命保持那個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的封建法西斯獨裁統治”。所有這一切，都是與發展資本主義背道而馳的。

1927年大革命失敗前夕，民族資產階級曾幻想國民黨政府能夠發展資本主義，幻想蔣介石能夠成為中國的“基馬爾”，因而轉身投靠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成了反革命的幫兇，結果卻讓他們完全失望。蔣介石沒有成為中國的“基馬爾”，國民黨政權也沒有發展成為資產階級政權，而是成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政權。這個政權與帝國主義相勾結，維持著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狀態。毛澤東指出：“一九二七年中國第一次大革命失敗之后，中國的資產階級分子不是曾經高唱過什么基馬爾主義嗎？然而中國的基馬爾在何處？中國的資產階級專政和資本主義社會又在何處呢？”

抗戰勝利后，民族資產階級一方面對美國和國民黨政府心存幻想，一方面對中國共產黨和人民的力量表示懷疑，因此站在兩者之間，鼓吹所謂“第三條道路”的新方案，希望建立一個真正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權，進而使中國發展成為歐美式的獨立與自由的資本主義國家。但是，在國民黨政府的強力鎮壓下，這個方案迅速破產。1947年12月，毛澤東指出：“如果說，在一九四六年，在蔣介石統治下的上層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中，還有一部分人懷著所謂第三條道路的想法，那末，在現在，這種想法已經破產了。”這就進一步證明，一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中國，是不可能走上獨立的“資本主義社會之路”的。

四、民族資產階級的 “軟弱性”“妥協性”“動搖性”

“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是“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經濟的主要特點之一”，首先源于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力量過于弱小。19世紀 60至 70年代開始，得益于外國資本主義入侵后中國封建經濟的逐步解體，也得益于洋務運動的刺激，一部分舊商人與地主開始投資于近代資本主義工商業。19世紀末 20世紀初，清政府放寬了對民間設廠的限制，進一步刺激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西方列強忙于戰爭，放松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又獲得了一次新的發展。盡管如此，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實力仍然十分弱小，而且這種狀況在后來也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

1949年3月，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中指出，在中國的國民經濟中，分散的個體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占到了90%左右，而現代性的工業經濟只占到10%左右。在現代性的工業經濟中，帝國主義與中國的官僚資本主義又控制著最大和最主要的部分，“中國的私人資本主義工業，占了現代性工業中的第二位”。可見，在整個近代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始終“沒有成為中國社會經濟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軟弱的”。經濟力量過于弱小的狀況，養成了民族資產階級軟弱性的特點。

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還源于民族資產階級害怕民眾，不敢發動民眾和依靠民眾。孫中山就曾主張“平均地權”“扶助工農”和“喚起民眾”，但由于民族資產階級害怕民眾發動起來、覺悟起來以后，革命會超出他們的控制范圍，所以民族資產階級從未將上述主張切實付諸實施。早在1927年3月，毛澤東就提出：“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辛亥革命之所以缺少一個農村的大變動，原因就在于民族資產階級代表的不是廣大民眾的利益，因而畏懼民眾力量壯大之后與其爭利。1939年5月，毛澤東在總結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直未能取得成功的原因時指出，關鍵在兩個方面：“第一是敵人的力量太強；第二是自己的力量太弱。”自己的力量之所以太弱，“主要的是因為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勞動群眾還沒有動員起來，所以表現了弱”。民族資產階級害怕民眾，不敢發動民眾和依靠民眾，決定了這一階級是一個軟弱無力的階級。

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導致這一階級在中國革命中具有兩重性的特點。毛澤東就指出：“民族資產階級是帶兩重性的階級。”具體來講，一方面，因為他們軟弱，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就敢于壓迫他們，所以，他們同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有矛盾，具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積極性，在一定的階段可以和無產階級及其他革命群眾一起組成聯合陣線。例如，他們曾經在辛亥革命中充當了領導者，發揮了領導作用；在其他革命斗爭如北伐戰爭和抗日戰爭中則是參與力量。這是他們革命性的一面。另一方面，也由于他們軟弱，他們同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有著或多或少的聯系，他們缺乏徹底的反帝反封建勇氣。即便在參加革命的過程中，他們也不愿同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徹底決裂，有時甚至會背叛革命，充當反革命的幫兇。這是他們革命不徹底的一面，或“對于革命敵人的妥協性”的一面。例如在大革命時期，民族資產階級開始時參加了革命，但是后來他們又投靠了反革命。

與兩重性特點相聯系的是民族資產階級動搖性的特點。毛澤東指出：“他們一方面不喜歡帝國主義，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徹底性，他們在這二者之間動搖著。”他列舉了民族資產階級“動搖性的一個標本例子”，就是“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開國民參政會，我們的參政員不出席，委員長一定要我們出席，我們一定不出席。我們說：‘你給我們一點東西，我們才出席。’他們說‘出席以后再給’，我們說‘給了以后再出席’。就這樣幾反幾復，我要你給，你要我出，結果一個不給，一個不出，還是給的沒有給，出的沒有出。在這中間，一些中間人士就兩面拉，對國民黨說‘你給吧’，對我們說‘你出吧’。”這里的中間派是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他們一方面站在革命的立場要求國民黨“給”，一方面又站在反革命的立場要求共產黨“出”，他們就在兩者之間動搖著。

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妥協性、動搖性，決定了他們既不可能徹底地反對帝國主義，也不可能徹底地反對封建主義。這樣，他們就不可能領導中國的民主革命走向成功，不可能完成中國民主革命的任務。所以，毛澤東指出：“這個階級的企圖——實現民族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是完全行不通的”。

五、“斗爭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的”

“斗爭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的”，這是“資本主義社會之路”在中國行不通的決定性因素。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就是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這個革命的前途并不是資本主義，而是經過新民主主義發展到社會主義。

那么，無產階級為什么能領導中國革命？毛澤東認為，這是由中國無產階級的自身特點決定的。中國的無產階級尤其是近代工業無產階級，最早產生于19世紀40至50年代外國資本主義在中國直接開辦的工廠。19世紀60至70年代，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產生過程中，無產階級力量又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

相對于民族資產階級，中國無產階級的資格更老，力量也更大。除了與最先進的生產方式相聯系、無私人占有生產資料、富有組織性與紀律性等一般優點外，中國無產階級還具有一些特殊優點。

毛澤東將這些特殊優點歸納為三個方面：一是身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與官僚資本主義三重壓迫，其嚴重程度與殘酷程度世界罕見，因而中國無產階級有著堅決與徹底的革命性；二是在登上歷史舞臺后不久，就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投身革命實踐，因而是中國社會中最有覺悟的階級；三是主要來源于破產的農民，因而與中國廣大的農民保持著天然聯系，便于和農民結成聯盟。

這些特殊優點說明，無產階級是中國最革命、最先進、最有群眾基礎的階級。五四運動時期，中國無產階級力量已經有了很大增長，并由此登上了中國的歷史舞臺。這樣在五四運動以后，中國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權就逐步由民族資產階級轉向無產階級了。

無產階級如何實現對中國革命的領導？毛澤東指出：“所謂無產階級領導，就是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對革命的領導，是通過中國共產黨這一組織來實現的。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憑借著思想、政治、組織等方面的獨特優勢，中國共產黨能夠“克服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狹隘性，克服失業者群的破壞性，并且還能夠克服資產階級的動搖和不徹底性（如果共產黨的政策不犯錯誤的話），而使革命和戰爭走上勝利的道路”。

事實也的確如此，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國共合作條件下參與和領導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戰爭，從而使得這個革命在一定時期內取得了重大勝利；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開始獨立領導革命斗爭，雖然歷經挫折，但仍然保持了革命的堅定性與持續性；全面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推動建立并始終領導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全民族力量，堅持全面抗戰和持久抗戰，在全面抗戰中發揮了中流砥柱作用；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又領導中國人民，經過浴血奮戰，徹底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奪取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后勝利。毛澤東指出：“什么叫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是建立起新民主主義的中國。”

關于中國革命的方向和步驟，毛澤東明確提出了由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社會主義革命的“兩步走”的重要思想。他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是分兩步的，“頭一步的革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由此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這一革命任務完成后，還要進行第二步的革命，也就是社會主義革命，由此建立社會主義的國家。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是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革命，前一個革命的任務完成了，才能去進行后一個革命。但是，“這兩重革命任務的領導，都是擔負在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雙肩之上，離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正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革命才得以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同樣，也正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革命的前途就不可能是資本主義社會，而是經過新民主主義社會走向社會主義社會。

六、結語

走什么路、向何處去，是近代中國的歷史之問。效仿西方、走歐美資本主義道路、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共和國，是對這一問題的回答中一度較有代表性和影響力的一種。這種“資本主義社會之路”方案在不同歷史時期屢次改頭換面，但最終都被證明在中國“行不通”。“行不通”的原因有很多種，既有來自帝國主義和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外部因素，也有來自國內階級力量方面的內部原因。正如毛澤東指出的，“因為外部和內部的原因，中國沒有也不可能發展到完全的資本主義的社會”。

綜合多種因素，究其主要原因，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缺乏客觀條件，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國情限制和決定了中國既不可能亦步亦趨走歐美國家發展資本主義的老路，也不可能效仿俄國直接躍升到社會主義社會，而只能走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進而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二是缺乏主觀條件，“資本主義社會之路”的主要提出者——民族資產階級，因其自身的軟弱，根本無力實現其所提出的政治設想，沒法成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階級。

中國革命只有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贏得最終勝利。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新中國的建立，以及此后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既標志著“資本主義社會之路”的徹底失敗，也證明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的正確性和走向社會主義的歷史必然性。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充分證明，“中國最終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這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

毛澤東關于“資本主義社會之路”在中國行不通的論述和剖析，深刻分析和揭示了這一問題的本質，對于我們深刻認識其中的內在邏輯，深刻理解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深刻把握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和必然趨勢，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具有十分重要的啟示意義。

（作者系安徽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黨的文獻”，原刊于《黨的文獻》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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