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等錯誤思潮不時出現……鏟除腐敗滋生土壤任務依然艱巨”、“腐敗是危害黨的生命力和戰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敗是最徹底的自我革命。只要存在腐敗問題產生的土壤和條件，反腐敗斗爭就一刻不能停，必須永遠吹沖鋒號”。黨的二十大記者招待會發布反腐“大數據”：黨的十八大以來，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464.8萬余件，其中，立案審查調查中管干部553人，處分廳局級干部2.5萬多人、縣處級干部18.2萬多人。2023年上半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立案31.6萬件，其中立案中管干部36人、廳局級干部1588人、縣處級干部1.3萬人、鄉科級干部4.2萬人；處分25.8萬人，其中省部級干部18人，廳局級干部1355人，縣處級干部1萬人，鄉科級干部3.3萬人。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共產黨人是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怕什么？接受疾風暴雨、驚濤駭浪的考驗，我說，‘雖千萬人，吾往矣’！沒什么好怕的”（《習近平參加黨的二十大廣西代表團討論》，新華網，2022-10-17 ）。國際局勢疾風暴雨、驚濤駭浪，共產黨人無所畏懼，危害黨的生命力和戰斗力的腐敗毒瘤必須清除，方可永葆健康生命力和強大戰斗力。新自由主義代表張維迎在《市場的邏輯》中所表達的“職權產權互換論”、“人民權力丟失論”、“市場特權資源配置論”、“政府權力縮小論”、“產權體系界定論”等，無不成為“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交織腐敗”的深層理論土壤，必須予以深入剖析并深刻鏟除。
一、“職權產權互換論”，經濟腐敗滋生的深層理論土壤
我還證明，從基于職位的權利到基于財產的權利的轉變和企業家隊伍的興起，是理解中國經濟高速成長的關鍵。諸如腐敗、收入分配差距這些問題，必須放在一個過程中看。（前言[viii-ix]）
我們國家現在出現的好多問題，都與兩種權力并存有關：一方面是職權經濟，另一方面是產權經濟。這兩種經濟結合在一起就會產生腐敗問題。有職權的人把職權換成產權，有產權的人用產權購買職權，然后像資本一樣，再轉換成產權，這樣腐敗就出來了。（第17頁）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堅決懲治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交織的腐敗，堅決防止領導干部成為利益集團和權勢團體的代言人、代理人，堅決治理政商勾連破壞政治生態和經濟發展環境問題，決不姑息。”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交織的腐敗，是當前腐敗問題的典型階段性特征之一。新自由主義以將“腐敗放在一個過程中看”的過程論思維“為腐敗辯護”，極端邪惡地將“從基于職位的權利到基于財產的權利的轉變和企業家隊伍的興起”視為“理解中國經濟高速成長的關鍵”，從而以“職權產權互換論”為理論支撐，建構起“官商勾結、權錢交易、商業交換”等腐敗滋生的深層理論土壤。同時，造成一些腐敗官員不僅謀取不正當的經濟利益，還想謀取更大的政治權力，以對政治利益的渴望期求成為腐敗共同體的成員。由此，根本無視中小微民營企業發展能力的提升、發展空間的開拓，而是傾斜性跟附于能夠形成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共同體的大資本企業，并成為這些“利益集團和權勢團體的代言人、代理人”，造成極為嚴重的民營企業之間營商環境不公平、不公正問題。但是，混淆視聽、偷換概念為不同所有制形式之間營商環境的公平性，背后折射出必須高度重視的以“職權產權互換論”為導向的“權力市場化、資本政治化”變化趨勢。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本質是“執政為民”，社會主義的職權是用來實現“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社會主義的產權是“先富帶動后富、實現共同富裕”的國家契約，不是唯利是圖的。“職權經濟與產權經濟”互換的觀點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觀，請回到新自由主義的老家資本主義美國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允許“職權產權互換論”的存在。腐敗是危害黨的生命力和戰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敗是關系民心的重大政治斗爭，事關政權興衰成敗和國家前途命運。人民憎惡腐敗分子對國家社會造成的嚴重破壞、對百姓人民造成的嚴重傷害，人民群眾最痛恨腐敗現象。同時，當一個個本應“服務人民、貢獻社會”的公仆英才倒在腐敗舞臺上，又常常深刻惋惜，甚至痛徹心扉。那些徇私枉法、瘋狂斂財、淪為階下囚的貪官污吏，在被審查期間往往不約而同地反思：本來是想做清官的，但經不住誘惑接受第一次賄賂后，一步步走向了墮落。很多私欲膨脹而毀于貪欲的“人民公仆”在鐵窗回首自我毀滅的過程時，淚涕橫流，痛不欲生，究其根本，新自由主義被“以過程論為腐敗辯護”的妖孽思維迷了眼、丟了心、中了邪。到了必須共同揭穿“職權產權互換論”將公仆英才拉向邪惡、推向監獄、給國家社會造成嚴重破壞、給百姓人民造成嚴重傷害之時。馬克思、恩格斯設想在未來社會“徹底消滅階級和階級對立；通過消除舊的分工，通過產業教育、變換工種、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創造出來的福利，通過城鄉的融合，使社會全體成員的才能得到全面發展；——這就是廢除私有制的主要結果”（《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3頁），“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創造出來的財富”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為前提的。新自由主義大力宣揚金錢至上，使社會充斥精致利己主義，侵蝕著干部的公仆意識、黨員的先進性；大力鼓吹私有化、推動私有制，將職權以“追逐個人私利”的經濟利益思維，取代“為人民服務”的政治價值思維，使部分黨員干部丟掉黨性初心、責任意識，走上了追逐金錢財物、私分國有資產和貪污腐敗惰政等邪惡之路。由此，遭到網友尖銳批判：“目前老百姓最痛恨的特權階層、貪官和富豪們，正在踏踏實實、兢兢業業地實踐著張維迎的‘光輝’思想和理論。張維迎是一個完全背叛了其出身階層的經濟學者，其學術觀點對廣大人民群眾，危害無窮”（《解讀張維迎長達25年的罵名生涯》，《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7月13日）。新自由主義是以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社會主義走上歷史舞臺的，在新自由主義“職權產權互換論”潛移默化影響下，腐敗分子背棄了馬克思主義“為了人民”的信仰，背叛了社會主義“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貪污受賄，腐化墮落，損害著國家、社會和人民的利益，更嚴重地損害著黨的形象。必須強化金融、國企、高校、政法、交通、土地、工程建設等領域的反腐斗爭，這些領域權力集中、資金密集、資源富集而成為“職權產權互換論”影響的重災區。尤其，針對“期權腐敗”、政商“旋轉門”、“逃逸式辭職”、“入暗股分紅”等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問題精準施策，無論權錢交易、權資勾連，還是受賄行賄、買官賣官，背后的利益關系都盤根錯節、根深蒂固，折射出因“職權產權互換論”而形成的商品交換原則侵蝕黨內生活。有的領導干部帶頭搞腐敗，將手中權力當成任性資本，甚至造成塌方式腐敗；一些權力集中、資金密集、資源富集領域“靠啥吃啥”的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行業性、系統性腐敗風險仍然存在，如行政審批領域存在環節不透明、材料不規范、時限不明晰等問題。
二、中國已經從職位權力轉向財產權力，那么“人民權力”哪里去了？
私有產權、自由價格、企業、企業家、利潤，這些是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和隱形的眼睛得以運行的基本制度安排（前言[vi]）；我將市場經濟歸結成這樣一個公式：市場=價格+企業家（前言[vii]）。
中國已經從一個職位權力交接日益轉向一個以私人經濟為基礎的經濟（第183頁）；企業家和政府官員都是具有能力回報遞增特征的職業，因為邊際回報的增加比邊際能力的增加更快（第185頁）。
張維迎錯誤地將市場經濟歸結成這樣一個公式“市場=價格+企業家”，將“私有產權、自由價格、企業、企業家、利潤”作為市場運行的基本制度安排。那么，人民在“市場經濟的公式”與“市場運行的基本制度安排”中處于怎樣的位置？完全無視《憲法》第二條所確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完全背離黨的二十大報告所強調的“一切脫離人民的理論都是蒼白無力的，一切不為人民造福的理論都是沒有生命力的。我們要站穩人民立場、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創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為人民所喜愛、所認同、所擁有的理論，使之成為指導人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直接性暴露新自由主義以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想登上歷史舞臺的本質特征，完全背離馬克思主義“為了人民”的理論宗旨，完全背離社會主義“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社會宗旨，更完全背離“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和“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的時代宗旨。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1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市場經濟，體現社會主義的根本性質，社會主義的根本性質在于遵循“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無產階級運動的宗旨。但是，新自由主義無視馬克思主義“人民主體論”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本質，公然將人民從“市場經濟的公式”與“市場運行的基本制度安排”中排除，以資本主義“精英主導論”排斥社會主義“人民主體論”，以“為了資本”為錯誤導向，完全背離了社會主義“為了人民”的基本方向。而新自由主義另一代表人物樊綱公然走上“與人民對立”的立場：“經濟學家就是為利益集團服務的；經濟學家就是應該不講道德。不要擔心貧富兩極分化，財富分配應該以老百姓不造反為底線”。“經濟學家就是應該不講道德”，不僅完全背離了人民立場，更完全喪失了公民的道德底線；“貧富分化應該以老百姓不造反為底線”的冷酷無情，確實亮瞎了所有良知者的雙眼，哪怕洪水滔天也與己無關，金融領域的無數“爆雷”是否正是因為這樣的“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國有常，利民為本。為民造福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本質要求”。但是，在新自由主義者認為“中國已經從一個職位權力交接日益轉向一個以私人經濟為基礎的經濟”（張維迎《市場的邏輯》，西北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183頁）。在新自由主義者心中只有職位權力與私人經濟權力，完全無視“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將人民權力完全丟棄。而“一個以私人經濟為基礎的經濟”社會，“為私有資本”存在還是“為人民利益”存在，必然凸顯成為根本性問題。恩格斯指出：“資本與勞動的關系，是我們全部現代社會體系所圍繞旋轉的軸心”（《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9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然是“為人民利益”而存在的，市場經濟作為資源配置手段，必須以服務于“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為奮斗目標。新自由主義企圖以“一個以私人經濟為基礎的經濟”社會而改旗易幟“為私有資本”存在，必然出現“官商勾結、權錢交易”服務于資本的腐敗現象。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開展反腐敗斗爭，就是堅持切實維護人民群眾利益，讓人民群眾在全面從嚴治黨中增強獲得感；同時始終緊緊依靠人民，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尊重人民歷史創造者的主體地位。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官就不要發財，發財就不要當官。清清爽爽、義無反顧地去當官。不要把當官作為一個滿足無窮貪欲、獲得無限私利的捷徑，那樣遲早要完蛋。……始終做到心中有黨、心中有民、心中有責、心中有戒”（《習近平同中央黨校縣委書記研修班學員座談》，新華網，2015年1月12日）。但是，新自由主義極端邪惡地提出“企業家和政府官員都是具有能力回報遞增特征的職業，因為邊際回報的增加比邊際能力的增加更快”（張維迎《市場的邏輯》，西北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185頁），將政府官員作為“具有能力回報快速遞增特征”的職業，從“心中有黨、心中有民、心中有責、心中有戒”的人民公仆，引向“把當官作為一個滿足無窮貪欲、獲得無限私利”的捷徑。從而，“以利忘責、以欲忘戒”引向犯罪的深淵。甚至，一度涌現并被熱議的“甘于被圍獵”，成為一種新的腐敗現象，便是認為手中掌握的權力是“邊際回報的增加比邊際能力的增加更快”的官位特權，明知接受“圍獵”的腐敗行為在法律上與道德上皆是被禁止的，但依然認可、接受，甚至引以為傲，默認、認同乃至尋求充當“圍獵者”的“獵物”，主動將手中的權力作為與“圍獵者”議價的籌碼，以權謀私走向腐敗犯罪。
三、資源配置要么按市場、要么按特權，這樣的觀點是否正確？
資源配置要么按市場，要么按特權。如果不按市場，一定會按特權。任何限制競爭、人為地限定價格的辦法，最后只能讓少數有特權的人得到好處。（第39頁）
當具有企業家才能的人從事工商業活動時，他們通過諸如對資源更有效的利用、降低成本和技術創新等具有生產效率的方式創造價值和財富。相比之下，當他們掌管政府時，他們主要從事在個人間的收入再分配，在最糟糕的情形下甚至通過諸如尋租活動和非法攫取等很大程度上是非生產性乃至破壞性的方式摧毀既有的財富。（第185-186頁）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深化整治權力集中、資金密集、資源富集領域的腐敗，堅決懲治群眾身邊的‘蠅貪’，嚴肅查處領導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利用影響力謀私貪腐問題，堅持受賄行賄一起查，懲治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在反腐敗過程中，“權力集中、資金密集、資源富集的領域”、“領導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逐步成為特權領域、特權階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以發展“為了人民”為導向，但是新自由主義長期灌輸“資源配置要么按市場，要么按特權”，完全丟掉“為了人民”的發展導向。尤其，權力集中、資金密集、資源富集的領域一旦發生權錢交易問題，往往涉及大項目、大資金，影響程度深、波及范圍廣，危害十分嚴重。2023年1月9日，中央紀委二次全會工作報告將“深化整治金融、國有企業、政法等權力集中、資金密集、資源富集領域和糧食購銷等行業的腐敗”擺在突出位置，要求“堅決糾治政商‘旋轉門’‘逃逸式辭職’問題，堅決清理風險隱患大的行業性、系統性、地域性腐敗”，堅定懲治“影子公司”、“影子股東”、政商“旋轉門”等新型腐敗、隱性腐敗，強力改變呈現出的“權力變現期權化、風腐交織一體化”等特點。金融屬于典型的權力集中、資金密集、資源富集領域，腐敗手段突破傳統受賄，出現“名借實收”、投資參股、放貸收息、低買高賣等手段后，又出現內幕交易、違規融資、曲線兌付、“提前筑巢、遠期變現”等多種新型謀利手段。同時，容易通過政商“旋轉門”滋生腐敗問題，而銀保監會、證監會政商“旋轉門”問題尤為突出。2022年4月4日，原中國銀行業監委會農村中小金融機構監管部主任姜麗明被開除黨籍，“逃逸式辭職”和政商“旋轉門”的典型，逃逸式辭職后，多數官員迅速實現了政商角色的轉換，其實是保留著權力的余溫，為其壟斷巨額經濟利益服務。2016年11月，姜麗明辭去公職，赴恒大集團出任監事長、后任副總裁的四年間，恒大總負債規模直線飆升，成為恒大暴雷的重要形成性因素。2015年，恒大總負債為6148.93億元；2016年底，負債約1.16萬億；2021年中期，總負債漲至近2萬億元；借款金額由2018年的6731.4億元增至2019年的7999億元。“旋轉門”的一種分支——銀企“旋轉門”，中國建設銀行機構業務部原總經理黃曦案便是銀企“旋轉門”經典案例，在職時“提前筑巢”為信貸客戶企業謀取利益，離職后“權力變現”在信貸客戶企業領取高額“安家費”和薪酬。在新自由主義“資源配置要么按市場、要么按特權”的極端錯誤思想影響下，部分官員把自己作為具有企業家才能的人，“從事工商業活動時，他們通過諸如對資源更有效的利用、降低成本和技術創新等具有生產效率的方式創造價值和財富”，“掌管政府時，主要從事在個人間的收入再分配，在最糟糕的情形下甚至通過諸如尋租活動和非法攫取等很大程度上是非生產性乃至破壞性的方式摧毀既有的財富”，而“逃逸式辭職”和政商“旋轉門”腐敗現象出現的根本，便是“掌管政府”與“從事工商業活動”的互換。2013年10月，中央組織部印發《關于進一步規范黨政領導干部在企業兼職（任職）問題的意見》，提出辭去公職或者退（離）休后三年內，不得到本人原任職務管轄的地區和業務范圍內的企業兼職（任職），也不得從事與原任職務管轄業務相關的營利性活動。設置三年“消磁期”的目的在于從源頭上減少政商“旋轉門”腐敗，防止領導干部在位時利用手中權力謀利，離職或退休之后變現的“期權式”的腐敗。但是，在“資源配置要么按市場、要么按特權”的新自由主義滲透下，政商“旋轉門”腐敗轉換為“逃逸式辭職”。尤其，在資本市場上，引發上市公司獨立董事“辭職潮”。據不完全統計，在《規定》公布后的半年多時間里，超250名獨董主動辭職，涉及上市公司近300家，這些獨董中不乏金融監管部門官員。“逃逸式辭職”使很多官員迅速實現政商角色的轉換，以金融權力的余溫為其壟斷巨額經濟利益服務，成為以恒大暴雷為代表的金融風險重大隱患。運用公權力攫取私利如果得不到及時懲處，在利益的驅使下腐敗分子便會不斷利用手中的權力來謀取更多私利，損害本應由廣大群眾享有的發展成果。同時，一些人、一些民營企業通過賄賂和不法行為，獲得普通群眾、獲得一般民營企業所不能獲得的發展機會，嚴重違背了社會公平正義，嚴重地造成民營經濟營商環境的不公平。尤其，一些官員對權力和財富的渴望導致了他們的道德底線不斷下降，失去了廉恥之心，“特權思想”、“權力至上”、“人情往來”等文化風氣，清廉之人不加入他們腐敗圈子就會受到排擠打壓，無法獨善其身，也加劇著官員腐敗窩案，及塌方式的腐敗現象。社會監督機制不夠完善。媒體和人民群眾對腐敗行為的曝光和監督力度不夠，官場上貪腐分子沆瀣一氣，攻守同盟，讓這些腐敗官員更加肆無忌憚。特權階層謀求保住特權或擴張特權之日，往往就是公平和正義遭受戕害之時，特權階層最大的害處不僅僅在于他們的奢靡和跋扈，還在于他們擋了好人“賢臣”的路，他們的壞是雙重的——屏蔽了社會良性發展的可能，國家喪失了寶貴的發展機會和人才。腐敗不除、國無寧日，貪腐和社會犯罪一樣，是損害全體公民利益的嚴重行為，如果不徹底鏟除，必然會自我滋生、擴散、影響國家治理體系的整體效能。到了全社會必須鏟除新自由主義“資源配置要么按市場，要么按特權”深層腐敗理論土壤，討伐以恒大暴雷等為代表的“逃逸式辭職”、“政商旋轉門”腐敗，給國家和人民財產造成嚴重破壞之時。
四、減少官員權力、界定產權體系，就是“反腐治本”之策嗎？
權力是腐敗的“本”，其他方面是“標”。反腐敗要“標”“本”兼治，但釜底抽薪的辦法是治本，也就是減少政府官員的權力。……一方面強調反腐敗，另一方面又不想減少政府的權力。（第143-144頁）
要提高企業家才能和努力的配置效率，減少腐敗和尋租活動，最重要的是進一步縮減職位的權利的領域，建立一個界定更清晰并受保護的產權體系。（第225頁）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建設堪當民族復興重任的高素質干部隊伍。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必須有一支政治過硬、適應新時代要求、具備領導現代化建設能力的干部隊伍”。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黨一路走來，能夠戰勝一切強大敵人、一切艱難險阻，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靠的就是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敢于擔當、英勇斗爭”（習近平《努力成長為對黨和人民忠誠可靠、堪當時代重任的棟梁之才》，《求是》2023-06）。但是，新自由主義長期灌輸滲透“去國家干預、減少政府權力”的極端錯誤思想，認為“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都造成經濟效率下降”，造成較長時間以來平臺經濟“去勞動關系化”，8000萬平臺經濟勞動者除京東、順豐外幾乎均缺少基本社會保險，轉化為平臺經濟巨頭的利潤空間，平臺經濟企業是否“非法侵占”勞動者社會保險？是否繳納了國有資產歸母利潤？尤其，少數壟斷平臺企業憑借對大數據、信息技術、金融資本私有占用權，長期維持“贏家通吃”地位，對良性市場競爭和消費者福利造成損害，對民生實體經濟構成嚴重沖擊，百姓就業無門，租個門面房試圖維持生計，一半以上經營不到半年賠上幾萬撤退，平臺經濟造成的經濟負溢出是否承擔負溢出“補償性稅收”？《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對公民私有財產權、社會主義公共財產權有明確規定：第十一條“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第十二條“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國家保護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壞國家的和集體的財產”；第十三條“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但是，新自由主義者制造輿論、綁架社會、要挾政府，“依法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建立一個界定更清晰并受保護的產權體系”。那么，是要界定一個怎樣的“清晰并受保護”的產權體系？要界定違背《憲法》“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產權體系嗎？這是一個“為誰尋租”與“靠誰發展”的根本性原則問題。“2006年，整個工業產值里，國有企業生產僅占9.7%，非國有企業占到90.3%”，繼續叫囂“我們不僅完成了大部分國有企業的改革，而且已經找到了剩下的國有企業的改革思路，即繼續在國有企業非國有化的道路上前進！”（張維迎《市場的邏輯》，西北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238、240頁）毫不掩飾地暴露著企圖改變“公有制為主體”基本制度的改旗易幟邪惡。今天，那些不允許批評國企私有化的新自由主義者，偷換概念把批評國企私有化說成否定民營企業和民營經濟，非但不肯為被美國制裁的民營企業維護合法權益，反而落井下石，與美國制裁形成內外夾擊之勢，更加暴露出企圖內外勾結、改旗易幟的賣國者嘴臉！毛澤東主席指出：“政治路線確定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同時指出“中國共產黨是在一個幾萬萬人的大民族中領導偉大革命斗爭的黨，沒有多數才德兼備的領導干部，是不能完成其歷史任務的”（《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頁）。革命戰爭年代，需要“幾萬萬人的大民族中領導偉大革命斗爭的黨”，在百年未有變局、民族復興偉業過程中，更需要一大批擔當民族復興重任的、德才兼備的高素質干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將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和市場經濟的長處結合起來，實現著“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辯證統一，“有為政府”最根本的職能是通過宏觀經濟政策緩和經濟周期及外在沖擊，最大限度地消除各類要素擴張的制約因素，從而根本性克服市場經濟“宏觀失控而生產過剩的周期性危機”。但是，新自由主義者極力推動私有化，極力制造不同所有制企業之間的矛盾，高呼要給民企松綁，說我們的政策嚴重束縛了民企的競爭力和活力，擠壓了民企生存空間，使得民營經濟奄奄一息。但是，民營企業56789的占比事實，比各級國企、外企和其他企業加起來還多，怎么能說奄奄一息？尤其，通過對2017-2022年《中國統計年鑒》“按地區和控股情況分企業法人登記數”“按地區和登記類型分企業法人登記數”的整理，2016-2017、2018-2021年企業法人單位數、各類企業與占比組成（見表1）。表1 2016-2017、2018-2021年企業法人單位數、各類企業與占比組成
【注：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17-2022年）】
其中，私有企業數量，由2016年的10500697增至2021年的26288321，增加2.5倍；私營企業占比，由2016年的71.83%增至2021年的91.71%，增加19.91%。私人控股企業數量，由2016年的14618448增至2021年的28665212，增加1.96倍；私人控股企業占比，由2016年的85.76%增至2021年的96.09%（見圖1）。數據呈現私營企業與私人控股企業處于蓬勃發展狀態，那些試圖以“民營企業被擠壓得奄奄一息”的論調，是新自由主義者違背事實、制造矛盾，別有用心地欺騙政府、欺騙社會！圖1 2016-2021年私營企業、私人控股企業數量及占比情況
【注：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17-2022年）】我們需要進一步分析的是“公有制為主體”基本經濟制度的國有企業與集體企業的數量及占比變化。其中，國有企業數量由2016年的132373降至2021年的78357，降低40.81%；國有企業占比由2016年的0.91%降至2021年的0.27%，降低3.37倍。集體企業由2016年的141442降至2021年的103534，降低26.81%；集體企業占比由2016年的0.97%降至2021年的0.36%，降低2.69倍（見圖2）。到底是“民營企業”還是“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被擠壓得奄奄一息？昭然若揭！我們必須高度肯定“民營經濟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力軍，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基礎，是推動我國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重要力量”，必須堅定不移地“促進民營經濟做大做優做強，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作出積極貢獻，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中肩負起更大使命、承擔起更重責任、發揮出更大作用”的同時。面對“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真的被擠壓得奄奄一息之時，必須為“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大聲鼓與呼，必須為“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大聲吶喊！并且需要吹哨鳴笛“絕對不允許把國有企業搞小了、搞垮了、搞沒了”！！因為“如果把國有企業搞小了、搞垮了、搞沒了，公有制主體地位、國有經濟主導作用還怎么堅持？工人階級領導地位還怎么堅持？共同富裕還怎么實現？我們黨的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還怎么鞏固？我們一定要想清楚，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想清楚，國有企業廣大黨員、干部、職工要想清楚，不能稀里糊涂跟著喊口號，更不能中別人的圈套！”（習近平《在全國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新華網，2016-10-12）圖2 2016-2021年國有企業、集體企業數量及占比情況
【注：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17-2022年）】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如果我們培養出來的人都不信奉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了，不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面旗了，就會發生東歐劇變、蘇共垮臺、蘇聯解體那種‘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悲劇！”（習近平《努力成長為對黨和人民忠誠可靠、堪當時代重任的棟梁之才》，《求是》2023-06））新自由主義作為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主義而走上歷史舞臺的歪理邪說，是發生東歐劇變、蘇共垮臺、蘇聯解體悲劇的理論根源。到了必須對那些“民企被歧視論”展開圍剿討伐之時，新自由自由主義者企圖搞亂國家，讓猶太資本更加猖狂進入，駕馭政府、奴役人民的陰謀，到了必須揭穿之時。他們大力鼓吹“私有產權”，制造民營經濟與國有經濟矛盾，抨擊“國企擠壓民企，導致民營經濟無法壯大；國企效率低下，是腐敗的重災區”，企圖讓私有資本的力量成為社會所有領域的主宰力量。同時，抨擊“政府干預市場有損于市場效率及市場的健康運行”，抨擊“改革開放所出現的腐敗、社會不公、兩極分化等問題，不是市場經濟本身的問題，而是國家權力干預、控制、扭曲了市場”，從而“否定政府和黨的領導”。尤其，為“超級大國為主導的全球一體化”搖旗吶喊，解除管制、完全開放、自由貿易、資本跨國流動、浮動匯率等，使美國猶太資本猖狂進入。到了必須徹底揭穿新自由主義內外勾結、改旗易幟的企圖之時！
（作者系青島大學勞動人事研究院院長、二級教授，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帶頭人、山東省勞動人事研究基地主任；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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