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今天是:2025年-4月16日-星期三
教員說,不懂得如何運用時間,你也就永遠不懂得持久戰、運動戰、速決戰和殲滅戰的真諦。
拿破侖說,戰略是運用時間和空間的藝術。
其實,對于人類來說,每個人的一生都是一個認識和使用時間與空間的過程,只不過我們許多人對此沒有進行過深入的思考而已。
人生的悲劇,在于時間的有限性和空間的無限性之間的矛盾。
對此,哲學家莊子有形象的描述: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矣。
作為哲學家的莊子,面對時間的有限性和空間的無限性的矛盾,其所持的態度無疑是悲觀的。
但戰略家的使命,卻是要通過創造性地使用“時間”,通過把有限的“時間”,進行極致地使用,來突破發展“空間”的約束。
毛澤東一生對“時間”有一種獨特的“情懷”:
自信人生二百年;
人生易老天難老;
天若有情天亦老;
坐地日行八萬里;
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
毛澤東之所以能夠成為全球首屈一指的“非對稱戰爭”“大師”,成功地創造和實踐了“弱勝之道”的戰略戰術,其核心“秘密”就在于對“時間”的掌控和把握。
首先是對“持久”和“速決”的辯證把握。
在中國革命尤其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紅軍之所以遭遇諸多的挫折,甚至遭遇第五次反“圍剿”徹底失敗,中央革命根據地全部喪失,紅軍被迫進行兩萬五千里的“長征”,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
某些人忘記了以“敵強我弱”為主的,這樣一個中國革命戰爭的基本的特點和事實。
那么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到底是什么?
毛澤東說:
經過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經濟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國,強大的敵人,弱小的紅軍,土地革命——這是中國革命戰爭“四個”主要的特點。
正是這些特點,規定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指導路線及其許多戰略戰術的原則。
第一個特點和第四個特點,規定了中國紅軍的可能發展和可能戰勝其敵人。
第二個特點和第三個特點,規定了中國紅軍的不可能很快發展和不可能很快戰勝其敵人,即是規定了戰爭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話,還可能失敗。
既有順利的條件,又有困難的條件。
這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根本規律,許多規律都是從這個根本的規律發生出來的。
由此,毛澤東得出了中國革命戰爭,在戰略上只能是“持久戰”,而不是“速決戰”。
那種“犯著革命的急性病”,不顧敵強我弱的客觀事實,在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妄圖“會師武漢”、“飲馬長江”,奪取“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是注定要失敗的。
戰略和戰術,從來是一對“對立統一”的“矛盾組合體”。
戰略上的持久,絕不是說戰役和戰斗上也要持久。
恰恰相反,毛澤東說:
戰略的持久戰,戰役和戰斗的速決戰,這是一件事的兩方面,這是國內戰爭的兩個同時并重的原則。
戰略的持久戰,要求我們在“以弱勝強”的過程中,要有足夠的戰略定力,不能犯“革命的急性病”。
戰役和戰斗的速決戰,要求我們在具體的戰役和戰斗中以“運動”和“速度”求勝。
沒有“運動”和“速度”,我們就不可能調動敵人;
沒有“運動”和“速度”,我們就不可能使敵人“分散”,而我們自己實現“集中”;
沒有“運動”和“速度”,我們就不可能搶占“最有利的戰場”;
沒有“運動”和“速度”,我們就不可能實現“以逸待勞”。
戰略上“持久”和戰役和戰斗“速決”的辯證統一,使紅軍將革命的過程性與階段性辯證統一,通過階段性的部分“質變”,最終實現過程性的全局“質變”,從而最后戰勝強大的敵人。
其次是對“時間”和“空間”的巧妙置換。
在戰略上,時間和空間從來是可以,而且必須是互換的。
在第一次反敵大“圍剿”時,毛澤東高屋建瓴地提出了“誘敵深入”的戰略。
從此,“誘敵深入”成為毛澤東軍事戰略思想和我軍戰勝強大敵人的革命法寶。
“誘敵深入”的本質,是用“空間”換“時間”,通過“喪失一部分根據地”,通過“打破一部壇壇罐罐”,換取紅軍主力的集中,換取最佳戰機和最佳作戰地點的選擇。
“誘敵深入”,毛澤東又叫“戰略退卻”,是雙方強弱不同,弱者先讓一步,后發制人,因而戰勝的。
面對教條主義者導致的第五次反“圍剿”大失敗,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沉重地總結道:
教條主義者的新原則和這相反:
“以一當十,以十當百,勇猛果敢,乘勝直追”,“全線出擊”,“奪取中心城市”,“兩個拳頭打人”。
敵人進攻時,對付的辦法是“御敵于國門之外”,“先發制人”,“不打爛壇壇罐罐”,“不喪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決戰”;是短促突擊,是堡壘戰,是消耗戰,是“持久戰”;是大后方主義,是絕對的集中指揮;
最后,則是大規模搬家。并且誰不承認這些,就給以懲辦,加之以機會主義的頭銜,如此等等。
毛澤東“以空間換時間”,最偉大的著作,要屬《論持久戰》。
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從“中日戰爭不是任何別的戰爭,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和帝國主義的日本之間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進行的一個決死的戰爭”,全部問題的根據就在這里,在中日兩國優劣勢客觀分析的基礎上,客觀地得出了“先敗后勝”、“轉弱為強”、“戰略進攻、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大階段,以及中日兩國特點“規定了和規定著戰爭的持久性和最后勝利屬于中國而不屬于日本”的高瞻遠矚的戰略論斷。
在明確指出抗日戰爭是“熬時間的苦斗”的同時,毛澤東又創造性地提出了,中國抗日的游擊戰爭,“從戰術范圍跑了出來向戰略敲門”,要求把游擊戰爭的問題放在戰略的觀點上加以考察戰略論點。
正是因為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人,將抗日游擊戰爭上升到了戰略的層面,以“積小勝為大勝”之方式,為抗日戰爭三大階段的“樞紐”——戰略相持階段提供了強大的戰略支撐。
第三是對“運動”和“殲滅”的靈活配合。
在紅軍反第一次大“圍剿”之后,毛澤東領導的人民軍隊,由“游擊戰”向“運動戰”轉變。
抗日戰爭中,八路軍、新四軍在作戰方式上,又由“運動戰”向“游擊戰”轉變。
抗日戰爭結束,國共決戰開始后,人民解放軍的作戰方式又向“運動戰”轉變,直到濟南戰役之后,我軍的作戰方式變為“運動戰”和“攻堅戰”相結合。
可以說,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運動戰不僅是人民戰爭的主要方式,而且是獨特優勢。
運動戰是“時間”戰。
1988年,美國波士頓咨詢公司的咨詢顧問小喬治.斯托克,在《哈佛商業評論》上發表了《時間:下一個競爭優勢來源》,由此基于時間的戰略思維和方法,才被引入商業戰略。
其實,在我們的小時候看過的電影《南征北戰》、《紅日》等,我們早就對解放戰爭期間,我英勇的人民解放軍,通過“爭分奪秒”搶時間,大踏步進退“運動戰”的戰略戰術有過生動形象的體驗。
時間是“運動戰”的生命,離開了對“時間”的精準理解和深刻把握,運動戰是無法實施和實現的。
“運動戰”是“集中戰”。
“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敵人”,是毛澤東克敵制勝的法寶,但如何集中兵力就和“運動”,和“時間”有密切的關系。
因為“集中”的結果,是通過“運動”的手段來實現的。
針對于“集中”,毛澤東曾無比感慨地說:
集中兵力看來容易,實行頗難。
人人皆知以多勝少是最好的辦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導者缺乏戰略頭腦,為復雜的環境所迷惑,因而被環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應付主義。
擁有戰略頭腦,洞察復雜環境,做自己時間的主人,利用時間來實現自我力量的“集中”,實現對手力量的“分散”,這才是戰略家的選擇。
“運動戰”是“殲滅戰”。
在相當長的時期,我軍一直處于戰略競爭的“劣勢地位”,其槍支彈藥和軍用物資,主要來源于對敵人殲滅以后的繳獲。
因此,擊潰戰、消耗戰、對峙戰,從來就沒不是我軍的戰略選擇。
我軍的戰略選擇是“殲滅戰”。
用毛澤東的話說叫:
與其傷其十指,不如斷敵一指。
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才是我軍作戰的主要目的。
但是,面對敵強我弱的戰略形勢,如何將全局上的“敵強我弱”,轉變為局部上的“我強敵弱”,基于時間競爭的“運動戰”是實現“我專敵分”,我“集中兵力”,敵“分散兵力”,從而實現“戰略上以一當十”,“戰術上以十當一”戰略的前提和保障。
正是因為毛澤東是“時間”使用的戰略大師,所以,面對強敵,毛澤東才以藐視一切強敵的氣概寫道:
我們是以少勝多的——我們向整個中國統治者這樣說。
我們又是以多勝少的——我們向戰場上作戰的各個局部的敵人這樣說。
這件事情已經不是什么秘密,敵人一般地都摸熟我們的脾氣了。
然而敵人不能取消我們的勝利,也不能避免他們的損失,因為何時何地我們這樣做,他們不曉得。
這一點我們是保守秘密的。
教員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將理論和實踐完美集合于一身的偉大的戰略家,他的思想方法和戰略戰術,不是枯燥的理論,也不是一般的經驗總結,而是面對一個個歷史時代提出的歷史難題,所給出的一個個解決方案。其后來歷史的發展,無一不驗證了教員解決方案的偉大。
學習教員的戰略戰術,之所以對很多人感到困難,原因在于對當時的歷史場景不熟悉,在這里陳老師將帶領大家還原教員提出解決方案的時代場景,將教員的思想方法與今天的現實活學活用地相結合,不是給大家喂雞湯,也不是講正確的廢話,而是給大家梳理出一套符合時代、符合國情的認識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思路、策略和辦法。
結合實際、系統地、更多地學習教員的戰略戰術,可以私信陳老師,看一看陳老師的著作《跟教員學戰略》一書,也可以加入陳老師的學習群,進行交流互動。
來源:“弱勝之道”今日頭條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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