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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今朝：中國當前的經濟政策選擇

點擊：作者：王今朝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3-11-26 09:41:12

看到網上報道的余永定老師11月18日在2023上財宏觀論壇上所作題為《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與政策》的主旨演講，既對余老師的一些觀點表示贊同，也對另外一些觀點有不同的意見。余老師很謙虛，認為自己說得也不一定對，不對的可以批評。就當前中國的宏觀經濟形勢與政策選擇，我提出一些應該還不算淺薄的看法，就教于余永定老師，同時也給決策者一些決策參考。不對的，也請批評指正。我主要依賴一些大面的數據，做大的理論探討。我想，這種理論探討對于找到中國今天應對宏觀經濟問題的真正方案是有好處的。

余老師認為，做報告需要有一個明確的主線，需要有系統性，這是非常對的。但有了主線，有了系統性，也不能保證報告的內容是完全正確的。比如，西方經濟學有一個市場主線，也很成系統，但它不是一個科學?，F在國內許多原來堅決主張把西方經濟學當作主流經濟學的學者也從原來的立場上后退了。在筆者看來，西方經濟學既不能解釋中國，也不能指導中國?？墒牵袊芪鞣浇洕鷮W的影響太深了。余永定老師是比較了解中國的，然而，這個演講有些地方還是沒有完全從西方經濟學的窠臼中擺脫出來。

余永定老師判斷，今天的中國處于一個準通縮狀態，并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我認為，這個判斷是正確的，這個判斷的重要性在于，在諸多學者只關心GDP增長率的時候，它使得黨和政府能夠更加注意價格的趨勢。但是，這里還有一個問題，即中國人到底對于通貨緊縮是持歡迎態度還是反對態度。我的建議是考慮通貨緊縮在當下中國的合理性。這一點，需要另文論述。這里，只是要指出，如果某些人主張社會主義國家不要怕通貨膨脹，某種程度的通貨膨脹是合理的，我就可以主張，社會主義國家也不要怕某種程度的通貨緊縮，某種程度的通貨緊縮是合理的。畢竟，蘇聯在20世紀20年代曾經主動地系統地采取了數年的通貨緊縮政策，而中國在整個計劃經濟時期保持了長期的價格水平不變。

中國經濟增長率下降會影響就業。毫無疑問，這是重要的。但到底多重要呢？計劃經濟時期，中國經濟有三次大的波動，經濟增長率至少兩次成為負值（一次是大躍進后，一次是文革開始后），也沒有什么大不了的。改革開放以來，直到十八大前，中國一直把增長率看得過重了，采取多種辦法把經濟增長率維持在8%以上，并在1997年、2008年兩次推出內需刺激政策。十八大后，新常態概念的提出，才結束了這種局面。然而，還有不少人對經濟增長率念念不忘。經濟增長率沒有那么重要，國外有百分之二、三的增長率就已經很滿足了。中國的高增長率要搞到什么時候呢？不要認為，中國經濟保持在5%的水平就是衰退，或者就是沒有走出衰退吧！為什么不把擔心經濟增長率的背后的原因說出來呢？說出來，才能聚焦實質問題，才能探討經濟增長率對于解決這個實質問題到底是否必要，是否充分。說到底，擔心經濟增長率就是擔心就業，但就業問題的解決并不一定非要某種經濟增長率。比如，為什么計劃經濟時期，中國就不用擔心失業問題呢？那是因為中國已經把失業問題給徹底解決了。而現在，只關心經濟增長率，不關心經濟增長主要是由什么推動的，或者只認為民營經濟發展推動就是好，不關心經濟增長下的收入分配惡化，那是非常錯誤的。潛在的經濟增長率的概念也沒有多少用處，如果經濟增長還是依賴房地產，如果增長的成果還是讓少數人拿走，這種增長率有什么好呢？

如何看從十八大以來的經濟增速下降呢？根本上說，就是原有的模式走不下去了。中央對此做出了判斷。中央做出這個判斷，是符合實際的，肯定也是經過許多研究的。因此，中央的這個判斷也是得到了企業界的人士的認可的。企業界的人士開始減少投資，包括李嘉誠撤資等等。

余永定老師說，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提法已經被污名化了。我認為，如果叫作污名化，那也好得很。更何況，并不是污名化，而是實事求是了。這種西方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的政策組合早就該退出中國了，早就不應該被財政部和央行使用了。中國經濟政策制定不能在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的話語里打圈圈。那種邏輯是不可靠的。沒有人能夠在那個圈圈里把那種邏輯講得好，一些人所謂講得好，也只是某個小圈子認同，老百姓不認同。比如，為什么4萬億？經過仔細論證了嗎？4萬億投資拉動了什么呢？對銀行體系造成什么影響呢？為中國帶來國際關系改善了嗎？為中國帶來了經濟結構改善、分配結構改善嗎？四年后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說明，4萬億的投資即使在穩增長方面也效果有限。當然，我也看到，有人認為4萬億也有功勞。功勞是肯定有的，但更重要的問題是如何綜合衡量其效果。

余永定老師說，一個發展中國家，忍受5%的通貨膨脹率是合理的。這是站在誰的立場上的判斷呢？中國的農民能夠承受5%的通貨膨脹率嗎？那每年3%的通貨膨脹率呢？這不是溫水煮青蛙嗎？煮個幾年，老百姓就受不了了！余永定老師說，3%的通貨膨脹率下，企業會不好受。企業為什么存在？還不是為了老百姓。但真正為了老百姓，主要依靠民營企業不是長久之計，除非中國的民營企業與西方的資本主義企業有本質的區別。

中國為什么總需求不足？為什么它是當前的突出矛盾？總需求不足，就是人民群眾對當前的生產結構、價格結構不滿意。按照一般來說，價格高才不愿意買。這就意味著對于人民，目前的價格太高了。更不用說，在當前的價格水平下，要買什么東西，只能看市場上有什么。我想有病了看中醫，又有效又便宜，結果呢，沒有供給。我想孩子上學，結果發現，上學成本這么高，畢業之后還沒工作，我上學有積極性嗎？我想有個房子住就行，不用買，可是，政府非要逼著你買。我想有塊地種點菜，結果，政府把土地收上去，非要我到市場上去買。什么東西都要買，買到什么東西又不能我說了算，價格也沒有商量，內需能足嗎？這說明什么？這說明，所謂總需求不足，本質上還是供給側出了問題，而且出了大問題。當然，我這里說的“供給側”是馬克思意義上的。馬克思說，生產決定分配，決定消費。生產就是供給側，分配也是供給側。中國人如果把問題僅僅定性為總需求不足，就又要進入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的話語怪圈了，就可能要再折騰一番了。中央提出了扎實推進共同富裕，這很好，是有助于需求提高的。但共同富裕怎樣實現？還是要靠對供給側的改革實現。如果中國人按照美國供給學派的觀點來理解供給側，也會是瞎折騰。那樣，就只能搞減稅了。供給側如果只理解成減稅，就太幼稚了！中國一幫財政專家、財政大佬都祭出減稅的大殺器，結果搞出來財政債務不斷上升，還說中國的債務比率很安全，這是在跟西方比爛嗎？為什么不好好地向毛主席一代人學習，搞既無內債，也無外債呢？中國今天高企的家庭債、企業債、政府債，不就是改革開放后一幫人覺得毛主席搞的既無內債也無外債沒必要，接受了凱恩斯主義的赤字財政哲學，甚至是猶太人的商業哲學搞出來的嗎？毛主席那么偉大，能看不到借債也有好處嗎？在借債有好處的情況下還不借債，為了什么？肯定是為了避免更為嚴重的不利后果嘛！在那么困難的情況下都可以既無內債也無外債，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是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戰略定力?？墒?，現在這些人總不思悔改，還把中國的問題理解成內需不足，還要擴大債務，還要推動房地產“復蘇”，這是要干什么呢？

中國有沒有產能過剩？全世界較為發達的國家都有。產能利用率低了，企業找不到好的投資領域了，這就是產能過剩。當然，這種產能過剩，在某些情況下，可能化解或化解掉一些。也不是說，過剩了，就不能生產了。即使在經濟危機下，依然有些企業會生產。否則，社會怎么運轉呢？但比如房子，中國產能過剩嗎？當然過剩。能化解得了嗎？恐怕只能讓時間化解了。由此，可以設想其它領域，產能過剩一定存在。有沒有治理產能過剩問題呢？當然有，比如，公路、鐵路、鋼鐵、水泥、服裝等等。但把這個問題提到多高程度，就不一定了。西方國家曾經把殖民主義作為解決國內問題的一種方案，中國肯定不能搞。外部化解只能作為一種輔助性的，我們的問題還是主要從內部解決。

馬克思說，資本家生產的目的不是供應使用價值，而是為了實現剩余價值。如果我們在某些使用價值方面已經得到了滿足，或者由于私有化生產方式限制了財富分配的合理化，從而大多數人的社會消費能力無法真正提高，你再搞高速增長，價值也得不到有效實現，那只能是產能過剩、通貨緊縮了。這時，如果再使用擴張性貨幣政策，通貨緊縮就會轉成通貨膨脹了。

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的概念是個很狹隘的概念，大致僅僅限于財政赤字可以擴張的幅度，不能亂用在中國。不然，我們提這樣的問題：讓中國農村大量人口繼續向外轉移，轉移到城市，有效需求會不會增加？按照西方經濟學的邏輯，是會增加。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中國城市化就是這樣推動了有效需求增加。然而，當中國城市的產能過剩后，繼續向城市轉移人口，這些人口在耗光了自己的儲蓄（能夠增加一點有效需求）后，拿什么來維持接下來的需求呢？

余永定老師看來比較重視價格問題，這是對的。但余永定老師既然預設了5%的通貨膨脹率是好的，因此，他就認為中國當前的通貨緊縮是壞的，是要防止的。結果，余老師在認為西方經濟學不合理之后，又回到了西方經濟學的擴張性的財政貨幣政策，實際上認為，如果沒有擴張性的財政貨幣政策，經濟會更加糟糕。為此，就需要放棄“財政赤字對GDP的比例不超過3%，國債對GDP的比例不超過60%”的標準。既然按照余老師的邏輯，“這兩條東西可以說被所有的發達國家都拋棄了”，為什么我們還要死守呢？

我認為，中國不能把馬斯特里赫條約的這兩條標準作為標準。中國應該給自己提出更高的標準，我們應該學習毛主席時代，把零赤字、零債務作為我們的標準。這兩條標準就可以限制某些政府官員的胡作非為。這是天方夜譚嗎？我認為不是。這是花錢效率的問題。為什么不搞少花錢，多辦事的事情呢？為什么要大大咧咧地花錢呢？提出這兩個標準，就會逼著政府官員提高自己，真正把工作做實。而不是一有經濟上的風吹草動，就在發行赤字和債務上動腦筋。借債誰不會呢？而且，中國一旦突破對債務的警惕，未來走上美國的道路也就不遠了，非得等到徹底崩潰才會重建財政紀律。從這個角度看，我不認為，最近新增1萬億國債，使得財政赤字對GDP的比例到了3.8%是個進步。相反，我認為是個大退步。我之前看到，有幾位學者在大叫增加債務。不知道這些學者是否得到了某些財政官員的授意。你不能把增發債務就看作是“調整了我們的政策”吧？到目前為止，馬克思主義的文獻里面對債務的看法依然基本是負面的。如果我們把增加赤字和國家債務看作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經濟信條的突破，我看，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的堅持恐怕又增加了一些危險。在毛主席時代，我們是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旗幟。現在，中國人真能堅持馬克思主義嗎？我們黨現在是處于當年那種極端困難、留下陳毅同志堅持在南方打游擊的情況嗎？為什么不講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呢？

余永定老師還認為，很多人批評央行超發貨幣是完全文不對題。余老師認為，“超發不超發，主要看我們有沒有通貨膨脹”。余老師的邏輯恐怕是錯了。從超發貨幣到通貨膨脹不僅有一個傳導時間問題，而且有一個梗阻問題。這個梗阻就是，超發的貨幣可能大部分進入到了房地產、股市、貪官的家里等等。這樣，超發的貨幣就不會在消費品的價格上表現出來，就沒有通貨膨脹了。也就是說，有通脹，必有超發；但有超發，并不一定有通貨膨脹。因此，不能根據通貨膨脹來臆測貨幣超不超發。似乎余老師反對貨幣數量論，但又陷入到貨幣數量論的邏輯中去，而沒有考慮中國的實際情況了。還有，中國一般用于描述物價水平的指標，很顯然沒有把中國的住房價格賦予應有的權重，因此，中國的通貨膨脹指標是扭曲的。從這一點看，也不能把有無通貨膨脹看作是有沒有超發貨幣的依據。——這里，我不是指責中國的統計機關，因為世界上的統計指標大多數情況下只能做參考。作為研究者，我們不能認為，某個人或某些人在某種情況下設計的一種指標總是符合自己科學研究的需要。決策者也不能僅僅根據現有的統計指標就做出決策，必須仔細衡量統計指標的準確度，必須輔之以更為細致的調查研究。

余永定老師還認為，中國還有采取更具有擴張性的財政貨幣政策的非常大的空間。他沒有提出理論依據來，他的經驗依據就是：（1）新加坡是咱們的榜樣，債務對GDP的比例是118，而中國如果不算上地方政府的債務（隱形債務、平臺債），我們只是50%多；加上平臺債，我們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計算是超過100，多一點，依然好于新加坡。（2）我們的財政狀況比世界上絕大部分發達國家要好得多。（3）中國去年股市市值是78.7萬億，股市市值對GDP的比是37%，美國是152%。雖然銀行貸款對GDP的比，咱們是176%，美國是48%，但從依賴外部融資的角度來講，中國還比美國小，所以不能說中國企業的杠桿率太高，不讓采取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然而，看來，余永定老師沒有深入了解馬克思主義的文獻，或者沒有深入讀下去，沒有聯系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國實際讀下去，甚至連債務自身的邏輯也沒有想完全。

馬克思說，“原始積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時間順序特別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國和英國。在英國，這些因素在十七世紀末系統地綜合為殖民制度、國債制度、現代稅收制度和保護關稅制度”（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19頁）。也就說，在馬克思看來，國債制度是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重要手段。我想，中國的國債發行對于中國某些人的原始積累也是起到一定作用的。而且，在中國有許多有錢人的情況下，發行國債很可能成為這些有錢人用錢生錢的手段，畢竟，國債利息高于銀行。比如，國債利率為4%，一個人拿1億元買的國債，年利息收入達到400萬。這筆錢可以供400個年純收入為1萬的農民的生活。新增1萬億的國債，國債購買者年利息收入將會是400億，這可以供400萬年純收入為1萬的農民的生活。然而，一般的農民是被排除在國債市場之外的。他們沒有機會、沒有信息、沒有意識購買國債。僅從這一點就可以理解，為什么中國市場經濟這么發達，農民雖然脫貧了，但依然生活困難。

發行債務不是終結。馬克思指出，“普魯士國家打算用什么償付即使不是按5%而只是按3.33%的利率付給的利息呢？用新的稅收，如果普通稅收不夠，就用新的強制公債來償付”（《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15頁）。恩格斯指出“隨著文明時代的向前發展，甚至捐稅也不夠了，國家就發行期票、借債，即公債”（《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95頁）。這里，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資本主義債務無限擴大的可能性。中國的債務有沒有無限擴大的可能性呢？

馬克思還說，“用國家的名義裝飾起來的大銀行，從一產生起就只不過是私人投機家的公司，它們支持政府，依靠取得的特權能夠把貨幣貸給政府。……它一只手拿出去，另一只手拿更多的進來，這還不夠，當它拿進來時它仍然是國民的永遠債權人，直到最后一個銅板付清為止”（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23-825頁）。中國當然有許多大銀行不是私人的，但也有不少大銀行是有私人股份的。中國的這些銀行即使沒有把貨幣貸給政府取利，也通過給企業貸款，給購房者貸款取得了巨大的利益。擴張的貨幣政策難道不是給銀行更多的貸款資金去獲利嗎？而老百姓能夠第一手接到銀行的貨幣嗎？

所有這些，都是目前中國經濟學界的人士很少考慮的。但我想，這些正是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當年所考慮的。他們的這種考慮決不是不懂經濟，而是太懂了。我們今天的人們反而不懂了。今天的中國人學習西方太多了，反而以為毛周錯了。這就如中國今天許多人學習西醫多了，就不信中醫了。這不是我們對待我們自己的先輩和他們所創造的文化應有的態度。

如果我所說非虛，那么，中國在什么時候退出擴張性的財政貨幣政策呢？我的看法是現在就退出，永遠地退出。只有這樣，中國的財政貨幣政策才能更多、更好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之下，我們國家的政府運作的重要領域才能真正體現馬克思主義在我國的指導地位，才能把這一根本制度落實。這需要在我國的財政貨幣政策的決策層、研究層注入更多的馬克思主義的血液。

（作者系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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