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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長遠看，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前景應該是光明的，幾年甚至十幾年的經濟增速下行不會影響中國發展的大局。然而，如果在一個關鍵的時間段，經濟增速下行，特別是出現猛烈的下行，也可能產生嚴重的社會影響。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后和2007年美國金融危機發生后，中國就推出經濟刺激政策。經濟危機造成的需求不足掩蓋了中國經濟下行的另一個重大因素：至少自21世紀初，美國就有一批人處心積慮地破壞中國經濟增長。至晚在中國做出重大讓步加入WTO不久，美國的高級智庫和著名學者就開始炮制“中國威脅論”，阻礙中國技術進步，成為日后特朗普政府對中國實施貿易戰的理論的先聲。現在，美國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試圖長期性地降低中國經濟增長率（包括生物戰很可能就是這樣一種措施）。中國經濟增速如果下降到一個關鍵點之下，確實可以給中國帶來相當不利的影響。于是，如何理解今天中國經濟增長率，如果確保中國經濟有一定的增長率，就成為一個十分關鍵的問題了。

假如中國經濟增長內在動力強勁，那么，即使有外部需求不足，即使外部阻力不斷增強，中國經濟增長也將保持在相當的水平上，經濟增長率就不會成為一個大問題。那么，中國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如何呢？

從三次產業來看，工業經濟具有超過農業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因此，當中國農業部門還占比較大時，中國經濟增長率長期地取決于中國的經濟活動從農業部門向工業部門的轉移。雖然早在計劃經濟時期，中國工業產值就超過了農業產值，但在改革開放后的三四十年中，中國工業依然有著巨大的發展潛力。因為計劃經濟時期中國重在發展重工業，雖然僅有30年左右的時間，也使改革開放后，得以在輕工業有充足的發展空間。輕工業的發展在相當程度上支撐了中國改革開放后經濟增長的高速度。然而，與重工業相比，輕工業無法支撐持續的經濟增長。因為輕工業所需要的機器、設備，如果本國不能提供，就只能依賴進口。而進口的機器、設備由于壟斷高價，需要本國花費巨額的經濟資源。當這種經濟資源在不合理的貿易條件下不必要地流向國外、海外后，中國經濟增速的潛力就下降了。而如果中國的重工業有了長足的發展，那么，本國經濟資源的不必要外流就會大大減少。由此可以看出，重工業優先發展，對于支撐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是多么的重要。當然，在改革開放后，中國在重工業領域也有一定的發展，如高鐵、盾構機等領域，但中國醫療領域的機器設備、科研領域的儀器設備等大量依賴進口，飛機發動機、芯片、軟件等大量依賴進口，也顯示中國在重工業領域沒有得到本來可以得到的快速發展。中國一些消費品進口也耗費了巨大的資源，比如，2018-2019年中國進口轎車數量都達到48萬輛之多，2021年鐵道及電車道車輛除外的車輛及其零件、附件的進口額為863億美元。雖然中國此類產品出口2021年達到1200億美元，但毫無疑問，中國進口轎車多半是豪華轎車，而中國酒店等一些場所的奢華程度也是驚人的。這些都是非生產性的耗費。因此，中國真正用于經濟增長的資源無疑就不足了。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改革開放中中國的經濟增長率雖然很高，但它顯然沒有達到應有的高度。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沒有向重工業進行足夠數量的投資。

中國沒有向重工業進行足夠數量的投資，還表現在中國住房和交通基礎設施的投資過高上。2021年，中國固定資產投資54萬億元人民幣，其中房地產投資15萬億元，約占固定資產投資的1/4。2021年全年完成交通固定資產投資3.6萬億元。目前，我國房地產投資和交通固定資產投資毫無疑問存在過多的問題。2021年，中國研發投資2.8萬億。把18.6萬億的投資拿出10%，就是1.86萬億用于戰略性產品領域的研發，中國2021年的研發投資就可以比實際值高出66%。如果再把一些進口資金轉為研發經費，那么，研發投資增長一倍，使中國研發資金占GDP比重達到5%也是可能的。這就會較大幅度地超過美國2020年3.5%的研發投資占GDP比重。如果把這筆研發投資很好地用于卡脖子等戰略性技術領域，——這應該是建立新型舉國體制、構建國內大循環為主的新發展格局的應有之義，則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就是有保證的，就根本無需擔心短期經濟增長率下行了。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央財政中，科學技術支出在其它許多支出回落的情況下保持了增長，2015-2021年增長了約33%。這體現了國家對于科技的重視。

過去曾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計劃經濟時期閉關鎖國，而實際上計劃經濟時期的中國是積極開放的。建國后，中國就實施了既定的“一邊倒”政策，這就使得中國向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實施了最大限度的開放。之所以說它是最大限度的開放，是因為你找不到另外一種方式獲得其他國家這么大的援助。蘇聯的專家、圖紙、機器、設備、資金都進入中國，幫助中國建設了約156個大型現代工業企業。中國能從美國等國獲得這種援助嗎？是不可能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國作為資本主義國家，是要獲得利益的。把中國變為一個現代化國家，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摩根財團在20世紀上半葉曾經試圖在中國開展業務，但一番操作下來，就退縮了。而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對中國的援助無疑增加了中國的內生經濟增長動力，而且不依靠借款和投資從中國吸血。這種好事在世界上是很難找的。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新的領導人既要發展經濟，又缺乏資金，就采用對外招商引資的辦法來獲得發展資金，這已經發展到非常驚人的規模（見表1）。UNCTAD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2020年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新增FDI的首選目的地。雖然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外商投資額低于UNCTAD公布的數據，但外商在華投資是驚人的。這使得中國已經成為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接受國了。外商投資在中國很顯然給中國帶來了不少的好處（如就業、稅收、管理和技術溢出等），但也造成一些問題，其中特別是國際資本的收益外流問題（見表1）。比如，孫正義對阿里巴巴的投資就獲得了巨大的收益，甚至可能超過了國內資本的收益。當中國資金充裕后，當中國接近世界技術前沿時，對外資的需要程度就降低了。外資所提供的就業、稅收的好處完全可以由國內企業提供。西方企業的管理經驗也可以以很低成本獲得。而當國內企業替代了外來企業之后，外來企業所占據的國內市場也就被國內企業占有了。因此，至少僅從經濟增長率的角度看，似乎中國已經不如當年那么需要外資了，除非國家對外資的存在還有其它的需要。即使中國依然需要外資，是否需要這樣多數量以及所需要的外資的行業結構、技術結構也應該是有優化的余地的。很顯然，中國如果集中引進高科技外資，它就能夠產生更高的經濟增長推力，而可以不大擔心它們與國內企業爭奪市場。或許，吸引外資對于中國獲得良好的國際關系是有用的。但當中國生產力發展起來之后，外資會發現在中國獲利越來越難，因而會傾向于把產業移出中國，對促進中國對外關系的好處也會下降。

當然，外商投資占中國總投資的比重較小，或許不會產生多大的問題。但毫無疑問，這里有一個國內利益和他國利益的分割問題，因而有一個到底是由國內企業供給還是由國外企業供給的問題。美國正在吸引本國企業回國投資。這可能在短期內會給中國經濟增長造成一定問題，但長期來看無疑會給中國經濟增長提供了又一種動力。因為這樣，就會給中國企業讓出中國國內市場空間。有人會說，中國也有對外投資，也有對外投資收益。但從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態度看，西方不會因為它們的企業從中國得到利益就會停止阻礙中國發展的腳步，同時，中國對外投資也可能受到東道國的阻礙。如果世界局勢開始變得更加動蕩，那么，國際投資必然遭受進一步的阻礙。這是我們不能不想到的。

表1：中國實際利用外資額：2013-2021年（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2022年年度數據，

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注：這里的經常項目投資收益差額是外國在中國投資的收益減去中國得自在外國投資的收益。】

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按照經典理論，中國的企業數量應該以公有制企業為主體，人民主要在公有制企業里就業。然而，現實并非如此。表2顯示，2013-2019年，中國勞動力人數基本保持不變，約為7.9億人。然而，私營企業就業人數從2013年的1.3億增加到2019年的2.3億，增加了76.9%，鄉村私營企業就業人數幾乎增長一倍。這種狀況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很難解釋，要么說明經典理論在公有制理論、雇傭勞動理論上是不適應中國的，要么說明我國企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發生了重大偏差。中國的私營企業家有不少是好的，是關心工人疾苦的，有的是為國家技術進步做出了重大貢獻的，也有不少企業家在辛辛苦苦兢兢業業地經營，甚至在慘淡經營，應該予以支持和保護。但中國總有一些私營企業主實際上與西方的資本家是沒有什么兩樣的。即便是看到了中國必將走向共產主義社會、必將加強經濟計劃性的如劉強東等人，也在套現離場。如果中國有大量的私營企業主獲得了遠超過普通工人工資的收入，則中國的收入分配必然難以達到應有的公平性程度，而中國需求結構的畸形也必然形成，中國的內需不足必然是結構化的，而非一個周期性問題。這恐怕是阻礙中國經濟增長率提升的一個重大問題。當然，解決這個企業所有制結構問題，也不能過于著急。但如果經濟增長率下降得厲害，就會倒逼這個問題盡快解決。私營企業在中國仍會存在，仍需要存在，但許多私營企業可以轉為公營企業、半公營企業，應該是毫無疑問的。這種轉變應該是中國邁向共同富裕的重要舉措。

如果以上分析還不能讓你信服，那么，需要注意，前面提到1997年和2007年中國都出現嚴重的內需不足，而這是在中國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僅僅5年后就發生了。這本身又伴隨著私營經濟力量的擴大。在這種情況下，究竟如何理解中央最近幾年來提出的建立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命題呢？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否意味著公有制企業數量進一步減少，在公有制企業中就業人數進一步減少呢？

如果你問，究竟是公有制企業還是私營企業更有利于中國的技術進步呢？我認為，在同等條件下，公有制企業更有利于技術進步。中國計劃經濟時期所取得的技術進步成就是依靠公有制企業和事業單位取得的。難道僅僅因為改革開放，中國的技術進步就只能主要由民營企業來承擔嗎？

如果你問，現有所有制結構的穩定性如何？我認為，它的穩定性極差。不僅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發現了資本集中的規律，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中解釋了壟斷的力量，而且西方企業史也表明，企業的發展必然走向資本集中，有的時候，甚至一個小的資本也可能擁有極大的業務量，比如摩根銀行當年就是以很小的資本服務于美國絕大多數最大型的工業企業并且具有對政府業務的壟斷性的（這在《摩根財團》一書中有精彩的描述）。如果你不相信馬克思、列寧，你該相信西方的著名學者吧！

如表2所展現的中國私營企業數量說明，平均而言，每家私營企業就業人數不到10人。由于資本、業務必然走向集中，因此，這意味著中國有大量的小微私人企業。這些企業的經營活動大多數必然隨著經濟狀況的變化而變化，當經濟下行時，必然遭遇重大的經營困難，而這就會影響到民生。而且這種民生問題會越來越難以解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急迫地要求改變這種狀況，增加中國經濟的穩定性。中國許多小微企業也在經歷著僅僅存活幾年的生死劫。有的小微企業或許能夠做大做強，但大多數是不可能的。他們算不算企業家呢？從大量私人企業破產的角度看，把希望寄托在私營企業家身上，似乎也是不可靠的。按照錢學森老的觀點，任何一個企業都可以看成是一個系統。一個系統的生死存亡不可能僅僅寄希望于一個人，哪怕他是企業家。

表2：中國就業結構和私營企業數量

目前，中國依然有幾億人的月工資收入只有兩三千元。在價格水平較高的市場經濟下，這些人的需求只能主要是滿足于基本生活需求，有的人甚至連基本生活需求都難以保證。對于中國一些人來說，這或許不用說了。然而，這應該是各級領導關心的問題。然而，從中央層面來說，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是財政的可持續性問題。在過去，我國曾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擴張需求。而在過去的近十年中，我國的財政赤字有增加的趨勢（見表3）。財政赤字增加說明，國家主要通過稅收的辦法來獲得收入可能是入不敷出的。當中國的所有制結構日益變為私營企業主導后，國家通過私營企業獲得稅收的辦法是不充分的。這樣格局延續下去，中國財政赤字會越積越多，甚至可能陷入到美國當前的那種困局。在短期內積累起赤字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把短期變成長期，使我國的債務越積越多。債務越積越多，當經濟下行后，財政政策的空間就很小的，就容易病急亂投醫，發生大量國債了。

在計劃經濟時期，我國財政雖然也長期困難，但我國的財政是建設財政，國家撥款設立了大量國有企業，而這些國有企業的收益也為國家財政提供了大量收入。因此，我國20世紀60年代實現了既無內債，也無外債。中國人的傳統文化是否定債務文化的。對于世界最大經濟體之一特別是作為最大的社會主義經濟體而言，難道做不到既無內債也無外債嗎？應該是能夠做到的。當然，這也不是說，絕對不能有債務，而是說要看舉債是否有價值，是否價值達到盡可能大。不然，我們的經濟模式是經不起理性的推敲的，特別是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否定債務文化，中國未來很可能會形成債務依賴的經濟結構。馬克思曾指出，國債曾是歐洲的一些資本家實現原始資本積累的重要手段。事實也確實如此。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銀行部分是通過給一些歐洲國家放債取得巨大收益的。

基于以上分析，當經濟下行時，中國可以用國家撥款設立國有企業的辦法來穩定經濟。這比撒胡椒面式的財政補貼應該是更好的辦法。而從我國許多省份的財政赤字看，從諸多地方債務的危險性來看，各省市政府設立新的屬于它們的國有企業可能也是當前穩增長的最好的措施。

表3：中國財政收支：2013-2021年（單位：萬億元人民幣）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2022年年度數據，

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作者系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導，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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