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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企業的股份化是在世界股份公司的運動中產生和發展的。即使西方把股份公司作為自己的主流的企業形式，中國也沒有可靠的理由來實施西式的股份化改革。全民所有制企業和集體所有制企業本來就是一種股份制企業，只不過沒有采取也不能采取西方股份制公司的形式。在中國股份公司開始出現的時候，股份公司卻在西方出現了衰落的趨勢。中國企業股份化的后果和歸宿只能是私有化?，F在是中國全面重新認識這一制度模式的時候了。

一、引  言

公司制度是通過法律或者行政特許創造出一個能夠超越個人能力、個人行為的經濟行為主體。它或許早在古羅馬時期就以某種形式而出現[1]，在20世紀第一個十年中才成為美國的一種主導性的企業形式[2]。雖然20世紀美國企業是以股份公司為主導的，但即使在20世紀下半葉，西方也存在著大量的非股份制公司。比如，20世紀80年代美國和歐洲的保險公司就可以是一種互助組織[3]?；ブｋU公司是由其保單持有人作為一個群體而共同擁有的公司，它的名字中常常帶有mutual（互助的）這個詞（指一個組織的成員分享利潤共擔風險）[4]。在中國計劃經濟時期，西方式股份公司在中國社會消失了，但計劃經濟時期的中國公有制企業實質上也是一種股份公司，只不過它不是美國那種由少數人所擁有或選擇性社會化的股份公司，而是由全民或集體所擁有的最大限度社會化的股份公司[5]。到了20世紀80年代，很多國家，甚至美國自身都處于一個交叉路口，即它們的企業是要采取美國的股份公司的方式，還是要保留自己原來的方式[6]。一方面，美國原來的股份公司出現了萎縮的趨勢，另一方面，原來的非股份公司的組織卻出現了股份化的趨勢。保險公司股份化浪潮是自1986年緬因州UNUM公司的去互助化（demutualization即把它轉變為股東所有）之后開始的[7]。歷史上西方證券交易所基本上都是會員所有的非營利性組織，采用互助型的治理模式。1993年，瑞典斯德哥爾摩交易所率先實行了股份化改革，從而掀起了交易所股份化改革的浪潮。這樣，原來非營利的證券交易所就變成一個營利機構了?；蛘哒f，股份化改革使這些證券交易所的營利行為合法化了，而且，這種合法化還為其逃避責任提供了一種免責機制。美國的投資銀行原來多是合伙人制度，也在西方的股份化的浪潮中改革為股份公司了。而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開始了對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造。這樣，中國對國企的股份制改造就與西方非股份公司組織的股份化同流了[8]。這就使得股份公司在21世紀成為世界企業一種最重要組織形式了。本來中國的國企是屬于全民所有的，在進行股份制改造后，又由于有關法律的創設，它就歸股票持有人所有了，其中不乏自然人所有。在中國有了眾多的私人股東和產生了大量所謂公募資本、私募資本之后，在中國一些大城市，巨幅資本招牌已經司空見慣了。這樣，親資本的意識形態就在世界更多國家、更多領域建立了更穩固的基地。

對中國而言，股份化不僅僅是國企制度的重構，而且是經濟的所有制基礎的變動，因而必然是一個牽一發動全身的問題。有人在20世紀90年代就提出把企業集團股份化的主張[9]。有人在21世紀初提出了把中國科學院研究所股份化的改革方案[10]。在今天，一些學者在提出土地股份化的方案[11]。中國股份公司的注冊已經由實繳制轉為認繳制。一方面，股份制在中國還有繼續深化的可能，另一方面，中國政府已經對某些股份公司采取了反壟斷、公有化的措施。那么，中國改革的股份化方向是否正確呢？要回答這個問題，不能不對中國股份制發展的歷史進行追溯，不能不對中國股份制改造的邏輯進行重新審視，不能不在此基礎上對股份制、股份公司的實質和結果進行探究。所有這些就構成對股份公司的本體論再認識。

二、股份化的歷史演進及其理論依據：中國的經驗

1982年，深圳某國企管理者提出“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等在當時普遍視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口號。以此為標志，少數人的金錢意識開始再次大舉滲透中國社會。1984年出臺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認為，現行經濟體制的種種弊端，集中表現為企業缺乏應有的活力[12]。正是在這個背景下，中國國企改革的股份化思路出現了，在中國原來被拋棄的西方股份公司制度被作為增強企業活力的方法了。檢索中國期刊網可以發現，最早提出對中國國企進行股份制改造的文獻出現在1985年[13]。其中一篇文章在正確否定了改國家所有制為集體或企業所有制、承包制和租賃制的同時，提出了“在保證全民所有制根本性質的前提下，將大多數國有企業股份化”的主張。但它似乎并沒有認識到其推崇的主張和預設前提之間的矛盾。同樣是在1985年，針對一些人提出的股份化主張，張弓指出，“既然投資量不足不是舊體制下存在的主要問題，那么，推行企業股份化也就沒有必要”，“企業股份化不能成為增強企業活力的有效途徑”，“企業股份化的真正意圖是，通過企業對股份所有權的參與，來實現所有制形式上的變革。……股份公司作為生產組織形式，不應當成為實現所有制形式改革的方式”，“把國營企業改造成這樣的股份公司，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很值得懷疑”[14]。現在來看，張弓的文章非常有邏輯、有見地和有前瞻性，但未能阻止中國企業股份化的趨勢。一年之后，即在1986年，厲以寧提出“一部分全民所有制企業（指一般行業的大中型企業）可以實行股份化，以股份所有制來取代傳統意義上的全民所有制，形成國家、企業和勞動者聯合辦企業的模式”[15]。然而，勞動者成為企業的股東到底意味著什么呢？在股份公司的制度下，廣大勞動者不可能都成為企業的股東，即使人們通過股票市場買到股票，除了在IPO環節能夠獲得較多的利益之外，在二級市場上也往往只能成為被收割的對象。反倒是中國原有的全民所有制企業才是真正適合中國的全民股東公司制度。只有在這種制度下，全體中國人民才能真正地享受到作為全民所有制企業股東的紅利，才能通過鞍鋼憲法以及不忘初心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等制度來實現對企業的管理權。這樣來看，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股份制改革實際上就是去除中國真正的全民股份制，而實施少數人私有的資本主義股份制。所以，也就不難理解，20世紀80年代，反對實施股份制的意見在中國占主導地位了。然而，這種主導性意見由于沒有挖出股份制的這種實質，或者即使挖掘出其實質，也難以得到當時中國所形成的決策層的普遍認可，就使得中國國有企業和社會的股份制改造在少數人的推動下付諸實踐了。

在這之后的幾年，全民所有制的股份制改造和新的股份制公司建立實踐就開始了。比如，紹興百貨大樓作為一家擁有400多名干部職工和100多萬元國家資產的國營商業零售企業，于1987年1月公開向社會發行股票，創建了紹興百貨大樓股份有限公司，由原來的國家所有變成了國家、集體、持股個人三者共同所有，“使企業不再完全是行政的附屬物”，可以自行任命中層干部，自行決定股金投向，自行決定招聘，并獲得部分資金的分配權[16]。這樣，就可以看出，早期的中國股份制改造實踐是作為一種自下而上的獲取企業自主權的替代承包制的手段[17]。至于這一股份制改造行為是否得到來自上層人物的支持就不得而知了。1987年，我國第一家由國家、企業和私人三方合股的股份制商業銀行深圳發展銀行成立。而作為中國最早進行股份制改造的深圳市紡織工業供銷公司1991年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成為深圳“老五股”之一“深金田”。由于這種改革一定得到了政府的批準，所以，政府也認同企業增加企業自主權（包括調動工人積極性）的這種訴求?？墒?，今天來看，它打破了原來的勞動人事制度，使企業資本多元化。因為股份公司，特別是當時深圳的股份公司在發展過程中很容易接觸到外資。外資對于股份公司的運作非常熟悉，入股操作非常方便。這一方面或許有助于中國企業發展，但另一方面也為外資在中國的攻城掠地提供了孔道。而股權對個人的開放實際上為中國私有化提供了便利。而且，由于掌握公權力的人或者曾經掌握公權力的人可能成為股東，它也就為官商勾結搭建了一個孔道。這是一個在美國都已經產生嚴重后果的孔道[18]。深金田于2000年5月被深圳證券交易所實施特別處理，2002年5月證監會宣布不受理深金田的恢復上市申請。2004年，深圳發展銀行引進國際戰略投資者，2012年變更為平安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這種企業沿革的歷史表明，寄希望于股份制改造和上市給企業帶來活力的觀點是片面的，而對它們所產生的后果可能是缺乏深思熟慮的。

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還是中國試水股份制改造，那么，一旦深圳證券交易所于1990年12月1日開始試營業，上海證券交易所1990年12月19日開始正式營業，中國企業的股份化就得到了進一步發展。一旦建立股票市場，政府就自然采取各種辦法來支持股票市場的發展了。當股票賣不出去，廣大干部就在支援國家建設的名義下被動員起來購買股票了。而一旦人們發現股票市場可以獲取遠超工資收入的利益時，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場就有自我發展的動能了。這時候，增加股票供給就順理成章了。而且，國企發展需要資金，在國家實施撥改貸斷絕了國企撥款這一國企發展孔道之后，在銀行貸款之外，國家就寄希望于股票市場為國企提供資金，通過資本市場發展直接融資就被認為是一條低成本資本擴張的路子了。這個趨勢不但得到了來自學術界的理論背書，也得到了中國領導層的支持。各種支持股份制的文章、會議可以說層出不窮。在1990年的時候，一場政治風波剛剛平息，原有的改革開放勢頭是否保持，怎樣推進，深圳、上海怎樣發展，無疑成為當時中央和相關地方政府考慮的重大問題。發展需要資金，需要資本，需要金融。1992年，中國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目標。這樣一來，20世紀80年代與國企增強活力相聯系的股份化決策到了90年代又與金融發展、建立市場經濟的決策結合起來了。倫敦、紐約這樣的國際都市的金融力量想必給當時的相關決策者以深刻的印象。但在各種決策的這種結合之中，金融內在的非生產性（投機性）和不穩定性被相關決策者忽視了。如果充分估計金融的非生產性，充分認識股份公司的本體，那么，對是否發展股份公司和證券市場這一決策問題，就很可能得出否定性的結論了。然而，實施股份制在20世紀90年代初就已經成為國家意志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于1993年12月29日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并于1994年7月1日起開始施行。于是，即使中國國資管理機關發現國外國企股份化存在問題[19]，也可以置之不理了。有了公司法，不僅工業企業可以股份化，而且農村對原有鄉村屬集體企業，也就參照公司法關于“有限責任公司”的形式進行股份合作制改造了。其實質性內容是將企業產權有償轉讓給職工或其他投資者[20]，因而實際上也就是私有化了[21]。這就是為什么到了20世紀末，大量的集體所有制企業不僅在農村，而且在中國市縣級城市和地區都消失了。薩繆爾森對中國20世紀90年代初的改革提出了如下見解：中國目前最需要的，不是紐約證券交易所、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一類的組織。從基礎的農業開始，引導人們追求其利益或利潤，這將比建立一個有組織的市場，進行股票、債券交易，進行擔保和買進賣出等重要得多。薩繆爾森強調：對中國來說，市場還很原始，股票很熱，那是一種賭博。那一張紙并不足以代表相應的生產。今天買一張這樣的紙，到后天賣掉它，其價值可能翻了一番，結果是，在這種賭博中，第一個取得這股票的人將剝奪其后的所有者的錢[22]。然而，薩繆爾森的這個觀點在中國沒有引起什么反響，實際上，它也不無問題。薩繆爾森沒有意識到，建立交易所就是對人們追求其利益或利潤的最好的引導。股份公司大量出現必然導致交易所的建立，而交易所的建立必然促使股份公司進一步增多。股份公司不斷增多，必然改變原來的以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企業為主導的中國企業格局。這樣，加快資本市場的發展就必然被認為會大大推動企業改革的進程了[23]。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有這樣的表述：“一切反映社會化生產規律的經營方式和組織形式都可以大膽利用。要努力尋找能夠極大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公有制實現形式。股份制是現代企業的一種資本組織形式，有利于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有利于提高企業和資本的運作效率，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24]。然而，這個表述并沒有明確，社會主義用股份公司到底用到什么程度。在這之后一年，就有中國國企改革文獻把“社會主義可以用”變成“社會主義只能用”了：股份制有利于實現兩權分離和政企分開、有利于實現國有資產存量和增量的優化組合，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提高國有經濟重組和運營的效率，有利于優勢企業和核心企業通過股本擴張及其它低成本資本擴張的方式，形成以資本為紐帶的現代企業集團，優化市場競爭主體結構，逐步解決國有經濟布局過散，戰線過長的狀況，提高國有經濟整體質量和素質[25]。然而，國有經濟存在布局過散、戰線過長問題嗎？即使存在，在當時所處階段到底是壞事還是好事呢？真的應該“放小”來實施股份化嗎？[26]當中國全神貫注于推進改革，又對改革舉措缺乏應有的洞察之后，中國就走上股份化的快車道了。這也就不難理解，親和股份制的意識形態會在中國不斷得到學術界的加持了。就連可能否定股份制的學者在發表文章時也不敢公開反對了，只能以股份制改革中存在的問題發表了。

1999年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首次使用了“國有資本”提法：“國有資本通過股份制可以吸引和組織更多的社會資本，放大國有資本的功能，提高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影響力和帶動力”[27]。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有這樣一段文字：“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28]。這兩份文件在目標指向上當然是正確的，因為私人資本在中國的力量增強，很顯然已經影響到國有資本的做強做優做大。但這兩個文件要在實踐中達到它預設的目的顯然還有待新的政策（如2020年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反壟斷和防范資本無序擴張）的補充。國有資本通過股份制吸引到巨額的私人資本入股國有企業，必然產生一個國有資本和私人資本的矛盾問題：“到底誰說了算？”強大的私人資本因此一般并不愿意混合到原來的國企中（這會使得私人資本失去獨立性）。而在市場上，純粹的私人資本（往往以國際資本為支撐）實際上已經形成了對國有資本的侵害和競爭。這種常常得到國際資本支撐的私人資本早就在與國有資本競爭勞動力、技術、市場了，而且不斷取得勝利，以至于有人有了“銀行不改變，我們就改變銀行”的豪言壯語了。在21世紀初，就再次有學者指出中國國企股份制改造的決策科學性問題[29]。然而，直到21世紀第二個十年后，依然有觀點認為，傳統的國有企業和市場經濟兼容度不高，國有資本這種形式卻可以和市場經濟規則實現對接[30]，依然有人提出要推進國有企業與市場經濟深度融合，深化國資改革的關鍵在于從理論方向到實踐行動上深入落實從管企業到管資本的改革[31]。如果真的這樣做了，中國國企無疑會進一步削弱[32]！

中國股份制改造過程伴隨著國企管理體制的變化。1988年5月，國務院批準設立國家國有資產管理局，代表國家行使國有資產的監督管理權。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實施了“國退民進”的戰略。伴隨著“國退民進”，1998年7月，國有資產管理局撤并，國資監管職能分散至各個部門。2003年3月，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成立國有資產監管部門。這時，中國國企的數量就已經很少了。2021年，國家停止螞蟻金服上市，對阿里巴巴、美團等進行反壟斷調查，顯示國家已經對私人資本通過股份公司和金融市場實現擴張的模式產生警覺了。

三、中國國企股份制改造的邏輯性問題

中國國企的股份制改造和中國股份公司制度的建立無疑受到商人和資本的歡迎，但它是否受到人民的歡迎呢？人民是否從股份公司中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呢？他們或許享受了股份公司的產品，但他們本來是可以享受全民所有制企業和集體制企業的產品。很顯然，在股份化后，他們沒有得到多少分紅，即使得到分紅，人數也是相當有限，分紅的數量也是微不足道的。而他們本來是可以享受全民所有制企業和集體制企業的分紅的。這樣來看，國企股份化就不能不存在邏輯性問題了。

第一，股份制不是明晰國企產權的需要。有觀點認為，股份公司產權明晰，股份化后的國有企業獲得了對其運營資產的占有、支配和處置的權利，就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其實，早在計劃經濟時期，中國全民所有制企業和集體所有制企業就是真正的市場供給主體了。市場分為供給方和需求方。只要是企業，無論它是何種性質的，都是市場供給主體。企業和消費者都是市場主體，只不過分別是供給方的主體和需求方的主體。那種認為中國計劃經濟時期的公有制企業不是市場主體的觀點忽視了一條，那就是，在西方市場經濟下，廣大的工人農民是無法構成高級消費品市場上的主體的。要讓所有人都能成為消費主體（以保證基本的人權），那么，供給主體必須主要是公有制企業。因為私有制企業作為主要供給主體的經濟模式必然以各種方法把廣大的人民群眾排除在市場之外。這樣看來，中國原有的全民所有制企業和集體所有制企業的所有權和產權都是明晰的。它明就明在產權屬于全體人民所有，全民所有制企業的資產歸全民所有，其收益也被全社會所享用，集體所有制企業的資產歸集體成員共同所有，其收益歸集體成員和地方政府所享用。這種產權安排排除了任何私人憑借生產資料所有權、商品投機或金融工具投機獲得私人利潤的權利。也就是說，全體人民擁有全民所有制企業的股權，而國家委任的管理集體構成這種企業的董事會和總經理機構，集體成員擁有集體所有制企業的股權，并推舉集體企業的管理者。所以，中國全民所有制企業和集體所有制的產權是明晰的。反倒是股份化過程極有可能導致這種產權的不明晰。正是在股份化、市場化的改革中，國有資產評估中的低評、漏評，產權交易中的壓價出售、黑幕交易等等出現了，國有資產大量流失了，從全民所有流失到少數私人所有了。股份公司本身也不可能是產權明晰的供給主體。比如，股份公司獲得了股權資本之后，各種股票的所有者權利是明晰的嗎？都得到了相應比例的利益了嗎？都得到了公平的收益了嗎？很顯然不是。而為什么絕大多數普通老百姓被排除在這種股份公司的股權之外呢？而蘇聯解體后的分配股權行動的失敗也說明，明晰企業股權是多么荒謬的事情。私有資本一旦與國有企業形成混合股份公司后，就必然向銀行貸款。這樣，私有資本就借公有資本獲取了銀行的資源。為什么普通老百姓得不到這種銀行資源呢？產權明晰了嗎？這樣，產權明晰難道不是私有化的代名詞嗎？而經過20世紀90年度中后期的國退民進之后，中國幾十萬家國企都消失了，股票對于這些國企的融資功能也不可能存在了。這也足以說明，從國家利益的角度看，股份制并不是明晰產權的手段。

第二，誠如張弓1985的文章所指出的，在中國，無論是全民所有制企業還是集體所有制企業，都是因為投資規模超過了個人資本的限制而創設的，因此無需采用西方股份公司制。在西方，股份制是伴隨著投資規模的擴大超出了個人資本這一現實而出現的。中國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制度安排則超越了西方的股份公司制度，既獲得了所需要的投資資金，又沒有西方股份公司制度的缺點。國家對全民所有制企業的撥款構成全體人民對其所屬企業的注資（構成資本金和流動資金），國家計劃決定了全民所有制企業的投入和產出的流向。私人所有制企業在計劃經濟時期的中國被消滅殆盡了。中國還創造了鞍鋼憲法來管理中國的全民所有制企業。鞍鋼憲法所代表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與西方股份公司管理模式有很大的差別，但這種差別并不影響中國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企業的股份制本質。這樣，中國就在短短十年內建立了西方花費數百年才形成的股份公司占主導的企業結構，只是中國的這種股份公司沒有發行股票，沒有登記股票持有人。就全民所有制企業來說，它無需登記股票持有人，因為持有人是全民；就集體所有制企業來說，它也無需登記股票持有人，因為持有人是集體成員。當時的中國也沒有必要花費資源去進行類似西方股份公司的那種股權登記。盡管沒有股權登記，但這樣的企業一旦建立起來，它只要加強管理就可以運營下去了。中國的這種企業組織設計滿足了當時中國生產發展的需要，本來也應該能夠滿足20世紀80年代后的生產發展的需要的。

第三，股份制不是增強企業活力的有效手段。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國企效率效益低下不是沒有股份制的結果。本來，中國計劃經濟時期國企作為真正的全民股份制企業是高效率高效益的[33]。因為不僅新中國的建立、抗美援朝的勝利激發了廣大人民的勞動積極性，而且在世界東方出現的鞍鋼憲法代表了一條社會主義社會行之有效的企業管理模式。在按勞分配制度下，中國工人既有勞動的積極性，又有勞動的壓力，從而不可能沒有效率。大量的文獻已經記錄下和分析了中國工人在計劃經濟時期的高效率高效益。只是在文革時期中的幾年，由于社會運動頻發，企業效率效益受到一些影響從而看似企業缺乏活力。工人在文革時期權利一度高漲（可以批斗企業領導、政府有關部門領導），雖然可能對生產具有一時的破壞作用，但也不無積極效果。企業管理者在文革時期普遍受到沖擊，有的因此受到教育。但在文革剛剛結束不久的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人民從文革時期走出來，就不再有文革時期所擁有的那種權利了。而這時的企業管理者由于受到文革的沖擊，對于企業管理也就有點兒束手束腳了。國家對于國企發展的計劃、撥款投資也削弱了。這些因素綜合起來，20世紀80年代，中國國企效率效益就必然降低了。這就似乎使得國企改革成為一個重大問題了。但即使國企改革是一個重大問題，怎么改、向哪里改也是一個至關重要的重大問題。很顯然，利潤留存、雙軌制和承包制都不是好的改革舉措。本來，這種效率效益降低是無法通過利潤留存、承包制和股份制來解決的。承包制和股份制也無法創造出中國計劃經濟時期國企的高效率高效益。因為無論是承包制還是股份制，都是基于方法論個人主義進行的制度設計，代表的是精英主義路線。在管理上，它恢復的是一長制。雙軌制的實施使得國有企業可以憑借價格來獲得高利潤，削弱了國有企業實施技術改造和改進企業管理的積極性。而利潤掛帥理論的重新抬頭又給了這種以價格來獲得效益的企業管理方式以一種合法性。同時，私有經濟的發展開始系統地侵蝕公有經濟。這樣，企業活力實際上被進一步澆滅了。中國國企改革四十余年，至今國家未能宣布，中國國企活力達到了很高的水平，而在近年，又重新強調加強黨對國企的領導，并要求私企也要建立黨組織。中國追求企業活力究竟是否一個合理的目標呢？

第四，如果把國企看作是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企業制度，是不能破產的企業組織形式，那么，從實質來看，從中國國企的高效率、高效益看，中國也無需推出國企的股份制改造改革。因為股份公司制度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股東只對股份公司具有有限責任。不能不說，這個原則是從保護私人投資者免受破產的威脅的角度來設計的。在這種設計之下，股份公司如果盈利，股東們就會得到盈利，而且這種盈利越大，股東們的收益也就越大。理論上，股東的利益可以無窮大。而當股份公司經營失敗后，股東的損失則僅僅以他們所提供的資金為限。這樣一來，那些得到巨額利潤的股東在愿意時，就可以退出股份公司而任由其生滅了。這樣來看，實施股份制改造，就是在制度上否定中國國企永續經營，否定國企對國家和社會負有的無限責任了。國有企業通過改組為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化改造，使得國有企業單一的股本結構發生了變化，國家作為出資人之一，只對其所投資本負有限責任，從而改變原來國家對企業無限責任的情況（這就為國企破產預留伏筆）。將國企從無限責任中解脫出來，那么，社會就必須承擔國企所推卸出的責任。比如，國企應該為勞動者提供勞動保障，但國企擺脫了這種責任，那么，解雇就被合理化了。被解雇后的勞動者就被交給社會保障了，然而社會保障是否能夠提供保障呢？對此問題的答案并不是十分肯定的。如果國企采取了過激的擴張行動或其它效果類似的行動，因而招致巨大虧損，國企就可以資不抵債了，這就為私企廉價收購國企資產和大規模的私有化提供可能了。

第五，在中國，股份制雖然是在國企改革的語境中提出，但它為中國私有經濟的發展提供了一種現成的組織形式，從而使其獲得了自我發展的強大社會基礎。一旦實施多種所有制，允許私人投資，股份化的社會推動力就形成了。這是因為許多私人投資者想要投資的項目超過了他們所擁有的資本的限制，因而需要通過股份制、發行債券等方式來解決。股份制也為私人提供了一種持有財產的有效形式。當國企的老板們發現，國家允許私人股份制存在和發展以后，國企老板入股私人企業的激勵就形成了，因為他們可以從私人企業中拿到大大超過其在國企拿到的工資的分紅。國企老板有足夠的優勢入股私人企業，這樣，也就不難看到股份制得到私企和一些國企老板們的支持了。這樣，也就可以看到，股份制成為了中國私企數量大躍進的一個機制了。許多私人老板是不乏勇氣的。既然股份公司是一個合法的企業形式，他們只要找到一個贏利點，就可以義無反顧，遇神殺神，遇佛殺佛了。這樣，本來作為中國國企改革方案的股份化，實際上為私企的發展做了嫁衣裳。它強化了20世紀80年代就在中國重新出現的金錢意識。從這種意義上，中國的國企股份制改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條私有化道路。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2018年末，全國企業法人單位1857.0萬個，國有企業7.2萬個，只占全部企業法人單位的0.4%了[34]。這樣發展下去，股票市場如果仍然存在，仍要發展，就必然越來越成為民營企業的融資場所了。

第六，或許有人以為，通過加強會計制度、公司治理、監管能夠解決股份公司的問題，但這種觀點恐怕過于幼稚了。正如澳大利亞著名會計學家錢伯斯（R.J.Chambers）說的[35]，“公司會計并非偶爾輕微地歪曲事實，而是全面地、系統地、普遍地、年年如此、經久不衰。”[36]這并不是聳人聽聞。因為許多自以為對行業、產業、公司很了解的人其實都沒有真正掌握企業經營管理的關鍵信息，否則，就不會時時爆出一浪高過一浪的公司巨額虧損事件和各類丑聞了。如果身處管理一線的人真地了解他所管理的公司，真的是有效的市場主體，怎么可能會出現這樣的問題？一些公司公然虛構交易、虛構資產，系統地進行會計造假。會計造假明顯是產權欺詐。很顯然，如果沒有從董事長、首席執行官、首席財務官到普通員工的合謀，如安然、世通公司那樣的造假是不可能達到那么大的規模，持續那么長的時間。在美國，這種造假甚至牽涉到經濟、政治領域的上層人物。法律對此是無能為力的。很簡單，當公司經營不利時，公司的管理者會愿意讓這個事實在會計上得到反映嗎？不會的。當公司管理者的收益與股票聯系起來的時候，公司的管理者不會讓會計報表顯得更加好看嗎？當然會。提高公司利潤，除了老老實實地進行研發和生產之外，最簡單的辦法就是虛構會計報表了。為此，他們要么虛構資產，要么減記負債，要么虛構收入（如通過虛構交易），要么減記支出。許多商界領袖都是靠通過各種辦法（如相互持股、關聯交易、虛構交易等）虛構會計報表來獲得和維持形象的。在公司倒閉前夕，他們還把數億美元的金錢作為報酬、津貼、離職金發給同事，或捐贈給慈善機構。理論上，會計報表是揭示企業真實信息的，而現實中的會計報表包含了企業的迫切需要，其中不乏造假的需要?，F實中有多少大型會計師事務所在為大型公司出具審計報告時不受公司領導層意見影響呢？可見，在現有制度下會計師事務所極有可能被股份公司“綁架”。

第七，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第一個十年在中國和在西方都炙手可熱的“公司治理”一詞在中國大眾心中或許打造出了一個偉光正的公司形象。確實，中國把股份公司當作現代企業制度了。然而，事實上，當學術界去研究公司治理問題時，已經蘊含著公司治理難題，甚至包含著公司無法治理的結論了。一個公司無論其股權結構、公司治理結構表面上多么現代，它也可能只受公司創始人的控制。這并不是個別現象[37]。一家說大數據、算法、金融創新、高科技的公司，說到底可能就是一家高利貸放貸公司，因為公司創始人只有這種生意可做。有西方學者指出，麥當勞表面上是賣漢堡包的食品公司，實際上則是地產公司，也就是主要靠賣地賺錢的。在麥當勞創始人的遠期商業計劃中，麥當勞的基本業務是出售麥當勞的各個分店給各個合伙人。為此，他一向很重視每個分店的地理位置，因為他知道房產和位置將是每個分店獲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而同時，當實施這個計劃時，那些買下分店的人也將付錢從麥當勞集團手中買下分店的地。

就如提出公司治理已經蘊含著公司治理難題，甚至包含著公司無法治理的結論了，提出公司監管已經蘊含著公司監管難題，甚至包含著公司無法監管的結論了。認為監管可以解決公司問題的想法純粹屬于監管幻象。讓一個公共機構來監管幾千家、上萬家甚至幾十萬、幾百萬家公司，能夠有效嗎？能夠發現所有重要問題嗎？能夠及時處理問題嗎？股份公司的行動能夠被監管機構監測到嗎？監管機構難道不會被公司利益所俘獲嗎？如果公司本身都無法監管自己，故意放任自己，那么，外部人怎么監管呢？為了逃避監管，金融公司可以建立資產負債表以外的公司（管道公司conduits和結構性投資公司SIVS）來實施交易和掩蓋風險[38]。就算公司能夠按照通行的會計準則披露信息，當市場如雪崩一樣坍塌時，沒有多少人能夠做出反應，最后的結果只能是監管部門望洋興嘆了。這其實就如當生產大大發展以后，不可能存在一個能夠對所有企業的投入產出都實施計劃管理的計劃委員會一樣。

第八，當中國進行股份制改造時，至少在美國，股份公司出現了收縮的趨勢[39]。原因如下：（1）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美國股份公司逐漸將其產品和服務的生產銷售外包給其他國家，自己專注于高附加值的設計和營銷環節。同時大規模企業兼并后的業務剝離現象屢見不鮮，這些都意味著股份公司規模的縮小。（2）快速變化的環境（無論是來自國內外企業的競爭、石油危機還是監管）使得股份公司成為一種高成本的組織形式。（3）股東利益最大化的理念使得股份公司的存在與社會利益出現巨大沖突。（4）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公司越來越小型化（就業規模的意義上）、虛擬化、分散化。（5）公司的上市行為大大縮減，這是因為上市公司需要支付過高的維護成本。當美國股份公司出現這樣的趨勢時，中國股份公司出現這樣的趨勢恐怕是早晚的事情，因為有一些共性的因素在起作用。令人惋惜的是，20世紀70年代被認為是美國股份公司的規模和經濟控制力達到歷史最高水平的年代[40]，也就是說，在股份公司開始在美國走下坡路的時代，中國則選擇了股份制，走上了股份化的道路。中國未來是否也必然面臨股份公司衰落的結局呢？國內實業界一些高明人士認識到，如果自己的企業賺錢，就無需上市。而為了保障自己企業的利益，甚至不能上市。我們國家的央企集團都沒有整體上市，有許多（或者全部）都沒有股份化。

四、股份化的私有化歸宿和實質

中國企業股份化是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產生的。它一開始就為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發展提供了制度的可能性。深圳發展銀行盡管還是以國企作為主要的股東，但已經引進私人股東了。即使是作為國企改革方案，股份制也為中國原來的全民所有制企業引入私人資本提供了制度平臺。在公有制是汪洋大海的時候，這些改革誠如鄧小平所說的，它不會改變中國的社會主義性質。然而，經過三四十年的發展，中國的私有經濟成分已經在產出、就業、投資、稅收、創新成果等領域可以和公有制經濟分庭抗禮，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了。私有經濟成分已經坐大了。從這個結果來看，股份制改造的實質是什么呢？它不是國企改革，不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自我發展，而是私有化，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否定。即使我們還有一些國有企業，即使我們還有一些沒有股份化的國有企業，也無法否定股份制的私有化實質，因為它們只是使得中國的社會主義保存了公有制的力量，使得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時候，中國公有制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類似了私有制在20世紀80年代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了。假如中國在改革開放后沒有在計劃經濟時期建立起來的以及后來發展起來的抵抗私有化的力量，中國走上與蘇聯解體東歐劇變類似的道路并不是不可想象的，無所謂中國的改革漸進與否。那么，為什么股份制與私有化之間存在這樣的聯系呢？

第一，在完成了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并且社會主義已經大大發展的中國，私有化意識及其力量（如持有各種各樣的私有觀念的個人）依然強大。一有機會，他們就會表現自己，就會發展自己。一旦私有觀念、私有經濟在中國獲得了一個合法性的橋頭堡，它就有了自我發展的動能。中國改革開放后取消了投機倒把罪，實行了市場經濟，這就為通過市場交易（雙軌制下的倒買倒賣、股票交易、權錢交易等等）這種不增加社會財富的方法來實現個人致富提供了合法性。而改革開放后，多種所有制并存被確定為黨和國家的基本政策，就必然為私有經濟的發展甚至為國企私有化和各種私有資本的發展提供政治合法性。如果說“雙軌制”下的倒買倒賣還只是攫取小額利潤，小額的權錢交易還是無關大體的腐敗，那么，當一些人在20世紀90年代通過購買股票實現原始資本積累，而彼時的“國退民進”政策又為他們交易國有資產提供了合法性，這就在中國創造了不少的富人階層。而允許股份公司出現則再次提供了這樣一個機會。因為股份公司一方面使少數人可以擁有股票、發行債券、創新各種金融工具，另一方面，少數人可以通過各種金融工具（和商業模式）的交易快速斂財。21世紀的前20年里，房產買賣成為了一些人（包括大的房地產商以及一些早期囤積了住房的人）暴富的工具[41]。

第二，誠如一些西方人所言，股份公司是個人發財致富的工具，是富人的最大秘密武器。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就已經講清楚了作為生產單位的股份公司的運作。公司實際上就是效法軍隊來組織的。富人借助股份公司這一工具讓窮但比他更聰明的人來為其賺取利潤服務。也就是說，富人成為股份公司的主人，而窮人成為股份公司的奴隸。在這種生產單位里，工人付出最高限度的努力去工作以避免被解雇，而雇主提供最低限度的工資以防止工人辭職。對于大多數窮人來說，再沒有比這更悲慘的組織形式了。

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說，經營公司并不是他們應該從事的事務。因為股份公司這種制度實際上是為少數人而設計的。這就是為什么90%的公司會在建立后的5年內就會倒閉，那些在頭五年存活下來的公司又會有90%最終倒閉了。有的時候，公司倒閉會形成風潮。只有對真正善于經營公司的人來說，經營公司才是很少風險甚至沒有風險而收益是巨大的。因為他們會事先把風險降低到最低。這樣，即使風險發生時，他們也能躲過風險。普通人很難想象，一個人可以用注冊資金為10萬的有限責任公司去控股一個集團內的所有企業，這樣，即使這些企業虧損，他也只承擔10萬元的責任。在每次大的危機發生前，一些人就已經把證券資產或者實際資產賣掉，脫離了市場。

對于這些少數人中的少數人而言，股份公司是其長袖善舞的世界。這極少數人的資產已經多到可以“自我增值”，即不再通過進行生產性活動來獲得利潤，而是以錢生錢的方式來獲得利潤。對他們而言，商業思維只是基本功，股權思維才是“王炸”。股權思維關心的不是讓企業賺錢，而是關心如何把他人的資產轉變為自己的資產，如何讓自己的企業值錢。公司重組可以使一個人把他的家族事務進而個人利益與公司事務混合起來，而其混合的目的就是把公司資產轉移為家族公司或私人控制的公司下的資產，實際上變為個人資產。中國國退民進的化公為私就是這樣來實現的。公司分紅也可以用以達到類似的目的。有些公司的控制人通過實施遠比同行公司為高的分紅政策，把公司利益轉移給控制人自己（前提是控制人持有相當比例的公司股票）。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在公司運營過程中把公司的資產、公眾的資產轉變為自己的財富。這決不是大多數人所能玩得起的。在南海股票事件中，企業就已經不關心自己是否真的賺錢，而是關心是否能夠讓投資者認為企業能夠賺錢了。南海股票的發行者創造和利用了一種概念、題材創造價值的與龐氏騙局不相伯仲的思路。這種通過創造概念、題材來讓企業值錢的做法，即使到了今天，依然被人廣泛應用，正如龐氏騙局屢見不鮮一樣。

有人認為，稅收可以用于限制富人的財富。但其實，征稅可能不僅不會限制富人的財富，反而成為保護富人財富免于征稅的一種工具，成為富人保護自己財富的有力工具。所得稅法的建立甚至會使得成立公司更為流行，不僅因為企業所得稅率低于個人收人所得稅率，而且因為一個企業掙錢只對它花錢后剩下來的資產繳稅，公司的某些支出可以在稅前獲得抵減。這可能是富人以合法的手段避稅的最好方法。對于擁有公司的富人來說，在旅游勝地召開的董事會就是假期，買車以及隨之而來的車的保險和修理費是企業支出，健身俱樂部會員費是企業支出，大部分的餐費更是企業的支出，而且它們大都在稅前被合法扣除了。對于為了達到這種目的的富人而言，公司并不一定是一個真正的擁有大樓、廠房和雇員的生產實體。如果對于這些避稅方式還不滿足，他們就會雇傭聰明的律師和會計師去說服政客們改變法律或是鉆法律的漏洞（比如關于捐贈的免稅規定）來降低稅率，把稅賦降至最低。美國富人所承擔的稅率之低，以至于有人呼吁政府，給他們課稅吧！窮人和中產階級則不同，他們無處可逃，只能上他們該上的稅。結果，課稅就是變成對窮人的課稅。今天的社會，比如在美國，普通工人每年的納稅額相當于每年要為政府工作5-6個月。他們所承擔的稅率是很高的。從這種意義上，是窮人支持了資產階級政府的存在。窮人是資產階級政府的最大金主。這和封建社會里佃農向地主交租、提供勞役沒有本質的差別。

就連股份公司破產法，也是“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保證。普通人很難想象，破產可能是一個富豪用于保護自己財產的手段。當他大量借債擴張卻無法維系公司時，破產是他最優的選擇。因為一般說來，他可能早在破產前就把資產轉移了。而且，可能正是這種資產轉移導致了破產。對于這種富豪來說，股份公司讓它的所有者、控制人免除了個人破產的后顧之憂。有一些人為了防止個人破產，在積累了資產之后，把資產轉移到了國外。在中國法制不健全的情況下，他們甚至設立了離岸公司，把公司的控制權、資產和剩余索取權轉移到國外。

這樣來看，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國有企業的股份改造的實質是什么呢？20世紀90年代，中國依然沒有必要對全民所有制企業和集體企業進行股份登記。股份登記是一種形式，而且是破壞原有的全民股份制和集體股份制的一種形式。因為中國國有企業早就是全民股份公司了，只不過沒有叫股份公司而已。全民所有制企業理論上依然可以從國家得到撥款。把本來隱性的股份公司顯性化，實際上是一種證券化過程。而證券化就創生了證券交易，就必然使證券交易合法化、組織化，就必然耗費資源（立法、建立機構、動用人力物力財力）于這種非生產性活動之上，就必然分散中國人對于生產的注意力，也必然導致中國經濟的紊亂，因為加上了一個資本市場這種致亂之源。因此，我們完全可以說，正如demutualization的含義所蘊含的，它實際上構成對中國原有的企業組織形式的限制甚至消解，構成一種妨礙公有制發展，甚至為私有化、買辦化提供便利的制度設施。這樣來看，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國有企業的股份改造的實質只能是私有化。從后果看，只能這么認為。從一些主張股份化的研究看，也只能這么認為[42]。

五、中國股份制改造的后果

既然中國國企的股份制改造和股份公司的發展存在邏輯性問題，它會產生嚴重的后果也就是必然的了。中國國企的股份制改造促進了經濟發展嗎？促進了收入增長和社會平等嗎？促進了國企發展嗎？答案恐怕不是那么肯定。股份制改造即使有一定的功效，但也恐怕難抵其產生的消極后果。

第一，國家意識形態的混亂。當股份公司成為中國主要的企業組織形式之后，股份公司的文化就一定會成為中國的主流文化。在美國，股份公司發展出一種股東意識、市值管理意識。按照這種股東意識、市值管理意識，股份公司是為股東的價值而創設的[43]。于是，企業管理就日益短視化了。這種管理上的短視化已經引起美國政界和商界一些有識之士的高度重視。在中國，企業管理短視化或許還沒有美國那么嚴重，但私人資本在意識形態領域已經有了呼風喚雨的能量了。這樣來看，中國原來的缺乏系統性、流于表面的研究而提出的股份制改革的主張就被資產階級利用了。也不排除一些人一開始就是要搞亂中國的意識形態，以渾水摸魚。老實說，他們的這個策略是相當成功的。黨委在公司中的領導權被弱化了，因為董事會取代了黨委。即使黨委書記兼任董事長，在金錢意識大大增強之后，也很難發揮原來黨委所發揮的職能。就社會意識而言，在經由股份化改造后的社會里，人們可能把電影明星、選美皇后作為偶像，不要說不愿意做工人、農民，就連醫生、教授、科學家這些原本神圣的職業也對大眾缺乏吸引力了。

股份制改造所引起的經濟基礎的變化必然引起法律、政策的相應變化。比如，一旦認可股份制，就必然有公司法。而一旦認可了私有制，就必然有物權法。然而，這些法律必然主要保障富人的利益，窮人的利益最多只是作為附帶品了。當中國允許企業解雇工人，工人的保障不能不由社會保障來承擔[44]。而社會保障的資金又難以保障，這時，就有人提出用國有資本來充實社保了[45]，新冠疫情兩年后又有人想賣國有資產來為財政支出融資的主意了。

第二，中國經濟的“脫實向虛”。中國計劃經濟時期盡力地擠出了經濟空轉，把人們的注意力聚焦到了經濟發展上。因為中國本來是依靠國家投資興辦企業的，而且長期是把一些企業作為事業來辦的，如鐵路原來是由國家鐵道部來管理的。當中國國企改革聚焦于動搖原來的所有制結構后，中國國企開始了一種依靠商業模式獲取利潤的軌道。而國有企業提供回扣或提成、中介費和向國有企業提供回扣或提成、中介費也就屢見不鮮了。既然發行股票可以籌錢，上市可以圈錢，借款擴張就是一個自然的選擇了。中國大量國企不再聚焦主營業務了。由于放松了政府對國企的控制，這種危險之路也就少了一種控制了。許多國企直到出現資不抵債后，才由政府出手加以救助。救助不來的，就只好死掉了。中國過多的行業、產業被西方公司滲透或控制了。

為了發展股份制，又需要發展股票市場、股票交易所，為了保證靈動性，又需要發展證券公司、基金公司。等等。發行股票又需要貨幣、投資銀行，又引出股票定價問題、股票評級問題、公司兼并問題、銀行信貸問題（投資可能需要信貸）、食利階層問題、股票投機問題（既造成結構性的財富再分配，其中特別是散戶容易被收割，又可能引起全局性股票市場危機問題）、股票欺詐（包括內幕交易、關聯交易）問題、外部人控制問題、資本外流問題、外匯抽逃問題。而一旦允許上市，私人股份公司是否有資格上市以及上市的私人股份公司是否真的有資格的問題也就產生了。私人股份公司上市后私人老板們暴富后是否撤資、是否把資本外流到國外的問題也產生了。私人公司憑借上市得到巨額金錢是否歸個人所有的問題也產生了。發生金融危機的風險也加大了。中國這樣做，不是讓經濟虛擬化嗎？

第三，經濟發展降速。股份公司根本不是發展經濟的有效形式。相比中國傳統的企業形式，它更多關注的是交易，擔保和互相擔保[46]、信托、重組、兼并、上市等等，因為它們相比實業生產能夠迅速地斂財。但所有這些交易都只是財富的再分配，對于增加國家財富沒有意義。高管很顯然更加關注自己持有股份的數量、是否增持、股票價格如何以及增持的價格。這樣，企業的管理者就必然從重視生產、重視技術創新上偏離了。中國股份公司的高管就必然如美國的企業家一樣經常閱讀關于交易的書籍、報紙、節目，就必然時刻關注市場指標而輕視生產指標了。而老百姓的興趣和精力也就必然被扭轉到關于交易的知識上了，比如，他們會關心大股東增持會是否是股價跌到底部的信號。這樣，當企業上下都去關心收益率時，企業效率效益就必然降低了，而且，經濟活動也就必然扭曲了（中國采取的“脫虛向實”政策已經表明中國經濟出現重大扭曲），經濟發展就必然降速了。這還不說，由于社會收入分配不公、部分商品價格過高必然導致的內需不足；由于股價過高、金融交易過大必然導致金融風險，甚至金融危機。

而當經濟發展降速之后，許多社會現象都可能惡化。正如在某些國家出現的那樣，許多醫院不得不作出一些困難的抉擇，例如“讓誰活下來而讓誰不得不死去”。他們純粹是根據這些病人有多少錢、年紀有多大作出這些決定的。如果病人年老了，他們常常將醫療服務提供給更年輕的人，而那些又老又窮的病人只好排在隊伍的末尾。因此，就像富人能得到更好的教育一樣，富人也能使自己活得更長一些，而那些貧窮的人只好早早死去。這樣的社會就不是一個社會主義社會應有的樣子了。

六、結  論

股份公司雖然早就在西方出現了，但直到19世紀80年代才在美國流行起來，而且是作為卡特爾、辛迪加這樣的壟斷資本的基礎組織形式[47]，在20世紀第一個十年才成為美國主導的企業形式。毫無疑問，股份公司是一種基于方法論個人主義而做出的有利于富人和創造富人階層的制度設計。本質上，它是一個服務于少數人的組織形式。

本文分析表明，中國進行國企股份制改造的決策并沒有建立在牢固的深刻的經濟分析之上。許多學者沒有做仔細的、連貫的分析，雖然他們對實施股份制不無顧慮，雖然股份制企業也可能有可取之處，但實際上妄下了肯定中國國企股份制改造的結論[48]。在中國股份制改革的過程中，不無西方國家、西方意識形態影響的影子（近因效應、光環效應、私有制觀念的根深蒂固，等等）。在西方，股份公司是主流形式，是否中國也應該把它作為主流形式呢？是否應該看作是現代企業制度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因為中國已經有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這種更為高級的全民和集體股份制形式。而既然中國在股份化的道路上走下來了，那么，意識形態的混亂、經濟的脫實向虛、經濟增速下降之類的后果自然就形成了。讀史可以明智。中國封建社會的周期律的形成也不外是各種制度設計使得一個王朝從興盛走向衰敗。其原因不過是承平之主無法識別種種制度陷阱。東漢的鹽鐵會議廢除了鹽鐵專營制度，明朝官僚集團則肢解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海軍艦隊這一巨型國企[49]。中國股份化改革是否具有類似的性質呢？股份制的發展是否看起來更像是一場資本的盛宴呢？它對傳統的全民所有制企業和集體企業的替代更像是一場本來可以避免的折騰呢？對于大多數人而言，無論怎樣努力接受教育、工作，都不可能借助股份公司致富。對于大多數人而言，抱有這樣的想法，只能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毫無疑問，考慮到股份化帶來的諸多后果，中國即使不逆轉股份化的進程，也應該放慢股份化的腳步了。實際上，在中國實施股份制改造的時候，西方人已經對股份公司這種制度進行深入反思了。現在，就連一些私人資本也開始對股份公司做出否定了。比如，把資產轉移到海外，用合伙制企業控制龐大的集團公司，等等。外國控制中國股份公司的股權也是對中國股份公司的否定。因為中國股份公司應該是服務于中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的。中國應該徹底反思證券化這種改革了。如果用西式的股份公司制度作為我國國企的主要治理結構，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怎么能不虛化呢？

幸虧，在淡化計劃經濟、停止撥款、股份制改造、國退民進后，中國依然保留了政府財政補貼、政府信用支持、行政壟斷、市場準入等方面對國有企業的支持。這就為十八大之后的中國深化改革提供了基礎。社會主義國家必然對中國企業的股份化（即私人股份公司和國企股份公司的發展）做出反應。自2020年下半年開始，一系列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疾風驟雨般出臺，包括三條紅線、土地出讓兩集中、貸款集中、拿地占銷售額比重不高于40%、商業票據納入有息負債等。這既是對私人資本這種內容做出的限制，也是對企業股份化這種形式做出的反應。當然，這種反應是否足夠也是可以思考的[50]。

注釋：

[1]查爾斯A.科勒曼、G.C. 塞爾登：《貨幣戰爭的幕后策劃者》，龔藝蕾、郎爽譯，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8年，第203頁。

[2]小艾爾弗雷德·D.錢德勒：《看得見的手——美國企業的管理革命》，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年，第332頁。

[3]朱艷嫣：《美國互助保險公司的非互助化》，《中國保險》2001年第6期。

[4]各國保險法規制度譯編委員譯編：《各國保險法規制度譯編》，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0年，第427頁。

[5]參見龍斧、陳碩穎：《“混合所有制經濟”概念與內涵的交叉科學檢驗——一評“資本混合型企業”的決策科學性》，《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5年第36期。

[6]勞倫斯·E·米切爾：《美國的反省：金融如何壓倒實業》，錢峰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11年，前言第3頁。

[7]譚影慧：《論國外互助保險公司的非互助化趨勢》，《上海保險》2006年第10期。

[8]股份制改造有幾種模式：一是職工持股。這在國企中是少數。華為是職工持股。二是國家持股。三是通過MBO、私人注資等實現的私人（非職工）持股。股份公司又分為國家唯一股東、國家控股、私人控股、私人獨資等形式。參見聶德宗：《職工持股與我國國有企業的股份化》，《政法論壇》1999年第2期。林金忠、安增軍：《國企產權改革中的職工持股問題——兼評“全民股份所有制”》，《學術交流》2000年第6期。

[9]凌國順、夏靜：《股份合作制改造及其制度缺陷》，《經濟問題探索》2000年第1期。李肅、洪小源、尹蘭天、何志東：《企業集團的股份化改造勢在必行——關于“二汽”集團深化改革的幾點建議》，《法學評論》1987年第4期。

[10]張東操：《中科院研究所股份化改造》，《中國高校技術市場》2001年第3期。

[11]徐文：《農地股份制改革的價值、困境及路徑選擇》，《中國農村觀察》2018年第2期。

[12]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人民日報》1984年10月21日。

[13]曹文煉：《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股份化的探討》，《經濟研究》1985年第8期。陸人文：《將部分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改造成股份公司的若干設想》，《財經研究》1985年第3期。

[14]張弓：《企業股份化不是增強企業活力的有效途徑》，《學術月刊》1985年第12期。

[15]厲以寧：《所有制改革和股份企業的管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1986年第12期。厲以寧：《所有制改革和股份企業的管理(續一)》，《中國經濟體制改革》1987年第1期。厲以寧：《所有制改革和股份企業的管理(續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1987年第2期。 

[16]孫黃榮、袁國輝：《股份制：改造全民企業的一條有效途徑——紹興百貨大樓股份有限公司的調查與思考》，《浙江經濟》1989年第1期。

[17]黃漢清：《國營企業實行股份制改造的探索》，《特區經濟》1989年第1期。

[18]美國退役高級將領可以作為軍火商的顧問、股東。軍火商的利益只能主要來自于戰爭，它成為美國發動對外戰爭的重要根源。

[19]國家國有資產管理局：《英國國有企業股份化改造情況評價》，《國有資產管理》1996年第3期。

[20]折曉葉、陳嬰嬰：《產權怎樣界定——一份集體產權私化的社會文本》，《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4期。

[21]姚建國、吳憶平：《防止農村股份合作制改造中鄉村集體資產的流失》，《浙江財稅與會計》1996年第10期。

[22]程恩富：《新中國的經濟變遷與趨勢定位——與張五常先生商榷之三》，《學術月刊》1996年第5期。

[23]有人認為，股份合作制是采取了一些股份制作法的合作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集體經濟的一種新的組織形式。它是一種同時共有股份制和合作制的部分特征的企業制度，在股份設置上，吸收職工入股，職工通過股權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和剩余分配，使企業具有一定的合作性質；在企業制度安排上，以產權主體多元化為基礎，企業的組織結構和管理體制借鑒股份制企業的基本范疇，建立了以有限責任制度、法人財產制度、股東代表大會制度為主要內容的現代企業制度，從而使企業具有股份制的特征。股份合作制的特點是職工聯合投資、聯合勞動，將按勞分配與按資分配結合起來，主要優點是產權清晰，經營機制較靈活，勞資結合，合作機制可相對地減少合作者之間的“偷懶”行為。參見管理年：《發展股份經濟 推動國企改革——中國股份經濟發展國際研討會觀點綜述》，《理論前沿》1998年第3期。

[2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8-19頁。

[25]管理年：《發展股份經濟 推動國企改革──中國股份經濟發展國際研討會觀點綜述》，《理論前沿》1998年第3期。

[26]劉洋：《積極“放小” 加快遼寧中小企業股份合作制改造》，《遼寧經濟》1997年第12期。

[27]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日報》1999年9月27日。

[28]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日報》2013年11月15日。

[29]王雨本：《國有企業股份化改造的再認識》，《經濟研究參考》2002年第80期。沈貴明：《國有企業股份合作制改造置疑》，《法學家》2002年第5期。

[30]平新喬：《新一輪國企改革的特點、基本原則和目標模式》，《經濟縱橫》2015年第2 期。劉紀鵬：《中國國資改革創新模式探索》，《經濟導刊》2014 年第5 期。

[31]彭華崗：《持續推進國有企業與市場經濟的深度融合》，《經濟導刊》2018 年第3 期。

[32]宋方敏：《論“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和“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的一致性》，《政治經濟學評論》2018年第9期。

[33]龍斧、王今朝：《國有企業改制和上市不等于“混合所有制經濟”——二評“資本混合型企業”的決策科學性》，《社會科學研究》2015年第1期。

[34]劉紀鵬、劉彪、胡歷芳：《中國國資改革：困惑、誤區與創新模式》，《管理世界》2020年第36期。

[35]Dean Peter, W. Wolnizer, Frank L. Clarke, R.J. Chambers collection: An archivist's revelations of 20th century accounting thought and practice Graeme, USA: Accounting Historians Journal, 2006, pp.145-166.

[36]富蘭克·克拉柯、格雷姆·迪恩、凱爾·奧利弗：《公司的崩潰》，薛云奎主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頁。

[37]中國已經出現關系極為復雜的集團公司結構。在信息時代，集團之間的資產的轉移更加便利。

[38]管道公司是銀行建立的離岸避稅天堂，其交易可以被單線保險公司來保險。結構性投資公司是銀行和對沖基金建立的合資公司。

[39]杰拉爾德·F·戴維斯：《消失中的美國股份公司》，孔令強、殷燕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9年，前言，第2頁，第45-98頁。

[40]杰拉爾德·F.戴維斯：《消失中的美國股份公司》，孔令強、殷燕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9年，前言，第2頁，第49頁。

[41]在西方，有這樣的聰明的房地產交易者。他首先尋找想買房的人，然后尋找想賣房的人。他們會去找破產事務律師辦公室，或者通過法院開始洽談業務。這樣，他們就可以以很低的價格吸入房產，而且可能通過向朋友借款，并且僅支付定金就獲得該項房產的購買期權，然后迅速在正常市場上通過比較不同買者的出價以最高的價格賣出它?？梢?，在短短幾天的時間里賺取數萬美元并不是一件難事。而且，這種交易一旦進行，復制起來就并非難事了。從技術上講，在這樣的交易中可以不用投入任何自有資金，因此，投資回報是無窮大。一些人僅憑思想和所謂的合約（抵押合約、買賣合約）就能從一無所有而一夜暴富。中國也不乏有過這樣經歷的人，而一般工人農民是沒有這種財商的。

[42]董進宇、胡悅：《試論國有大中型企業股份化改造》，《當代法學》1993年第1期。周紅晨：《國有企業股份化改造的一個重大理論問題》，《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1995年第4期。

[43]杰拉爾德·F.戴維斯：《消失中的美國股份公司》，孔令強、殷燕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9年，第49頁。

[44]社會保障本身是非生產性的。當國有資本被大量用于充實社會保障資金后，國有資本的進一步發展也就缺乏資金支持了。

[45]葛豐：《擬劃轉未上市國企股份充實社保 一項多贏的體制創新》，《中國經濟周刊》2017年第36期。

[46]何誠穎、謝飛：《13家公司背后的網：深圳上市公司巨額擔保圈調查》，《21世紀經濟報道》2003年5月8日。

[47]保羅·梅森：《金融大崩潰：貪婪時代的終結》，徐秀軍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54頁。

[48]俞正威、顧功耘：《國有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的先決條件》，《政治與法律》1989年第3期。

[49]有觀點認為，明朝通過建設強大的海軍，成立巨型國際貿易企業，壟斷海上貿易。鄭和所主導的巨型國企，建立了國家壟斷的朝貢貿易體系，在洪武至永樂年間積累了強大的財政儲備。但是朱棣駕崩后，明朝官僚集團勾結民間走私資本集團，廢止了國營艦隊，肢解了帝國海上霸權，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明朝的滅亡。參見https://mp.weixin.qq.com/s/v1Efuz9-HKp8TWvGBbQs4w。

[50]在“三條紅線”、“兩集中”等調控政策下，一方面是大批的中小房企乃至部分頭部企業會破產出清、喪失市場份額；另一方面資產負債良好的頭部企業繼續搶占市場份額，房地產集中度有可能繼續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