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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海良：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初探

點擊：作者：顧海良來源：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微信號發布時間:2022-05-30 09:30:48

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初探

摘要：習近平經濟思想不僅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而且還包含著對當代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是以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為思想淵源的，是對馬克思關于政治經濟學結構體系的賡續和拓新；是以當代世界歷史過程中不同的經濟關系態勢的變化、格局的演進、交往方式的拓新及其面臨的發展問題為經濟社會依據和基本條件；是以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的新一輪科學技術和經濟政治格局的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人類面臨的眾多不穩定不確定的經濟政治社會關系變化為背景的。習近平經濟思想中關于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理論，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創新。

關鍵詞：習近平經濟思想;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廣義政治經濟學

習近平經濟思想不只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簡稱,而且還是對習近平經濟思想學術和學理內涵的拓展,即由狹義政治經濟學向廣義政治經濟學的拓展。習近平經濟思想不僅是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而且還包含著對當代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以及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的開創性研究。本文以習近平經濟思想體系性理解為背景,集中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的學術和學理意蘊做出初步探索。

一、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思想淵源

2018年5月,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把“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看作是馬克思恩格斯世界歷史理論在當代的賡續。習近平提出:“馬克思、恩格斯說:‘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1)1馬克思、恩格斯當年的這個預言,現在已經成為現實,歷史和現實日益證明這個預言的科學價值。”(2)2

馬克思恩格斯世界歷史理論同他們創立唯物史觀是同步的。19世紀40年代中期,馬克思和恩格斯撰寫的《德意志意識形態》手稿,提出了唯物史觀的基本理論,同時也形成了世界歷史的主要觀點。世界歷史理論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發展是同行的,19世紀40年代后期,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創作的《共產黨宣言》,在對科學社會主義做出開創性研究的同時,也對世界歷史理論做出新的探索。19世紀70年代中后期,馬克思對世界歷史理論的新的拓展,是在對東方社會經濟關系發展問題的廣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實現的。在這一持續40多年的思想過程中,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世界歷史的系列論述,成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的思想淵源。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手稿中,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由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世界范圍的蔓延,世界性的殖民活動和商業貿易,已經打破傳統的民族國家的界限,使得跨越民族和國家界限的世界性交往成為普遍現象。由此而“首次開創了世界歷史,因為它使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于整個世界,因為它消滅了各國以往自然形成的閉關自守的狀態”(1)3;這時,“人們的世界歷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時已經是經驗的存在了”(2)3。

過后不久,在1848年初發表的《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更為清晰地描述了世界歷史演進的內在趨勢,即“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系”(3)4;“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4)4;“資產階級,由于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于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5)4同時,馬克思和恩格斯也認為,這種世界歷史的發展趨勢,必將導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著人類社會更高階段發展,即向著馬克思和恩格斯預言的共產主義生產方式發展。

19世紀70年代中后期之后,馬克思對世界歷史的認識進一步深化,他在肯定世界歷史發展統一性和一般性趨勢的同時,根據當時東方社會發展的新特點和新趨向,對世界歷史發展的多樣性和特殊性問題做出新的探討。到1881年,馬克思已經意識到,由于經濟、社會、民族、文化等歷史條件的差異,世界各國必然產生各自獨特的發展道路。在對俄國這樣的東方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道路的思考中,馬克思提出:“在俄國,由于各種獨特情況的結合,至今還在全國范圍內存在著的農村公社能夠逐漸擺脫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為集體生產的因素在全國范圍內發展起來。正因為它和資本主義生產是同時存在的東西,所以它能夠不經受資本主義生產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積極的成果。”(6)5在世界歷史進程中,由于發達和不發達成為“同時存在的東西”,不發達國家或非資本主義國家有可能走出一條同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空間并存但形式不同的道路。這就是說,在世界歷史的演進中,不僅存在著循序漸進的發展道路,而且也存在著跨越式的發展道路的可能性。這就產生了世界歷史過程的多樣性和特殊性,也必然形成社會發展道路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路徑選擇問題。馬克思在對當時俄國問題的分析中得出的結論就是:“如果資本主義制度的俄國崇拜者要否認這種進化的理論上的可能性,那我要向他們提出這樣的問題:俄國為了采用機器、輪船、鐵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樣先經過一段很長的機器工業的孕育期呢?”(7)5不同的經濟社會制度的同時并存,成為世界歷史發展的必然現象。

這一時期,馬克思特別注重從政治經濟學視界對世界歷史做出新的探索。1867年《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后,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者把《資本論》當作一種類似“歷史哲學”的教科書來閱讀。他們片面地認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的資本原始積累理論對俄國是完全適用的。馬克思不贊成這樣的觀點,認為資本原始積累講的是西歐資本主義“形成史”中的理論和道路問題,如果“一定要把我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它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1)6,那么,結果就可能是在“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2)6。馬克思有針對性地指出,這種“歷史哲學”觀點的錯誤就在于:“極為相似的事變發生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如果把這些演變中的每一個都分別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們加以比較,我們就會很容易地找到理解這種現象的鑰匙;但是,使用一般歷史哲學理論這一把萬能鑰匙,那是永遠達不到這種目的的,這種歷史哲學理論的最大長處就在于它是超歷史的。”(3)6

從馬克思對世界歷史理解的整體過程來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開創了世界歷史的一般進程,但并沒有消除世界歷史進程的特殊性;世界歷史理論深刻地包含著世界發展的統一性和多樣性的整體關系,以及時間上繼起性的不同的經濟社會制度轉化為空間上并存的共同體的見解。在世界歷史的空間并存上,既有不同經濟社會制度之間的矛盾和沖突的一面,同樣也有這些不同經濟社會制度之間合作和交流的另一面。

面對21世紀世界歷史新的進程,習近平對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作出新的探索。習近平指出:“今天,人類交往的世界性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深入、更廣泛,各國相互聯系和彼此依存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頻繁、更緊密。”(4)7當今世界歷史的“問題意識”的聚焦點就在于:“我們要站在世界歷史的高度審視當今世界發展趨勢和面臨的重大問題,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不斷拓展同世界各國的合作,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在更多領域、更高層面上實現合作共贏、共同發展,不依附別人、更不掠奪別人,同各國人民一道努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把世界建設得更加美好。”(5)7

在這一聚焦點上,2013年3月,習近平開始從政治經濟學“問題意識”上對人類命運共同體中最為顯著的四個方面作出分析:

第一,世界歷史趨勢的新走向。

習近平指出:“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成為時代潮流,舊的殖民體系土崩瓦解,冷戰時期的集團對抗不復存在,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都再也無法單獨主宰世界事務。”(6)8這里的“問題意識”就在于,要站在世界歷史的高度,審視當今世界發展趨勢和面臨的重大問題。

第二,世界歷史格局的新變化。

習近平認為:“一大批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走上發展的快車道,十幾億、幾十億人口正在加速走向現代化,多個發展中心在世界各地區逐漸形成,國際力量對比繼續朝著有利于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方向發展。”(7)8馬克思對世界歷史的分析是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趨勢為主題的,是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演進為主線的;當今世界歷史的格局不再是單一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世界歷史,而是以多樣性和并存性為特征的世界歷史格局,不僅同時并存多種的生產方式,而且多種生產方式及其相聯系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將長期并存。特別是一大批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興起,使得世界歷史的豐富性、并存性和多樣性的特征更為顯著。堅持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不斷拓展同世界各國的合作,已經成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特征和總體趨勢,也成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在動能。

第三,世界歷史交往方式的新特征。

習近平指出:“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里,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1)9世界歷史發展中交往方式的新變化,使得在更廣泛的領域、更多樣的層面上實現合作共贏、共同發展成為可能和必要;在同一“共同體”中處理和解決事關人類命運的重大問題,推進全球治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最終成為必然的選擇。

第四,世界歷史發展面臨的新問題。

習近平指出:“人類依然面臨諸多難題和挑戰,國際金融危機深層次影響繼續顯現,形形色色的保護主義明顯升溫,地區熱點此起彼伏,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新干涉主義有所上升,軍備競爭、恐怖主義、網絡安全等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依然任重道遠。”(2)9這些難題和挑戰,不僅構成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的“問題意識”,而且也擘畫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研究和分析的界域。

習近平指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人類社會最終將從各民族的歷史走向世界歷史。”(3)10這一世界歷史過程中的不同的經濟關系態勢的變化、格局的演進、交往方式的拓新及其面臨發展問題的共識,成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形成的主要依據和基本條件。

二、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體系結構分析

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在體系結構上是對馬克思關于政治經濟學結構體系的賡續和拓新,是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形態的創新。

馬克思在建立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結構時,提出了政治經濟學體系的“六冊結構計劃”,這就是馬克思在1859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公開提出的:“我考察資產階級經濟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順序:資本、土地所有制、雇傭勞動;國家、對外貿易、世界市場。在前三項下,我研究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分成的三大階級的經濟生活條件;其他三項的相互聯系是一目了然的。”(4)11馬克思后來并沒有按照這一體系結構完成自己的政治經濟學著作,1862年底馬克思提出了《資本論》結構計劃。但是,“六冊結構計劃”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研究和敘述仍然發生著重要的影響。

在“六冊結構計劃”中,前四冊是對一國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關系的探討;后兩冊是對國家對外的經濟關系和作為整體的世界市場經濟關系的探討。馬克思曾經把其中第五冊《對外貿易》(或稱作《生產的國際關系》)的主題概括為:“國際分工。國際交換。輸出和輸入。匯率”以及“貨幣作為國際鑄幣”等;把第六冊《世界市場》的主題概括為:“世界市場。資產階級社會越出國家的界限。危機。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生產方式和社會形式的解體。個人勞動實際成為社會勞動以及相反的情況”(5)12等。

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類同于“六冊結構計劃”中后兩冊的內容,但同時也呈現三個不同方面的理論指向;正是這三個不同方面的理論指向,使得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形成獨特的對象和體系結構,形成21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獨特形態。

第一,政治經濟學對象“主體”上的理論指向。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提出:“應當時刻把握住:無論在現實中或在頭腦中,主體———這里是現代資產階級社會——都是既定的”(1)13。恩格斯把馬克思稱作的以“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為對象的政治經濟學為狹義政治經濟學。從歷史邏輯和理論邏輯的統一性來看,這一狹義政治經濟學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從批判封建的生產形式和交換形式的殘余開始,證明它們必然要被資本主義形式所代替”(2)14;二是“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相應的交換形式的規律從肯定方面,即從促進一般的社會目的的方面來加以闡述”(3)14;三是“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進行社會主義的批判,就是說,從否定方面來表述它的規律,證明這種生產方式由于它本身的發展,正在接近它使自己不可能再存在下去的境地。”(4)14

馬克思關于狹義政治經濟學的“主體”特征表明,“六冊結構計劃”后兩冊同前四冊一起,都是以同質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現代史”為對象特征的。后兩冊探討的盡管是世界市場范圍內的國際經濟關系,但在經濟關系“主體”上,還是單一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即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中就強調的:“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5)15不過,第五冊《對外貿易》,是在同質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上的國際經濟關系的探討;第六冊《世界市場》,是在由同質的資本主義國家構成的世界市場總體上,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總體矛盾及其向未來社會經濟關系過渡必然性的探討。

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并不是以同質的而是以異質的生產方式和經濟關系的“共同體”為對象特征的。這種“共同體”,是指當今世界存在的不同的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以及不同的歷史和文化背景的國家和地區的綜合體。“共同體”在經濟關系上的異質性,不僅是“共同體”本身的顯著特征,而且也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的顯著特征。

恩格斯把居于“主體”地位的社會經濟關系,看作是狹義政治經濟學的對象。在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是狹義政治經濟學。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發展進入新的歷史進程,中國狹義政治經濟學也呈現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形態。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是21世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發展,也是中國狹義政治經濟學的最新發展。

第二,政治經濟學形態上的理論意向。

“六冊結構計劃”是以狹義政治經濟學為對象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從理論樣態上則是廣義政治經濟學。

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除了提出以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為對象的狹義政治經濟學之外,還提出了廣義政治經濟學的兩種基本樣態:一是以資本主義經濟關系“之前的”的經濟關系為對象的政治經濟學樣態;二是以“在不太發達的國家內和這些形式同時并存的”(6)14不同的經濟關系為對象的政治經濟學樣態。

政治經濟學對象的變化是以作為對象的經濟社會關系的變化為基本前提的。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史上,19世紀40年代至90年代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立和發展時期,這一時期資本主義經濟關系變化的實際,決定這一時期首先形成的就是以資本主義經濟關系以及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必然向未來社會主義經濟關系過渡的政治經濟學意向,馬克思狹義政治經濟學應運而生。20世紀上半期,隨著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現實的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史進一步發展為社會主義經濟關系如何取代資本主義經濟關系以及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的政治經濟學意向。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來,資本主義經濟關系與社會主義經濟關系并存的現實,使得兩種并行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即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并存;同時,社會主義社會在與資本主義社會并存中如何在交流、合作和對抗、沖突中使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發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論意向,開始進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史。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史上第一時期和第二時期發展的理論意向,基本上是人類社會經濟關系時間繼起性的問題,主要探討的是一種社會經濟關系向另一種新的社會經濟關系過渡的問題;第三時期基本上是空間并存性的問題,即社會主義經濟關系如何在與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并存中求得自身的發展和完善的理論意向。這一理論意向,隨著經濟全球化過程的推進而日漸明顯,在20世紀的最后20年凸現而出,在黨的十八大以后逐漸演進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

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只涉及時間繼起性的問題,而且還涉及時間繼起性基礎上的空間并存性的問題。這兩者之間,時間繼起性是空間并存性的前提,只有在科學地、全面地認識社會主義經濟關系必然取代資本主義經濟關系,而且必然能夠取代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基礎上,才可能正確理解和處理社會主義經濟關系和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并存關系;空間并存性也是時間繼起性的過程形式,因為社會主義經濟關系和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并存,并沒有也不可能改變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歷史命運,以及資本主義必然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歷史趨勢。在這一意義上,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基本上屬于廣義政治經濟學范疇,同時也對恩格斯關于廣義政治經濟學范疇做出新的拓展。

第三,政治經濟學方法上的變化。

“六冊結構計劃”是以“現代史”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背景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政治經濟學是以世界歷史新形態的“形成史”為基礎的。

關于政治經濟學對象中“現代史”和“形成史”問題,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首次做了闡釋。馬克思認為,資本“生成”和“產生”的“條件和前提”,顯然“屬于資本的歷史前提,這些前提作為這樣的歷史前提已經成為過去,因而屬于資本的形成史,但決不屬于資本的現代史,也就是說,不屬于受資本統治的生產方式的實際體系。”(1)16在馬克思看來,作為他的狹義政治經濟學對象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現代史”而不是它的“形成史”。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現代史”作為《資本論》對象,是“在其純粹狀態下進行研究”(2)17的,因而是一種“純粹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方法論上,占統治地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外的各種“中間形式”或者“過渡形式”,或多或少是“形成史”中留下的經濟形式或經濟關系,在理論邏輯上是被“抽象”的成分,不再是“現代史”的敘述對象。

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是以正在形成中的“共同體”意義上的政治經濟學為對象的,是對正在現實中不斷發展的具體的“共同體”中社會經濟關系的研究,是以“形成史”為對象特征的政治經濟學。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形成史”為對象特征,體現了21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問題意識”的方法指向。

以“形成史”為對象特征,必然要求增強對經濟關系實踐邏輯的探索,這實際上是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研究一開始就提出的“從當前的國民經濟的事實出發”(3)18方法的賡續。這里的“當前的國民經濟的事實”,指的是“共同體”中正在發展的社會經濟關系的“事實”。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始終以正在形成和發展中的“事實”為出發點的,運用的是與“形成史”對象特征相聯系的“問題意識”方法論。

三、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形成的背景及基本意向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進程中,如何順應我國經濟深度融入世界經濟的趨勢,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促進國際經濟秩序朝著平等公正、合作共贏的方向發展,堅決維護我國發展利益、防范各種經濟風險、確保國家經濟安全等問題,成為習近平經濟思想發展的重要課題。

面對國際經濟關系重大變化的這些課題,習近平不僅提出其中有很多理論和實踐問題需要深入研究,而且還提出在深入研究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面臨的新情況和新問題中,“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發展貢獻中國智慧。”(1)19這一“問題意識”,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形成的方法導向和理論意向。

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是以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的新一輪科學技術和經濟政治格局的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人類面臨的眾多不穩定不確定經濟政治社會因素為背景的。2013年3月,在俄羅斯國際關系學院發表的題為“順應時代前進潮流,促進世界和平發展”的演講中,習近平作出了“我們所處的是一個風云變幻的時代,面對的是一個日新月異的世界”(2)20的論斷,闡釋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問題意識”緣由所在。

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也是以對全球治理體制變革正處在歷史轉折點的深刻把握為根據的。2015年10月,習近平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的“問題意識”再次闡釋中提出:“新興市場國家和一大批發展中國家快速發展,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是近代以來國際力量對比中最具革命性的變化。數百年來列強通過戰爭、殖民、劃分勢力范圍等方式爭奪利益和霸權逐步向各國以制度規則協調關系和利益的方式演進。現在,世界上的事情越來越需要各國共同商量著辦,建立國際機制、遵守國際規則、追求國際正義成為多數國家的共識。”(3)20同時,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把世界各國利益和命運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很多問題和挑戰不再是一國所面對的和所能應對的,而是需要各國通力合作、共同應對的全球性問題和挑戰。

習近平指出:“這不僅事關應對各種全球性挑戰,而且事關給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定規則、定方向;不僅事關對發展制高點的爭奪,而且事關各國在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長遠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4)20特別是在推動建設國際經濟金融領域、新興領域、周邊區域合作等方面的新機制新規則,推動建設和完善區域合作機制,加強周邊區域合作,加強國際社會應對資源能源安全、糧食安全、網絡信息安全、應對氣候變化、打擊恐怖主義、防范重大傳染性疾病等全球性挑戰上,更需要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更需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和舉措。面對這些“問題意識”,習近平指出:“要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堅持發展中國家定位,把維護我國利益同維護廣大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結合起來,堅持權利和義務相平衡,不僅要看到我國發展對世界的要求,也要看到國際社會對我國的期待。”(5)20

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不斷地證明,無論前行的道路多么艱難曲折,世界總會按照自己的規律頑強地向前發展。面對國際形勢的深刻變化和時代發展的客觀要求,各國必然自覺或不自覺地共同推動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這一“新型國際關系”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

2015年9月,習近平在聯合國總部舉行的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時的講話,以“攜手構建合作共贏新伙伴,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主題,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意向做出新的闡釋。習近平指出:“世界多極化進一步發展,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崛起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極大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既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也帶來了需要認真對待的新威脅新挑戰。”(1)21從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意義上,習近平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向做出五個方面的概括:

第一,在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諒的伙伴關系問題上,世界的前途命運必須由世界各國共同掌握,習近平從政治經濟學視界上提出:“各國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的權利應當得到維護,體現在各國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改善人民生活的實踐應當受到尊重。”(2)21在對待這一問題上,習近平提出:“要堅持多邊主義,不搞單邊主義;要奉行雙贏、多贏、共贏的新理念,扔掉我贏你輸、贏者通吃的舊思維。”(3)21在國際和區域層面建設全球伙伴關系,要走出的是一條“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與國“交往新路”:一方面“大國之間相處,要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4)21:另一方面“大國與小國相處,要平等相待,踐行正確義利觀,義利相兼,義重于利”(5)21。

第二,在營造公道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問題上,習近平從政治經濟學意義上指出:“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各國安全相互關聯、彼此影響。沒有一個國家能憑一己之力謀求自身絕對安全,也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從別國的動蕩中收獲穩定。弱肉強食是叢林法則,不是國與國相處之道。窮兵黷武是霸道做法,只能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6)21要摒棄冷戰思維,樹立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安全的新觀念,“要推動經濟和社會領域的國際合作齊頭并進,統籌應對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威脅,防戰爭禍患于未然。”(7)21

第三,在謀求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問題上,習近平基于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立場,對2008年爆發的國際經濟金融危機做了分析,提出“放任資本逐利,其結果將是引發新一輪危機。缺乏道德的市場,難以撐起世界繁榮發展的大廈。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局面不僅難以持續,也有違公平正義。要用好‘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努力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促進,打造兼顧效率和公平的規范格局。”(8)21

第四,在促進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問題上,習近平基于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則強調:“人類文明多樣性賦予這個世界姹紫嫣紅的色彩,多樣帶來交流,交流孕育融合,融合產生進步。文明相處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9)21從世界歷史發展的新特點上,習近平指出:“人類歷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鑒、融合的宏偉畫卷。要尊重各種文明,平等相待,互學互鑒,兼收并蓄,推動人類文明實現創造性發展。”（10）21

第五,在構筑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態體系問題上,習近平在人與自然和諧協調發展的政治經濟學意義上提出:人類面臨著“要解決好工業文明帶來的矛盾,以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為目標,實現世界的可持續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11）21的共同課題。建設生態文明關乎人類未來,“國際社會應該攜手同行,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之路,牢固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意識,堅持走綠色、低碳、循環、可持續發展之路。”（12）

212017年1月,習近平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的演講中,提出“國際社會要從伙伴關系、安全格局、經濟發展、文明交流、生態建設等方面作出努力”(1)22新構想,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要堅守“共同構建”的“行動”意向。“大道至簡,實干為要”,習近平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的“世界”大道的五個方面內涵,即堅持對話協商,建設一個持久和平的世界;堅持共建共享,建設一個普遍安全的世界;堅持合作共贏,建設一個共同繁榮的世界;堅持交流互鑒,建設一個開放包容的世界;堅持綠色低碳,建設一個清潔美麗的世界。

在這五個方面,習近平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的主要課題和基本理論:一是“各國特別是主要經濟體要加強宏觀政策協調,兼顧當前和長遠,著力解決深層次問題”(2)22。二是“要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歷史性機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堅持創新驅動,進一步發展社會生產力、釋放社會創造力”(3)22。三是“經濟全球化是歷史大勢,促成了貿易大繁榮、投資大便利、人員大流動、技術大發展”(4)22。21世紀初以來,在聯合國主導下,借助經濟全球化,國際社會制定和實施了千年發展目標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推動11億人口脫貧,19億人口獲得安全飲用水,35億人口用上互聯網等,還將在2030年實現零貧困。這充分說明,經濟全球化的大方向是正確的。當然,發展失衡、治理困境、數字鴻溝、公平赤字等問題也客觀存在。這些是前進中的問題,我們要正視并設法解決,但不能因噎廢食。經濟全球化仍然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主導性趨勢,國際經濟聯通和交往仍然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特征,各國分工合作、互利共贏仍然是人類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的內在要求。四是全球經濟協調和治理問題。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啟示我們,引導經濟全球化健康發展,需要加強協調、完善治理,推動建設一個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經濟全球化,既要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著力解決公平公正問題。五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協調發展問題。人與自然共生共存,傷害自然最終將傷及人類。空氣、水、土壤、藍天等自然資源用之不覺、失之難續。工業化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質財富,也產生了難以彌補的生態創傷。“我們不能吃祖宗飯、斷子孫路,用破壞性方式搞發展。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我們應該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尋求永續發展之路。”(5)22

這五個方面的問題,是中國廣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意向和理論要義,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貢獻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四、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主題

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將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運用于認識當代世界現實,而且把蘊含其中的價值觀落實到當代世界的國際交往實踐中,探索出一條不同文明、不同發展模式的并存發展之道,書寫了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的新篇章。

自2013年以來,習近平創造性地提出了構建“周邊命運共同體”“亞洲命運共同體”“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上海合作組織命運共同體”“亞太命運共同體”“中拉命運共同體”“中非命運共同體”“中阿命運共同體”“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海洋命運共同體”等理念,逐步形成多層次、多維度、多界域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體系。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實踐過程中,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也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和完善,成就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形態。

黨的十九大將“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列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之一,就是提出:“中國夢離不開和平的國際環境和穩定的國際秩序。必須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堅持正確義利觀,樹立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謀求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促進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構筑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態體系,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1)23黨的十九大以來,習近平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推進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的發展。

當前經濟全球化遭遇波折和困境,世界經濟再次來到十字路口。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持續蔓延,逆全球化思潮正在發酵,世界經濟增長缺乏動力,不確定性因素顯著增加。2019年3月,習近平在中法全球治理論壇閉幕式上的講話中指出,經濟全球化是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要堅持創新驅動,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長模式;堅持協同聯動,打造開放共贏的合作模式;堅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發展模式,讓世界各國人民共享經濟全球化發展成果。(2)24一條十分重要的經驗就是敞開大門,世界各國要把握發展大勢,以更加開放包容的姿態抓住發展機遇,謀求互利互惠、合作共贏,積極引導經濟全球化朝正確方向發展。

作為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中國堅定踐行多邊主義,維護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積極維護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全面推進全球治理完善。2019年5月,習近平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中指出,亞洲近幾十年快速發展,主動融入世界經濟發展潮流。希望各國秉持開放精神,推進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共同構建亞洲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3)25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總鑰匙。只有堅持開放共贏,分享發展機遇,才能為共同發展注入持久強大的動能。6月,習近平在亞信第五次峰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中國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堅定維護以世界貿易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對于經貿往來中出現的問題,各方都應該本著相互尊重的精神,通過平等對話協商,按照國際關系準則和多邊貿易規則妥善處理,而不是動輒訴諸保護主義、單邊主義。(4)26中國的這一立場和主張,不僅是在維護各國的正當發展權利,也是在維護國際公平正義,推動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豐富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

2020年9月,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的講話中,習近平指出:“人類社會發展史,就是一部不斷戰勝各種挑戰和困難的歷史。”(5)27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相互影響,但是,“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沒有變,各國人民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期待更加強烈”(6)27。順應時代潮流,做好攜手迎接更多全球性挑戰的準備,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更成為重要的課題。

從堅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指向上,習近平做出了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深入分析:

一是確立互聯互通、休戚與共的地球村的意向。習近平指出:“各國緊密相連,人類命運與共。任何國家都不能從別國的困難中謀取利益,從他國的動蕩中收獲穩定。”(7)27要樹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意識,跳出小圈子和零和博弈思維,樹立大家庭和合作共贏理念,摒棄意識形態爭論,跨越文明沖突陷阱。在根本上就是:“相互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和模式,讓世界多樣性成為人類社會進步的不竭動力、人類文明多姿多彩的天然形態。”(8)27

二是確立經濟全球化是客觀現實和歷史潮流理念。世界退不回彼此封閉孤立的狀態,更不可能被人為割裂。習近平指出:“我們不能回避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挑戰,必須直面貧富差距、發展鴻溝等重大問題。我們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公平和效率、增長和分配、技術和就業的關系,使發展既平衡又充分,發展成果公平惠及不同國家不同階層不同人群。我們要秉持開放包容理念,堅定不移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維護以世界貿易組織為基石的多邊貿易體制,旗幟鮮明反對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暢通。”(1)28

三是確立人類需要一場自我革命,加快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建設生態文明和美麗地球的指向。習近平指出:“人類不能再忽視大自然一次又一次的警告,沿著只講索取不講投入、只講發展不講保護、只講利用不講修復的老路走下去。”(2)28各國要樹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歷史性機遇,匯聚起可持續發展的強大合力。

四是確立亟待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體系的指向。習近平指出:“我們要堅持走多邊主義道路,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全球治理應該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推動各國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使全球治理體系符合變化了的世界政治經濟,滿足應對全球性挑戰的現實需要,順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歷史趨勢。”(3)28國家之間有分歧或者有競爭是正常的,應該通過對話協商妥善化解。國家之間可以有競爭,但“必須是積極和良性的,要守住道德底線和國際規范。大國更應該有大的樣子,要提供更多全球公共產品,承擔大國責任,展現大國擔當。”(4)28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們走的是和平發展、開放發展、合作發展、共同發展的道路。習近平指出:“我們不追求一枝獨秀,不搞你輸我贏,也不會關起門來封閉運行,將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為中國經濟發展開辟空間,為世界經濟復蘇和增長增添動力。”(5)28 2021年9月,在第七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的講話中,面對疫情仍在全球肆虐,人類社會已被深刻改變的新變化,“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如何以信心、勇氣、擔當,回答時代課題,做出歷史抉擇,習近平提出了四個方面的觀點:一是我們必須戰勝疫情,贏得這場事關人類前途命運的重大斗爭;二是我們必須復蘇經濟,推動實現更加強勁、綠色、健康的全球發展;三是我們必須加強團結,踐行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國際關系理念;四是必須完善全球治理,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6)29

在這次會議上,習近平對共同推動全球發展邁向平衡協調包容新階段問題做出闡釋,拓展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主題。

一是堅持發展優先。將發展置于全球宏觀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加強主要經濟體政策協調,保持連續性、穩定性、可持續性,構建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發展伙伴關系,推動多邊發展合作進程協同增效,加快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

二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保護和促進人權,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斷增強民眾的幸福感、獲得感、安全感,實現人的全面發展。

三是堅持普惠包容。關注發展中國家特殊需求,通過緩債、發展援助等方式支持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困難特別大的脆弱國家,著力解決國家間和各國內部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

四是堅持創新驅動。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歷史性機遇,加速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打造開放、公平、公正、非歧視的科技發展環境,挖掘疫后經濟增長新動能,攜手實現跨越發展。

五是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完善全球環境治理,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加快綠色低碳轉型,實現綠色復蘇發展。

六是堅持行動導向。加大發展資源投入,重點推進減貧、糧食安全、抗疫和疫苗、發展籌資、氣候變化和綠色發展、工業化、數字經濟、互聯互通等領域合作,加快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構建全球發展命運共同體。

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當代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一起,共同構成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結構,構成習近平“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有機組成部分。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在對“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歷史意義”第四方面“黨的百年奮斗深刻影響了世界歷史進程”意義的闡釋時指出:“黨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解決人類重大問題,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貢獻了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力量,成為推動人類發展進步的重要力量。”(1)30從這一“歷史意義”上看,習近平經濟思想中關于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理論,就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