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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本文是楊帆教授主持的，北京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重點研究項目，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的一部分，項目編號16 KDAL 003。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作為全人類新的價值觀念，是習近平總書記在2012年中國共產黨十八大上提出的，2017年十九大再次論述。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牢固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和“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贏共享。這是戰后75年以來人類文明進步，全球化發展的必然結果，是新科技革命，自由貿易，金融創新，國際治理的必然結果，是經濟相互依存，文化交流融合，政治互相合作的客觀發展，使各國各民族認識到，要更加重視和發展共同利益，自己才能得到長期穩定的發展。

 

本文論述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八個理論淵源；新型的國際權力觀、合作共贏觀，可持續發展觀，生態環境觀，和諧發展觀，全球治理觀，包容性增長觀，中國古代價值觀。

 

本文論述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背景和時代意義。西方主導的全球化造成了種種弊端，以2016年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當選為標志，已進入總調整。新民粹主義，新保守主義，種族主義，孤立主義，極端主義，恐怖主義，分裂主義，無政府主義——八大思潮亂世界。西方價值觀念已不能主導世界，人類急需新的思想理念，深刻分析目前世界，為未來的人類行動提供指導。

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的提出

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新中國前30年，毛澤東周恩來的外交思想是：

第一，世界處于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中國共產黨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秉承“解放全人類”偉大目標。毛澤東多次指出：無產階級要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無產階級自己。中國支持全世界人民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正義斗爭。

 

 第二，維護中國獨立主權，領土完整，反對兩個超級大國干涉。

 

第三， 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與一切國家進行和平友好往來。

1978年鄧小平主導的改革開放后30年，提出

“和平與發展是兩大主題”，以發展統帥外交，韜光養晦，為經濟建設爭取時間，創造環境。對于邊界領土爭端，采取“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態度。

新中國的第三個30年，是習近平新時代。適應國內外形勢的變化，習近平總書記在2012年中國共產黨十八大上，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新理念，同年寫入聯合國決議。

習近平總書記說，

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各國共處一個世界，國際社會日益成為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面對世界經濟的復雜形勢和全球性問題，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獨善其身。

2016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提出：

中國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反對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反對倚強凌弱。

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展理念，共享有四層內涵：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漸進共享。

兩年來習近平總書記談及"命運共同體"，從國與國雙邊的命運共同體，到區域內的命運共同體，到人類命運共同體，有60多次。

2017年，中國共產黨十九大對于國際形勢做出判斷：

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和社會信息化，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和平與發展仍是時代主題。同時，不穩定性不確定性突出，經濟增長動能不足，貧富分化日益嚴重，地區熱點問題此起彼伏。恐怖主義、網絡安全、氣候變化，糧食安全、資源短缺、氣候變化、人口爆炸、環境污染、疾病流行、跨國犯罪層出不窮，對人類構成嚴峻挑戰。沒有哪個國家能獨自應對人類挑戰，退回到自我封閉的孤島。不論人們身處何國、信仰何如、是否愿意，已處在命運共同體中，以應對人類共同挑戰為目的的全球價值觀開始形成，并逐步獲得國際共識。

習近平總書記十九大報告第十二條，全面論述“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國共產黨把對人類作出新的更大貢獻，作為自己的使命，堅持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維護世界和平，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相互尊重，建立公平正義、合作共贏新型國際關系；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

 

“各國之間要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堅決摒棄冷戰思維和強權政治，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以對話解決爭端、以協商化解分歧，統籌應對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威脅，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以交流超越隔閡、互鑒超越文明、共存超越優越。

 

“中國堅定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維護國際公平正義，反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反對干涉別國內政，反對以強凌弱。中國決不會以犧牲別國利益為代價來發展自己，也決不放棄自己的正當權益，任何人不要幻想讓中國吞下損害自身利益的苦果。

 

“中國奉行防御性的國防政策。中國發展不對任何國家構成威脅。中國無論發展到什么程度，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

 

“中國積極發展全球伙伴關系，擴大同各國的利益交匯點，推進大國協調和合作，構建總體穩定、均衡發展的大國關系框架，

 

“按照親誠惠容理念和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周邊外交方針深化同周邊國家關系，秉持正確義利觀和真實親誠理念加強同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觀，倡導國際關系民主化，堅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平等，支持聯合國，擴大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

 

“中國繼續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積極參加國際多邊事務，支持聯合國、二十國集團、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合作，推動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朝著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弘揚了《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理念，超越了傳統意義上“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各國共處一個世界”，形成了積極意義上的“命運相連，休戚與共”，不僅要在物質層面，還要在制度上、精神層面上求同存異，聚同化異，塑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類新身份，開創了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人類新文明。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涵，一是生態文明，二是政治上的平等相待、互商互諒，三是國家之間構建對話而不是對抗，結伴不結盟，秉承國家之間和平、主權、普惠、共治原則。把深海、極地、外空、互聯網打造成各方合作新疆域，而不是相互博弈的競技場。四是營造公道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倡導綜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續安全新安全觀，經濟上合作共贏，建設共同繁榮的世界。五是謀求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推動國際社會均衡、協調發展。六是文化上堅持交流互鑒，建設開放包容的世界，促進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文明交流。

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淵源

（一）新型的國際權力觀

人類文明數千年的發展，馬克思概括為“歷史與道德二律背反”。倫理與文明的基礎以血緣關系為基礎，逐步向外擴展。不同的家族，民族，種族，宗教，國家和國家集團之間，為爭奪權力和財富，發生無數戰爭，屠殺和掠奪，歷史唯物主義稱之為“惡在歷史上的作用”。

近代西方文明的崛起有一個特點，就是伴隨著新大陸的發現，面對無限資源和眾多原始民族，可以隨便掠奪，激發了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無限貪欲。反映在意識形態上，就是把達爾文關于動物界“生存競爭，適者生存”的規律移植到人類社會，歪曲成為“弱肉強食”的世界觀，在國際關系上，以暴力為基礎，進行兼并和掠奪，爭奪霸權，瓜分世界。所謂“近代西方先進文明征服野蠻人”，是片面的，如果“先進文明”的擴張方式是野蠻的，就不是真正的先進文明，我把這在歷史規律稱為“文明悖論”。

歐洲君主制時期，國家利益就是君主個人或家族的利益。20世紀，國際社會利益關系被描述為排他的零和關系，利益爭奪引發了無數戰爭，直至兩次世界大戰。人類在巨大犧牲后有所覺醒，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在戰勝法西斯后，做出相應的反思和改革，廣大這么大國家政治上獨立了，歐洲各國停止了數百年的戰爭，取得了和平聯合，合作共贏的巨大收益。

各國之間在相互依存中形成利益紐帶，權力分配已不能也不必要直接通過戰爭實現，特別是核武器本身就制約了戰爭，產生了新的一套國際秩序，國際體系和機制，維持和規范相互關系。霸權和倚強凌弱仍舊存在，但以美國為主導的霸權有了新形式，赤裸裸的兼并和占領較少，大國間加強了談判與協調，聯合國發揮了積極作用，這是人類文明的普遍進步。

中國倡導的“和諧世界”，與西方戰略家的兩極分化，倚強凌弱的“二八開”世界不同。第一政治多極：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上，各大力量中心之間應有相互制約的力量框架，多邊行為方式，處理世界事務。第二經濟均衡：解決發展問題是人類共同利益之所在。第三文化多元，保持人類思維活力。第四安全互信：安全是共同的，只有別人安全，自己才有安全，保障安全不靠冷戰同盟加威懾，而是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第五環境可續：把可持續發展理念落到實處。

（二）共同利益觀

戰后在美國新霸權主義主導下，以“全球化，市場化，民主化”為旗幟，發展自由貿易，帶來全球交換的利益。在“中心與外圍”的格局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金融資本，獲得了最大份額，但仍不能阻擋中國的崛起。中國共產黨能夠領導市場經濟，在西方主導的“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秩序中崛起，的確是一個世界奇跡和歷史奇跡，其經驗還沒有得到充分的總結，其秘密也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掘。

在新科技革命尤其是信息革命的推動下，在商品、資金、信息、人才等全球流動的推動下，利益交融、安危與共的人類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不可阻擋的形成趨勢。 經濟全球化促使人們對傳統的國家利益觀進行反思。瞬間萬里、天涯咫尺的全球化傳導機制把人類居住的星球變成了"地球村"，各國利益的高度交融使不同國家成為一個共同利益鏈條上的一環。交通通訊和互聯網，把各國空前緊密地連在一起。氣候變化帶來的冰川融化、降水失調、海平面上升；資源能源短缺，環境污染導致怪病多發并跨境流行，問題是全球性的，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獨善其身。人們越來越多地認識到：人類社會是一個相互依存的共同體，可以通過共贏與合作獲得更加文明的發展。

中國調整了自己與西方國際體系的關系，使自己成為國際社會的"利益攸關者"，把中國人民利益同各國結合起來，以更積極的姿態參與國際事務，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

（三）可持續發展觀

工業革命以后，人類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的能力極大提高，環境污染和極端事故也給人類造成災難。1943年美國洛杉磯光化煙霧事件、1952年倫敦酸霧事件、20世紀50年代日本水俁事件、1984年印度博帕爾化學品泄漏事件等惡性環境污染事件，1986年前蘇聯切爾諾貝利核泄露事件，均造成嚴重后果。

1972年羅馬俱樂部發表《增長的極限》，提出"若世界按照現在的人口和經濟增長以及資源消耗、環境污染趨勢繼續發展下去，那么我們這個星球遲早將達到極限進而崩潰"。人類環境研討會首次提出"可持續發展"。

1983年聯合國成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1987年《我們共同的未來》，將可持續發展定義為：既能滿足當代人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聯合國與首腦會議連續發表了一系列文件，如1992年"環境與發展”《地球憲章》，2002年《約翰內斯堡執行計劃》,2012年《我們憧憬的未來》等。

中國共產黨十六大以后，把“科學可持續發展觀”作為主要綱領，并寫入黨章，1996年宣布：中國用占全球不到10%的耕地，和人均世界水平28%的水資源，養活了全球1/5人口，在國際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形成、制度建設、發展援助方面，發揮了建設作用。

（四）全球治理觀

1929-1933年大危機暴露了在資本支配下，各國以鄰為壑，搞保護主義，互相轉嫁危機，造成的嚴重惡果。戰后成立了聯合國，各國之間注意政策協調。1998年中國堅持人民幣不貶值，抗擊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二十國集團機制誕生，國際協調首先在經濟方面取得成效。

20世紀90年代聯合國成立全球治理委員會，發表《我們天涯成比鄰》，定義“全球治理”概念：全球化導致國際行為主體多元化，全球性問題的解決成為由政府、政府間組織、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等共同參與和互動過程，重要途徑是強化國際規范和國際機制，以形成一個具有機制約束力和道德規范力的、能解決全球問題的全球機制。

中國宣布，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打造伙伴關系；支持多邊主義，四個決心不改變，要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包括核擴散、環境、反恐、反洗錢、維護和平、維護聯合國、維護人權等。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堅持主權平等，溝通協商，化解分歧，確保國際法平等統一適用，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共建共享，合作共贏，交流互鑒，綠色低碳。要以“三同”化解“三異”：以共同使命化解國家利益沖突；以共同目標化解全球化爭執；以共同身份化解價值觀分歧。深遠意義是告別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對立，追求人類共同價值觀。

（五）包容性發展觀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包容性增長”的思想：

1. 認清“開放包容、多元互鑒”是當今世界“主基調”。

2. 摒棄“零和博弈”和“保護主義”思維，樹立“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合作伙伴精神”。

3. 逐步超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差異，從相互封閉到開放包容，不斷擴大自己的“朋友圈”。

4. 發揮各自優勢，實現多元共生、包容共進。

5. 以“四大對策”解決“三大矛盾”，讓世界更美好、讓人民更幸福。三大突出矛盾是全球增長動能不足，治理滯后，發展失衡。四大對策是：第一，堅持創新驅動，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長模式；第二，堅持協同聯動，打造開放共贏的合作模式；第三，堅持與時俱進，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第四，堅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發展模式。

以“人類命運共同體”觀點看世界，A國增長不損害或抑制B國；A方得利不損害或抑制B方，各方都不給對方帶來危害；國家間階層間協調和諧增長，共贏多贏。結果是有益于多方，有利于低收入群體。包容性不僅是經濟增長方式，也是價值導向：讓人民過上幸福有尊嚴的生活，使全球化利益惠及所有國家和人群，特別是弱勢群體和欠發達國家。

中國40年持續發展，使7億多貧困人口脫貧，占全球減貧人口70%；生活質量和水平大幅提升。2020年前要使5 700萬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踐行“共享發展”理念和“包容增長”方針，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分配公平的社會公平體系，提供人人平等的發展機會。建立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解決教育、就業、醫療、養老、住房五大民生問題。

經180年奮斗，中國文明的生命力和潛力正在逐漸發揮出來，體現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成就，完成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突破低收入陷阱，保持70年連續10% 的高速增長。21世紀初加入WTO以來，中國堅持融入經濟全球化，力度越來越大地推動全球經濟增長，在世界經濟困難時刻承擔重任。1997-1998年全力抵御亞洲金融危機；2009-2011年以最高的經濟和進口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0%；2016年仍保持6.7％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中國經濟發展已在促進乃至引領世界包容性增長。

（六）中國傳統文化基礎

習近平總書記說：中華民族歷來是愛好和平的民族。中華文化崇尚和諧，中國 “和”文化源遠流長，蘊含著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協和萬邦的國際觀。 推動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源自中華文明歷經滄桑始終不變的"天下"情懷，"以和為貴""協和萬邦"的和平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內皆兄弟"的處世之道，"計利當計天下利"，"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價值判斷，同外界命運與共的和諧理念，是中華文化的重要基因，薪火相傳，綿延不絕。

中國文明進化與統一很早，程度很深，有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斷的文字與文明。孔子和商鞅分別奠定了中國大一統的文化和制度基礎，經秦漢統一文字和思想，北擴邊疆，內控貴族，經許多代的努力與反復斗爭，穩固地建立了絕對君權，中央集權，專制主義的“超封建”大帝國，其特點就是政府超強，文化超強，長期來說，能承受“內部王朝周期律”，外部文化沖擊的動亂，具有對外開放和發展市場經濟的底氣和自信。金觀濤于20世紀80年代《走向未來》叢書里，說中國是一個“超穩定系統”，轟動一時。我曾經當面問過他，近代西放侵入中國，能否有根本性改變？ 他說他的研究只限于古代，對近現代沒有研究。 現在看來，中國古代的某些特性還在延續，不僅沒有消亡，反而在向世界發揚光大。

中國傳統的信仰系統不是一神教，而是信奉自然規律的準宗教，稱為“天道”，在基層有血緣關系，家族組織力量的支撐，在社會底層與高層之間，有平等智力競爭的科舉制通道。天道循環的世界觀，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強弱轉化，弱能勝強，沒有以強凌弱之傾向。老子說：天下萬物莫柔于水，但水能勝火。孟子把“天道”解釋為“愛民”，確立了國家信仰的人本主義基礎，把信仰與民生聯系起來，是中國古代文化之精華。

對待周邊民族與國家，中華帝國持“天下主義”世界觀，有中心無邊界，采取懷柔與教化的態度，允許多種神靈崇拜和宗教的存在。很少宗教迫害與宗教戰爭。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對中國文化的包容性給予高度評價。歷史的一神教，特別是政教合一的宗教，其規模越大，教規越嚴，信仰越虔誠，排外性就越強，發生過無數宗教之間的戰爭，內部教派的火并，對異教徒的迫害。現代化和經濟科技發展，并不能促進其互相融合，反而促進了某些宗教的政治化與極端化，與各地區各民族歷史矛盾交織，發展為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成為國際化沖突的新根源。

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在20世紀末說，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打了1400多年，以后是“美國空軍與伊斯蘭恐怖主義的戰爭”，話音未落，就發生了911恐怖襲擊。他預言只有信奉儒家的中國文化，才能給世界帶來和平。

世界上有200多個國家和地區，2500多個民族，幾百種宗教，如何和平相處？也只能采取中國的“和”文化。“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為貴”，“與人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不語怪力亂神，敬鬼神而遠之”，“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唯大英雄能本色，極高明而道中庸”的態度。

三．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世界意義

（一）西方世界觀已不能統領世界

以西方為主導的世界格局，戰后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45-1991年，美蘇兩大陣營，兩個平行的世界體系對立，發展中國家與不結盟運動。中國先在社會主義陣營，后抵制蘇聯演變為社會帝國主義，與之決裂，成為第三世界領袖。1971年蘇聯侵占阿富汗以后，美中和解，中國加入聯合國。1978年中國對外開放，逐步加入西方主導的全球化體系。

第二階段，1991年蘇聯解體，美國成為唯一超級大國，軍費占世界 50% 以上，號稱可以“同時打贏兩場戰爭”，以“反恐”名義打了科威特，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并在中亞策動“顏色革命”，氣焰囂張，不可一世。

福山2000年寫《歷史的終結》，稱西方主導的全球化、民主化、市場化，已是人類歷史發展頂峰，好似黑格爾假設“絕對精神”外化為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最后回歸普魯士，國王就是絕對精神的代表。

“普世價值”，并不是哲學上絕對真理與相對真理的關系，而是宗教用語，中世紀基督教曾經自稱為“普世價值”。美國自稱普世價值，強行普及美國價值觀念。布熱津斯基提出“喂奶經濟”，宣稱“全球化”最終要把人類80% 排除在社會生活之外。2004年北約東擴到前東歐10個發展中國家，把波蘭烏克蘭納入勢力范圍。

西方盲目擴張引起巨大反彈。911標志新的“文明沖突”開始；北約東擴引起俄羅斯戰略反彈，烏克蘭到底沒能加入北約和歐盟，俄羅斯的勢力擴張到敘利亞，并得到土耳其伊朗支持。美國四次“反恐戰爭”，造成數百萬難民，把歐洲沖得七零八落。

全球化雖取得很大發展，但在西方“弱肉強食”世界觀的主導，和雙重人權標準支配下，窮兵黷武，強制推行美國價值觀，激化了地緣矛盾，民族矛盾，歷史矛盾，社會矛盾，金融資本肆意橫行，擴大了貧富差距，沖突成為全球性的。

由于西方價值觀念自身的缺陷，和利益集團政治，在認識和化解危機方面很難達成共識，造成世界亂局，西方主流思潮陷入困境，各種非主流思潮泛濫，極右翼政黨獲得越來越多的議會席位，2016年在美國居然成了建制，德法的“白左”雖然獲勝，但遭遇嚴重的執政危機，什么問題也解決不了。

屬于西方“非主流”的思潮有：

1. 新民粹主義：人民群眾反對貧富分化，反對金融投機資本和華爾街，美國制造業工人抗議失業，直接導致特朗普上臺。

2．新保守主義：西方右翼政黨反對“白左的政治正確性”，即歐洲社會民主黨，工黨，和美國民主黨奢談全球化與人權。

3. 種族主義：主張恢復“盎格魯撒克遜”的傳統白人主流價值觀，限制移民，反對接收難民。

4. 孤立主義：減少國際責任，專注國內問題。

第三階段，2016年，西方政局出現重大轉折，英國脫歐導致歐盟衰落，和美國的“非主流”思潮成了建制。

（二）歐盟的盲目擴張與衰落

作為區域化的發展，歐洲聯合由三個部分組成：美英法為領導的北約軍事同盟，德國為中心的歐洲經濟共同體，法德主導的政治聯合。戰后初期經濟合作取得巨大進展，基本因素是法德和解，將數百年來戰爭的損失轉變為物質財富，人民有了和平生活；外部因素是有蘇聯這個共同敵人。蘇聯解體后，歐盟盲目擴張，反而激化了內部矛盾。

第一個矛盾，英國的戰略定位游離于美國和歐洲之間。

大英帝國稱霸世界兩百年，從來沒統一過歐洲大陸。英國的“例外主義”歐洲觀，歷史上孤懸歐洲大陸之外的“島國特性”和“帝國情結”，外交“三環戰略”是：先團結英聯邦，英語國家，然后才是歐洲。丘吉爾1946 年支持創建法德為核心的“歐洲合眾國”，英美愿意成為“新歐洲的朋友和保護者”，談“英國與歐洲的關系”，不認為英國屬于歐洲。撒切爾夫人說“幾個世紀以來，我們為避免歐洲大陸陷入單一力量主導而斗爭”，凸顯英國作為“歐洲外者”發揮平衡作用。雖參加歐盟，但保留英鎊，不簽署勞動力流動的申根協議。

第二個矛盾，歐洲歷史上無暴力統一過程，統一缺乏文化基礎。

古希臘的特性值得注意：跨海遷移淡化了血緣關系，個性自由，直接民主，城邦自治，不斷復制新的城邦，但終于沒有發展成為大帝國。古羅馬被日耳曼各族蠶食，四分五裂，近代集權國家英法意德奧，都不超過五千萬人規模，他們沒有秦皇漢武。各民族保持極強的民族性，抵制英語，絕對比不上中國，2000多年以前就統一了文字。

經濟全球化了，以為通過經濟聯合和公民投票，就可達成政治聯合和文化融合，是經濟決定論的錯誤假定。目前幾個世界大國都是歷史上暴力統一的，如果說人類真的已進步到如此程度：以后再無暴力兼并，可以推測，很難再通過投票產生新的大國。

政治統一只靠精英的先知先覺不行，靠資本利潤沖動也不行。民眾政治生活由于文字限制，限于狹小范圍，公投被民粹主義影響，在內部矛盾尖銳化的時候，可能走向反全球化的保護主義，未來的歐洲，走向小國寡民，未必就不是歷史的趨勢。

1973年《歐洲認同宣言》將歐洲公民權賦予全體公民，試圖強化歐洲身份認同，但收效甚微。90%歐洲人仍將民族國家身份置于歐洲身份之前，只有2%的人將自己看成是 “歐洲人”。

第三個矛盾，貧富差距擴大，反對全球化的民粹主義思潮興起。

根據皮凱蒂的研究，歐洲1910年最富的10% 家庭掌握社會財富90%，這是指存量，財產占有的極端不平等。最富有的10% 人口獲得總收入45%，這是指增量；吃地租紅利的太多，增量收入的不平等，主要由存量占有的不平等而來。

戰后歐洲的財富趨于平等，是由于以下暫時的因素：戰爭毀掉了很多財富，福利國家增加了民眾福利，科技發明收入增加。于是主流經濟學大肆鼓吹“倒U型曲線”，論證污染，腐敗，收入差距是暫時惡化，之后會自動好起來。實際上由于利益集團阻撓調整，貧富差距一直在惡化。皮凱蒂證明發達國家包括英國在內，兩極分化已倒退到19世紀初水平。社會矛盾尖銳化直接影響英國公投。發達地區，教育和專業程度高的社會階層選擇留歐；老年選民，弱勢群體選擇脫歐。

第四個矛盾，經濟領域，統一貨幣與獨立的財政政策相矛盾，勞動力自由流動與限制移民相矛盾。

流行的哈耶克學說，認為計劃經濟屬于人為設計的理想主義制度，而市場經濟是唯一符合人性的制度。其實所有制度都有人為設計的因素，也各自符合人性的一部分。歐元就是典型的理想主義設計。歐洲政治家們想先統一貨幣，以此促進財政和主權統一，但主權的變動要經公民投票，大多數公民與“精英們”的想法，相差甚遠。

馬克思“異化”理論指出：西方的自由實質是資本自由。在所謂“國際自由貿易”里，并不包括勞動力的跨國自由流動。歐洲一體化前期只實行資本自由流動，所以才有成就；后期允許外國勞動力進入，打工者要移民，享受高福利，就遭到本國公民反對。歐洲國家地域太小，民族太小，在維護本民族“純潔性”的核心利益面前，自由和人權就標榜不起來了。

第五個矛盾，精英與選民嚴重脫節，各國之間的矛盾難以消除。

西德統一東德，是用馬克買下來的，以德國5000萬人的規模，沒有力量帶動三億人口的歐洲。歐盟政治聯合靠法德，經濟聯合靠德國。各國可以承認德國的領導，但前提是借債不還。早晚一天要把德國拖垮。

2004年北約東擴，把前東歐10個國家擴大進去，斯洛文尼亞、捷克、愛沙尼亞、匈牙利、拉脫維亞、塞浦路斯、馬耳他、立陶宛、波蘭、斯洛伐克10國加入，包括7個發展中國家，從15國擴張為25國，被人稱為“21世紀世界經濟最偉大的事件”，中國學者也跟著吹，完全誤判，這次盲目擴張是歐盟由盛而衰的轉折點。

歐盟沒有真正權力中心，歐盟委員會、歐洲央行、歐洲法院，只是技術官僚主導的治理機構，沒有決策責任人，決策風險加大，決策實踐和政策范圍模糊。 2009年債務危機激化了核心國家和外圍國家的矛盾。希臘等國家不堪忍受緊縮之苦，指責德國為富不仁；德國民眾則抱怨外圍國家懶散懈怠、不講信譽；英國民眾不愿接受歐盟增加公共預算攤派、福利移民、金融監管等措施。 右翼政黨鼓吹重回孤立民族國家，打移民牌、安全牌、就業牌、福利牌，使脫歐變為事實。 

歐盟的2009年以后的反危機措施，是把權力集中到布魯塞爾歐盟中心，趁機強化政治一體化，結果適得其反，大大刺激了各國的疑歐勢力。極左極右政黨在歐盟25 國已擁有1329 個議會席位，在8國參與執政。他們挑戰歐盟基本共識，要求關閉邊境、控制移民、保護貿易、直接民主，還權于民，重回主權國家秩序。按“白左”設計的“全球化一體化理論”，這是歷史倒退，有點像小國寡民的黃老哲學。

2014 年烏克蘭危機爆發后，歐盟與美國對俄羅斯實施全面制裁，同年“伊斯蘭國”興起，2015 年敘利亞伊拉克內戰，百萬難民沖擊歐洲，不得不恢復邊境檢查，申根體系搖搖欲墜。

歐盟在重重矛盾之下有4種前景：一是在美國支持下擴大北約軍事聯盟；二是統一各國財政主權以支持貨幣聯盟；三是解體；四是維持松散的關稅和商業聯盟。“精英們”說了不算，要看選民的態度，第四種可能性比較大，解體的可能也不是沒有。

英國脫歐以后經濟可能更好，其他國家就會仿效。區域化失敗了，各國可以直接加入全球化。 真正失敗的是西方普世價值：依靠市場經濟，經濟全球化，民主投票，可達到政治文化統一，這是一種空想。

（三） 美國的民粹主義，種族主義，新保守主義與孤立主義

特朗普是美國的變數和異數，他的政策集新保守主義，民粹主義，種族主義和孤立主義于一身，將給美國和世界帶來更大的混亂。

民粹主義是代表弱勢群體的世界性思潮。列寧認為這是千百萬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要求消滅封建剝削者，“同時”也要消滅資本主義新剝削者的幻想。工業化具有兩重性：歷史進步性和歷史殘酷性。資本主義工業化和全球化使用了野蠻手段，從原始積累、殖民掠奪、世界大戰，環境人口資源精神危機，反映到人類思想中，即形成民粹主義思潮。

“民粹主義”在發達國家之間互相傳染，主張全球化的精英們極大誤判局勢，他們估計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當選的可能性是1%，結果是51%。民主投票各占一半的局面將持續，造成決策與執政能力下降。

美國傳統產業工人，多數為教育程度低下的白人，而且被高福利養懶了。失業是市場競爭，科技革命和全球化產生的結構性失業，但傳統產業工會已成為高度組織化的利益集團，四個“搖擺州”的藍領工人在美國大選的關鍵時刻倒戈，幫特朗普勝出。特朗普偶然取勝，必然要向外轉移矛盾，搞孤立主義，保護主義，打貿易戰，激化國際矛盾。

內部矛盾也會激化。限制移民的背景，并不是結構性失業，而是白人種族主義。美國之所以比歐洲和日本更有前途，就是因為有移民空間，可長期保持人口年輕的活力。美國是以白人為主體的移民國家，20世紀70年代后移民越來越多，以亞裔最為勤奮，而墨西哥打工者則降低了美國的實際工資。

美國的基本矛盾是“移民與白人種族主義”的矛盾。以民主黨為代表的左翼激進主義認為，美國的基石在于多元文化，能整合各民主的，只有民主與法制。

當外來移民突然增加，會激發出白人種族主義的瘋狂。20世紀50年代的“麥卡錫主義”，就是一次瘋狂的反共運動，最后以麥卡錫精神錯亂而結束。共和黨的理論支柱是右翼保守主義，背后是基督教，美國傳統，軍工石油利益集團。基本政策是：減少福利，減稅，吸引資本回流，對外強硬，限制移民。白人種族主義是他們的潛在意識，近年由于移民過快，恐怖主義襲擊，促使白人種族主義突然爆發。

特朗普是共和黨“非主流”，更加肆無忌憚，囂張跋扈。他利用社會貧富差距，失業，移民等問題，把民粹主義，右翼保守主義和白人種族主義三結合，雖屬偶然當選，也有深刻的社會根源。

亨延頓認為美國有三條路可走，第一條是國際的，左翼激進主義稱為“白左”，主張全球價值，多元文化，一直占據主流地位。第二條是帝國的，對外窮兵黷武，用武力強勢理念主導全球，這是共和黨的右翼新保守主義。第三條是民族的，即特朗普的道路，他是共和黨里的非主流。

在西方社會，下層是民粹主義，上層是新保守主義，潛在的是白人種族主義。特朗普搞孤立主義，反全球化，加速了全世界的無政府主義傾向，非西方世界發展出三個極端思潮：宗教極端主義，恐怖主義和分裂主義。亨廷頓所說的“三大文明”亂了兩個，中國國家地位提升，全球“2G”格局初步顯現，大家都期望中國能對人類發展問題，提出新的觀念和設想。

四．中國推動構建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舉措

中國提出自己的獨立的國際觀和人類觀，是走向新型國際領導者的關鍵之舉。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口號下，腳踏實地做了許多事，包括：一帶一路戰略；對外開放，走向世界；穩定周邊；積極參加國際治理等。

為穩定周邊，把“人類命運共同體”，擴大為“打造周邊命運共同體”，這是我國面對當前地區發展的現實情況提出的重大戰略，是合作共贏之路。我們要堅持頂層設計和戰略規劃，以價值共同體、發展共同體、安全共同體為抓手，在打造周邊命運共同體上不斷取得實實在在的成效，努力讓命運共同體意識在周邊國家落地生根。

作為大國，中國實現長期穩定發展，離不開良好的周邊環境，周邊是我國維護和延長戰略機遇期的重要依托，共同發展、共同繁榮符合我國與周邊國家的共同利益。發展與周邊國家睦鄰友好關系是我國周邊外交的一貫方針。在實踐中，我國與周邊國家的互利合作不斷發展、利益融合不斷深化。增進互信是打造周邊命運共同體的思想基礎。命運共同體理念站在人類發展全局的高度，主張合作而不是對抗、包容而不是排斥、融合而不是孤立，促進價值認同，達到彼此信任。我國與周邊國家友好交往歷史長達數千年，在長期的文化交流中形成了一些相近的價值觀，如和諧、包容、團結、互助等，這些價值觀成為我國與周邊國家凝聚共識、增進互信的重要基礎。著眼于打造價值共同體、進一步增進互信，我國與周邊各國應繼續加強人員交往、文化交流，不斷鞏固互信基礎。新形勢下，尤其要在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指導的國際行為準則、合作共贏的共同利益觀、可持續的發展觀、同舟共濟的全球治理觀、包容互鑒的文明觀等方面形成廣泛共識。

中國和周邊一些國家已形成了“命運共同體”。如中國與巴基斯坦，“打造成為中國同周邊國家構建命運共同體的典范”；中國與老撾，“攜手打造牢不可破的中老命運共同體”；中國與柬埔寨，“繼續做高度互信的好朋友、肝膽相照的好伙伴、休戚相關的命運共同體”。

打造周邊命運共同體，需要把共同安全作為基本保障。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應該積極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亞洲安全觀，創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區安全和合作新架構，努力走出一條共建、共享、共贏的亞洲安全之路。”

打造周邊命運共同體，應以亞洲安全觀為根本理念，凝聚共識，促進對話，加強協作，推動構建具有亞洲特色的安全治理模式。各國都有平等參與地區安全事務的權利，也都有維護地區安全的責任。各國應秉承開放、包容、共贏的理念，以共同安全來尋求共同利益，以共同安全來共同應對危機。

毛澤東說過：

中國是一個有著960萬平方公里和6億人口的大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貢獻。 而這種貢獻，在過去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則是太少了。

今天的中國已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最大貨物貿易國、第三大對外直接投資國，人均GDP 2015年已超過8 000美元，十幾年后以后達到13000美元。中國堅持全球化方向，堅持深化改革，向世界深度開放，同世界深度互動，有能力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2030年按人均GDP和人均收入接近發達國家，跨越“中等收入階段”。

中國反對國強必霸、窮兵黷武、贏者通吃、一家獨大、“二八開”等等這樣一套西方理念，主張發展共贏、利益共享。中國提出，要建設創新型世界經濟，開辟增長源泉；要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拓展發展空間；要建設聯動型世界經濟，凝聚互動合力。中國發起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聯盟倡議，推動多邊開發銀行發表聯合愿景聲明，加速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推動“一帶一路”，旨在同沿線各國乃至全世界分享中國發展機遇，共同繁榮。 

2016年中國作為G20主辦國，提出恢復世界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包容增長的建議； 2017年初習近平主席在達沃斯論壇提出了促進世界經濟包容增長的“中國方案”。在“ 金磚國家”會議以后，準備建立新的國際銀行。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基于對世界大勢的準確把握，對全人類貢獻的"中國方案"，標志著中國國際話語權的極大提高。這并不是依靠武力稱霸，或者用手段爭搶的，是由于西方價值觀念和實踐出了毛病，喪失了領導地位，需要中國觀念去彌補，中國話語權則應運而生。

中國的崛起，從規模，建國，到計劃經濟，改革開放，一直走的是與西方原始積累完全不同的道路，沒有給其他國家民族帶來災難，而是帶來共同的繁榮。中國人民致力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追求的不僅是中國人民的福祉，也是各國人民共同的福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將克服以往全球化理念與實踐的不足，糾正西方價值觀念的偏差，引導世界走向更加公平與和平的方向。

參考文獻： 

[1]文中數字均根據《中國統計年鑒》計算而來.《中國統計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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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發展觀察》2016年（14）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來源：昆侖策網【原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