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中共十九大又宣示了中國愿同各方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真誠愿望。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成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交思想的重要內容，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應當看到，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追求“天下大同”“協和萬邦”“四海一家”的倫理秩序。近代以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建設、發展的具體實際緊密結合。實現共產主義，解放全人類，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崇高理想和最終目標。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人的“類”存在是在實踐基礎上發生著社會關系的人的具體的統一性[1]，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自己。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從更加宏大的視野來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人類解放事業在當前歷史條件下取得新發展的現實路徑，具有深刻的理論基礎和實踐意義。

一、生產方式的國際化是構建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客觀基礎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打破了民族的界限，正如《共產黨宣言》指出的：“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生產方式的國際化使得各國的發展與世界的發展息息相關，各國人民掌握著世界的命運，世界的命運也裹挾著各國的命運。總之，生產方式的國際化構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客觀基礎。

一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世界歷史發展規律的客觀體現。馬克思在批判繼承德國古典哲學的基礎上，尤其是對黑格爾的歷史哲學理論進行了吸收與改造，構建了基于唯物史觀的世界歷史理論。在馬克思看來，世界歷史是生產力自身發展運動的產物。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必然會引起廣泛的社會分工，最終形成社會化大生產的生產方式。社會化大生產本身是建立在商品經濟基礎上的，而商品經濟的發展必然要沖破自然經濟的封閉體系和國內的有限市場，把生產和交換擴展到世界范圍，形成世界市場，連結各個國家和民族，繼而形成世界歷史。正如馬克思所言，“只有隨著生產力的這種普遍發展，人們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來，……使每一民族都依賴于其他民族的變革，最后地域性的個人為世界歷史性的、經驗上普遍的個人所代替，……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

世界歷史的發展有其根本規律，即資產階級由于自身固有的階級局限性只能作為世界歷史開創者，只有無產階級才能成為世界歷史的主體。資產階級創造的巨大物質財富為世界歷史的形成提供了物質前提，消滅了以往各國各民族之間閉關自守的封閉狀態，開啟了普遍聯系、普遍交往的世界市場，打破了狹隘的區域性生產狀態。但是，生活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人由于受到私有制支配，仍處于異化狀態，未能獲得真正的自由與解放，因此資產階級無法承擔世界歷史的重任。這也就促使無產階級成為世界歷史的主體。馬克思指出，“無產階級只有在世界歷史意義上才能存在，就像共產主義—它的事業—只有作為‘世界歷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實現一樣”。只有全世界的無產者聯合起來共同完成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才能真正形成自由人聯合體這一世界歷史的終極狀態，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時至今日，隨著信息化、全球化的迅猛發展，世界各國愈發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各民族之間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斷加深，整個人類社會都處在全球一體化的發展浪潮中，人類社會真正步入馬克思所說的世界歷史時代。因此，人類命運共同體是馬克思世界歷史發展規律成功預示的、在當今時代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人類順應時代發展潮流、順應歷史發展規律的科學之舉。

二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將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深刻變革。當前，世界歷史在資本主義的推動下已經進入全球化時代，一方面帶來了全球范圍內的經濟發展、生活質量提高、產品極度多樣性、文化相得益彰等積極后果，另一方面也帶來了國家利益分化加劇、不平等日益增加、霸權主義盛行和對國家主權和民族認同的削弱等消極后果。西方發達國家為了應對一系列全球化帶來的問題，不斷推行建立它們以新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為主導的全球治理體系。新自由主義本質是個人主義，這種價值觀在強調個人自由的同時，往往會導致人們為了個人利益不惜損害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體現在國家利益上就是為了一國之私利，不惜犧牲他國利益和全球利益。正是這種缺陷，使得西方推行的全球治理體系不僅未能解決已經存在問題，反而造成了國際社會日益嚴重的貧富分化和社會矛盾，引發了一股逆全球化的浪潮，進一步加重了國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難度。正是基于資本主義國家在國家治理和全球治理方面的無能和無序，美國學者大衛•施威卡特指出“發展一種很具體的替代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模式勢在必行，這種模式至少應顯示出和資本主義一樣具有效率，而又更少傾向于資本主義的不穩定性和非理性，在規范的基礎上顯示出巨大的優越性”。

在這樣的背景下，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方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正視國際間存在對抗的現實，但并不一味堅持斗爭思維，而是強調重視國際社會間廣泛合作。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為全球治理和世界歷史發展提供了一種全新的選擇，不是為了滿足少數人、少數政治集團、少數國家的利益，而是著眼于讓整個人類社會普遍收益，主張“世界命運應該由各國共同掌握，國際規則應該由各國共同書寫，全球事物應該由各國共同治理，發展成果應該由各國共同分享”。

二、“一帶一路”建設是構建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實踐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一系列重要講話中，常常同時提出“一帶一路”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問題，其深層次含義正是在于二者相輔相成、不可分割。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根據馬克思世界歷史發展規律，著眼于當今世界發展難題，提出的全球治理理念和未來發展愿景。“一帶一路”是中國瞄準未來發展愿景，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引領下的具體行動，集中體現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本質內涵和價值取向。

一方面，“一帶一路”鋪設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根基。經濟過度金融化、實體經濟空心化、金融資本虛擬化、虛擬經濟泡沫化等對全球化提出了嚴峻的挑戰。然而，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全球化不能建立在無限擴張的虛擬泡沫的基礎上，實體經濟才是全球化的根基。發展實體經濟，重點是制造業，前提是基礎設施。而實體經濟發展全球化必須以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為前提。“一帶一路”主要依托基礎設施建設，以互聯互通為突破口，旨在消除制約沿線國家深化合作的障礙和壁壘，建立現代化交通通信網，加強沿線各國互聯互通伙伴關系，構建全方位、多層次、復合型的互聯互通網絡，實現沿線各國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續的發展。“一帶一路”正是以這樣的互聯互通夯實全球化根基，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奠基工程。

另一方面，“一帶一路”搭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組織框架。我國在改革開放進程中，發揮大國作用，搭建了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上合組織、博鰲論壇、亞信會議、亞太自貿區等諸多地區性制度，在推動區域共同體建設上發揮了重要作用。與此同時，基于“一帶一路”建設的融資需要，我國組建了一系列以發展中國家為主導的新型金融治理平臺，創新以亞洲國家、周邊國家和新興國家為主的地區金融機制，成為我國參與引領全球化的支撐保障。“一帶一路”建設需要整合現有機制平臺的功能，同時也為共同發揮各類機制作用提供了組織框架。圍繞“一帶一路”調動現有機制平臺的作用，創建能夠主導制定規則的新機制平臺，組建以我為主、惠及包括發展中國家在內的區域性乃至全球性合作組織，為區域治理提供公共產品，是我國突破組織層面引領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有效路徑。

三、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根本保證

在外交和國際交往方面，我國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堅定維護國際關系基本準則，維護國際公平正義，這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根本保證。一方面，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符合維護和發展我國發展利益的要求。從地緣戰略的角度看，我國面臨最大的地緣和安全挑戰，不在一地一島之爭，而在于戰略環境的建構、戰略結構的塑造、戰略資源的布局與戰略優勢的培育[2]。命運共同體思想豐富了我們認識和發展地區和全球戰略穩定體系的視野，有利于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維護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另一方面，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將推動國際社會共擔地區性和全球性事務的責任，合作應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風險挑戰，在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的基礎上實現命運共同體。筆者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重大支撐的特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總體性。人類歷史發展有其自然性規律，并具有總體性的意義。盡管當前整體上還處于資本主義全球化發展時期，但正如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所指出的，“在原則上，共產主義是超乎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敵對的”，“它并不僅僅是工人的事業，而是全人類的事業”。從世界社會主義500年的大視野來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全球性治理問題的直接回應，是世界社會主義在總體發展進程中的階段性表現。因此，又如恩格斯所言，“實際的社會主義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各個方面的正確認識”。中國共產黨人倡導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回答資本主義發展的諸多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當代世界馬克思主義思潮，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他們中很多人對資本主義結構性矛盾以及生產方式矛盾、階級矛盾、社會矛盾等進行了批判性揭示，對資本主義危機、資本主義演進過程、資本主義新形態及本質進行了深入分析。這些觀點有助于我們正確認識資本主義發展趨勢和命運，準確把握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新特征，加深對當代資本主義變化趨勢的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命運共同體的方式回答資本主義發展的時代之問，站在了人類歷史發展總體性進程的高度，顯示了廣闊的理論視野和強大的生命力。

二是原則性。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而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是中國共產黨在黨章中明確宣誓的三大歷史任務之一。面對全球化的風險挑戰，為了促進不同國家、不同階層、不同人群共享經濟全球化機遇，中國共產黨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新方案，超越了傳統地緣博弈思維，旨在構建國家間“兼相愛，交相利”的和諧發展新范式，推動世界向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這一外交思想不僅作為中國共產黨的行動規范寫入黨章，并且取得了國際社會越來越廣泛的共識，成為國際交往的基本遵循原則。

三是適應性。堅持合作共贏，倡導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戰略思想具有深刻的內涵和廣泛的適應性。中國作為全球事務的重要權益攸關方，倡導建設命運共同體不僅契合國家整體戰略，有利于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并發揮建設性作用，在地區和全球性具體事務處理上，緩和無序博弈風險，構建安全和發展對話渠道，增加戰略互信，防止地緣沖突預判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例如，隨著北極冰雪融化加速，北極地區在戰略、航道、資源、科考等方面的問題愈加引起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中國政府于2018年1月發布《中國的北極政策》白皮書，指出“中國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北極事務的積極參與者、建設者和貢獻者，努力為北極發展貢獻中國智慧和力量”。由此可見，命運共同體思想極富活力和張力，可以映射應用于諸如北極問題在內的國際事務處置和合作機制構建中，北極大陸架劃分、航道治理、原住民權益保護、環境治理等一系列北極治理問題可以循此思路解決，由相關國家通力合作建設利益、責任、命運共同體，構建多方共贏的運作機制和模式。

四、人類命運共同體是

在矛盾斗爭中成長、發展、成熟

當前，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深入發展，在總體和平態勢下，世界舞臺上的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新干涉主義依然盛行，影響全球戰略穩定的消極因素持續增加，導致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所面臨的不確定性增長，各類風險展現出連鎖聯動的趨勢。毛澤東主席深刻指出，“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場偉大社會革命，要求我們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人類命運共同體也是在矛盾斗爭中成長、發展、成熟，要求我們強化憂患和危機意識，扎實做好理論研究、戰略預判和籌劃。鑒于此，筆者提出以下建議。

一是深化當代資本主義研究，正確理解和處理現實矛盾斗爭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世界格局正處在加快演變的歷史進程之中，需要我們加強對當代資本主義的研究，分析把握其出現的各種變化及其本質，深化對資本主義和國際政治經濟關系深刻復雜變化的規律性認識。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一切歷史沖突都根源于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而這個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發為革命，同時也采取各種附帶形式，如沖突的總和，不同階級之間的沖突，意識的矛盾，思想斗爭，政治斗爭，等等”。在紛繁復雜的矛盾斗爭現象背后，勞動與資本的博弈愈發激烈，資本追求無節制增長的本性，驅使其利益承擔者即資產階級奔走世界各地，完成資本的空間化，要求我們將全球化框架下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規律應用于軍民融合具體問題分析之中，建立科學的理論體系，提高認識層次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二是加強軍事斗爭準備工作，堅決維護全球戰略穩定。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資本主義國家為保護資本的全球性循環，愈發采取“軍事－政治”同盟的形式謀求國防軍事和科技領域的壓倒性優勢，保障其在國際事務中通過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來實現自身利益。因此，我們不僅要看到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過程中的矛盾斗爭，更要高度重視潛在矛盾斗爭的尖銳性和復雜性，做好包括軍事斗爭準備在內的各項斗爭籌劃籌備工作。2016年，中俄兩國元首共同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和俄羅斯聯邦總統關于加強全球戰略穩定的聯合聲明》，指出國際社會慣于將“戰略穩定”視為核武器領域的純軍事概念，這不能反映當代戰略問題所具有的廣度和多面性。聯合申明提出，在政治領域，所有國家和國家集團應恪守國際法和聯合國憲章關于使用武力和強制措施的宗旨和原則；在軍事領域，所有國家應將軍事能力維持在保證國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等措施。按照底線思維方式，加強軍事斗爭準備工作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托底性的舉措，在政治上重構戰略平衡體系，在軍事上遏制和預防戰爭，目的是為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戰略穩定環境。

三是加強天緣政治學研究，預判和指導人類命運共同體高級階段的演化發展。航天和能源技術的新發展正在啟幕人類的太空“大航海”時代。當人類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達到傳統意義上的天際——地球大氣層外的太空時，政治學也必然會從關注國內政治到國際政治，再到涵蓋太空權力互動的“天緣政治學”(Astropolitics)[3]。中長期看，地緣政治學向天緣政治學演進是人類發展的必然。人類全面進入太空是生產力高度發達的表現，國家這一組織形態也將演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將在更高級形態發展，基于地球地緣考慮的國家間地緣博弈活動將進入長期下降軌道。但就近期而言，航天事業不能違背工程方法論的原則——“必要條件說明”[4]，即進行一項工程實踐所需的相關技術準備。在人類未取得直接獲取太空資源自循環發展，以及母體星球維護成本遠沒有高不可及等條件下，地緣政治將繼續發揮作用。但航天技術、能源應用技術等跨越式井噴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人類全面進入太空并不意味著全面的人類進入太空，從地球文明發展到多星球文明的過程并非就不伴隨競爭、分化、淘汰甚至戰爭，我們對此的認識和理論儲備還很欠缺，需要加強研究，打開人類命運共同體發展的新境界。

參考文獻：

[1]喬翔.馬克思“人的解放”的科學內涵.北華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2011年6月第12卷第3期

[2]林曉光.亞太地緣戰略格局演變——從奧巴馬訪日到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戰略與管理,2014.9/10.

[3]徐能武.天緣政治學研究：內涵、范式與價值.社會科學,2016年第1期.

[4]欒恩杰.國家重大工程是科技進步的牽引力——再論工程技術科學的關系.工程研究,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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