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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國的經濟已經不再服務于大多數美國人，美國的不平等問題依然很嚴重，最底層的那部分人民的收入水平和60年前相比，沒有什么變化，幾乎沒有增長。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最富裕的那部分人的收入增長非常明顯。在我看來，特朗普和共和黨人設計的的稅收改革，加劇了現行稅法的缺陷，美國最富有的0.1%的人群所擁有的財富創100年來最高，其中，最富裕的兩個家族，坐擁2502億美元的財富，相當于35%的美國人的財富總量。可以說，美國現在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基本上都被最富裕人群吸收了。

對話—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美國現在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 基本上都被最富裕人群吸收了”

紐約帝國大廈施工工人

采訪：作為美國本土的經濟學家，您如何評價特朗普的施政政策？

斯蒂格利茨：在我看來，特朗普及其團隊的很多政策沒有嚴格按照科學的路子去制定。

對美國內部而言，我很擔心美國未來的經濟增長，以及美國人民未來的生活水平。因為現在很多特朗普的政策是與科學和真理反其道而行之的。

對美國外部而言，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歷史潮流，我們應該順應，然而特朗普的做法必然會對世界經濟的未來發展產生深遠影響。因為全球的供應鏈已經初具規模，打破這種全球供應鏈，代價極大。

采訪：您前面提到，全球化遭遇了危機。不管是何種政策的制定，必然都是個慎重的、多方權衡的復雜過程。為什么還會出現危機呢？

斯蒂格利茨：我們現在塑造全球化的形式，包括歐盟構建歐元區的方式，主要是受到新自由主義的影響。

如果你學過經濟學，你一定知道課本上的很多模型都是假設風險為零，所以經濟學家們的模型很多時候都在假定風險為零，而事實上風險是無處不在的，開放的市場就更增加了風險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在功能齊全的經濟體，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即使失業了，也可以轉移到其他地方，但事實上并非如此。

通常進口對失業的影響高于出口創造就業崗位的正面效果。與貿易相比，財政和貨幣政策更應該對失業負責任，貿易的影響更多是關于生活水平的。

不論是貿易一體化還是全球化，都主張更大的經濟體量可以讓發達經濟體更專業化地分工，然而福利的增加需要滿足特定的條件。

兩個國家間進行貿易，如果兩國收入水平相當，比如美國和歐盟，貿易是可以增加產品的多元化，但這并不涉及分配，這就導致現在的貿易并沒有惠及到每一個人。如果富國和窮國進行貿易，收入分配將受到很大影響。

如果美國從發展中國家進口，那么美國對低技能勞工的需求就會下降，所以這部分工人的工資會下降、不平等也會跟著擴大。

采訪：但很多人認為，全球化讓大企業的利潤增加，技術進步才是現在導致不平等的更深層次的原因，您怎樣看？

斯蒂格利茨：不可否認，這種觀點有一定的道理，全球化確實使得技術進步的效應擴大。但如果沒有技術進步，全球化和貿易一體化也會對低技能工人的工資產生不好的影響，依然會增加不平等現象。

采訪：上任以后，特朗普在全球范圍內打出一整套組合拳，以期降低貿易赤字。但美國商務部上周三發布的數據顯示，美國貿易赤字2018年又破紀錄，達到6210億美元，為10年來最高水平。為什么美國的貿易赤字會越來越高呢？

斯蒂格利茨：總體來看，美國的貿易赤字主要是由美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決定的，它受美國國內投資和國內儲蓄的多重影響。

特朗普的組合拳，例如減稅法案會增加財政赤字、減少國內儲蓄，所以美國的貿易赤字會擴大，這種擴大包括含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

一方面，對進口商品征收高關稅使商品價格普遍變得更加昂貴，另一方面，很多國家都有采取反制措施，這就很可能導致進口和出口的雙重下降。當進口額與出口額都在下降時，想要調節貿易逆差是很難的。顯然，當局者沒有思考好這個問題。

采訪：特朗普施政政策的重要一條是提高國內的就業水平，縮減不平等現象，執政三年了，他做到了嗎？

斯蒂格利茨：在我看來，美國的經濟已經不再服務于大多數美國人，美國的不平等問題依然很嚴重，最底層的那部分人民的收入水平和60年前相比，沒有什么變化，幾乎沒有增長。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最富裕的那部分人的收入增長非常明顯。在我看來，特朗普和共和黨人設計的的稅收改革，加劇了現行稅法的缺陷，美國最富有的0.1%的人群所擁有的財富創100年來最高，其中，最富裕的兩個家族，坐擁2502億美元的財富，相當于35%的美國人的財富總量。可以說，美國現在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基本上都被最富裕人群吸收了。

不平等的加劇意味著總需求的下降，因為處在財富分配頂層人士的消費與收入之比往往小于那些收入水平較低的人士。這些對美國經濟來說，都不是好兆頭。

除此之外，這種壓力、不安全、不平等還反映在其他方面，比如人們的壽命。

2015年，美國人均壽命出現了有史以來的首次下降。那些社會最底層的、學歷不高的人，死亡率的上升速度驚人。

我上次看到類似數據還是在世界銀行工作的時候，當時的數據顯示，由于蘇聯解體的種種影響，經濟體的GDP減少近了1/3，人們的預期壽命降低了2年。現在沒有疾病和傳染病肆虐，吸毒、自殺、酗酒是死亡率上升的主要原因，這說明美國的經濟和社會管理其實是有問題的。

過去幾十年的發展狀況讓我們不得不對經濟的發展軌跡進行重新思考。在運轉失靈的時候，在經濟出現問題的時候，僅僅將目光投向那些治標不治本的政策，是無法改變經濟運行模式的，也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美國經濟的不平等問題。

“中國的關鍵問題在于怎樣打造更有競爭力的經濟”

創新引領競爭力

采訪：您曾在《名利場》上撰文稱，從2015年開始，世界將進入“中國世紀”。您現在還是這樣認為的么？

斯蒂格利茨：當然。我很看好中國的未來增長。雖然中國依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依然面臨很多難題，但我們并不能因此否認中國對全球經濟的重要性，也不能否認中國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重要角色。

當時這篇文章的結論是以購買力評價法（PPP）為指標計算得出的。在我看來，單純比較不同經濟體的GDP并不能真正反映國家的真正經濟實力，如果將當地貨幣兌換成美元那么可能會受到匯率的影響，所以最好的方法是用當地貨幣的實際購買力作為評價估值。這個指標非常復雜，復雜到過去20年世界銀行也只做出過三次報告。在2014年的報告中，我們得出了這一結論。中國的關鍵問題在于怎樣打造更有競爭力的經濟。

采訪：那么，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強勁發力點應該在哪里？尤其是在中國老齡化人口不斷增加的大背景下。

斯蒂格利茨：首先，在提振人均生產率方面，中國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之前義務教育的紅利初見成效，擴大的高等教育也會給中國發展輸送人口紅利。

其次，中國女性也越來越多地進入到了勞動力市場中，這本身也從側面緩解了這一問題。

再次，中國政府現在正在提高生產效率和鼓勵創新，大力提倡創新型社會，讓創新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即使中國步入老齡化社會，如果人們的身體變得更健康，醫療服務更到位，預期壽命更長，讓想要延遲退休的人繼續發揮“余熱”，也是可以應對這一問題的。

【Joseph Stiglitz，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1979年約翰·克拉克獎，美國經濟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校級教授，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研究員，計量經濟學會會員。本文原載微信公眾號“他山石智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