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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獎得主斯蒂格利茨

　　原題：

　　諾獎得主：把金融改革全部交給市場？這無疑是把中國經濟交給美國政府來控制

　　【提要】全球金融市場并非真正是“看不見的手”在掌控，它的波動很大程度上是美國和歐洲干預的結果。所以中國如果把金融市場化改革理解為把金融波動，全部交給市場的話，那么就大錯特錯，這無疑是把中國經濟交給美國政府來控制。所以中國需要一個穩定的、有競爭力的匯率制度，這不能全部交給市場。

　　近日，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接受鳳凰網《大參考》專訪，對中國經濟戰略及運行現狀予以獨家點評。

　　中國讀者對斯蒂格利茨并不陌生，許多人都還記得，就在幾個月前，他曾在《名利場》雜志上撰文稱，2014年是美國能夠號稱自己是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的最后一年，從2015年開始，世界進入“中國世紀”。

　　幾個月來，中國經濟和金融市場的表現在全球持續引發關注。例如，中國國內經濟步入增速放緩的“新常態”，舊有的刺激房地產、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似乎又將重現，中國經濟將如何走出增長靠信貸刺激的怪圈？另一方面，在英國率先宣布加入由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后，法德意等歐洲多國紛紛表態申請加入。截至目前，僅意向創始成員國就已達到57個。為何西方國家紛紛選擇了加入亞投行，中國將在全球經濟格局中扮演怎樣的新角色？此外，面對日益加劇的全球不平等，我們又將做些什么？

　　對此，斯蒂格利茨一一作答。經過這番對話我們也能看出，他對中國的了解和肯定究竟來自何方。

　　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一張好牌

　　鳳凰大參考：為何歐洲各國決定最后時刻集中加入亞投行？如何看亞投行的前景？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我認為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需要大量的資金。但美國國會不會為世行和亞開行注資，這就意味著現存的國際金融機構無法滿足亞洲新的基礎設施建設需求；同時世行和亞開行在自身的管理上也存在著一些問題，在這個情況下，需要新增加一個新的機構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當然，更重要的是中國經濟長期一枝獨秀，現在它希望主導亞投行來帶動區域經濟甚至全球經濟的增長，這是大家愿意參與的原因。

　　鳳凰大參考：你一直非常看好中國經濟。在今年1月，你在《名利場》雜志上撰文稱中國的經濟根據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計算，2014年底已經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中國將從2015年開始引導全球經濟發展。但不少人認為您過于樂觀，你覺得是這樣嗎？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我的確說過。而且我也解釋了，這是從PPP這個指標來衡量得出的結論。單純地比較不同經濟體的GDP并不能真正反映國家的真正經濟實力，如果將當地貨幣兌換成美元那么可能會受到匯率的影響，所以最好的方法是用當地貨幣的實際購買力作為評價估值。這個衡量指標非常復雜，世界銀行過去20年只做出過三次報告，最近一次是2014年底，數據顯示中國在PPP這個指標上是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當然我也承認，中國依然是一個正在發展中的國家，依然面臨不少問題，比如2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嚴峻的環境問題有目共睹、食品安全問題不容忽視等等。但并不能因此否認中國對于全球經濟的貢獻，也不能否認中國在全球治理結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所以，這就可以回答為什么我要批評美國政府抵制亞投行的做法，我認為它的動機就只有一個，那就是阻礙中國參與全球治理以及提升在全球的影響力。但這是無法做到的。

　　中國經濟增長的新紅利在哪里

　　鳳凰大參考：有觀點認為，在經歷了三十年的高速增長之后，中國經濟增速已經見頂，可能沒有辦法在全球治理中扮演那么重要的角色，你怎么看？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我不同意。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美之間人均生產率的差別還是很大的，在趕超的過程中，中國仍有很大的增長空間。此外，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民眾是中國新的人口紅利，政府還承諾要大力支持創新。所以朝著知識性經濟體和創新社會的方向轉型，中國仍有很長的增長周期。

　　鳳凰大參考：中國的確有一大批接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者成長起來，但同時也要看到，中國老齡化的趨勢非常明顯，到2030年中國老齡人口將接近總人口1/5，2050年則是1/3，這會不會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大隱患？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經濟增長的最重要衡量標準是人均GDP增速，因為我們需要提高的是每個人的生活標準。所以當經濟增速放緩的時候，我們要更多地看人均GDP這個指標。中國目前正在進入老齡化社會，但如果民眾的健康指數很高，包括有很好的醫療服務，這樣民眾的平均壽命和工作年限都可以延長。現在中國的（男性）退休年齡是60歲，以后很可能要延長到70歲。當然并不是要求每個人都要工作到70歲，但對于身體好而有勤奮的人來說，完全沒有問題。當然，你們也要有相應的制度來保護和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

　　其次，對于中國來說，還有一大優勢是女性也進入了勞動市場，比如日本等許多國家女性并沒有完全進入勞動力市場，這一點非常重要。要想辦法讓更多的人留在勞動市場。

　　第三，就是提高生產效率和鼓勵創新。我建議中國政府征收環境稅，比如二氧化碳排放稅。這樣可以鼓勵企業使用綠色能源、綠色技術，同時將稅收的一部分作為高校的研究經費，鼓勵高校創新。美國社會創新的動力來源就是高校。創新要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引擎。

　　央行行長不能只會“放水救市”

　　鳳凰大參考： 目前中國要轉變增長方式，從過去的外需到現在的內需，其中刺激消費、拉動房地產等是常用手段，你怎么看這些方式？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我并不贊成完全靠刺激消費來拉動經濟增長。內需有很多種，居民消費只是其中之一，而且也不是最重要的。對于中國而言，最重要的內需是教育、醫療等，這部分需求的缺口依然很大，我知道你們的私人醫療系統非常糟糕，公立醫療系統則供不應求。此外，中國基礎設施建設已經做得很多，高鐵、公路等設施全球領先，但對于城鎮化之后涌入城市的數億新居民，他們需要便捷的交通和廉價的住房，這部分的需求缺口也非常大。

　　當然中國還需要在環境治理方面投入大量經費。所以我的建議是，中國不需要依靠刺激消費、拉動房地產來推動經濟發展，而是把錢用于改善環境、醫療和教育等領域，營造一個宜居的城市所帶來的經濟增長，遠比刺激經濟，鼓勵大家買車買房來的要多得多。

　　鳳凰大參考：中國也被認為是政府對市場經濟干預較多的經濟體，你如何評價政府的干預？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不論在哪個國家，政府都是無所不在的。美國的貨幣政策問題也很多，不然我們也不會有金融危機。中國現在的問題是有些步美國后塵，我聽到不少人都在討論放松監管、利率徹底市場化等等，我的建議是你們要汲取美國的經驗教訓。

　　此外，全球金融市場并非真正是“看不見的手”在掌控，它的波動很大程度上是美國和歐洲干預的結果。所以中國如果把金融市場化改革理解為把金融波動，全部交給市場的話，那么就大錯特錯，這無疑是把中國經濟交給美國政府來控制。所以中國需要一個穩定的、有競爭力的匯率制度，這不能全部交給市場。此外，中國還需要通過一系列的金融工具的組合來完成，比如存款保險制度、資本金約束、宏觀審慎的監管方式等等，緊靠利率市場化這一個武器是遠遠不夠的，十八般武藝都要用上。

　　鳳凰大參考：假設你是中國央行的行長，那么未來一到兩年，你會采取哪些貨幣政策呢？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首先，我要說明貨幣政策只是金融工具之一，還有配套的財政政策也非常重要。假設我是中國央行行長，最擔心的問題就是信貸風險。過去數年，中國積累了大量信貸，甚至可以叫“信貸泡沫”，這是因為中國通過巨額信貸擴張來刺激經濟。作為央行行長，我會跟政府說，你讓我做得太多了，以至于讓經濟處于巨大風險之中。所以我的建議是，降低用于房地產等項目的信貸比率，增加教育、醫療等領域的財政投入，這才是長久之計。

　　中國高收入者應該支付更高的稅收

　　鳳凰大參考：你最近的一本著作是《不平等的代價》，關于平等的討論一直都是熱點話題，比如中國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社會變得越來越不平等，你能否介紹一下你的書，以及你對中國社會的觀察？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這本書主要內容是講社會、國家為不平等付出了非常高昂的代價，這不僅僅體現在道德層面，這也導致經濟會不斷惡化。過去的流行觀點是我們要犧牲經濟增長來換取社會平等，但現在我們更加接收經濟增長和社會平等可以兼得的觀點。這點非常重要。

　　35年前，中國改革開放前夕，社會非常的平等，但不久隨著改革開放，社會不平等不斷加劇，有人甚至斷言比美國還要嚴重，好像這個差距近些年有些下降，但相較全球平均水平，依然很高。當然，政府也在采取積極舉措來平衡社會差距，但最高收入者和普通民眾的收入差距鴻溝依然很大，相當數量的最高收入者是依靠腐敗和壟斷獲得巨額財富，政府主導的“反腐敗運動”和“反壟斷運動”都是必要的。此外還要看到勞動階層的收入并沒有明顯增加， 跟他們的勞動生產率和社會貢獻率相比，這也是重要的原因。因此，我覺得中國政府應該考慮適當增稅，尤其是對財產性收入和資本性收入進行增稅。

　　鳳凰大參考：但有不少人說其實中國人的稅負是很重的，甚至超過美國。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我并不清楚實際數字，但我想應該超不過。在美國一般人要向聯邦政府和地方政府支付共計30%的個人所得稅。我住在紐約，稅更高，幾乎相當于55%的個人收入。我想我每年大概要支付60%的個人所得稅。但我非常支持，高收入者享受了更多的社會福利，理應支付更高的稅收。

　　鳳凰大參考：根據皮凱蒂的經濟學著作《21世紀資本論》，美國的貧富差距也在加大，不平等還在擴大，我們應該怎么樣來應對日益擴大的不平等？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我首先要說的是《21世紀的資本論》是一本很棒的學術著作，它揭示了社會不平等在加劇，就像我的《不平等的代價》那樣。但我并不認同皮凱迪在書中的觀點：不平等并不是因為資本主義導致的。我認為不平等是由于政府治理所造成，它所帶來的教育不平等、公司效率低下、政府監守自盜等等，這都導致了社會不平等。不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如果沒有一個良性的市場經濟，一切平等都免談。所以我認為導致不平等的原因不是“21世紀的資本主義”，而是“21世紀的政治”。

　　（來源：鳳凰大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