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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站在新時代起點上，審視全球發展大勢，以加強中國對外關系為基點，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促進人類共同發展的重要方案。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出，引起了理論界的極大關注，關于這一主題的研究成果也頗為豐富。本文主要以唯物史觀為視野，以馬克思主義社會共同體、世界歷史理論邏輯與當代世界和中國發展的歷史邏輯、實踐邏輯相統一為視角，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涵、要義及踐行的目標等問題進行分析和探討。

關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界有的學者將其與馬克思的“兩個必然”論斷聯系起來研究，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兩個必然”的當代形態，并且從社會制度的演化、更替角度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命運”，從而把“命運”指向了共產主義。對于這一認識，我認為，有必要在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涵做出分析的基礎上，對它與社會共同體的關系進行考察。

基于黨的十八大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理念，習近平通過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活動的實踐，不斷豐富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內涵和時代價值，全面闡述了在中華民族復興偉大進程中堅持實行和平共處、合作共贏戰略的重要性和必然性。他認為，“中國必須有自己特色的大國外交”，要“堅持世界的命運必須由各國人民共同掌握”，主張合作共贏、安全與共、包容互鑒、互商互諒、增進人類共同利益。在新時代，習近平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其內涵要求概括地說，主要有四個方面。

第一，以世界各國在追求自身利益和尋求自身發展的同時兼顧他國利益、促進世界共同發展為基礎的“合作共贏的利益觀”。這種新型的利益觀強調把本國利益和世界各國的共同利益結合起來，謀求世界共同發展進步的長久大計。習近平指出：“各國要樹立命運共同體意識，真正認清‘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連帶效應，在競爭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贏。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別國利益，在尋求自身發展時兼顧別國發展。”“合作共贏的利益觀”充分把握了生命體之間的共生關系即互利互惠的關系，展現了中國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的新理念。堅持合作共贏，追求人類共同利益，成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題中應有之義。

第二，以共同安全、綜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續安全等為內容，體現世界各國安全與共的“多種安全的新安全觀”。這種新型的安全觀強調以平等合作推動世界經濟走可持續的、平衡的、包容的增長之路，以國家安全和國際安全的結合共同應對全球的共同威脅。習近平指出：“當今世界，安全的內涵和外延更加豐富，時空領域更加寬廣，各種因素更加錯綜復雜。各國人民命運與共、唇齒相依。”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國際安全形勢的日益復雜，要求安全主體多樣化、安全要素綜合化、安全手段復合化，要求各國在安全領域相互合作，形成命運共同體，朝著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標相向而行。

第三，以世界各國間在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進行文化與文明成果交流為基礎的“包容互鑒的文明觀”。這種新型的文明觀要求對不同文明秉持平等、交流、包容的態度，文明既會因交流而多彩，文明也會因互鑒而豐富。不同文明的國家相互啟發和借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習近平指出：“文明如水，潤物無聲。我們應該推動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諧共處，讓文明交流互鑒成為增進各國人民友誼的橋梁、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維護世界和平的紐帶。我們應該從不同文明中尋求智慧、汲取營養，為人們提供精神支撐和心靈慰藉，攜手解決人類共同面臨的各種挑戰。”包容互鑒的文明觀成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本質內容。

第四，以堅持集思廣益、共同參與、互利共贏原則為基礎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隨著經濟全球化不斷推進，加強全球治理，推進全球治理體制的變革成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任務。“共商”，在集思廣益中兼顧各方利益和關切、體現各方智慧和創意；“共建”，在共同參與中發揮各方優勢和潛能，形成新的合作優勢；“共享”，在堅持互利共贏中尋求利益契合點和合作的最大公約數，使合作成果惠及各國和國際社會。在“共商共建共享”中，“共商”是起點和基礎，“共建”是核心和方式，“共享”是目標和動力。“共商共建共享”就在于，全球治理的話語權、國際規則的制定權、世界秩序的重構權等，必須由所有治理的參與方共同享有，治理的成果也必須由所有治理的參與方平等地享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核心內容是通過“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反映出來的。

以上分析可見，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世界范圍人的群體共同存在的狀態，作為利益共同體與安全共同體、文明共同體、責任共同體的統一體，與馬克思在一個多世紀之前所論述的社會共同體有著相同之處。在創立唯物史觀的基礎上，馬克思對“自然共同體”“虛假共同體”“真正共同體”等形態的分析，都抓住了共同體的內在要素即利益問題，進一步說，抓住了特殊利益與共同利益的關系問題。在《資本論》第1卷中，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社會這一“虛假共同體”時，強調資本家和工人在勞動力市場上，“雙方都只顧自己。使他們連在一起并發生關系的唯一力量，是他們的利己心，是他們的特殊利益，是他們的私人利益。正因為人人只顧自己，誰也不管別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前定和諧下，或者說，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著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體有利的事業”。因此，不可否認，社會共同體也是利益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內部，整體和個體之間的利益關系成為衡量共同體發展狀況的一把標尺。

但是，社會共同體的實質則在于生產關系這一始基關系的變革，沒有生產關系的變革，就沒有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提高，就沒有人的發展，也就沒有共同體的演化和進步，更不可能有人類社會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規律。以生產力發展水平為標志的生產關系的變革乃至交換關系、分配關系、消費關系的變革，決定著社會共同體的性質。馬克思之所以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這一“虛假共同體”中，資本家和工人雙方都只看到自己的特殊利益，就是因為他們受到“前定和諧”的制約，所謂“前定和諧”是馬克思借萊布尼茨之語，以說明資產階級眼中的由上帝事先已確定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和諧。因此，社會共同體在本質上是特定社會生產關系的共同體，是特定社會制度的共同體。可以認為，馬克思對社會共同體的分析，是沿著社會生產關系變革的思路，在對資本主義社會“虛假共同體”進行全面批判的基礎上，科學分析未來理想社會“真正共同體”的實質。如果從性質上來把握社會共同體，那么，在共同體這個范圍內，社會共同體就是始基范疇，而由生產關系的性質所決定的利益共同體等則為次級范疇。從這個意義上說，作為反映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合作共贏理念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所強調的利益共同性雖然是和責任共擔、安全與共、文明互鑒、共同治理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是高于、超于民族利益的共同利益，但是，它并不承載社會形態演化、社會制度演變的任務，它只是一種典型的利益共同體。因此，人類命運共同體并不是馬克思所說的社會共同體本身，而只是社會共同體的次級范疇。如果把人類命運共同體等同于社會共同體，從社會形態、社會制度角度來研究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指向，勢必會在世界范圍內加劇和擴散“中國威脅論”“中國擔憂論”等的影響，加重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疑慮和恐懼。

“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與此相聯系的世界交往”是推進人類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動力。“各民族之間的相互關系取決于每一個民族的生產力、分工和內部交往的發展程度。”生產的發展、分工和交換的擴大，會把各個民族推向這種不可分割的緊密聯系和交往之中。正因為如此，“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范圍在這個進程中越是擴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在民族性和世界性關系上的反映。世界歷史形成以后，單個民族國家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開始納入世界范圍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整體。因此，在世界歷史條件下，各民族國家內部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是和世界范圍內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相聯系的，并在總體上受到世界范圍內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影響和制約。

世界歷史的形成和發展在推動世界體系格局演化的同時，要求改變體系不平等狀況，建立合理的國際秩序。自15世紀末以來，資本主義的世界性擴張導致世界體系在國際分工、世界市場的主導下，跟隨資本主義發展的步伐不斷發生演化，即由殖民時期的殖民者與殖民地的體系，演化為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期的先進國家與落后國家的體系，到20世紀初的壟斷資本主義時期則演化為“少數壓迫國家”與“多數被壓迫國家”的體系，20世紀下半期以后，形成了“中心”與“外圍”的世界體系結構。

無論哪一個時期的哪一種體系格局，其實質都在于體系的不平等。殖民時期，資本邏輯以強制的方式“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在使歐洲的社會經濟生活發生了貿易范圍擴大、貿易機會增多、商業利潤成倍提高及對外貿易日趨大眾化等巨大變革的同時，則導致了長達幾個世紀的殖民掠奪和奴隸貿易。殖民者在使本國的社會經濟走向發達的同時，卻使殖民地的社會經濟走向了不發達。殖民時期如此，而今的“中心”與“外圍”狀況也是如此。只不過，是由對殖民地的“政治兼并”，即在公開的強權政治下的掠奪，轉變為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兼并”和形式上的平等的經濟交往。這一轉變不僅沒有消除世界體系結構的不平等，反而使這種不平等披上了“平等”的外衣。在貿易、技術、金融等領域，“中心”對“外圍”的支配和“外圍”對“中心”的依附，反映了世界體系結構內部矛盾的深刻性和尖銳的利害沖突。發達國家是壟斷者、支配者、掠奪者和壓迫者，發展中國家是非壟斷者、受支配者、被掠奪者和被壓迫者。一方要利用現存的不平等的國際關系，要保存歷史遺留的特權，搞霸權主義，另一方則要享有獨立的主權，要以平等的身份和地位參與國際分工，參與國際事務決策，有效控制本國資源，獲得經濟的迅速發展，追求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20世紀下半葉以來，發展中國家為改變由發達資本主義主導的“中心”與“外圍”的世界體系結構，經歷了構建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的艱苦卓絕的斗爭。當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正是打破非此即彼的零和思維和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緩解南北矛盾，建立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的一種現實形態。

世界歷史的形成和發展在推動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同時，要求人類能夠共同面對并解決全球問題。世界歷史的發展使世界日益多樣化，當代世界獲得了許多重要進展，如信息技術的創新所帶來的信息傳遞的加快和國際經濟交往的快捷，以及國家對經濟生活干預作用的增強等，從而“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全球化于20世紀90年代以后得到了迅猛發展。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中，人類的相互依存關系趨于最大化，各國間的利益相互交融，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已經成為反映一國發展與世界發展之間關系的“晴雨表”。

但是，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復雜性使人類需要共同面對并解決的問題日益凸現。

第一，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所形成的資源全球配置，雖然在資源的共享性及比較優勢的發揮上給各國經濟發展帶來了利益，但是，全球范圍包括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卻產生了紅利分配不均的問題，并且這一問題處于不斷尖銳化的狀態，表現在南北差距的日益擴大和高收入階層與中低收入階層的貧富差距迅速擴大上。

第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所形成的用以解決全球問題的治理手段，在一定范圍一定程度上，雖然可以調節各國之間的矛盾和沖突，解決一國治理中產生的負外部性問題和全球公域治理中的問題，但是，由于全球治理中裹挾著發達國家對世界的操控、發達國家制定和確定治理規則，以及維護發達國家利益的治理意圖等問題，導致全球治理體系有效性不足，從而使現行的全球治理體系難以適應世界的發展和變化。

第三，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所形成的“地球村”現象雖然反映了世界的整體性、各國間利益的相融性，但是，移民潮的產生，特別是從較為落后的國家向發達國家移民人數的大量增加，產生了諸如移民人口融入異國文化的問題、移民人口對社會穩定的危害問題等。

第四，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所形成的金融全球化，使全球金融市場趨于一體化，雖然可以促進分工和經濟效率的提高，在一定方面可以制約全球的經濟失衡，但是卻產生了極大的負面效應，導致了貧富分化、虛擬經濟過度膨脹、經濟過分金融化、金融資本對經濟的控制力過度增強，乃至全球金融市場動蕩、各種金融泡沫積聚、隨時可能爆發金融危機等嚴重問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是應對經濟全球化復雜性、尋求全球問題解決對策、“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的中國智慧和方案。

世界歷史的發展將人類命運共同體帶入到現實狀態，從而，人類命運共同體也就成為世界歷史發展到當代的一種現實形態，成為對世界歷史發展未來的一種合理追求。正如習近平所說：“我們要站在世界歷史的高度審視當今世界發展趨勢和面臨的重大問題……不斷拓展同世界各國的合作，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在更多領域、更高層面上實現合作共贏、共同發展，不依附別人、更不掠奪別人，同各國人民一道努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把世界建設得更加美好。”

合作共贏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核心理念，也是和平與發展這一時代主題發展的必然要求和抉擇。當前世界，雖然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但和平與發展仍是時代主題；當前世界，雖然充滿了諸如經濟增長動能不足、貧富分化日益嚴重等各方面挑戰，但世界卻充滿了希望。各國人民“要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堅決摒棄冷戰思維和強權政治，走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與國交往新路。要堅持以對話解決爭端、以協商化解分歧，統籌應對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威脅，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要同舟共濟，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要堅持環境友好，合作應對氣候變化，保護好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家園”。要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重要的意義。

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重要內容，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中國國際地位的清醒認識和世界新形勢的冷靜判斷，以及對中國與世界互動性的深刻把握中形成的。“當今世界是一個變革的世界，是一個新機遇新挑戰層出不窮的世界，是一個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深度調整的世界，是一個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變化并朝著有利于和平與發展方向變化的世界。”世界并非可以任由不合理、不平等的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所支配，中國要發展，世界要發展，必須順應和平與發展潮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既是維護世界和平，在獨立自主的基礎上，同世界各國建立平等的關系，和平共處，也是促進共同發展，在維護正當權益和核心利益的基礎上，堅持世界命運由各國人民共同掌握，合作共贏。人類命運共同體既通過維護世界和平實現各國共同發展，又通過各國共同發展維護世界和平。政治上平等互信、經濟上合作共贏、文明上交流互鑒、安全上守望相助、國際事務中團結協作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理念。

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順應和平與發展潮流而生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堅持合作共贏的同時必須講責任共擔，在維護世界和平的同時必須反對霸權主義、在促進共同發展的同時必須消除兩大社會制度間的矛盾和沖突。人類命運共同體以承認主權國家差異為前提、以承認存在不同社會制度為基礎，強調人類的共同性、整體性。它以一種開放包容的姿態面對各種不同的社會文明形態。

首先，在篤行責任共擔中堅持合作共贏。合作共贏是建立在責任共擔的基礎之上的。面對人類發展面臨的共同問題和挑戰，面對世界發展持續低迷等多重風險，人類命運共同體倡導各國均有責任去應對并解決，要有舍我其誰的擔當精神，要有治理擔當的態度和責任。不僅如此，各國應以自身的發展帶動其他國家的發展，實現共同發展。習近平指出：“各國都應成為全球發展的參與者、貢獻者、受益者。不能一個國家發展、其他國家不發展，一部分國家發展、另一部分國家不發展。各國能力和水平有差異，在同一目標下，應該承擔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要完善全球經濟治理，提高發展中國家代表性和發言權，給予各國平等參與規則制定的權利。”中國經過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國際地位顯著提升，開始由經濟大國走向經濟強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際社會正在用放大鏡看中國，對中國在全球發展中是否有能力、有意愿承擔責任持觀望態度，各種不同輿論接踵而來。例如，“金德爾伯格陷阱理論”就認為，中國不愿承擔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后無力負責的重要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從而會造成全球經濟混亂和安全失序。中國在世界上負責任大國的形象足以使這一理論不攻自破。在當今世界發展中，“中國將繼續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不斷貢獻中國智慧和力量”。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謀求世界的共同永續發展，展現的正是中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和風采。

其次，在反對霸權主義中維護世界和平。世界歷史的發展過程不僅是一個各民族國家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歷史過程，同時也是一個各民族國家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現實過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帝國主義殖民體系的瓦解，充分說明了飽受殖民地之苦的各民族國家，由于共同的民族遭遇、共同的戰略利益、共同的歷史任務、共同的精神追求結成了命運共同體，在共同抗爭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過程中獲得了新生。今天，霸權主義、強權政治是危害世界和平、安全和穩定的根源。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打破的正是弱肉強食、國強必霸的思維邏輯。中國強調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平等，永不稱霸、永不擴張、永不謀求勢力范圍，永遠不會把自身曾經經歷過的悲慘遭遇強加給其他民族。中國堅決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堅定不移地維護世界和平。“偏見和歧視、仇恨和戰爭，只會帶來災難和痛苦。相互尊重、平等相處、和平發展、共同繁榮，才是人間正道。”中國通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助力改變以大欺小、以強凌弱、以富吃貧、以霸為尊的國際舊格局、舊秩序，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推動建立以互利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

最后，在消除兩種社會制度間的矛盾和沖突中促進共同發展。當世界歷史的發展從一個由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擴展為兩種社會制度共存的體系之后，雖然社會制度的對立、對抗在20世紀末走向了并存中的競爭、合作，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間形成“雙贏”利益新格局，但是，矛盾、沖突依然存在，不同社會制度不僅國家間的較量日益激烈，經濟競爭與貿易摩擦趨于表面化，而且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的文化滲透與擴張、“西化”“分化”的政治圖謀日益加重。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制度矛盾、南北之間的矛盾、一國范圍內矛盾的世界化、意識形態的沖突等等日益復雜，造成這些矛盾、沖突的根源依然存在。人類命運共同體謀求的是中國與世界各方利益的匯合點，中國致力于以各國利益匯合點為基礎開展合作，以合作交流推動人類進步，以互利共贏推動人類發展，這自然也是離不開以消除國際范圍內、兩種社會制度之間各種矛盾、沖突，以及根源為前提。從人類共同利益、世界共同發展角度，打破社會制度對抗的思維，中國與世界各國良性互動、互利共贏，是在利益多元化背景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要求。

共同發展是世界和平的基礎，共同發展問題不解決，世界和平就難有保障。維護世界和平，推進世界共同發展，是當今世界具有全局性、戰略性意義的兩大重要問題。“中國將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恪守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堅定不移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發展同各國的友好合作，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邏輯與當代世界和中國發展的歷史邏輯、實踐邏輯的統一。馬克思主義社會共同體、世界歷史理論蘊藏于當代世界和中國發展的歷史邏輯、實踐邏輯之中，而當代世界和中國發展的歷史邏輯、實踐邏輯則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共同體、世界歷史理論邏輯的現實基礎。在理論邏輯統一于歷史邏輯、實踐邏輯中，馬克思主義社會共同體、世界歷史理論的當代價值得到了充分彰顯。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反映世界發展實踐邏輯的切實方案。從世界范圍來看，在經濟全球化發展出現復雜性的情況下，“逆全球化”力量急劇上升，貿易保護主義、內顧傾向不斷抬頭，多邊貿易體制受到嚴重沖擊，世界“面臨增長動力不足、需求不振、金融市場反復動蕩、國際貿易和投資持續低迷等多重風險和挑戰”。此外，“地區沖突頻繁發生，恐怖主義、難民潮等全球性挑戰此起彼伏，貧困、失業、收入差距拉大，世界面臨的不確定性上升”經濟全球化遭到了“逆全球化”力量的挑戰。

經濟全球化遭遇“逆全球化”力量的挑戰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現在：

第一，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在全球經濟增長乏力的情況下，一些國家為了扭轉貿易逆差，規避貿易失衡，通過設置貿易壁壘，實施貿易保護，采用反傾銷手段，干預正常的貿易，搶占國際市場份額。貿易保護主義的盛行必然帶來貿易爭端，甚至貿易大戰，影響全球經濟發展。當前，特朗普政府新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起，攪動世界人心浮動，引起的貿易沖突正侵蝕全球貿易的長遠利益。

第二，民粹主義勢力登場。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復雜性被一些民粹主義勢力所利用，他們以維護平民的利益為由頭，引導廣大底層民眾把經濟疲軟乏力，以及存在的社會問題歸罪于經濟全球化。再加上，全球范圍的新媒體、大數據、云計算的出現，網絡民主、網絡政治得以產生，使大量的草根階層卷入高層政治。民粹主義勢力的登場，對全球自由貿易和投資體系產生了影響，使全球治理機制出現了失序和碎片化問題。

第三，國際恐怖主義加劇。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家之間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已大大減弱。在這種情況下，恐怖主義一方面利用互聯網進行恐怖主義宣傳，通過網絡傳播恐怖主義活動信息，利用電腦黑客對網址進行破壞活動等，另一方面利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進行恐怖活動如毒氣襲擊，利用生化武器搞破壞活動，破壞人類的秩序感和對安全生活的控制感。

“逆全球化”力量的急劇上升，反映了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足，說明了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缺乏普惠性、共享性和包容性。“面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正確的選擇是，充分利用一切機遇，合作應對一切挑戰，引導好經濟全球化走向。”人類命運共同體正是應對“逆全球化”力量、消解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引導經濟全球化健康發展的中國智慧和方案。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反映新時代中國對外關系發展實踐邏輯的切實方案。“當前，中國經濟面臨一定的下行壓力和不少困難，如產能過剩和需求結構升級矛盾突出，經濟增長內生動力不足，金融風險有所積聚，部分困難增多。”但這些都是我國在發展中存在的問題。目前，中國正致力于通過激發增長動力和市場活力，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加強中國對外關系的發展，以解決發展中的問題，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

第一，中國致力于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習近平指出：“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適應經濟全球化新趨勢、準確判斷國際形勢新變化、深刻把握國內改革發展新要求，以更加積極有為的行動，推進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我國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總目標是互利共贏、多元平衡、安全高效，內容主要包括了建立市場配置資源新機制和形成經濟運行管理新模式、全方位開放新格局、國際合作競爭新優勢；而實質則在于，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豐富對外開放內涵，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打造國際合作新平臺，協同推進戰略互信、投資經貿合作，努力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開創對外開放新局面。面對來自世界經濟的多重風險和挑戰，中國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目的就在于做強自身，以對外開放的主動贏得經濟發展的主動，贏得國際競爭的主動。

第二，中國大力倡導“一帶一路”建設。習近平指出：“‘一帶一路’建設是我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實行全方位對外開放的重大舉措、推行互利共贏的重要平臺。我們必須以更高的站位、更廣的視野，在吸取和借鑒歷史經驗的基礎上，以創新的理念和創新的思維，扎扎實實做好各項工作，使沿線各國人民實實在在感受到‘一帶一路’給他們帶來的好處。”“一帶一路”作為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重要形式，不僅可以為中國的發展帶來保障，而且也可以促進沿線國家的發展。“我國是‘一帶一路’的倡導者和推動者，但建設‘一帶一路’不是我們一家的事。‘一帶一路’建設不應僅僅著眼于我國自身發展，而是要以我國發展為契機，讓更多國家搭上我國發展‘快車’，幫助他們實現發展目標。我們要在發展自身利益的同時，更多考慮和照顧其他國家利益。”因此，“一帶一路”建設是從全球視野來思考產業鏈、能源鏈、供應鏈、價值鏈的發展問題的，促進的是中國及沿線國家乃至整個世界的共同發展。

第三，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習近平指出：“隨著國際力量對比消長變化和全球性挑戰日益增多，加強全球治理、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是大勢所趨。”中國歷來認為，全球性問題和挑戰需要世界各國攜手共同應對、共同解決，全球治理體系運行要由各國人民共同商量，不能由一個國家說了算，不能由少數國家說了算。中國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積極參與全球治理，促使關于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主張轉化為各方共識，努力為完善全球治理貢獻中國智慧和力量，同世界各國人民一道，推動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體系的健康發展。一方面，由于“全球治理格局取決于國際力量對比，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源于國際力量對比變化”，中國只有通過苦練內功，做好自己，提升國際競爭力，才能提高我國參與全球治理的能力，才能主動承擔起國際責任，為世界各國人民發聲；另一方面，面對經濟全球化發展中存在的需要解決的共同問題，中國必須發出聲音，提出共同解決的方案，在經濟全球化中不當旁觀者、跟隨者，而做建設者、引領者，通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推動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經濟全球化發展，推動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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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研究員；安徽師范大學特聘教授；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201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