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黨和國家歷史上的重要人物是我們苦難而又輝煌歷史的首要標識與重要組成。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還是為極少數人謀利益，這是區別一切真假馬克思主義、真假社會主義、真假共產黨、真假無產階級領袖和真假共產黨人的分水嶺和試金石。歷史科學是有鮮明的階級性和黨性的，對重要人物的評價同樣存在不同的階級性和不同的黨性；要對黨和國家歷史上的重要人物作出恰如其分地正確評價，說到底，就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只有從馬克思主義即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高度與廣闊視野、廣闊胸懷審視黨和國家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才可能撥散唯心主義歷史觀和宗教倫理的迷霧與偏見，把燦爛歷史上的本質內容和本質真實返還給歷史，返還給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馬克思主義決不否定個人特別是重要人物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所起到的特殊作用。毛澤東的一生，是以占中國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廣大群眾的目前利益和將來利益的統一為出發點、以最廣和最遠為目標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而不懈奮斗的一生。正因如此，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3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一開始就高度評價毛澤東說：“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拓者、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偉大奠基者，是近代以來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是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是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改變自己命運和國家面貌的一代偉人，是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重大貢獻的偉大國際主義者”。
如何才能正確了解和認識毛澤東呢？曾是法國共產黨員的法國哲學家、社會思想家和“思想系統的歷史學家”米歇爾·福柯說：“當今，不應用直接或間接與馬克思的思想相聯系的一整套觀念，不將自己置身于馬克思所確定和描繪的思想范疇，要想書寫歷史是不可能的。”什么是福柯所說的馬克思的思想呢？1913年3月，列寧說：“馬克思的學說所以萬能，就是因為它正確。它十分完備而嚴整，它給予人們一個決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動勢力、任何為資產階級壓迫所作的辯護相妥協的完整世界觀。”筆者認為，福柯當時所說馬克思的思想，站在當今的時空交叉點上，從廣義上和本質上說，可以是包括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內的馬克思主義整個理論系統。為何在這里引用福柯的話，而不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話？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世界社會主義在當今雖然已顯示有所復興的跡象，但總體上卻仍然處于低潮，有不少人特別是學術界一些人仍然對馬克思主義連聽都不愿聽，就多次宣布馬克思主義不時興了甚至已經是被駁倒、被消滅了。福柯在世界上其中包括我國特別是學術界和一些年輕人中間影響不小，引用福柯的話的直接目的是為引起更多的人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著作的高度關注重視與學習研究。列寧明確指出：“唯物主義歷史觀始終是社會科學的別名。”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特別注意的不是唯物主義認識論，而是唯物主義歷史觀。”“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是科學思想中的最大成果。”福柯上述的話，本質上也就是說，只有從馬克思主義即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高度與廣闊視野、廣闊胸懷審視黨和國家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才可能跳出種種羈絆包括個人及其小家庭的恩怨，撥散唯心主義歷史觀和宗教倫理的迷霧與偏見，把燦爛歷史上的本質內容和本質真實返還給歷史，返還給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如何運用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正確了解我們黨和國家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特別是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生平和他的思想呢？馬克思說：“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習近平總書記說：“理論上不徹底，就難以服人。”為此，在先后長達十余年的時間里，筆者比較認真地輯錄和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評價重要歷史人物的相關論述，有以下幾點粗淺的體會，不對的地方，敬請各位讀者批評指正，包括有各種不同意見的讀者。
一、歷史科學是唯一的科學，歷史就是我們的一切；黨和國家歷史上的重要人物是我們苦難而又輝煌歷史的首要標識與重要組成部分
1844年1月，恩格斯指出：“我們根本沒有想到要懷疑或輕視‘歷史的啟示’；歷史就是我們的一切”；“我們要求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但我們認為歷史不是‘神’的啟示，而是人的啟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啟示”；“為了相信人的事物的重要和偉大，沒有必要給真正的人的事物打上‘神的’烙印。相反地，任何一種事物，越是‘神的’即非人的，我們就越不能稱贊它”。如上恩格斯所說“我們要求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筆者認為，經過歷史風雨的櫛沐，真正的中國共產黨人和廣大人民群眾，并沒有把毛澤東當成神而盲目地崇拜、供奉，亦沒有受孔子編纂刪定《春秋》時所定的“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儒家“禮”文化的絲毫影響，而是奉行毛澤東、鄧小平和習近平所反復強調的實事求是的原則，在承認毛澤東有過失誤甚至他自己所說犯過錯誤的前提下，發自內心、心悅誠服地敬服他，熱愛他，懷念他，都十分希冀把國內外一些敵對勢力刻意潑抹在毛澤東身上的污水塵垢拂去，把公元1893年至1976年在我們這個地球上，在有著5000余年燦爛文明的華夏大地上誕生并生活、戰斗了83年的真實的毛澤東還原給歷史、還原給人民和還原給毛澤東本人。又如上恩格斯所講“歷史就是我們的一切”，正是從這種意義上講，毛澤東就是我們的一切。否定了毛澤東，就是否定了我們黨領導人民艱辛奮斗而創造的一切輝煌歷史和根本基礎。1845年至1846年，馬克思、恩格斯說：“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歷史可以從兩方面來考察，可以把它劃分為自然史和人類史。”“我們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類史，因為幾乎整個意識形態不是曲解人類史，就是完全撇開人類史。”1889年10月，恩格斯指出：“要知道在理論方面還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只有清晰的理論分析才能在錯綜復雜的事實中指明正確的道路”。1894年春夏，列寧指出：“馬克思認為他的理論的全部價值在于這個理論‘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要真正汲取我們黨和國家無數苦難而又無比輝煌的歷史經驗及其教訓，就必須正確了解我們黨和國家歷史上所有的重大事件和所有的重要人物，正確了解毛澤東和他的所有戰友，同時也應了解我們黨和國家歷史上帶血的慘痛教訓與重要的反面人物；不了解蔣介石、赫魯曉夫等人，就不可能比較正確和完全地了解毛澤東。無產階級的偉大領袖和馬克思主義的誕生和發展，是在錯綜復雜的種種斗爭中進行的。正因如此，要想真正了解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就應附帶了解一下法國小資產階級思想家、無政府主義的創始人之一蒲魯東，德國工人運動中機會主義的始祖拉薩爾，俄國無政府主義者、馬克思主義的敵人巴枯寧等。要想真正了解列寧的思想，就應附帶了解一下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從改良主義立場公開修正馬克思主義的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首領之一伯恩施坦，德國民主黨人、馬克思主義的叛徒、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首領之一考茨基等人。當然，這種正確了解，主要是從本質上弄清“黨之大者”和“國之大者”。有人認為細節決定成敗，所以亦有同志擔心隨著時間的流逝和人事的滄桑，一些人所肆意歪曲、偽造的一些所謂歷史細節將會永遠成為“歷史的鐵案”，這種擔心不無一定道理。對一些關鍵性的歷史細節，我們應力爭還原歷史的本來真實面貌，這有助于透過事物的現象，進一步認清事物的本質。所以筆者主張，了解歷史特別是重大關鍵歷史細節的同志，都有責任把歷史特別是關鍵的細節真實地留給歷史和人民。但從另外一方面說，我們所說的正確了解，并不是說要對歷史的所有細節都作出十分繁碎的、無休無止的考證。首先是因為沒有這種可能；其次是沒有這種必要。有的歷史細節特別是關鍵性的真實的歷史細節，因一些人有意的遮掩或無意的誤記，將會永遠被湮隱在歷史的煙霧之中。但只要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觀其大略，常常無需繁多瑣碎的歷史細節，就能作出清晰的理論分析，就會有朕兆可尋，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現象可供思索；就有如登臨昆侖之巔，一覽腳下之溝壑；種種歷史的湮隱對于我們判斷歷史本質的真實和歷史發展的大趨向，判斷歷史上重要人物的功過是非并無大礙。越是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的本質和功過是非，人民和歷史都會格外垂青，最終都將會對其辨析得清清楚楚，記載得明明白白。宋太祖怕史官應該也是極有道理的歷史鐵律。歷史已經并將繼續證明毛澤東等偉人如巍巍然屹立的昆侖，而那些絲毫不顧事實、任意造謠攻擊毛澤東等偉人的人，不過是毛澤東等偉人腳下的一抔黃土。
二、歷史上常常有這樣的事實，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數人手里，而是在少數人手里；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亦是判斷歷史上重要人物功過是非的唯一標準
1876年9月至1878年6月，恩格斯指出：“當一種生產方式處在自身發展的上升階段的時候，甚至在和這種生產方式相適應的分配方式里吃了虧的那些人也會熱烈歡迎這種生產方式。”“當這種生產方式對于社會還是正常的時候，滿意于這種分配的情緒，總的來說，也會占支配的地位；那時即使發出了抗議，也只是從統治階級自身中發出來（圣西門、傅立葉、歐文），而在被剝削的群眾中恰恰得不到任何響應。只有當這種生產方式已經走完自身的沒落階段的頗大一段行程時，當它有一半已經腐朽了的時候，當它的存在條件大部分已經消失而它的后繼者已經在敲門的時候——只有在這個時候，這種愈來愈不平等的分配，才被認為是非正義的，只有在這個時候，人們才開始從已經過時的事實出發訴諸所謂永恒正義。”正因如此，列寧在1912年10月說：“應該記住恩格斯的名言：‘在經濟學的形式上是錯誤的東西，在世界歷史上可能是正確的。’”列寧緊接著還說，“恩格斯的這個深刻原理是針對空想社會主義說的……這種社會主義所以是‘錯誤的’，因為它認為從交換規律的觀點來看，剩余價值是不公平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家反對這種社會主義，在經濟學的形式上則是正確的，因為由交換規律產生剩余價值是完全‘自然的’，完全‘公平的’。但是，空想社會主義在世界歷史上是正確的”。恩格斯、列寧以上這兩段論述，已經隱含著這樣一個重大的原則性思想，即社會重大的原則、真理有時候是掌握在少數人的手里。1845年春，馬克思指出：“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關于思維——離開實踐的思維——的現實性或非現實性的爭論，是一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列寧說：“必須把人的全部實踐——作為真理的標準”；“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總是具體的”。1937年7月，毛澤東說：“只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于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1940年1月，毛澤東又說：“真理只有一個，而究竟誰發現了真理，不依靠主觀的夸張，而依靠客觀的實踐。只有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1962年1月，毛澤東說：“許多時候，少數人的意見，倒是正確的。歷史上常常有這樣的事實，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數人手里，而是在少數人手里。”1963年11月，毛澤東在《對五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稿的批語和修改》中，特地加入：“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請大家注意，毛澤東在談到檢驗真理的標準時，每次所談，講的都是“社會實踐”這四個字，而不只是“實踐”這兩個字。筆者認為，1978年，一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在全國展開，這里是省略了“社會”這兩個字，如果不省略，全稱則應是“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1911年3月，列寧在談到1861年俄國“平民派”革命運動的領袖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等革命民主主義者時說：“1861年的革命者是一些單槍匹馬的人物，看來，他們是完全失敗了。事實上，正是他們才是那個時代的偉大的活動家，我們離開那個時代越遠，就越清楚地感到他們的偉大，就越明顯地感到當時的自由主義改良派的渺小和虛弱。”這也就是說，只有徹底運用唯物主義觀點，把所說真理放入千百萬人民群眾實踐的歷史長河之中，所說真理才能得到是真是偽、是功是過的無情檢驗。對于任何重要歷史人物的千秋功罪，時間、歷史、實踐、人民將會最終給予無比公正的評說。這也就是說，千百萬人民群眾用波瀾壯闊的實踐書寫的歷史鐵面無私，必將最終公正公允地書寫丹青。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3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一開始就高度評價毛澤東說：“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拓者、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偉大奠基者，是近代以來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是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是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改變自己命運和國家面貌的一代偉人，是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重大貢獻的偉大國際主義者”。這里，習近平總書記代表黨中央和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對毛澤東新增的評價主要有兩點，一是毛澤東是“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偉大奠基者”。二是毛澤東“是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重大貢獻的偉大國際主義者”。這是毛澤東逝世47年后，經過國內外驚濤駭浪、風雨變幻實踐的嚴峻、嚴酷考驗和檢驗得出的十分公正、公允的結論。習近平總書記對毛澤東的高度評價，得到了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由衷擁贊乃至世界各國人民的好評。
三、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亦是評價重要人物的根本和原則的標準
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確指出：“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1913年4月，列寧說：“要是一下子看不出是哪些政治集團或者社會集團、勢力和人物在為某種提議、措施等等辯護時，那就應該提出‘對誰有利？’的問題”；“誰直接為某種政策辯護，這并不重要”；“直接為某些觀點辯護的人是誰，這在政治上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這些觀點、這些提議、這些措施對誰有利”。1941年11月，斯大林指出：“有人引證拿破侖，硬說希特勒的行動像拿破侖，他的一切都像拿破侖。但是……希特勒像拿破侖不過是小貓像獅子一樣，因為拿破侖是依靠進步力量來反對反動力量，而希特勒則相反，是依靠反動力量來反對進步力量”。1942年5月，毛澤東指出：“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2022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把“必須堅持人民至上”放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六個必須堅持”之首，并十分明確地指出：“人民性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屬性”。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還是為極少數人謀利益，這是區別一切真假馬克思主義、真假社會主義、真假共產黨、真假無產階級領袖和真假共產黨人的分水嶺和試金石。1994年5月，著名的社會學家、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民進中央主席89歲的雷潔瓊來到毛澤東韶山故居訪問，她在毛澤東補著70余個補丁的睡衣前停留時間最長。雷潔瓊在事后接受訪談時說：“毛主席許多事情想得都比我們長遠。這是去韶山的車上大家的共識。”參觀后她飽蘸墨汁，在留言簿上揮筆寫下“公者千古，私者一時”八個大字。雷潔瓊還說：這八個字“是我時常想念他老人家想說的話，當時手有點顫，字寫得不好。”“我記得當時還請高秘書讀了湖南一群共產黨員的留言，很有意義。”雷潔瓊所說的這群共產黨員的留言是：“誰的權力最大？毛澤東同志。可是他的一生最大限度地行使了自己的權力——奉獻。奉獻了六位親人，奉獻了自己的畢生。他從不向人民索取，又要求親朋戚友不要向人民伸手。他對索取的回答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如果我們每一個共產黨員，每一個黨的領導干部，都能以毛澤東同志這一點為明鏡，國家幸甚，我黨幸甚！”應該說，以上這群共產黨員的留言道出了全體中國共產黨人的心聲。
四、到目前為止的一切文明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階級分析的方法是研究歷史的基本方法；歷史科學是有階級性和黨性的，對重要人物的評價同樣存在不同的階級性和不同的黨性；廣大人民群眾對自己偉大領袖的熱愛、崇敬并發自內心的捍衛，決不是個人迷信；要旗幟鮮明地保衛黨的領袖
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第一章第一句話即指出：“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恩格斯后來補充說明，原始公社的歷史除外）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1879年9月，馬克思、恩格斯說：“將近四十年來，我們都非常重視階級斗爭，認為它是歷史的直接動力，特別是重視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認為它是現代社會變革的巨大杠桿；所以我們決不能和那些想把這個階級斗爭從運動中勾銷的人們一道走。”1907年2月，列寧指出：“階級斗爭的原則是社會民主黨的全部學說和全部策略的基礎。”1914年3月，列寧指出：“難怪有人早就說過，如果數學上的定理一旦觸犯了人們的利益（更確切些說，觸犯了階級斗爭中的階級利益），這些定理也會遭到強烈的反對。”1914年7月至11月，列寧還指出：“一個社會中一部分人的意向同另一部分人的意向相抵觸，社會生活充滿著矛盾”“馬克思主義給我們指出了一條指導性的線索，使我們能在這種看來迷離混沌的狀態中發現規律性。這條線索就是階級斗爭的理論。”要對黨和國家歷史上的重要人物作出恰如其分地正確評價，說到底，就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并沿著這條線索，在探討歷史進程中人物的活動時，就能正確地找到個人因素背后的社會根源以及決定個人活動的社會歷史規律；就能充分揭示紛繁復雜的歷史現象的各個層面，抓住各種社會關系的本質要素，從而在更為深入的層次中把握重要人物所代表的是進步力量的階級還是反動力量的階級的本質屬性。1871年9月，恩格斯在倫敦代表會議上的一次發言中指出：“絕對放棄政治是不可能的；因為主張放棄政治的一切報紙都在從事政治。問題只在于怎樣從事政治和從事什么樣的政治。”同樣，主張放棄階級斗爭和階級分析方法的資本以及它們雇傭的種種力量，恰恰是在從事著資本對勞動人民的無情專政。馬克思在1873年1月說：“法國和英國的資產階級奪得了政權。從那時起……不再是這個或那個原理是否正確，而是它對資本有利還是有害……不偏不倚的研究讓位于豢養的文丐的爭斗，公正無私的科學探討讓位于辯護士的壞心惡意。”1881年2月底至3月初，馬克思又說：“我們在閱讀資產階級作者所寫的原始公社歷史時必須有所警惕。他們是甚至不惜偽造的。”1870年5月至7月，恩格斯說：“資產階級把一切都變成商品，對歷史學也是如此。資產階級的本性，它生存的條件，就是要偽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偽造歷史。偽造得最符合于資產階級利益的歷史著作，所獲得的報酬也最多。”1913年3月，列寧說：“馬克思的學說在整個文明世界中引起全部資產階級的科學（官方科學和自由派科學）的最大仇視和憎恨，這種科學把馬克思主義看作‘有害的宗派’之類的東西。”1913年4月，列寧指出：“在現代崇高的資本主義制度下，任何一個大財主都可以隨便‘雇傭’或者收買或者誘使一些律師、作家甚至議員、教授、神甫等等，讓他們來捍衛各種各樣的觀點。我們是生活在商業時代，資產階級是并不以買賣名譽和良心為羞愧的。還有一些頭腦簡單的人，不加思索地或者慣于盲目地擁護那些在一定的資產階級中間占統治地位的觀點。”不同的史學家會有不同甚至截然對立的所謂“幾何公理”和所謂的“歷史事實”。這也就是說，歷史科學是有鮮明的階級性和黨性的。正因如此，1883年3月17日，恩格斯在馬克思逝世后，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說：“馬克思是當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誣蔑的人。各國政府——無論專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驅逐他；資產者——無論保守派或極端民主派——都紛紛爭先恐后地誹謗他，詛咒他。他對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們當做蛛絲一樣輕輕抹去，只是在萬分必要時才給予答復。”在民主革命時期，蔣介石集團咒罵毛澤東是“逆匪”，而人民卻稱頌毛澤東是“大救星”。毛澤東逝世后，國內外一些人把毛澤東與希特勒、斯大林相并列，說這三者是世界上“最大的暴君、獨裁者”。正因為無產階級革命領袖及其思想的重要，列寧特別強調人民群眾要堅決捍衛自己的領袖。1917年9月，列寧在《政治訛詐》一文中指出：“要是我們黨一聽到資產階級誹謗我們黨的領袖就同意自己的領袖丟開社會活動，那就要吃大虧，就會使無產階級受到損失，使無產階級的敵人拍手稱快。”“打倒政治訛詐者！蔑視他們，抵制他們！不斷向工人群眾揭露他們的丑惡面貌！我們要堅定地走自己的路，保衛自己黨的工作能力，保衛黨的領袖”。1917年7月，斯大林亦指出：“資產階級傭仆們誹謗得愈粗野，工人對領袖的熱愛就愈強烈，對領袖的信任就愈無限，因為經驗告訴他們，敵人辱罵無產階級領袖，那就是領袖忠誠地為無產階級服務的可靠的標志。”1927年10月，斯大林又指出：反對派分子主要攻擊之所以針對無產階級的領袖，是因為無產階級的領袖“比我們某些同志更清楚地知道反對派的一切詐騙勾當，要欺蒙他恐怕并不那么容易”。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說：“把斯大林丑化，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個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堅決同帝國主義斗爭。他們把自己和斯大林區別開來，是要得到帝國主義的賞識。”敵人越是瘋狂攻擊無產階級的領袖，越是反證了無產階級領袖的偉大。廣大人民群眾對自己偉大領袖的熱愛、崇敬并發自內心的捍衛，決不是個人迷信，而恰恰相反，是在更清醒地捍衛著自己和本階級的根本利益。
五、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但是，馬克思主義決不否定個人特別是重要人物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所起到的特殊作用
以往的歷史理論，至多是考察了人們歷史活動的思想動機，沒有考究產生這些動機的原因，沒有說明人民群眾的活動。只有歷史唯物主義才第一次使我們能以自然史的精確性去考察群眾生活的社會條件以及這些條件的變更，從而得出人民群眾是創造歷史的決定力量的正確結論。1844年9月至11月，馬克思、恩格斯說：“歷史上的活動和思想都是‘群眾’的思想和活動。”“思想從來也不能超出舊世界秩序的范圍：在任何情況下它都只能超出舊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圍。思想根本不能實現什么東西。為了實現思想，就要有使用實踐力量的人。”馬克思指出“任何一次革命都不可能由一個政黨來完成，只有人民才能完成革命”。1886年初，恩格斯指出：“與其說是個別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動機，不如說是使廣大群眾、使整個整個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間又使整個整個階級行動起來的動機；而且也不是短暫的爆發和轉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偉大歷史變遷的行動。”1917年10月，列寧說：“在我們看來，一個國家的力量在于群眾的覺悟。只有當群眾知道一切，能判斷一切，并自覺地從事一切的時候，國家才有力量。”1918年1月，列寧說：“千百萬創造者的智慧卻會創造出一種比最偉大的天才預見還要高明得多的東西。”1920年11月，列寧指出：“在資產階級世界觀的概念中，政治好象是脫離經濟的。資產階級說：農民們，你們想活下去，就要工作；工人們，你們想在市場上得到一切必需品，生活下去，就要工作，經濟方面的政治有你們的主人管。其實不然，政治應該是人民的事，應該是無產階級的事。”1920年4月至5月間，列寧說：“世界歷史的尺度是以數十年來衡量的。早一二十年或遲一二十年，這用世界歷史的尺度來衡量，是算不得什么的，這從世界歷史的角度來看，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無法大略加以計算的。”毫無疑問，在歷史的長河里，人民群眾是決定性的力量。但歷史的發展早一二十年甚至百年或推遲一二十年甚至百年，這往往是與一定的國家、民族和階級、政黨、重要人物的主觀能動性有關。我們是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者。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1902年8月，列寧指出：“在我們看來，沒有理論，革命派別就會失去生存的權利，而且遲早注定要在政治上遭到破產。”無產階級領袖的巨大作用，就首先體現在革命理論的創立、堅持與發展上。列寧說：“‘思想家’所以配稱為思想家，就是因為他走在自發運動的前面，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其他人更先解決運動的‘物質因素’自發地遇到的一切理論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組織的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這樣的無產階級的偉大領袖在人民群眾的革命實踐中，形成了已經成熟了的、正義的、必然的、符合時代大潮流和大趨勢的思想，由于種種原因，這些思想一時還沒有被多數人所接受，這些思想雖然當時還潛伏在地下，但它敲擊了和正在敲擊著外部世界，猶如敲擊硬殼，它要打碎人們偏見的硬殼，因為它不是這個外殼的內核，而是另外嶄新世界的內核，即新時代、新世界的真理。人民群眾一旦認識和掌握了這些真理，就能最終獲得一個嶄新的世界。1883年3月，恩格斯在評價馬克思時說：馬克思“用他那強有力的思想來哺育兩個半球的無產階級運動……我們之所以有今天，都應歸功于他；現代運動當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應歸功于他的理論的和實踐的活動；沒有他，我們至今還會在黑暗中徘徊。”1980年8月，鄧小平說：“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領袖與群眾不應亦不能分家，群眾是孕育領袖的搖籃，領袖是人民群眾的杰出代表，二者是完整有機的高度統一。偉大歷史活動家的作用可以比擬為滋潤大地的甘露，但甘露畢竟是由同一個大地蒸發的水蒸氣構成的。在中國這塊無比古老輝煌卻又多災多難的土地上孕育了無數風流人物。由于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誕生，至少加快了中華民族幾十年乃至上百年、幾百年的歷史進程。
六、我們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動機和效果的統一論者，評判重要人物同樣應把動機和效果的統一貫徹始終
1875年3月，恩格斯指出：“一般說來，一個政黨的正式綱領沒有它的實際行動那樣重要。但是，一個新的綱領畢竟總是一面公開樹立起來的旗幟，而外界就根據它來判斷這個黨。”1875年5月，馬克思指出：“制定一個原則性綱領……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樹立起一些可供人們用以判定黨的運動水平的界碑。”但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更清楚，評價一個政黨或一個人，主要不是聽其言論，而是觀其行動。1852年，恩格斯就指出：“判斷一個人當然不是看他的聲明，而是看他的行為；不是看他自稱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實際是怎樣一個人。”1912年，列寧指出：“要辨明政黨斗爭中的是非，就不要相信言詞，而要研究各政黨的真實歷史，主要不是研究各政黨關于自己所說的話，而是研究它們的行動，研究它們是怎樣解決各種政治問題的，是怎樣處理與社會各階級即與地主、資本家、農民和工人等等的切身利益有關的事情的。”1915年，列寧說：“評論一個人不是憑他對自己的看法，而要看他的政治行為。”毛澤東在1942年說：“唯心論者是強調動機否認效果的，機械唯物論者是強調效果否認動機的，我們和這兩者相反，我們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動機和效果的統一論者。”“一個人做事只憑動機，不問效果，等于一個醫生只顧開藥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個黨，只顧發宣言，實行不實行是不管的。試問這種立場也是正確的嗎？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事前顧及事后的效果，當然可能發生錯誤，但是已經有了事實證明效果壞，還是照老樣子做，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我們判斷一個黨、一個醫生，要看實踐，要看效果……真正的好心，必須顧及效果，總結經驗，研究方法……真正的好心，必須對于自己工作的缺點錯誤有完全誠意的自我批評，決心改正這些缺點錯誤。共產黨人的自我批評方法，就是這樣采取的。只有這種立場，才是正確的立場。”做到動機和效果的相統一，就必須正確處理個人與集體、局部與全局、眼前與長遠或叫根本利益相統一的關系，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調動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黨和國家的各項事業才有最為可靠的保障。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毛澤東畢生最突出最偉大的貢獻，其中包括“為我們黨和人民事業勝利發展、為中華民族闊步趕上時代發展潮流創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筆者認為這其中堅實的理論基礎就包括了毛澤東關于黨永不變質的輝煌戰略思想。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中指出：“唯物主義者并不一般地反對功利主義”；“我們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我們是以占中國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廣大群眾的目前利益和將來利益的統一為出發點的，所以我們是以最廣和最遠為目標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狹隘的功利主義者”。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人生追尋，有著不同的功利主義。有的人為著自己的花天酒地、紙醉金迷；有的人清心寡欲、為著個人的健康長壽；有的人為著小家庭乃至整個家族盡其所欲、舒心舒適；有的人為著光宗耀祖、個人留名青史。而毛澤東的一生，卻以占中國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廣大群眾的目前利益和將來利益的統一為出發點、為以最廣和最遠為目標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而不懈奮斗。他不僅有著眼前的“婦人之仁”，更有著為人民長遠根本的利益，不計個人毀譽甚至是親人的前仆后繼、以身許國的大德大愛大仁。
七、研究歷史必須從事實出發，充分地占有材料，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運用辯證的方法研究歷史，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研究重大歷史事件不應該從幾個領袖的偶然的動機、優點、缺點、錯誤或變節中尋找，而應該從每個經歷了震動的國家的總的社會狀況和生活條件中尋找
1851年9月，恩格斯在談到1848年歐洲大陸革命時說：“把革命的發生歸咎于少數煽動者的惡意那種迷信的時代，是早已過去了。現在每個人都知道，任何地方發生革命動蕩，其背后必然有某種社會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礙這種要求得到滿足。”“研究這次革命必然爆發而又必然失敗的原因。這些原因不應該從一些領袖的偶然的動機、優點、缺點、錯誤或變節中尋找，而應該從每個經歷了動蕩的國家的總的社會狀況和生活條件中尋找”。1914年，列寧說：“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1917年1月，列寧指出：“為了真正弄清楚常常被人故意混淆起來的復雜而困難的問題……怎樣搜集事實呢？怎樣確定事實之間的聯系和相互依存性呢？在社會現象方面，沒有比胡亂抽出一些個別事實和玩弄實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腳的方法了。羅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費勁的，但這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為在具體的歷史情況下，一切事情都有它個別的情況。如果從事實的全部總和、從事實的聯系去掌握事實，那末，事實不僅是‘勝于雄辯的東西’，而且是證據確鑿的東西……必須毫無例外地掌握與所研究的問題有關的事實的全部總和，而不是抽取個別的事實，否則就必然會發生懷疑，懷疑那些事實是隨便挑選出來的，懷疑可能是為了替卑鄙的勾當作辯護而以‘主觀’臆造的東西來代替全部歷史現象的客觀聯系和相互依存關系，這種懷疑是完全合理的”。1919年7月，列寧說：“為了解決社會科學問題，為了真正獲得正確處理這個問題的本領而不被一大堆細節或各種爭執意見所迷惑，為了用科學眼光觀察這個問題，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記基本的歷史聯系”。1920年7月，列寧說：為了說明“客觀情況，不應當引用一些例子和個別的材料（社會生活現象極端復雜，隨時都可以找到任何數量的例子或個別的材料來證實任何一個論點）”。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指出：“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應該放在其所處時代和社會的歷史條件下去分析，不能離開對歷史條件、歷史過程的全面認識和對歷史規律的科學把握，不能忽略歷史必然性和歷史偶然性的關系。不能把歷史順境中的成功簡單歸功于個人，也不能把歷史逆境中的挫折簡單歸咎于個人。”以上所有論述，都說明辯證法包括歷史性。在研究重大歷史事件和歷史重要人物時，不能只看所謂個別人和個別集團的活動和情緒，而應看群眾的活動和情緒；從全社會經濟生活的基礎和社會成員間的生產關系出發，從一定的階級觀點上進行研究；這種研究亦不是建立在主觀主義的所謂“個人”的道德判斷上，而是建立在對實際發生的社會過程的確切表達上。這要求必須把握、研究重大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一切方面、一切聯系和“中介”。我們決不能完全做到這一點，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們防止錯誤和防止僵化。辯證法又要求我們從事物的發展、“自己運動”（像黑格爾有時所說的）、變化中來觀察事物。但正如列寧所說：“辯證法要求從發展中去全面研究某個社會現象，要求把外部的表面的東西歸結于基本的動力，歸結于生產力的發展和階級斗爭。”只有這樣，才能反映時代和人物的本質，正確地汲取過去的經驗與教訓，滿懷信心地去開辟光明的未來。
八、問題就是公開的、無畏的、左右一切個人的時代聲音；主要的困難不是答案，而是首先提出問題。人民包括人民之中的所有重要人物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歷史，領袖亦無法能夠超越出他們自己時代給予他們的限制
1842年5月，馬克思指出：“一個時代所提出的問題，和任何在內容上是正當的因而也是合理的問題，有著共同的命運：主要的困難不是答案，而是問題。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問題。正如一道代數方程式只要題目出得非常精確周密就能解出來一樣，每一個問題只要它是一個實際的問題，也就能得到答案。”“問題就是公開的、無畏的、左右一切個人的時代聲音。問題就是時代的口號，是它表現自己精神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正因如此，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今天，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今天，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是我們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建人類文明新形態所必須著力回答的時代聲響。1859年1月，馬克思指出：“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1873年至1883年，恩格斯指出：“我們只能在我們時代的條件下進行認識，而且這些條件達到什么程度，我們便認識到什么程度。”1937年7月，毛澤東也指出：“馬克思不能在自由資本主義時代就預先具體地認識帝國主義時代的某些特異的規律，因為帝國主義這個資本主義最后階段還未到來，還無這種實踐，只有列寧和斯大林才能擔當此項任務。”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必須堅持問題導向。問題是時代的聲音，回答并指導解決問題是理論的根本任務。”問題是什么？問題就是矛盾。毛澤東說：“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共產黨執政后，最為關鍵的問題是什么？從一定意義上講，就是如何確保黨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變質。這無疑是當今的中國之問；蘇聯亡黨亡國的慘痛教訓說明，這又是世界之問，同時還是人民之問和時代之問。1897年，列寧說：“判斷歷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歷史活動家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確保黨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變質的另一種表述是：共產黨執政后，必須跳出治亂興衰的歷史周期率，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尚未從根本上解決的十分重大的戰略性任務。對于這一時代性重大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沒有具體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這一實踐，我們不能苛求他們提出來。列寧有了六年多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在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政黨等問題上發展了革命的理論，但尚未明確系統地提出這一問題。在中國共產黨的歷代領袖中，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十分敏銳地借鑒蘇聯黨靜悄悄地改變顏色的深刻教訓，是最為重視解決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問題的第一人。他及時提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如何確保黨永不變質的戰略思想，并努力艱辛實踐。至于在艱難探索如何實現黨永不變質這一根本性的戰略思想中所出現的失誤甚至錯誤，我們亦必須實事求是加以重視，并切實改正。但決不能由此否定毛澤東關于黨永不變質戰略思想的本身。1851年12月至1852年3月，馬克思指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馬克思在這里所說的“人們”，其中包括無產階級的領袖。歷史的發展像自然的發展一樣，有它自己的內在規律。在完成時代所賦予的任務的過程之中，由于歷史各個方面條件的局限，其中包括出現的種種意想不到的情況，領袖亦無法能夠超出他們自己時代給予他們的限制，獨立承擔時代所賦予的重大課題，甚至在領導人民解決時代課題過程之中，出現不少曲折和錯誤，一些人垂頭喪氣，一些人猶豫動搖，一些人抱怨責難，一些人落荒而逃，直至一些人變節背叛。而國內外敵人卻借機攻擊，宣布“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又一次死亡”。1918年3月至4月間，列寧指出：“在歷史上，任何一個廣泛的翻天覆地的人民運動都不免要帶些臟東西，都不免會有些冒險家和騙子、吹牛和夸口的人混雜在還不老練的革新者中間，不免有些荒唐混亂的現象，干些糊涂事，空忙一陣，不免有個別‘領袖’企圖百廢俱興而一事無成的現象。讓資產階級社會的哈巴狗……對我們在采伐古老森林的時候砍下的每塊多余的木片而狂吠吧！既然是些哈巴狗，也就只能向無產階級大象狂吠。讓他們去狂吠吧！”1918年8月，列寧在《給美國工人的信》中說：“偉大的俄國革命家車爾尼雪夫斯基說過：歷史活動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讓賣身投靠的資產階級報刊向全世界大聲喊叫我們革命所犯的每一個錯誤吧。我們不怕有錯誤。人們并不會因為革命開始而變成圣人。勞動階級多少世紀一直受壓迫，受折磨，處于貧窮、愚昧、粗野的境地，他們干革命是不會不犯錯誤的。”“資產階級及其走狗（其中包括我國孟什維克和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向全世界大聲喊叫我們犯了錯誤，而在一百個錯誤后面就有一萬個偉大的英勇的行動”。“即使事情完全相反（雖然我知道這種假定是不合事實的），即使我們每有一百個正確行動就有一萬個錯誤，我們的革命仍然會是而且在世界歷史面前一定會是偉大的，不可戰勝的，因為這不是由少數人，由富人、由有教養的人，而是第一次由真正的群眾、由廣大的大多數勞動者自己來建設新生活，用自己的經驗來解決社會主義組織的最困難的問題。在這件工作中，在這個千百萬普通工人和農民改造他們整個生活的真心實意的工作中所犯的每一個錯誤，都抵得上剝削者少數的一千個、一百萬個‘沒有錯誤的’成就，在欺哄勞動者方面得到的成就。因為工人和農民只有通過這樣一些錯誤，才能學會建設新生活，才能學會不要資本家而獨立進行管理，才能給自己打通一條通過千萬重障礙而到達戰無不勝的社會主義的道路”。1949年3月，毛澤東說：“劃清兩種界限。首先，是革命還是反革命？是延安還是西安？……其次，在革命的隊伍中，要劃清正確和錯誤、成績和缺點的界限，還要弄清它們中間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我們看問題一定不要忘記劃清這兩種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績和缺點的界限。記著這兩條界限，事情就好辦，否則就會把問題的性質弄混淆了。”衡量評判重大歷史事件和重要歷史人物，同樣需要劃清以上毛澤東所說的兩種界限。
九、偉大歷史人物大都有他們的缺點，包括圣賢在內，總是有過的，有過必改就好了；不可以苛求偉大歷史人物；要使有威信的黨的工作人員有機會了解自己的領袖，并且把每個領袖放在適當的位置上
1877年11月，馬克思說：“恩格斯和我最初參加共產主義者秘密團體時的必要條件是：摒棄章程中一切助長迷信權威的東西。”1903年11月，列寧說：“沒有一個政治活動家不經歷過這樣或那樣的失敗，因此如果我們要認真地談怎樣影響群眾，怎樣使群眾產生‘善良的愿望’，我們就應當盡力使這些失敗不要藏在小組和小小組所造成的沉悶氣氛中，而應當拿出來讓大家評論評論。這乍看起來好象很不妥當，在個別領導人看來，有時竟象是一種‘侮辱’，但是這種認為不妥當的錯覺，我們必須克服，這是我們對黨、對工人階級應盡的責任。這樣，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使全體（而不是偶然抽出哪個小組或小小組）有威信的黨的工作人員有機會了解自己的領袖，并且把每個領袖放在適當的位置上。”1912年7月，列寧說：“工人領袖不是天使，不是圣人，不是英雄，而是普通的人。他們犯了錯誤，黨就去糾正這些錯誤。”1949年6月，毛澤東指出：“任何政黨，任何個人，錯誤總是難免的，我們要求犯得少一點。犯了錯誤則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徹底，越好。”1954年9月，毛澤東說：“恩格斯主張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后采取議會制共和國的形式，但是列寧根據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認為采取蘇維埃共和國的形式比較好。可見恩格斯的看法是錯誤的。此外，馬克思和恩格斯當時都曾經說過，英國的革命可以采取和平革命的方式，并且估計英國革命將會早日到來。馬克思、恩格斯都很想革命快點勝利，但實際上革命卻總是沒有勝利，又有什么辦法。古語說‘人非圣賢，孰能無過’。我看這句話要改一下。人，包括圣賢在內，總是有過的，有過必改就好了。”1956年，在評價孫中山時，毛澤東說：“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導時代潮流的偉大歷史人物大都有他們的缺點一樣，孫先生也有他的缺點方面。這是要從歷史條件加以說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毛澤東是一位真正的偉大的共產黨人，是一位真正的偉大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者。他不僅在黨內、國內講自己所犯的錯誤，而且把自己的錯誤講到了兄弟黨和世界上。1957年11月，毛澤東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什么叫辯證的方法？就是對一切加以分析，承認人總是要犯錯誤的，不因為一個人犯了錯誤就否定他的一切。列寧曾講過，不犯錯誤的人全世界一個也沒有。我就是犯過許多錯誤的，這些錯誤對我很有益處，這些錯誤教育了我。”毛澤東又說：“有些經驗是從痛苦中得來的。這些痛苦教育了我們。我們不要對于這些痛苦生氣。相反，我們要感謝這些痛苦。因為它使我們開動腦筋，想一想，努力去避免那些痛苦。果然，我們就避免了那些痛苦。是不是呢？”毛澤東還說：“好像一進了共產黨，就要是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才行。其實有各種各樣的馬克思主義者：有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者……有的人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馬克思主義。”要求無產階級領袖偉大到一點錯誤也不犯，這樣的領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不會存在。1959年9月11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指出：“從前的人講過：‘人非圣賢，孰能無過？’其實，這個話也不妥當，圣人也是有過的。我們總不是孔夫子，我看孔夫子也有過。凡人，都大大小小、多多少少要犯點錯誤。”“馬克思主義的許多東西我沒有學好。我這個人缺點很多，并不是一個完全的人，好些時候我自己不喜歡我自己。”毛澤東說：“人貴有自知之明”“金無足赤，人無完人”。看看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傳》與《毛澤東年譜》可以發現，毛澤東在多處作自我批評。事實上，毛澤東的胸懷最寬廣。他對戰友，對下屬，對朋友，總是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現在有的史學家治史，一提毛澤東，幾乎很少有功績，好像處處是過錯甚至是罪過；一提其他領導人，全都是功績。這很不公允，更不是事實。任何偉人都不是完美無缺的，這是被已有歷史反復證明的鐵則。我們決不能也決不應替毛澤東的失察、失誤辯護，但也應高度重視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對其進行具體分析，以從中汲取經驗教訓，進一步做好我們今后的工作。同時，我們也應深刻認識到，在歷史的長河中，一些偉人所犯的錯誤與他的巨大功績相比往往是微不足道的。僅把偉人的失誤乃至所犯錯誤與普通人的失誤和錯誤相比，往往會造成偉人的失誤和錯誤至大至重，不可饒恕，普通人的失誤和錯誤至小至微，可以略而不計。這就常常出現一些普通人往往對已故去的偉人隨時隨地拉出來毫不負責任地進行置評的現象。更須警惕的是，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在國內外資本的操縱之下，更是對毛澤東等偉人公然進行無恥的謾罵、攻擊甚至惡意的誹謗、造謠。這是國內外敵對勢力企圖西化、分化我們的花錢最少而最有效、最直接、最便利的手段，我們必須高度重視并認真應對。否則，說得嚴重一點，就有亡黨亡國之危險。這絕不是危言聳聽。如何按列寧所說“把每個領袖放在適當的位置”呢？這就需要每個共產黨員特別是黨的各級領導干部認真領會列寧關于領袖、政黨、階級、群眾之間的辯證關系的論述，真正學懂弄通人民群眾是真正的英雄，領袖僅是人民群眾中的一員且是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突出代表這一通俗而又深刻的道理。（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主任；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政治學研究雜志”，原刊于《政治學研究》2024年第1期）
【昆侖策研究院】微信公眾號 遵循國家憲法和法律，秉持對國家、對社會、對公眾負責，講真話、講實話的信條，追崇研究價值的客觀性、公正性，旨在聚賢才、集民智、析實情、獻明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歡迎您積極參與和投稿。 特別申明：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