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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新中國建國75周年】

現在有許多人和許多部門不愿意說“建國”兩個字，其實我們新中國就是重新建國，我們要從法理上、政治上、歷史上與舊中國做一切切割。

重要的事情說三遍：建國！建國！建國！

在新中國建國75周年到來之際，我作為一名黨史工作者，為配合我們東城區委宣傳部和北京電視臺聯合拍攝的專題片《跡足》節目，訪問了一批我所聯系的與新中國建立和國家慶典相關的人。其中有三位同志最具典型代表，他們是：

新中國第一枚國徽的制作者，現年94歲的王永久老人；

我們東城區的前身東單區團委第一任書記，現年92歲的金鑒同志；

1999年在國慶五十周年國慶慶典氣球方陣工程的參與者北京氧氣廠老工人萬國紅同志。

這些建國和國慶歷史大典的重要時刻的參與者，用他們的奮斗與熾熱的情感，融進了新中國的歷史當中。現將他們的事跡敘述下來，作為對新中國建國75周年生日的獻禮。

一、第一枚國徽誕生在我們手里

2024年9月11日，是王永久老人的94歲生日，這一天，他又回到了他參與制作第一枚國徽的地方——北京市東城區東四十四條小學（原東城區汪家胡同慧照寺18號）。

這是我陪同王永久老人第二次回到這里了。第一次是在2009年建國60周年來臨之際前夕，我從歷史文獻中查到第一枚國徽的制作誕生在我們東城區，就幾經周折尋找，在北京市木材廠廠領導的大力支持下，終于找到了參與還當時健在的參與這枚國徽的制作的老人王永久和張福齡，并把他們接回到了這第一枚國徽的制作誕生處。當時老人家剛年過80，我與時任黨史辦主任的王之鴻同志接待了兩位老同志。可惜，當年同行的另一位參與制作國徽制作的老同志張福齡如今已經去世。

當時二位老人就跟我們詳細敘述了第一枚國徽制作的經過。他們說，在天安門上懸掛的共和國第一枚國徽是1950年8月在東城區汪家胡同慧照寺18號一家叫“大庭木工廠”（舊址現在是東四十四條小學）中制作而成的。他們在當時只有十七、八歲，后來在黨和政府的培育下成長起來，擔任了國營大廠的領導。張福齡退休前任北京市木材廠黨委書記；王永久任家具分廠廠長。他們說，東城區是我們成長進步的起點。當年制作國徽的廠子叫“大庭木工廠”，老板叫黃香發。這個廠子是日本侵占北平時從大連一家叫"申成玉"的木工廠遷來的。日本時期的名號叫：“高島屋木工廠”。日本人在這個廠子有投資，機器設備都從日本引進的，機械化程度很高，很先進。但從老板到工人都是從大連來的山東人。廠子占地是一個兩進的大院落。王永久是建國后第一個進廠學徒的大師兄，張福齡稍晚一些，師父名叫韓仁成。

記得是1950年年初的一件事，真正讓我感覺到了工人階級真是翻身做主了。我們有個最小的師弟叫徐永才。當時他與老板的母親因為一件小事發生了口角，老板為此要開除他。但是我們師兄弟們不干了，以大師兄為首的幾個人與老板對立起來。因為我們都是從山東老解放區來的，從小參加兒童團受教育，王永久還當過龍口縣大隊的戰士，知道隨便開除工人是國家政策所不允許的。為這件事我們找到了三區政府，區政府就讓區工會的干部來解決此事。區工會的干部非常熱情，幾次與老板和我們溝通協調，最終保住了小師弟，并且老板為我們每人做了一件制服，以為道歉。在這件事的激勵下，我們在廠子里組建了全區第一家私營企業工會，歸屬三區建筑工會，我們都成為了第一批會員。那時候的干部可真好，勤勤懇懇地為工人服務。我們記得三區工會有一位瘦瘦高高的干部，對我們的事不厭其煩，對工人特別和氣，真為我們撐腰說話，親切感人，可惜忘了他的姓名。但是共產黨干部勤勤懇懇的形象深入我們心中。后來區委還送我們上了五中文化夜校，由區里的團干部教文化掃盲。在學習程度提高后，又送我們上了干校、黨校。我們從鄉下的窮孩子，能進步成長為工業戰線上的領導干部，全都是黨和政府的培養，而這一切的起步都是在東城！借用時下的一句話就是，我們對黨、對政府、對東城區永遠懷著一顆感恩的心！

【年輕時的王永久（王永久供稿）】

1952年4月份，我們倆一起被抽調到首都木材廠一分廠（在東城區大興胡同，現為公安局東城分局），成為國營工廠的一名正式工人。當時這個廠子屬于“清管局”——敵偽資產清算管理局管理；后來歸屬于北京市建材局。而后北京幾個木材廠調整合并，我們又到了位于南郊大紅門的北京市木材廠擔任了領導工作。

說到第一枚國徽的制作經過，他們回憶道：那是1950年的8月間，廠里接了一項加工活，剛開始我們還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只是由掌尺的韓仁成師傅對我們說：這項任務很重要，大家得抓緊時間干。于是他管挑料、畫線，我們幾個青年徒工負責鋸板、刮料。料選配好了再精心制作。后來，從別的師傅那里聽說了我們制作的是國徽。

國徽很大，直徑有一丈二寸（3.4米）、厚度為一尺（0.333米）。我們選用的是上好的紅松木材，把它加工成一寸（3.33厘米）厚的板材，然后再一層一層橫豎交叉，用魚皮膘粘接，用圓釘釘壓在一起，據說，這樣的加工工藝能保證其堅固耐用，不變型。我們根據圖紙的要求，進行圓邊、雕刻、上漆、吹金……，整個過程都是精益求精。為了保證質量，吹金的活還是外請了一位姓劉的師傅做的。

前后十幾天的功夫，活都做完了。大家看著共和國第一枚國徽終于從我們的手中誕生了，那激動、興奮勁兒就別提了。

一天晚上，韓仁成師傅把包括我倆在內的七、八個人召集到一塊兒，告訴大家說，今天晚上要把國徽運送到天安門，叮囑大家要注意安全。于是，在韓師傅的帶領下，大家迅速行動起來，做好裝車、搬運的準備。等到要裝車了，大家傻了眼，車間的門太小，碩大的國徽橫豎搬不出去。我們三下五除二地拆除了車間的門框，國徽總算從屋里搬了出來。可廠子的二門還是過不去，出得了屋出不了院，這可怎么辦？記不得是誰出了個主意：把國徽先搬到房上，然后再從房頂上翻過院墻，就這樣，國徽被裝上了車。那時，汽車還不多，我們運送國徽用的是人拉的排子車。國慶指揮部的同志專門來廠指揮搬運。大約到晚上10點多鐘，馬路上車稀人少了，一聲令下，我們幾個人有駕車的、有拉車的、有推車的，大家前后左右護衛著國徽，按照指定的路線，由故宮東門進入天安門。車子停好后，我們在國慶指揮部的同志和韓師傅的指揮下，喊著號子，肩搭人扛，一步一步登上天安門城樓，又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把國徽放到了天安門城樓的中央，即毛主席站立檢閱游行隊伍的地方，后來請架子工掛上城樓。金光燦燦的國徽里有我們的一份辛勞，更有我們的光榮和自豪。

在2024年9月11日，正好是王永久老人94歲的生日，他又回到了參與制作第一枚國徽的地方，又正好臨近新中國誕生75周年之際，其意義非凡。

原來攝制組計劃在老人家里去拍攝，后來我想如果老人家身體健康，能把老人家接回來，在制作第一枚國徽的地方，與東四十四條小學的祖國花朵少年兒童們一起紀念這個偉大的有意義的歷史不是更好嗎？為此，我又就到老人家家里去探望。我看老人除了腿稍微有點兒不便之外，身體、精神一切都好。老人家聽說這個提議之后非常高興，說愿意再一次回到那里，因為那是他的人生重要的成長節點。

【筆者到王永久家中溝通接老人回東城事宜】

得到了老人的同意，我決定把這件事做下去。我又與老人的兒子取得了聯系。不想老人的兒子一口回絕！我還以為他怕老人出意外不愿意讓老人家出門兒，誰知他說，這兩天是我們單位傳達學習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的活動，要開會貫徹，我雖然下個月就退休了，但是這是我在職時期的黨內的最后的一次活動了，我要把這次活動參與完了，再考慮陪同老人家回東城。

后來我就跟老人的兒子商量，我說我與老人家關系好、感情深，可不可以由我陪同老人家回去，您參與您的黨內活動。老人的兒子非常痛快地就答應了，表現了對我、對黨史工作者和對東城區的重大信任和囑托。

得到老人和他兒子的支持之后，我又考慮如何接老人家回東城呢？如果是雇一個車，那老人家這么大歲數，誰一同協助我呢？我就想到了我們毛澤東思想旗幟網的副站長張繼澄同志。當我跟他說要接一位94歲的老人來東城的時候，他斷然拒絕。他說：“接這么大歲數的老人家，如果路上出了什么問題，是誰負責？”后來我跟他說明，這是制造第一枚國徽的老人，而且是在我們東城區成長起來的，又為慶祝建國75周年，更可以讓老人和孩子們見面交流。張繼澄同志一聽，便慨然應允，說道：“這次活動非常有意義，我愿意跟你一起擔當。”

9月11號，我和張繼澄同志開車把老人家接回到了東四十四條小學。

東四十四條小學的領導和老師們為這次活動也做了周到準備。老人到了的時候，學校的劉穎校長和老師同學們在校門口熱烈歡迎。我們給老人家定的生日鮮花也正好送到。

我扶著老人家手捧鮮花，慢慢地登上學校的臺階，老人家在同學們和校長老師的簇擁下來到了學校操場。面對鮮艷的五星紅旗和璀璨的祖國花朵，老人家激情萬分，和同學們一起仰望著鮮艷的國旗慢慢升起。老人家對滿場的孩子們說：“今天我在我生日的時候回到這里，與祖國的未來一起慶祝我們共和國的生日和紀念第一枚國徽的誕生歷史，我非常激動。謝謝老師！謝謝同學！謝謝東城區！”

老人家和同學們在操場上參加完活動之后，又回到了少先隊活動室與優秀少先隊員代表進行了熱烈的交談。老人家說：“我是在新中國成長起來的工人和干部，我就認了一個理兒，毛主席領導我們建設的新中國，是我們人民當家做主的國家。我受了一輩子新中國和毛主席的恩典，我們不能忘記老人家。毛主席教導我們要為人民服務。我希望同學們能以寬闊而大方的心胸去迎接你們生活中的困難和前進中的阻礙。有了共產黨的領導，同學們一定會盡快成長成為國家的棟梁。”老人家雖然已經94歲高齡，但正是在這里，他的生命得到了又一次的重生。同學們把自己制作的平安果獻給了老人，作為對他的生日的慶祝。老人家手捧著鮮紅光榮的禮物，非常激動。在學校的大廳中與劉穎校長同學們照相。校長和同學們依依不舍地相送，真誠盼望老人常回來看看。

在送老人家回去的時候，我問老人家，現在您所在的北京木材廠怎么樣了？老人家黯然說道：“那個廠子已經沒有了，當初你見我的那個廠部現在已經人去樓空了。你們替我再去看看那個廠子吧！多么好的廠子！多么好的工人啊！”

我和張繼澄同志把老人送回他家以后，我們又驅車來到了北京木材廠的舊地，但只見人去樓空，一個好端端的國有企業就這樣湮滅在了歷史與現實當中。“落日無人松徑冷，鬼火高低明滅”啊！正是這樣的國有企業培養了像老人家這樣優秀的工人階級。當初，如果15年前這家國有企業就倒閉了的話，我就不可能找到老人家，老人家為共和國制造國徽的歷史也就會隨之湮滅。還有多少歷史和人物會隨著國有經濟的湮滅而湮滅了呢？失去了國有經濟，我們就會失去歷史與現實！這是我們要深思之的！

說到與金鑒同志的交往，還要回溯到2022年的時候。那個時候，時任我們東城區團委書記的肖華強同志委托我們黨史辦做一項青年團在東城域內發展成長的課題。我就想到金鑒同志是我們東城區前身東單區的第一任團委書記，后來又任北京市委副書記、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民族委員會主任等職務，是那段歷史的親歷者。我就通過我的老領導，原北京市黨史研究室的謝蔭明主任找到了找金鑒同志的聯系方式。我們和金建同志聯系以后，他非常熱情地邀請我們去交流。我們在金鑒同志提供的史料和指導下，順利完成了東城域內青年團建設的課題。

金鑒同志今年已經92歲了，但身體非常健康。這一次，為了拍攝好這個專題片兒，我和我們辦公室的同志又一次來到金鑒同志家里，向他請教建國前后的歷史，并表達了東城區想請他拍攝專題片兒留下歷史資料的請求。當初金鑒同志還是有所猶豫，后來經過我們做工作，他就答應了我們的要求。

【金鑒同志接受我們的采訪（景云攝影）】

原來金鑒同志還一直謙遜地說不想拍片，結果看到電視臺的同志加好器材以后，他就鄭重地換了一身好一點的衣服，坐到了鏡頭前，舒緩而清晰地回憶起他的革命歷程。他說——

我建國以前就是民聯的地下黨，不是負責人，是在北平做這個地下工作。我土生土長的北京人。我先在東直門小學，然后中學我在南五中。世紀花園那個市里高中，叫北京市高級工業學校。高級工業學校有本科，有預科。初中一年級的時候，我上的是高級工業學校的這個預科，一年級化工系。然后呢，這個預科辦不下去了，因為這預科人少，一共有100來人。辦不下去以后，就給我們轉到五中。初中二年級的時候轉到五中，五中上完了以后，因為我凈上北大民主廣場參加活動，咱們那個五中的教務主任呢，是國民黨分部的委員、國民黨東城區分部委員，就是那時候一區吧。這個五中啊，國民黨勢力挺厲害的。正好呢，我住在那個北新橋草場胡同8號，我們這教務主任呢住在7號。也是在夏天快要升學畢業，就一塊兒在乘涼的時候，他跟我說你趕快轉學吧。他那兒有黑名單，就是說在這五中，國民黨三青團弄了一個黑名單，說我呢，是什么危險分子。就說你趕快轉學，你這個在這兒不行。最后沒辦法，最后就選了匯文。匯文那時候地下黨的力量比較強，后來我就參加民主青年聯盟，民主青年聯盟是地下黨的外圍組織。外圍組織比較更寬松一點，可多多團結一些進步力量，然后成立了民聯。我轉到匯文以后，就參加了匯文的那個民聯。

那時候我已經入黨了，四八年入黨后我就是地下黨支委。我剛一入黨的時候，地下黨支委就給我任命了一個匯文地下黨的民主青年聯盟支部書記。然后呢，四九年快要解放，護廠護校的時候，民主聯盟有七八十人，黨員沒那么多，也就十幾個。

我是地下黨支委，地下支委書記是另外一個人。那個時候變得很快，有時候一個月就能變一個支部書記。解放以后呢，北京就要建團，各個學校都要建團。我不是民主青年聯盟的這個支部書記嘛，那不就等于青年團前身，于是就把我調出來了。調出來管什么呢？管八大教會學校，八大教會學校是什么？育英、貝滿，匯文、慕貞，崇實、崇慈，崇德、篤志，這是八大教會學校，這都是美國人搞的。美國人搞這個學校是基督教的統治啊！它比較寬松，社團特別多，就一個學校里這社團那社團。所以你利用這社團吶，可以搞好多活動。另外還有一個就是團契。什么團契？就是基督教有一種團契，基督教的那個團體啊，叫團契，每一個團契就像一個社團一樣。到這教會學校搞地下黨呢，就是你可以利用團契這樣一個名義，進行地下黨的活動。因為團契是基督教，都是一批教徒，比如說，你拿著一本《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這么一種地下黨的書，外邊兒加一個《圣經》書皮，拿著這個就等于外邊兒你看他是進團契，到那兒去念經，實際在里面便于活動。所以后來呢，這里咱們進步力量不少。為什么清華跟這個燕京、輔仁大學、北京大學比較活躍呢？就是這個原因。

我們追求就是這樣一個共產主義的信仰，然后進行進步活動。剛解放的時候，那時候學校還比較雜，國民黨三青團、研究院同志會都在，學校的學員里面都有勢力，這兩種勢力還在繼續戰斗。剛解放的時候那樣，所以后來為什么五〇年咱們搞肅反，就因為這些人也很猖狂，所以四九年解放以后，五〇年就全社會都開展一個肅反運動，就是肅清反革命分子。

開國大典時候，我那時候在團市委還沒有下去，團市委的干部全是工作人員，咱們團市委也是組織群眾隊伍。我們組織的有中小學生，另外一個就是當時國民黨留下的那些大企業職工，然后就是區里社會面上的群眾。當時那個天安門還有紅墻的嘛，前面不有兩道紅墻，這紅墻內紅墻外都是當時參加開國大典的。我那時候在西邊那個紅墻外，我們組織那個群眾隊伍，那時候東城區的隊伍基本都在那兒。東城區的就在那邊中間。

我再談談新中國成立前后干部作風、青年精神狀態方面的情況。

學校那個時候講一些革命歷史和馬列主義的東西，本身都沒有基礎，所以那時候教師也缺乏，就從大學里面調入很多政治系的教員。那時候我在任團區委書記的時候，還兼著個山東中學的政治教師。教師講什么？講青年修養。青年修養講什么呢？實際上就是講做人，怎么做人。你知道嗎？這個工作是教給你做事，這個青年修養就是教你做人。那個時候的政治課，實際上叫修身課，就是修身。

所以呢，現在咱們講這個自我革命啊，實際上那個時候自我革命比現在要認真得多。那時候每天都自我革命，現在是搞運動，搞這個那個教育。那個時候，時時刻刻都在自我革命。按照規定來講，一個月一次組織生活，共青團什么的也有組織生活。

我就是感覺到，那時候同事之間都是比較實實在在的，和群眾的那種感情啊，確實已經進入了骨髓。進入骨髓了，很多都不是什么歷史主動性，本身他就是自覺的，就是這么自覺性。自我革命這思想，那個時候就是拿著共產黨修養、自我革命這天天檢查檢查，不是檢查個人主義就是檢查這個組織生活，就是一個黨校，就是黨組織一個月過一次黨的生活。那個生活會呀，就是一個黨的自我革命的那么一個場所，就是敞開心扉互相批評，就是反思。每次的那個會上，沒有什么歌功頌德，也沒有自我炫耀。都是什么呢？都是檢查自己的不足。而且那個標準特別的高，都是以一個標準，就是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不是普通的人。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那時候都以這個為標準。那個時候就我們機關來講，一到提拔的時候，組織找你一談話，都是我可不行，你可別給我提，您提了以后我干不了，都這樣。兩三年也有一個提級嘛，但是那個提級都有比例的，有比例提15%、25%，這樣的話，就必須得在這個這個干部群里頭去評一下，評誰能納入到25%，誰也不提自己是25%、15%之內的。最后領導只好排隊，排隊完了以后，領導就是跟他講一講，說你表現不錯，這次就提你了。一跟他談話，他就說您可別給我提，那誰誰誰也不錯。互相都這樣，那個時候的追求，那個時候的思想品德，確實是令人留戀。

那個時候真沒有腐敗分子。就是什么張子善、劉青山，那個時候也就抓住這么個典型，但是后來也沒有多少。那時候當然也有，但是沒有現在這么多。那個時候開組織生活會，都是互相不留情面，互相提意見，你對我有點什么看法，我對你產生一些隔閡也會有，但是很快就消除了。

我們那時候沒汽車，每天像我們這樣的活動上班都是自行車，騎自行車這幾天指不定跑幾個學校。那時候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車，周仁書記下單位也是自行車，后來給他們配了一個小吉普。

我們當時的區委書記是周仁同志，他是老紅軍，是一個愛憎分明的人，是非觀念很強，而且艱苦樸素。他對那個奢侈啊，這些東西是很反對的，就是嫉惡如仇啊！從這一方面來講，那種階級感情和階級立場確實分明。改革開放以后我和他見過一面，那老同志啊，那時候80年代90年代，穿著補丁摞補丁啊。他兒子也特樸素，兒子說這是我爸穿的衣服，他穿的衣服給我了。

我自己的體會就是，感覺到那個時候的黨風啊，黨風正和黨員的這個品質好，哪有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這套東西啊？那時候真沒有。

三、“我為國慶放飛氣球”

新中國50年大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慶典。其中有一個項目就是在活動的最后由首都的少年兒童組成一支大型的氣球方陣在接受國家領導人的檢閱時，4萬個氣球在天安門廣場以斜坡狀向天空升起，使活動達到最高潮。

我們通過努力，找到了當年參與國慶氣球方陣的主持工作的萬國紅同志。萬國紅同志聽說我們要了解這方面的事情的時候非常熱情。他說，我真愿意把我所經歷的事情跟大家再講一遍，讓以后的國慶活動有所借鑒。那段經歷也是我人生中重要的有成就感的亮點。

2024年9月的一個夏日，當萬國紅同志回到當初氣球方陣的集結準備地東交民巷小學的時候，非常感慨。面對東交民巷小學的校門佇立良久，仰望著東交民巷小學的校匾陷入了沉思，仿佛又回到了25年前那緊張的日日夜夜。

他回憶到——

氣球方陣隸屬第八指揮部，由市團委呂學武、孫先禮等同志策劃組織，當時我是代表公司為此次活動提供氣球升空的介質——氮氣。當年約6月底，我光榮地接受了這次任務，任我公司與團市委的協調人，就是將團市委的工作精神及指示傳達給公司領導協助領導搞好公司內工作人員這次活動能夠圓滿完成。
 

當時接受了這項任務，心理壓力非常大，由于以前并沒有參加過這么大的活動，心里沒底。這時我就開始查閱一些資料如一只氣球需要多少氣，一瓶氣能灌多少氣球，通過學習逐漸地對這些有了心理準備。7月初各項準備工作已緊鑼密鼓地開始準備。這時每星期基本上有兩天的下午到團市委開會、研究、討論活動方案，會議一般持續到晚上7、8點鐘，回到公司后再向領導匯報。當時的團市委全是朝氣蓬勃的年輕人，大家在一起在呂學武同志的領導下，廢寢忘食，團結一心，各抒己見，一定要把這次活動圓滿完成。我記得在當時關于氣球方陣的人員已定，而每人拿多少個氣球，使效果達到最好，大家對于這個問題討論了很長時間。如果每個人拿得多了，氣球之間產生摩擦，將造成氣球的爆炸，而拿少了將達不到效果。這時我與團市委的同志們共同經過了多次實驗，終于研究出最佳方案，每個人拿6個氣球，一只手拿3個，一大兩小，大約是一只彩色的，小的是兩只彩色的；其中，每十個人中再加一只鋁球起到點綴的作用。通過實驗，指揮部的同志們很滿意，這個方案就這么定下來了。這時又出現了一個問題，第八指揮部的領導提出，當天上午9點左右，我們氣球方陣的二區和三區的地點上空，人員的分布是長安街沿線，分成四個區一區是南河沿，二區是正義路，三區是臺基廠，四區是王府井。在當天上午6點鐘集結，領取氣球，等待檢閱。這時有解放軍空軍的飛機編隊經過，到達天安門廣場上空接受檢閱。如果當時氣球把握不好飛到天上，將對這次活動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這時我們氣球升空的速度，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要讓氣球緩慢升起，但也不能停在半空不動，也不能很快地升上天空。所以我們又對氣球的繩進行研究討論，最后確定了挷的底部作一個繩套，套在學生的手腕上，待飛機飛過后再套在手指上，以確保飛機的安全。當時大家都非常擔心……
 

這些細節都確定下來以后，就進入了實質性工作。當時的四個區共有四萬只氣球要充氣，平均每個區要一萬只，如此大的工作量完成，難度可想而知。當時已約7月底，離第一次彩排的時間已不多了，怎么辦？我公司的領導在非常重視，經與化工集團協調，從化工學校調來三百名學生和我公司一百名職員經過二次短暫的培訓，順利地經過了第一次彩排。這時發現了很多問題，如充氣的速度、時間的控制、方式及人員的配合，怎么樣減少氣球的損失量，都依次作了調整，以達到最佳效果。
 

上述這些問題解決了以后，新的問題又出現了。每個區這么多人怎樣才能順利地拿到氣球而不造成混亂耽誤時間呢？三區臺基廠當時由團市委的孫先禮同志負責，地點在東交民巷小學，學校有西門和北門兩個門。當時我們商量，學生由西門進、北門出。我們在頭天晚上10點鐘工作人員已進入現場，在操場上已搭起棚子，計劃將充好的氣球升棚子頂部，待學生到后再發給他們。可是當晚下起雨了，使當時工作無法順利進行。這時孫先禮同志果斷決定將充好的氣球分散到各個教室，待學生們到達學校后，依次分發氣球于北門外集結。我們用了學校共三層教室，而學生們都是小學生，如果組織不好將造成安全事故。在分發氣球時，我們的工作人員擔負起學生的安全保衛工作，每個樓、每個樓梯的拐角處，都有一名或二名工作人員負責學生的安全。當天凌晨，學生們在北門外全部安全集結，我們工作人員的充氣球及保護學生安全的任務也順利完成，大家終于松了一口氣。
 

當我們大家看到氣球方陣在天安門廣場氣球升起、歡呼的少年兒童沖向天安門金水橋時，大家高興地歡呼起來。事后聽說，我們氣球方陣的負責人呂學武同志看到當時氣球升空的場景，雙眼流下了激動的淚水。

這次活動得到了東交民巷小學李江書記的熱情而周到的安排，特意請了幾位優秀的紅領少先隊員代表與萬國紅同志一起回憶當初的情景。

【李江書記在叮囑孩子們要好好配合拍攝（胡澄攝影）】

萬國紅同志今天與幾位青少年交流得非常愉快。他對孩子們說：

25年前我就來過你們學校，那時候我就參加50年的國慶，但是你們知道這氣球是什么樣的嗎？看看這氣球，當年就用這個氣球。我們過去通常講都是氫氣球飛起來，但是氫氣充氣球很危險，現在用的都是氦氣充氣球。

有這么一個繩，當年用的就是小紅繩拴氣球，你看這氣球就飛起來了。

您別小瞧這個普通的拴氣球的小紅繩，它的巧思設計直接影響到當天閱兵式是否能夠順利進行。它這圈干嘛使來？把胳膊拿過來給你套上，套手上來，抬高了沒問題，你看套上以后就掉不了了。為什么要套手上？因為要害怕它跑了，因為一會兒天上有飛機，你這氣球上去影響飛機航線了。

萬國紅同志忘情地沉浸在歷史與童心中，他深有感觸地說道：“如果可能，我很想為國慶再做一次貢獻，再一次在天安門前帶領孩子們放飛氣球。”

這些珍貴歷史都匯集在了北京電視臺《這里是北京》——《足跡之國慶往事》的專題片中，將于2024年10月1日（今晚）19:00在北京電視臺BRTV新聞頻道播出，敬請收看。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紅色文化學者、黨史工作者；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