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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當前我國意識形態領域存在幾種錯誤思潮，主要包括個人主義、歷史虛無主義和“普世價值論”。這幾種錯誤思潮對我國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構成了一定的沖擊和挑戰。因此，我們必須認清這幾種錯誤思潮的存在形式、社會影響及其內在邏輯，揭露其通過意識形態滲透來達到和平演變的政治目的的本質。

在改革開放已經走過近40個年頭，并取得輝煌成就的今天，我們有理由做到文化自信、意識形態自信。但是，一些非社會主義、反社會主義的錯誤思潮暗流涌動，甚至開始由暗處走向明處，公開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構成沖擊和挑戰。其中，危害巨大、影響深遠的主要有以下三種：一是與集體主義相對立的個人主義，二是與愛國主義相對立的歷史虛無主義，三是企圖直接替代社會主義的所謂“普世價值論”。

一、個人主義

社會主義價值觀強調人的社會價值與自我價值相統一，承認個人自我價值的同時強調只有在實現自身的社會價值的前提下，才能實現人的自我價值。所以，在社會主義社會，集體主義和合作共享精神應該成為主流價值觀。

在資本主義社會，占主導地位的是只講個人價值而不講社會價值的個人主義價值觀。這種價值觀基于西方自利性經濟倫理，認為人所有的行為都是讓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然后通過市場平衡調節，實現整個社會利益的最大化。這種價值觀在傳統工業經濟時代突出地表現為排他性的自由競爭。這種自由競爭，一方面，充分調動了每一個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極大地推動了經濟增長;另一方面，資產階級社會也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貧富兩極分化、環境破壞、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社會矛盾尖銳甚至導致社會動蕩等。迫于危機和工人階級運動的壓力，資產階級先后嘗試過福利國家政策等緩和矛盾，但是因其個人主義價值觀根深蒂固，強調個人權利、個人責任、個人表現仍然是資產階級文化的基調和底色。時至今日，在資本主義世界，各種社會分隔日益嚴重，地區分離主義、國際貿易保護主義、逆全球化也呈上升勢頭，這是新自由主義政策帶來的惡果，也是個人主義價值觀在國家政策層面的新表現。

在我國，自20世紀90年代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個人主義價值觀就有所滋長、蔓延，甚至已經滲透到社會的一些層面和生產生活的一些環節。就歷史因素而言，這種個人主義資產階級文化與封建階級文化具有天然的親緣關系，它們同屬剝削文化，都立足一個“私”字。在有著漫長封建文化傳統的中國社會，這種立足于“私”的個人主義非常容易找到滋生土壤。就現實原因而言，主要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人們的積極性、主動性被充分調動起來，但在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個人主義也在市場化改革過程中不知不覺地滋生起來并開始滲透到我們的工作和生活之中。

在生產領域，主要表現為物質主義，即認為物質財富生產得越多越好，生產得越快越好;物質財富擁有得越多，就越有尊嚴和權力。在企業(尤其私營企業)那里，主要表現為追求利潤最大化，可以不管職工的生活水平和社會福利，也可以忽視環境代價;在地方政府官員那里，主要表現為經濟增長至上、經濟掛帥、GDP崇拜，經濟增長成為最大的政治。當經濟本身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的時候，就有了實用主義、本位主義，只顧眼前，不惜犧牲將來;只顧個人、本地區，而不管他人、其他地區和子孫后代;把工作效率、工作成績簡單地理解為經濟指標數量上的增長，并將這種“成績”視為自身升遷的資本和前提，而將社會、政治、文化和生態等要素置于次要位置甚至全然忽視。這是有悖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

在生活領域，則主要表現為消費主義以及由此衍生的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在市場經濟大潮中，發財的機會多了，個人價值實現的機會也多了。但是，一些人越來越將個人價值的實現程度與物質財富的多寡、消費的高低、權力的大小掛起鉤來。為了追逐財富和金錢，有些人不惜權錢交易、造假販假、違法亂紀。甚至還有些人不惜出賣人格和肉體。這種個人主義甚至已經滲透到黨的肌體內部，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準則》在講到黨內存在的突出問題時，就明確提到“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兩大歪風，對此我們必須抵制。

但不管是生產環節的物質主義還是生活領域的消費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這種將自我價值建立在對物質財富的追逐和虛假的滿足上，一味地追求物質解放，而忽略精神解放的個人主義，對于我們的社會影響深遠、危害嚴重。一方面，它直接侵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消解人們對集體主義、團結合作和公平正義的信仰。另一方面，它還會自覺不自覺地將物質發展水平作為衡量文化先進落后、文明高低優劣的尺度，進而把西方發達國家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作為追求目標。這樣，就很容易產生“文化自卑感”，導致歷史虛無主義，也很容易將追求財富、金錢、消費和享樂完全當成一種個人表達、個人權利和自我價值實現，落入西方宣揚的“普世價值”的窠臼。

當前，有些人之所以別有用心地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解讀成“國家資本主義”、“權威資本主義”、“新官僚資本主義”，甚至干脆就將之稱為“中國特色資本主義”，某種程度上都是與個人主義在我國泛濫及其所帶來的問題分不開的，這是極其危險的社會政治信號!

二、歷史虛無主義

20世紀70～80年代以來，歷史虛無主義思潮開始在社會主義國家流行，并逐漸轉變成一種專門拿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歷史作文章，專門為策動社會主義國家政治動亂制造輿論，專門用來同社會主義制度打心理戰的政治思潮。

近年來，這種思潮在我國沉渣泛起且有進一步蔓延之勢，其形式與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以“告別革命”為核心，夸大問題，竭盡“貶損與否定”之能事。在歷史虛無主義者的視野里，全然不見中國近代以來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社會主義改革所構筑的恢宏歷史及其所創造的輝煌成就，反而緊盯其間的一些錯誤、失誤和問題不放，并肆意夸大。他們片面強調“五四運動”后傳統文化的斷裂，認為是它打斷了中國資本主義現代化的自然進程，以否定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合理性;他們抓住“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社會主義探索中出現的失誤不放，認為社會主義改造搞得過早、過急，以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合理性;他們刻意渲染改革開放以來貧富差距拉大、生態環境惡化、社會道德敗壞等負面現象，認為改革開放就是資本主義復辟，以否定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合理性。這種類型的歷史虛無主義，無非就是通過夸大我國在革命和建設中的問題，通過虛無成就和貢獻，進而“貶損和否定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史、斗爭史，丑化和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史”[1]，最終“告別革命”。

二是以“惡搞”、“戲說”歷史為手段，放大細節，大做“翻案文章”。歷史虛無主義習慣于以歷史人物回憶錄、解密檔案等所謂的“最新資料”為基礎，從細枝末節入手，對重要歷史人物進行重新評價甚至戲說。一方面，他們對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人、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涌現的英雄模范人物、甚至馬恩等社會主義經典作家的工作經歷和生活細節進行深挖與戲說，對他們在人民群眾中已經形成的光輝形象進行抹黑和丑化。把馬克思說成一個依靠他人接濟且生活作風有問題的人，把列寧、孫中山說成受帝國主義國家資助回國發動政變的“間諜”，把斯大林說成“暴君”，把毛澤東、鄧小平說成中國的專制“皇帝”，甚至把狼牙山五壯士、趙一曼、劉胡蘭、董存瑞、黃繼光、雷鋒等英雄人物也說成包裝起來的虛假形象。另一方面，他們對中國歷史上已經定案的歷史罪人進行美化和洗白。把李鴻章說成一代名相，把蔣介石、汪精衛說成一代偉人，甚至黃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劉文彩等在他們眼里也成了大善人。這種類型的歷史虛無主義，無非就是通過碎片化的資料和戲說手段，在丑化英雄人物的同時，美化中國近代以來反動統治階級和反動歷史人物，大作“翻案文章”，以“顛覆我們黨對中國近現代歷史上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和重要問題的科學結論”[2]。

三是以“科學研究”為旗號，簡單對比，尋找所謂歷史“原罪”。在歷史虛無主義者看來，“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他們擅長以西方現代社會科學所慣用的實證方法，通過各種數據和所謂現實來反思歷史、闡釋歷史、裁剪歷史。他們以當今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了一些橄欖型的福利國家，資本主義世界不僅沒有滅亡反而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后度過了很長一段穩定增長的時期，來證明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了。他們以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與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的亞洲四小龍(韓國、中國臺灣、中國香港和新加坡)進行經濟發展水平的對比，以證明社會主義并不比資本主義優越。他們甚至直接以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改旗易幟和仍然高舉社會主義旗幟但也像其他轉型國家一樣進行了市場化改革，來說明社會主義已經失敗了，認為社會主義使人類誤入了歧途，現在的轉型、改革才使這些國家重新走上人類文明的正途。他們以當前中國共產黨黨內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的占比同建黨之初乃至革命戰爭時期的這兩大階級的占比進行對比，來說明中國共產黨已經異化了，以當前社會中出現的貧富分化和腐敗現象，來說明中國共產黨已經背離了自己的宗旨，等等。這種類型的歷史虛無主義，無非就是從現實的某種需要出發，用所謂的“科學”進行自我包裝，用現實比附歷史，用個別事件的表象充當歷史的本質，把一切曲折和問題都歸結為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原罪”，以達到抹黑中國共產黨帶領廣大人民群眾取得的革命、建設、改革的重大歷史成就和抹黑社會主義本身的目的。

三、“普世價值論”

當前，我們面臨的最大意識形態挑戰莫過于來自西方的所謂“普世價值論”。冷戰結束后的20多年來，西方大國把他們所推崇的那套價值觀念包裝成“普世價值”，把他們所演繹的自由、民主、人權等美化成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標尺，并以其劃線，推行“價值觀外交”，把所有不符合他們那一套價值觀念的國家視為“異類”，甚至貼上“邪惡國家”“失敗國家”的標簽，把所有符合其價值觀標準的國家視為“自由世界”、“民主同盟”。

正是憑借所謂的“普世價值”，西方世界掌握了國際規則和話語的設定權，肆意批判他國，干涉他國內政?，F在，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垮臺了，中國自然成為他們企圖“演變”的重點對象。為此，美國借助“價值觀外交”在亞太地區建立并鞏固其所謂的民主同盟，甚至軍事同盟，常常以自由、人權、市場經濟國家等為由向中國發難，期望以壓促變，將中國納入西方所謂的自由民主框架之中。

“普世價值論”在本質上只是一種為當代資本主義國家進行文化滲透、經濟侵略甚至軍事侵略進行掩飾、服務和辯護的意識形態[3]。某些西方勢力之所以大肆鼓吹“普世價值”，就是為了強制推行資本主義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普世價值”在某種意義上，就是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政治制度及其體制的代名詞。對此，西方資本主義的代言人亨廷頓也坦言，所謂的“普世價值”“是西方對付非西方社會的意識形態”[4]。

目前，“普世價值”雖然受到批駁和抵制，但還是頻繁地出現在各類論壇、講壇和媒體上，甚至已轉化為國內一些政治和學術界代表人物的思維定勢。他們習慣于把中國所有發展中的問題都簡單化地歸咎于社會主義制度，把所有建設和改革中的失誤都歸結為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制”，鼓吹中國只有接受“普世價值”才有前途。他們認為，在經濟上，只有學習西方實行私有制基礎上的自由市場經濟才能為經濟發展注入持續動力; 在政治上，只有學習西方實行三權分立、多黨競爭的制度才能解決當前日益嚴重的腐敗問題; 在文化上，只有學習西方實行新聞自由和指導思想多元化才能解放思想激發社會的創新活力。當前社會上甚至還有一些人用所謂的“普世價值”故意放大和歪曲我國社會發展中的矛盾和問題，把一些非政治事件政治化，把某些地方發生的具體問題說成是“壓制民主”、“限制自由”、“剝奪人權”，挑起群體性事件，發酵和激化社會矛盾。[5]

歷史上，“沒有哪個發達國家當年是秉承新自由主義實現經濟崛起的”[6]，也沒有哪個發達國家的民主制度是一天兩天就建立完善起來的?，F在，也沒有哪個發展中國家是通過新自由主義發展道路而順利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更沒有一個發展中國家是因照搬西式民主而實現國家富強的。相反，接受西方“普世價值”及其制度模式的國家和地區所帶來的不是繁榮富強，而是政治紛爭不斷、政局動蕩不已、國家軟弱渙散。蘇聯東歐、拉美、北非、西亞等地區無一例外。

歷史上，中國為了找到一條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正確道路，“君主立憲制、復辟帝制、議會制、多黨制、總統制都想過了、試過了，結果都不行。最后，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7]。今天，如果我們不明真相地接受國內外敵對勢力所鼓吹的“普世價值”，按照西方制度模式進行自我改造，其結果“只能導致中國崛起計劃和社會復興的自我毀滅”。

四、其間共性及內在邏輯

總的來看，以上錯誤思潮具有共同的哲學基礎、國內外環境，運用相似的技術手段，相互支撐、配合，以達到一致的政治目的。

共同的哲學基礎。無論是個人主義還是歷史虛無主義、“普世價值論”，其哲學基礎都是唯心主義。他們用概念化的形而上學的抽象方法來看待人的本質，將“利己”視為人的“天性”，將體現這種“天性”的“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理念以及保障其實現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抽象為“普世價值”和“普世原則”，然后從這些抽象的概念、原則出發去研究歷史，去評判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這就是他們的思維方法和理論邏輯。

共同的國際環境。這三種錯誤思潮都源于西方敵對勢力的意識形態滲透。目前，西方將意識形態滲透的對象全面轉向中國，尤其是在經濟上打壓、政治上馴服、軍事上圍堵、金融上控制中國均告無效的情況下，意識形態滲透、精神殖民便成了主要手段。它們通過經濟外交、文化外交、價值觀外交等形式，向中國大肆輸出其主導的意識形態和思想觀念：以“個人主義”改變我們的價值觀基礎，以“歷史虛無主義”重新定位進而虛無我們的歷史，以“普世價值”瓦解我們的社會主義信仰和信心。

共同的國內基礎。從歷史因素看，近代以來，面對西方強權的持續壓力和先發優勢，中國先進知識分子認識到技不如人，并逐漸將這種軍事科技的落后歸結為制度和文化的不如人。于是，自我矮化，甘當小學生，“西方的月亮比中國圓”成為一種民族心理和思維習慣，即使是在今天我們已經在很多方面尤其是物質技術方面趕上甚至超過“老師”的背景下，這種思維慣性還在。當然，更為重要的因素還是來自現實，來自改革開放后的國內現實。一方面市場化改革后，逐利性的市場經濟本身就為個人主義這種觀念上層建筑提供了經濟基礎。另一方面伴隨市場化改革出現的非法私營企業主和黨內腐敗分子，他們主動迎合個人主義價值觀來為自己的物質主義、消費主義生活方式提供理念支撐，更希望通過歷史虛無主義和所謂的“普世價值”來否定黨的領導和改變社會主義制度，進而用資本主義取而代之，以便讓自己的收入和行為合法化。同時，這兩類人的生活方式又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一部分人尤其是一部分年輕人，成為后者模仿的對象和追求的目標，而這兩類人及其影響下的一部分人的腐化行為又讓另一部分人對現實產生嚴重不滿，懷疑社會，進而誤以為只有西方三權分立的議會民主制才能救中國。這就構成了當下西方錯誤思潮之所以在國內傳播蔓延的社會基礎。

共同的技術條件?；ヂ摼W技術的普及和發展使得西方國家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的手段也發生了變化。網絡媒體以信息生產傳播主體的隱蔽性和互動性，信息傳播渠道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信息傳播內容的海量性和龐雜性，信息傳播時間上的即時性和空間上的去邊界化等特點和優勢日益取代電視、廣播、報紙、雜志等傳統媒體的主導地位[8]，成為西方國家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的主要工具，也成為國內外敵對勢力進行橫向聯合、互相配合對國人進行洗腦的重要平臺。

共同的政治目的。個人主義通過宣揚資產階級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消解社會主義中國的價值觀基礎;歷史虛無主義通過所謂的“還原歷史真相”，重新定位、抹黑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新中國的歷史;“普世價值觀”通過把西方資產階級價值觀和基本制度包裝成“世界原則”和“國際標準”，以期用西方模式替代中國道路。這就是三者之間的基本邏輯。如果說當今社會上存在的個人主義及其衍生的物質主義、拜金主義等是間接瓦解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社會思潮，那么歷史虛無主義和普世價值觀則可以說是旨在直接否定并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思潮。不管怎么說，其目的是一致的：它們都是西方作為意識形態的攻擊武器，都是在市場化、全球化、信息化的時代背景下國內外敵對勢力相互配合對我國“打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實施“和平演變”的圖謀，達到和平演變的目的。

[1]樊建新：《社會思潮與文化安全》，《紅旗文稿》2017年第7期。

[2]樊建新：《社會思潮與文化安全》，《紅旗文稿》2017年第7期。

[3]金民卿：《普世價值論的“中國化形態”及其國內土壤分析》，《中華魂》2016年第10期。

[4]〔美〕塞繆爾·亨廷頓著，周琪等譯：《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構》，新華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頁。

[5]金民卿: 《普世價值論的“中國化形態”及其國內土壤分析》，《中華魂》2016 年第10 期。

[6]田文林：《政治安全是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保障——學習習近平總書記講話的體會》，《中華魂》2017年第1期。

[7]《習近平在布魯日歐洲學院的演講》，新華網，2014年4月1日。

[8]軒傳樹：《互聯網時代下的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實質、條件與路徑》，《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4年第3期。

摘錄自《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17 年第8期。作者：軒傳樹，上海社會科學院國外社會主義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