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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又看到一些抹黑知青上山下鄉的言論，自以為理直氣壯，“政治正確”，實則危言聳聽，虛無歷史，自私狹隘，顛倒是非，不值一駁。這些言論雖出自少數人，但卻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影響力，故有必要予以澄清。 

有人說，“1700萬知青下鄉，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次大倒退、大災難。”這頂大帽子實在太嚇人，令人匪夷所思。中國的知青下鄉，就算再怎么悲慘不堪，也不能列入人類文明史上的大事件，也無法與美國販賣黑奴、一戰二戰、日本侵略中國相提并論吧。顯然，這是一個偽命題，毫無立足之地。我們研究歷史，應當保持對歷史的敬畏，切不可信口開河，隨心所欲，不負責任，妄下結論。

知青下鄉，從中國歷史上看，是堅持弘揚中國青年運動的方向和光榮傳統，走與工農相結合的必由之路，推動縮小“三大差別”的歷史進步。誠然，知青下鄉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有不同的歷史背景、時代特點、具體動因、主要任務等，但它的本質是相同的、一致的、一脈相承的。 

就1968年以后的知青下鄉而言，中國面臨著取消高考，大學停止招生，“老三屆”就業重壓的特殊情況。組織大批知青上山下鄉，既是國家既有政策的延續，也是解決這一“特殊情況”的有效措施。就知青而言，既是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也是為國擔責分憂。當時，中蘇關系緊張，劍拔弩張，戰爭一觸即發。應對戰備，沈陽軍區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這支準軍事部隊應運而生，屯墾戍邊，對蘇聯產生了巨大的威懾作用，為保衛邊防、建設邊疆做出了彪炳史冊的歷史貢獻。40多萬知青成為兵團的主力軍，是響應國家號召，擔負國家使命。不管主動還是被動，不管經歷多少艱苦磨難、貢獻大小，這都是每一個青年應盡的責任，一段神圣光榮的歷史。但是，很可惜，這段歷史雖已過去了半個多世紀，少數頂著“兵團戰士”的知青卻自我詆毀，自取其辱，豈不悲哀?!

城市知青下鄉，是逐步縮小、消滅“三大差別”的戰略舉措，是同千百年來傳統的陳腐觀念的挑戰和決裂，是歷史的進步，絕不是什么“大倒退”。在一些人看來，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要永遠延續下去，不但不能觸動，還要強化、擴大“三大差別”的鴻溝。城市知青下鄉大逆不道，沒天理，沒人性，罪不可赦。殊不知，在我們1700萬知青下鄉的同時，還有遠遠超過1700萬的農村回鄉青年“子承父業”，難道他們就比我們低人一等嗎？我們大多數人只在農村呆了不足十年，卻成了“人類文明史上的大災難”而念念有詞，耿耿于懷，而他們卻是一輩子甚至世代傳承，這天然合理嗎？這是人權平等嗎？我們就這樣心安理得嗎？！現在的城市人口，追根溯源，絕大多數來自農村。從某種意義上說，農村是城市的本，是城市的根。城市人不能忘了這個本，這個根。改革開放以來，幾億農民工為了生存和發展進城打工，為城市發展做出了巨大犧牲和貢獻，這似乎理所當然；而城市知青下鄉務農，建設新農村，則申冤叫屈，大逆不道，這是什么邏輯呢? 

同任何事物一樣，知青上山下鄉運動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充滿了曲折和斗爭，也出現了不少問題，應當一分為二，實事求是。即肯定主流，又看到問題。不能用問題否定主流、成績，也不能用成績掩蓋問題。就黑龍江兵團而言，在完成屯墾戍邊的任務中，在短短幾年內接受安置四十多萬知青的情況下，也出現了死亡事故頻發、嚴重迫害知青事件、走后門等不正之風。這些都是事實，不容否認。但是，現在有些人抓住這些問題不放，無限放大，“上綱上線”，“一葉障目不見泰山”，企圖全盤否定兵團的成績，否定抹黑上山下鄉運動，這就混淆了是非，顛倒了黑白，是不能容忍的。

知青在鄉下確實吃了不少苦，遭過不少罪，也有成長中的煩惱，這也是知青下鄉的題中應有之義。大多數知青都確立了正確的“苦樂觀”，以苦為樂，磨難興邦，樂觀向上，成長成才。他們以奮斗奉獻為榮，從不計較個人名利得失，許多知青模范多次將上大學的機會讓給別人，許多知青大學畢業又回到農場繼續務農，成績斐然。國家的發展，民族的振興，就是靠千百萬人的點滴奮斗匯成大海，成就偉業的，這是真正的希望所在。但是有少數人，不講奮斗，不比貢獻，似乎國家欠他太多，牢騷滿腹，陷入斤斤計較個人名利得失的泥潭不能自拔，這才是民族精神的倒退。 

知青下鄉，國家很早就有病退、困退的返城政策，體現了區別對待，對知青的關愛。當然，在執行中也出現了一些偏差，如走后門、弄虛作假、“曲線返城”等歪風。按照病退、困退政策返城很正常，光明正大。但有些人則不然，不安心邊疆建設，又不具備返城條件，便想歪點子，出餿主意，甚至以“自殘”的方式搞病退。這對當時的年輕人來說雖做法不妥，但亦無可厚非。可時至今日，有人卻拿“自殘”病退說事，抹黑國家的病退政策，否定知青上山下鄉，用老百姓的俗話，明明是“拿著不是當理說”，而且還“正襟危坐”，這就有些太不仗義了吧。 

當然，后來以病退名義的“返城風”不在此列，不可同日而語。

歷史是凝固了的事實，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歷史拒絕假設，沒有如果，不能搞歷史虛無主義。但現實中，總有些人生活在“虛無”的世界里，“如果沒有‘文革’”，“如果沒有知青上山下鄉”等等，借此聊以自慰，無異于自欺欺人，畫餅充饑。

知青上山下鄉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似乎早已歸于平靜，塵埃落定。但是，就現在的國情看，“三農”問題仍然是我國走向現代化的短板，人才匱乏依舊是困擾鄉村振興的關鍵。一方面城市人才相對過剩，大學生就業難；一方面農村人才短缺，望洋興嘆，長期不能破題。于是，當年下鄉黑河地區的知青徐桔桔、賈愛春、楊曉滬“二次下鄉”，繼續創業。這從另一個側面說明知青下鄉的重要性、迫切性，也道出了我們面臨的兩難尷尬。

終上所述，不管是從歷史的角度，從我們當年下鄉時的背景，還是當今的現實，知青上山下鄉都是正確的選擇，都是國家實施的一項戰略措施，只不過在不同時期、具體政策上采取不同的方式而已。抹黑知青上山下鄉的各種悖論違背常識公理，可以休矣！

（作者：范學新，1968年下鄉到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一師四團屯墾戍邊，曾任連隊指導員；1983年以后在黑龍江省農墾總局工作，歷任組織部副部長、人事局長等職；本文寫于2024年4月27日。來源：知青問題研究微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