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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的伊斯蘭問題太復雜，很多情況咱也整不明白，擱下不表。這里說說中國伊斯蘭教的問題。

在伊斯蘭教后面加“問題”倆字，有的人會不高興了：你這是懷著對伊斯蘭教邪惡的偏見啊，是妄圖破壞團結穩定的大好局面啊。首先聲明，中國穆斯林群眾是中華大家庭的一員，是我們的兄弟姐妹，歷史上，多少穆斯林為國為民，殫精竭慮、舍生取義，讓人敬佩。我對穆斯林的信仰很尊重，但尊重不等于對存在的問題視而不見?，F在網上網下民意洶洶，可不能簡單歸罪于有人挑撥。不好好探討一下問題所在及出現的原因，下決心解決，對誰都沒有好處。

一

伊斯蘭教從7世紀創立開始，就是政教合一的宗教，穆罕默德就是集教權和政權于一身的統治者。在中國這樣的世俗國家，沒辦法搞政教合一，但穆斯林作為少數群體，在歷史上為了保證安全、保持凝聚力，依舊保留著“烏瑪”組織的大體形態，以清真寺為中心，聚坊而居。在穆斯林社區里，伊斯蘭教是主流意識形態，掌握教權的教士階層享受特權，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中國自古就是個宗教寬容的國家，穆斯林在一個地方扎根以后，也就慢慢融入了當地生活。元明以降，伊斯蘭教努力中國化，借鑒其他民族的生活習俗，修建中國風格的清真寺，回回學者還熱衷于以（儒）教解（古）經……但那畢竟是萬惡的舊社會，穆斯林群眾跟其他老百姓一樣，也受著階級壓迫。教士呢，則成了地主鄉紳和行會扛把子，甚至當了官。教權被皇權收編，成了封建統治的一部分。清代開始，新教派陸續從國外傳進來，一度成為穆斯林群眾反抗壓迫的工具，迅速發展，到清朝中后期，原教旨的瓦哈比思想也傳入中國。（說起來，瓦哈比運動還是伊斯蘭教自我凈化的一場運動。但因為缺乏資本主義經濟基礎，只能選擇向后看，要求從字面出發，嚴格遵循1000多年前形成的《古蘭經》、圣訓和伊斯蘭教法。尤其伊斯蘭教法，就像中國古代的《唐律》、《大清律》，是維護當時封建統治的法律，不同的是伊斯蘭教法添加了宗教光環。不好理解的話，可以想象一下，唐朝很富強，很多人喜歡，但如果現在要用《唐律》作為法律呢？）新教派是中東地區來的，跟中國本土文化格格不入，造成伊斯蘭教的中國化幾近停滯，有些地方還倒退了。新教派秉承原教旨主義的唯我獨尊意識，對“異教徒”很是看不上，比如反抗官府的“陜甘回民起義”，也成了一場對非穆斯林的大屠殺。在革命風起云涌的20世紀前期，新教派又和西北的馬家軍閥合流，成為馬家軍抗拒新思想潮流，用宗教名義維護封建統治的工具，也淪落成了教士謀取權勢和利益的工具。

新中國建立之初，普遍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也進行了土改，打破了封建的經濟基礎，但沒有動用強大外力去消滅政教合一的封建上層建筑，而是靠促進社會發展，啟發穆斯林群眾的覺悟，讓他們自己起來打破封建教權。以后共產黨政權和群眾配合，這個問題也逐漸解決，尤其是什么地方發生了打著宗教旗號的叛亂、暴動，封建教權就會受到毀滅性打擊，共產黨基層組織的權力迅速強化。到文化大革命期間，伊斯蘭教的反封建運動終于轟轟烈烈地展開了，大力移風易俗，教士們的特權被廢除，很多人倒了霉，成了專政對象。當然，群眾運動一起來，也有不少“左”的行為，比如封閉清真寺太多，有些地方甚至強迫穆斯林養豬，想加速宗教的消亡。“左”的行為當然不可能根本解決問題，也引起了穆斯林群眾的反感，但這種矯枉過正客觀上削弱了伊斯蘭教的封建性，推動了宗教的革新。

改革開放以后，為了推翻毛時代的政治經濟政策，執行新路線，急需確立新的統治基礎，于是毛時代倒了霉的人紛紛咸魚翻身。當局打著落實民族宗教政策的旗號，無原則退讓，以前被迫老老實實的少數民族封建主和宗教上層都人五人六起來，喇嘛廟、教堂、清真寺遍地開花，宗教在很多地方重新活躍起來。尤其是西北一些穆斯林聚居地區，一度迅速推行的世俗化中斷了，出現了嚴重的逆世俗化潮流，很多人對以前的“反教”言行悔罪不已。國門一打開，中東土豪國家又不遺余力地砸錢，用原教旨思想進行滲透，和感嘆“人心不古”，天天夢想恢復封建特權的教士一拍即合，使中國伊斯蘭教的原教旨傾向越來越厲害，連有中國化傳統的老教派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響。

原教旨傾向的逆世俗化，在西北、西南一些穆斯林地區表現特別突出。新建的清真寺基本沒有“中國風”了，都裝上了大圓頂；一些教士鼓勵、要求女性穿黑罩袍、清真飯店禁酒，把這說成是穆斯林的美行；一些教士宣稱春節、元宵節、端午節、中秋節等都是漢人節日，穆斯林不能過，電視機蠱惑人心，穆斯林不能看；有的教士強化所謂清真意識，不光肉，什么吃的都喜歡問個清真不清真，清真概念甚至延伸到食品之外——商人豈能放過這個好機會，于是清真水、清真鹽、清真紙都蹦了出來——這實際是妄圖關起門來，建立以教士為中心的宗教小王國；有的教士還扯什么只有阿拉伯文的《古蘭經》才是真主降示的，其他語言翻譯的都不是真《古蘭》；有的清真寺一到假期就搞伊斯蘭花朵的培訓，宗教教育從娃娃抓起，甚至公然進入幼兒園和中小學……

說到這兒，不能不專門提一下新疆。新疆在改革開放以后也出現了宗教大回潮，這種回潮具有強烈的新疆特色，那就是蟄伏了幾十年的分裂勢力一邊跟境外極端組織合流，一邊博取西方的同情支持，打著宗教旗號，畫一個大大的餅，鼓動貧苦的穆斯林對抗漢人和“異教徒”。

二

傳統上，伊斯蘭教的教士在穆斯林社區有崇高威望和重大影響。但在中國這樣的國家，宗教小環境不可避免地受到世俗大環境的蠶食影響，穆斯林整體趨向世俗化，這就威脅到了教士為代表的傳統教權的利益。在城市，尤其是中東部地區的城市里，市場經濟很發達，穆斯林的世俗化難以遏制，教士們眼睜睜看著“人心不古”而無可奈何，難有作為。在農村，尤其是西部地區的農村，經濟不發達，教育文化還比較落后，宗教氛圍往往很濃，穆斯林對教士的崇拜讓人瞠目結舌，教權勢力很大，成了宗教世俗化、回歸信仰層面的極大障礙。

人心散了，隊伍就不好帶了。要維護自己的利益，教士們的選擇跟面對商品經濟快速發展的明清統治者一樣——強化封建禮教。他們要求穆斯林嚴格按照《古蘭經》和圣訓的字面行事，號召禁酒，號召女人戴頭巾，有的甚至要求女人蒙面。穆斯林不喝酒、女人戴頭巾本來也不算過分，但在21世紀的中國，宗教世俗化是必須推進的趨勢，不能讓封建禮教綁架宗教信仰。一些開明穆斯林的說法很好，穆斯林做事看舉意，而不是教條。世俗國家的人無法想象女人不包頭就是在勾引人，只有極度保守極度壓抑地方的人才可能有這想法?，F實是，教士往往發揮影響力，人為制造一種社會氛圍，讓所有生活在其中的人感到壓迫，不得不遵守一些封建規矩。比如在有些宗教氛圍比較濃厚的地方，大街上連穿裙子的都看不到，愛美的女孩子把裙子穿出去會感到極大壓力，只敢在家里穿起裙子自我欣賞一下，甚至漢族姑娘都會受到影響。

青年一代穆斯林往往受教育水平高一些，見的世面多一些，思想比較開化，跟教士、跟老一代穆斯林有激烈的觀念沖突，教門（信仰）“不好”。但很多青年穆斯林的經濟地位、社會地位都比較低，在沖突面前容易被迫屈服。比如對跨族婚姻的開明程度，比毛澤東時代大踏步后退了，男女青年想要跨族結婚，往往會遭到穆斯林家庭的激烈反對，十有八九要被迫分手；西北一些農村有早婚習俗，漢族大體上已經拋棄了這個習俗，但很多回族姑娘還要被迫在十五六歲嫁人，如果逃婚，整個家族都會視為恥辱；在一些經文學校，原本天真活潑的女生要穿上黑罩袍，有的甚至還得蒙面，這是學校的規矩，實際上是強迫遵守的。

更可悲的是，人習慣了封建保守環境，年紀大一些以后，很容易成為封建禮教的衛道士。毛主席說過：“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可以說，在一些地方，因為政權不作為，教權、族權和夫權成了束縛穆斯林群眾特別是穆斯林婦女身心的極大繩索。

中國不少地方經濟文化還不夠發達，封建禮教在各個民族中都多少存在。但在很多穆斯林聚集地，封建禮教尤其厲害，而且包裹著宗教外衣，也就是說，封建禮教是“神圣”的。這么一來，打破它可不是光發展經濟就行了，還要面對教權勢力，所以更加困難、更加重要。

三

封建教權對內搞禮教束縛，對外動不動就鼓動穆斯林鬧事。當然，這里面不少事情是有維權性質的——別的群體可以維權，穆斯林自然也可以。但很多時候，既得利益者跟別有用心者利用教權這個工具，擴大事端，謀取霸王利益，甚至使事件脫離原來的方向，制造民族對立。這種“斗爭”往往都以政府認慫、他們勝利告終，給了人家莫大的鼓勵。按理說，中國作為自稱社會主義的世俗國家，不應該是這個樣子。鬧到今天這步田地，和改革開放以來民族宗教政策無原則寬松，乃至扶植封建落后勢力、搞“兩少一寬”（“對少數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堅持‘少捕少殺’，在處理上一般要從寬”）有莫大的關系。

在中國，其他宗教的教權受到政權的很大限制，出了圈兒分分鐘讓你吃不了兜著走。違規建教堂道觀和尚廟，拆；借宗教名義騙錢弄色，抓；搞邪教組織，滅。伊斯蘭教成了唯一的例外，在有些地方，打著宗教旗號，只要不殺人放火，想干什么干什么，很少有人管，就算犯了罪，也有“兩少一寬”護體。這在穆斯林和非穆群眾發生矛盾時，必定會造成深重的隔閡。各級政府都知道，“惹”了穆斯林后果很嚴重，于是越不“惹”越惹不起，越惹不起越不敢惹，到后來就成了一種習慣，遇到相關問題總是無原則退讓，只求息事寧人。時間一長，一些穆斯林生生被慣壞了，隨便地欺行霸市、無理取鬧，越膽大好處越多，風險還小得很。有人覺得這是整個穆斯林群體的問題，其實根兒上在于政權基本放棄了對教權的限制。穆斯林都是現實社會中的人，跟非穆斯林一樣，想利益最大化，能多掙錢是最實在的，既然打著伊斯蘭教的旗號沒人敢管，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當然樂得躲在宗教的樹蔭底下。大家還可以考察考察，哪回鬧事在背后鼓動的、最后得益的不是一小撮人？絕大多數穆斯林群眾是被忽悠去的，鬧一鬧，發泄發泄也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媽了。這里頭受益最大的要么是教士，要么是有錢有勢的穆斯林人物，他們鼓動穆斯林群眾鬧事，自己扮演黑老大的角色，有了“戰利品”老大當然分得最多。政府部門呢，一味維穩，不把問題解決在萌芽里，姑息又姑息，等姑息出了天大的事情，不得不下重拳，又容易招致穆斯林群眾的不滿。在一些地方，非穆群眾和特定穆斯林群體之間形成了越來越深的對立情緒，一旦爆發往往震級強烈。

在有些地方，尤其是西北、西南一些穆斯林聚居地區，黨政部門不像話到快和教權勢力聯合執政了，政府懶得管、不敢管、管不好的事情，紛紛交給宗教人士，就差讓他們主持穆斯林社區和清真食品管理的日常工作了。一朝權在手，教霸、“宗教警察”橫行，除了謀取經濟利益外，更不遺余力地“凈化”伊斯蘭，比如上大街強制禁酒、指責女人不包頭、給早婚青年證證婚啥的。眼睜睜看著這些事情發生，是政府的失職。讓教權走出清真寺，受害的是整個社會，包括政權在內。

四

有人要問了，你為什么老是說封建教權？教權還有封建不封建一說，腦洞是不是有點大？

伊斯蘭教和歐洲的基督教、中國古代的儒家思想一樣，長期被統治者當成主流意識形態工具，神圣不可侵犯。統治者選了你，你就要起到統治工具的作用，國家是封建國家，你就必須充分論證和維護封建秩序，出版一堆論文、制定一堆禮教，關鍵時候還要赤膊上陣，腦洞大開地懲罰敢于破壞封建秩序的人。事實就是這樣，宗教在參與封建統治的時候，打上了深重的封建烙印，封建教權由此而興、而盛。

話說在興起之初，伊斯蘭教作為強調凝聚力的政教合一宗教，在神仙一大堆、部落各自為政的中東地區絕對先進一個時代——咱們不應該簡單說政教合一不好，還是要根據時代情形，辯證地來看。在中世紀，尤其是阿拉伯帝國時代，伊斯蘭教表現出了巨大活力，加上控制著東西方交通，帝國的經濟、文化、科學都有了長足發展，說是黃金時期也毫不夸張。同時期的歐洲則四分五裂，經濟依靠殘酷壓榨農奴來維持，原來的文明進程被打斷，基督教成了維護歐洲封建統治的精神枷鎖和腐朽工具，用暴力壓制敢于挑戰政權和神權的一切企圖，火刑柱上黑煙滾滾……

此一時彼一時。世界進入了21世紀，資本主義已經發展了500多年，社會主義都閃電般地劃過了人類的夜空，基督教早已經過徹底的宗教改革，大體回歸了信仰層面。伊斯蘭世界呢，跟中國一樣，沒趕上工業時代，淪落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不同的是，整個20世紀，中國這片古老大地上掀起了多場轟轟烈烈的反封建運動，從上層建筑反到經濟基礎，又從經濟基礎反到上層建筑，在社會的各個層面都反得比較徹底，具備了搞工業化、信息化的重要基礎。伊斯蘭世界則因為資源豐富、地理位置重要，成了大國角力的斗場，西方大力支持宗教勢力對抗不聽話的世俗統治者，地區大國利用宗教擴張勢力范圍，群眾也不得不拿起宗教這個最現成的工具來找出路。幾場大混亂下來，有限的世俗化都搞得磕磕絆絆，搞系統的宗教改革更難有機會了。像沙特這樣的國家，石油多得當了大土豪，在美帝國主義強勢扶持下，政教合一的教權勢力極其強大，教士階層本來就是封建統治者，后來好不容易發展了一些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的主體還是他們。

在中國，伊斯蘭教不可避免地受到20世紀反封建浪潮的影響，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給封建教權以極大沖擊。但后來民族宗教政策180度大轉彎，無原則寬松，曾經被嚴格限制的教權重新出了清真寺。沒有任何守舊勢力愿意自動退出歷史舞臺，面對一個迅速現代化的世俗國家，想要維護教權，當然要趁著政策的極度寬松，在思想、文化上趨向保守，打著宗教的幌子，推動穆斯林群體傾向封建。中國本土的封建資源太少了，怎么辦？進口啊。中東離咱老遠老遠的，但伊斯蘭教圣地在中東土豪那兒，對穆斯林的號召力很強，人家也有的是錢，不輸出價值觀出門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一個愿意進口，一個想要出口，一拍即合。近些年，中東土豪國家不遺余力地用伊斯蘭原教旨思想滲透中國，大把砸錢，又是辦阿拉伯語學校（多數都是經文學校，教材就是《古蘭經》），又是贊助清真寺修建，又是培訓教職人員。西北、西南一些穆斯林聚居區迅速原教旨化、封建化、去中國化，這種滲透可算居功至偉。

中東地區苦難深重，多半地方資本主義很不發達，對急著尋找出路的當地人民來說，伊斯蘭教是反抗內外壓迫最現實的工具。越混亂的地方越落后，宗教越沒法跟上時代，只能把社會向后拉，妄圖靠拒絕現代化取得主體地位。西方帝國主義跟地區大國也摻和進來，利用宗教謀取自己的利益，使得本地區封建的伊斯蘭極端組織風生水起。有人說極端組織不是伊斯蘭，這個問題可以討論，問題是他們打著伊斯蘭的旗號，讓世界其他地區一些穆斯林受到了鼓舞。不可否認，這樣的穆斯林在中國也有，數量很少，但是有。

五

中國伊斯蘭教權勢力干涉社會生活，封建化、去中國化甚至原教旨化傾向越來越厲害，再這么下去，社會撕裂的危險都會有。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各界上下齊努力，但當局必須首先回過神來。

經濟是社會的基礎，中國伊斯蘭教的問題也有經濟根源。教權勢力搞封建那一套，可不光是為了榮耀真主，更是為了強化自己的特權地位，得到經濟利益；穆斯林鬧事，基本是為了爭搶市場；有些穆斯林聚居區表現出原教旨傾向，也和中東土豪砸錢有莫大關系。新疆的極端宗教思想為什么能發展壯大？當地大量穆斯林群眾尤其是青年沒有技能、沒有職業，找不到前途，生活困苦，當然容易受極端思想的影響。古人都知道“百姓窮困，聚為盜賊”的道理，現代政府不知道嗎？唯恐天下不亂的人任何時候都有，但讓他們影響大批群眾，成了勢力，政府是不是需要反思？

改革開放之初，一度出現了共產黨對少數民族欠了債的說法，要還債。如果硬說欠了債，那也是很多民族地區還很貧困，要統籌兼顧，大力幫助少數民族群眾發展起來?？杀氖?，當時采取的政策是大批解放毛時代倒了霉的少數民族封建主和宗教上層，然后大規模放權，恢復他們對少數民族群眾尤其是信教群眾的影響。有的民族因為群眾普遍信教，給民族還債很大程度上成了給宗教還債……“兩少一寬”這樣的政策看似對少數民族全體的政策，但在封建教權勢力坐大的情況下，主要得益的成了上層人物。多年下來，貧困地區多半還是貧困，上層倒跨入了先富行列。共產黨的一大法寶是走群眾路線，不知道什么時候開始，喜歡走上層路線了。這么一來，群眾得不到多少好處，對你不滿，上層呢，往往跟你不是一條心，陽奉陰違，長此以往，哪能不賠了夫人又折兵？（還可以參考香港、臺灣。）欠債說后來不提了，遺毒可是不淺，思想、政策上的慣性造成了對伊斯蘭教權的無原則退讓。事實告訴我們，還債說亂邦誤國。

確實，有些民族傳統上普遍信仰伊斯蘭教，按照官方說法，這樣的民族有十個。但從官方到學界，往往自覺不自覺地把民族和宗教畫上等號，凡是十個民族的人，都默認是穆斯林。這個意識很扯淡，我有不少回族朋友就不是穆斯林，人家不亂吃外面的肉只是一種生活習慣。在福建還有不少回族信佛，比如晚晴民國海軍名將薩鎮冰就是虔誠的佛教徒。民族只是一個大體的血緣關系，跟宗教信仰沒有必然聯系。民族宗教劃等號等于給了宗教綁架民族的機會。民族問題和宗教問題都很敏感，摻和到一塊兒讓人怎么處理？

中國伊斯蘭教是搞過反封建運動的，走到今天這個地步，也有個漸變的過程，除了政策因素，基層渙散也是重要原因。這是個全國性問題，基層人員在市場大潮下喪失信仰，得過且過，碰到問題繞著走，甚至他們就是問題所在。有的基層想有作為，也難得到上級的支持。思想陣地你不占領，自然有人去占領，于是在不少穆斯林聚居區，一些共產黨員都上清真寺了，有的地方村鎮政權就像教權的分部，政府大樓體現出濃濃的宗教味道，在政府工作的女性緊緊包著頭，“宗教警察”滿大街竄沒人管……共產黨從當年的革命黨成了今日的“執政黨”，越到基層也就越失去改造社會的銳氣了。

實際上，在中國這種沒有宗教傳統、擁有強勢政權的國家，教權在政權面前是脆弱的。但過去30多年，政權基本放棄了對封建教權的管理和改造。各級政府和官員生怕出一點點事，但求無過，面對教權一味裝慫，甚至和教權手拉手。這在一些地方造成了嚴重后果，民間已經怨聲載道了。其實政權是完全可以發揮影響，讓教權逐漸回歸信仰層面的，就看是不是把群眾的利益真正放在眼里，能不能下決心做了。

六

下決心，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教權勢力不是一個人在戰斗，它往往跟穆斯林中的世家大族、豪門大富結成了同盟，相互幫襯、共存共榮；政府部門在教權面前慫慣了，面對敏感的宗教問題，重新樹起信心來可不容易。甚至有些地方的基層政權和黨政官員跟教權已經扯不清分不明了；最關鍵的是，很多穆斯林群眾還分不清信仰和教權的關系，在他們眼里，教士就是宗教的旗手，教權就是主命的代表。但是困難再多，這個決心都要下，我們的社會已經耗不起了，再下去有社會撕裂的危險，將來大形勢一旦不穩，會成為一大亂源，這樣的亂對各階級都沒什么好處。當然了，咱人微言輕，只能負責說，聽不聽是人家的事。

解決當今中國伊斯蘭教的問題，說白了就是推動一場宗教改革運動，促進宗教適應中國社會、適應21世紀，消除封建性，回歸信仰層面。

有原教旨傾向的地區為什么主要集中在西北？重要的原因是那些地方普遍貧困。窮就容易保守，容易接受封建的一套，容易服從教權，容易從宗教那里尋找出路。你要能給出路，是不是就有了跟封建教權爭奪群眾的基礎？經濟是基礎，不切實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光在其他方面下功夫，地基不牢，獲得成果也難，獲得了也會失去。改革開放以后，穆斯林聚居地方的經濟總量也提高了，但得益的主要是城鄉先富們，這些人往往正是掌握和利用教權的一伙。現在據說新政策來了，又是全面小康，又是精準扶貧，說得很動人，關鍵還在怎么落實，打白條群眾可不認?，F在不少地方行動起來了，趨勢不錯，尤其是新疆，群眾生活水平提高了，安居樂業了，誰愿意去搞暴恐玩兒命？但愿不要中途變質或者半途而廢吧。

如果能堅持這么做下去，也就摸到共產黨的大法寶——群眾路線的邊了。群眾路線要求團結大多數，孤立一小撮，促進社會整體前進。不能站在普通穆斯林立場上，等于把群眾推給了教士為代表的上層。反之，站在群眾立場上，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穆斯林群眾自然會對你親近，再搞系統的宗教改革，阻力就會少很多。教士里頭信仰比較單純、愿意安心過日子的也是多數，真正頑固兇悍，牢牢把守教權，爭名逐利，甚至妄圖搞政教合一的只是一小撮。以前基本放棄了對封建教權的管理，教士當然會普遍表現出推行封建化的傾向，加強管理了，絕大多數還是可以逐漸放棄那一套的。

特別重要的，不要以為穆斯林都保守，也有很多穆斯林對封建保守的伊斯蘭教現狀不滿，對穆斯林在社會上的一些負面印象憂心忡忡，想搞程度不同的宗教改革。但各級政府過去為了維穩，放棄了對改革力量的支持，反而支持封建教權，改革力量被壓得喘不過氣來。走群眾路線，就要解放這些“小鬼”。

在中國搞伊斯蘭教的宗教改革，主要還得靠穆斯林自己，政權和社會的外部努力只能起催化作用，包辦代替會存在不了解、不理解、不尊重的情況。要讓群眾認識到，這些事不是針對信仰，而是針對強加在每個穆斯林身上的封建枷鎖，讓穆斯林在中華大家庭里生活得更安心、更富裕。

推動伊斯蘭教的世俗化要搞什么措施，咱是不敢插上想象的翅膀亂說。這方面新疆搞了不少實踐，應該可以總結一些經驗，只是得明白，新疆惹出了塌天大禍，下藥劑量比較大，在別的地方劑量可以小些，循序漸進，欲速則不達?？偨Y學習新疆經驗，需要改變基層組織渙散的現狀，怎么改變是黨的事，我反正不知道。至于反對伊斯蘭教的原教旨傾向和推動中國化，可以借鑒天主教“三自”運動的經驗，抵制外部宗教滲透，自己的事情自己管?，F在提出了伊斯蘭教“正信”觀念，也不明白確切概念是什么，在我看來，應該是反對原教旨主義，世俗化、中國化的宗教思想。

搞宗教改革，“低眉”為主，也得配合“怒目”，對違法犯罪活動要采取相應的懲罰手段。依法管理宗教不是已經提出來了嗎，這里頭包不包括伊斯蘭教？包括的話就好說了，打著宗教旗號觸犯法律的，一定要管，既要敢于亮劍，又要掌握尺度，打擊面不能太大。

今年兩會的時候，有新疆政協委員提出遏制宗教極端思想滲透，打擊暴恐需要樹立“全國一盤棋”思想。這個提法有鮮明的新疆特色，但是“全國一盤棋”的思想是絕對正確的。推動宗教改革，要是有的地方搞有的地方不搞，有的地方大搞有的地方小搞，有的地方認真有的地方糊弄，有的地方這么提有的地方那么提，自成一系，互不通氣，咱小老百姓也只能呵呵了。

最后我想說，搞宗教改革，絕不是要反對伊斯蘭教信仰，更不是要消滅伊斯蘭教。作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伊斯蘭教是能被消滅或者驅趕的嗎？我們反對的是原教旨化、封建化、去中國化的傾向，不是一般地反對伊斯蘭教。佛教是外來宗教，可以徹底融入中國社會，伊斯蘭教也一定可以。期待這一天早日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