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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工業化道路，離不開這8個字

點擊：  作者：記者    來源：海疆在線  發布時間:2018-06-09 11:40:26

 

       【時逢改革開放四十年，思想界在不同方向上著手改革開放的研究工作。3月31日至4月1日，修遠基金會與上海春秋戰略發展研究院、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共同主辦了“改革開放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系列研討會之一——新型工業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研討會。

我們把“新型工業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改革開放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系列會議的首次會議，是因為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或者說從1949年乃至辛亥革命、洋務運動以來，貫穿現代中國的一個核心主題就是工業化；而2018年春季，由美國開啟的“貿易戰”，其核心指向也是抑制中國產業的升級步伐。這充分說明，我們經過改革開放四十年、建國近七十年的努力，不僅使得一個后發的大國、一個有著悠久農業文明的古國完成了工業化的基本建設；并且，在某些關鍵領域，正以強勢的趕超能力，觸及到發達國家的核心利益。

那么，我們自身應怎樣敘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進程，清晰定位建國后兩個30年之間的內在一致性？怎樣理解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在工業化進程中的作用？怎樣判斷當前的國際體系以及新技術革命對工業化未來的影響？以及，中國如果要完成高端技術的持續突破，正在面臨什么樣的風險？

這些前沿問題正是這次會議的核心關切所在。此次會議的參會人員多為長期關注產業研究、政治經濟學、社會學的相關學者及部分政府官員與企業家，主要包括曹錦清、曹遠征、陳平、房寧、胡鞍鋼、樊鵬、梁春曉、林炎志、路風、王紹光、汪暉、王湘穗等。在此，我們將諸位專家的發言加以吸收整理，編撰成報告，以饗讀者。】

改革開放后的40年，中國以自身工業化的持續發展推動的經濟成長舉世共睹。截至2017年，中國的GDP突破82萬億元人民幣，年增長率維持在6%以上；截至2017年，中國工業增加值總量達到28萬億元人民幣，占GDP比重達到33.9%，超過美日德工業增加值之和；截至2017年，中國高技術產業產品出口額持續增長，占同類產品世界貿易比值的26%。

這些數據說明，作為后發國家的中國，通過近70年工業化的艱苦努力，以前三十年的篳路藍縷為基礎，以改革開放的持續奮進為突破，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方式，在一個充滿風險、挑戰與機遇并存的世界體系中，完成了一個后發大國工業化的艱難使命。

今天，在世界體系日益凸顯動蕩風險的背景下，在中國自身的工業發展也走到新階段、面臨新挑戰的形勢下，我們必須從應對內外雙重挑戰的要求出發，在更為廣闊的歷史視野中，充分認識全球化形態演化邏輯，充分認識“工業體系”自身成長的邏輯，持續推動產業中高端升級的歷史性任務，完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建設。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歷史經驗

以工業化推動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形成與演化，已經有數百年的歷史；這一世界體系一經形成，對于所有的后來者而言，意味著一種嚴酷的邏輯：要么自身實現工業化，主動爭取在這個世界秩序中相對較好的位置；要么放棄工業化的目標，將本國命運寄托于先進國家的工業體系之中，成為先發國家工業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

二戰之后，與民族國家獨立浪潮相伴隨，一些發展經濟學的理論家已經指出，落后國家要發展就必須工業化，要工業化就必須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

“工業體系”指的是由互相具有需求和供應關系的多個工業部門組成的工業經濟體。它至少具有以下兩個基本特征：第一，具有足夠多的工業部門，以使部門之間的聯系產生足夠大的市場，即依靠廣闊的工業分工支撐起更大的市場；第二，具有能夠為消費品部門提供大部分生產設備的資本品部門，即需要具備產業鏈高端的裝備制造業。但是，工業體系的建設，必須具有強有力的組織核心、持續的行動能力以及必要的歷史與社會資源。大多數的后發國家都不具備這一能力。

在中國共產黨強有力領導下的中國政府，從新中國建立之初，就把建設完備的工業體系確立為中國發展的基本戰略。在這一過程中，雖然也經歷了很多挫折，但整體上觀察，從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的工業化實踐到改革開放以來的工業化建設，在不斷試錯、不斷調整、不斷創新的過程中，在工業體系與社會體系的共同建設中，中國已經成長為一個世界性的工業化大國，并且正在向工業化強國穩步邁進。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工業體系”建設

在1945年中共七大《論聯合政府》的報告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提出把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的戰略目標。新中國建立后，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社會主義陣營與資本主義陣營的對壘尖銳化。在這種國際格局下，中國的工業化道路選擇了優先發展重工業、滿足軍事現代化的迫切需求。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國快速建立起相對完整的現代重工業體系。

 

蘇聯模式的工業化在短期內效果顯著。然而，中國老一輩領導人很快意識到這一組織系統過于集中的工業化帶來的問題，并試圖以群眾路線的方式，對其加以改造：在實際布局上體現為摸索央地分權、啟動“三線建設”、鼓勵社隊企業等等。因而，建國后到改革開放前的工業化，雖然存在著類似于蘇聯式的弊端，也出現過因為經驗不足的盲動，但已經體現出不同于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中國特色”。

從總體上觀察，在西方列強已經主導和壟斷世界市場并將落后國家改造為原料場地和傾銷市場的背景下，前三十年工業化建設的成就，使得新中國獨立于外來政治、經濟壓力，初步建立起了一個相對完備的現代工業體系。

1980年，世界銀行經濟考察團第一次對中國進行考察，1983年發表的考察報告指出，中國“目前已建成了近乎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重點是制造資本設備。中國比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生產的工業品種類多得多，對進口設備依賴程度低得多。幾乎每一個重要工業部門都在全國的若干地區設置了重點工廠，并特別努力使制造業分布到落后地區和農村”。在工業化力量的支持下，中國還建立了基本覆蓋全國的由鐵路、公路、內河航運、民航空運構成的交通運輸網絡；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治理大江、大河、大湖，同時進行了大規模農田基本建設，基本實現糧食自給。

“近乎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就是中國區別于所有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特征。只有具備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才能支撐起復雜的工業品生產能力，才能積累復雜的技術和生產經驗，才能將眾多的勞動力從傳統農業社會結構中解放出來，使得工業產業的升級具備內生性的動力。

對于小國而言，只要具備某些工業行業、乃至某些工業環節，就有可能支撐起整體的國民經濟；但對于一個大國而言，如果沒有基本完備的工業體系，不僅僅會在國家安全層面受到威脅（如國防工業的限制），也會在國家經濟的發展上受到行業不平衡、區域不平衡的巨大限制，甚至撕裂社會與國家。比如，許多發展中大國的采礦業、石油業的單項突進并不能改變其工業部門就業吸納能力低下的事實。

當然，中國“工業體系”的發展也有其階段性特征。

1970年代，中國的工業化進入瓶頸期——工業化的進一步發展需要更大的市場、更多的資金和技術資源支持。如果不能得以突破，工業體系的發展有可能陷入內卷化危機——消費不足、需求不足、投資低迷，陷入普遍蕭條。歷史上，德、日等資本主義國家的擴張問題和世界大戰與此相關，蘇聯也難以突破這一限制。這一階段，中國老一輩領導人準確判明國際形勢的變化，及時調整與美國等西方國家關系，使得國際形勢發生了有利于中國的變化，為工業格局的調整提供了空間。

與此同時，自20世紀60、70年代以后，美國、歐洲和日本進入所謂“后工業化”時代，由跨國企業主導的國際分工鏈條重組持續推進。在此種國際背景下，為了實現工業化體系的升級改造，中國一方面從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開始從外部引入技術和資本，改造原有的工業體系，提高生產效率——如“四三方案”；另一方面，則是自主調整產業結構，壓縮基本建設規模，擴大消費品產業所占比例，以增加收入，實現財政收支平衡。80年代開啟的市場化改革基本就是沿著這兩個脈絡推進。

客觀地說，盡管國家政策重心的調整使得中國的傳統重工業企業、傳統工業區域遭遇了沉重的壓力，但總體而言，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重大成就，是在沒有毀棄原有工業體系的條件下，完成了這個體系的市場化轉型。因而，盡管我們在某些行業、某些區域也遭遇過失敗，但工業體系的基本架構和基本能力得以保留并得到發展。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依靠前三十年奠定的工業化基礎和社會主義組織資源，依靠改革開放以來的市場經濟探索，保持了發展的自主性。

20世紀90年代末期，由于部分原有產業與外部產業相比喪失競爭力，工業升級再次遭遇困境，中國處于“產能過剩”狀態，經濟政策被迫轉向收縮，強迫企業進行結構調整。這一過程是殘酷而艱辛的，但堅持下來就是新的機遇。

進入21世紀后，隨著中國加入WTO，中國的工業體系迸發出了巨大的能量，進入高速發展期。例如，中國鋼鐵工業規模世界第一，年產量超過8億噸，遠超世界其他國家產量的總和；中國的水泥產量世界第一，2014年一年中國就生產了25億噸水泥，超過其他國家總和；中國的煤電設備工業世界規模最大，水電、風電、光伏、核電的設備工業均為世界最大；中國石油和化學工業規模世界第一， 2010年中國石油和化工行業總產值達到8.82萬億元，超越美國，躍居世界第一位；中國石油鉆采設備工業也是世界最大，2014年規模超過3100億元。

到了今天，從“工業體系”成長的角度來觀察，中國無論是在工業分工規模，還是在裝備制造業領域，都取得了長足進步。就工業體系規模而言，歷史上都是以工業化領先國家的工業部門結構為樣板，但今天的中國已經為此樹立了一個新的標桿——聯合國統計的工業門類中，39個大類、191個中類、525個小類，中國全部都具備，而且在新興產業領域也在持續推進。就工業資本品部門的發展而言，中國也不斷在高端裝備制造領域實現突破，以高鐵和大飛機為代表的一系列產品的推出標志著我們正在走向新的發展階段。

（二）中國“工業體系”的兩個特征

擁有一個“近乎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是中國區別于所有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結構性特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奇跡”，僅從“比較優勢”、“市場化改革”等角度是很難解釋的——這些要素都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常量”，但這些常量沒有保證其他發展中國家取得中國經濟成長的效果。如果不是在工業體系的基礎上，以“比較優勢”融入國際分工體系，通過引進技術帶動經濟增長，中國很有可能被動地成為大宗資源或廉價勞動力的供給者，產業長期徘徊在中低端。

從“工業體系”的角度回顧近70年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可以發現有兩個基本特征：

第一，計劃和規劃先行。

這意味著國家的直接投資、大量投資是必不可少的。從建國初期的“一五”計劃到現在的“十三五”計劃，都與國家的直接投資、重大投資密切相關。從20世紀50年代從蘇聯引進156個項目建立工業體系的規劃，到20世紀70年代引進歐洲、日本技術的“四三方案”；從80年代的“863”計劃到90年代末的“985”工程；從21世紀初的2020科技中長期規劃到今天的“中國制造2025”戰略，中國依靠宏觀規劃、長期規劃、科學規劃來引領工業體系發展的邏輯一直在延續。

據統計，從1952年到1980年，中國的工業投資累積達到接近40萬億元人民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基礎建設和直接投資已超過400萬億元人民幣。這一系列大型規劃持續不斷地在工業領域、科技領域發揮重大影響，極大的改變了中國的產業結構，增強了中國的工業制造實力和科技軍事實力。

第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是堅持實事求是、多路徑發展，并始終以建設完整的工業體系為目標。

中國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的工業化，在人均收入極低的經濟條件下建立起一系列相對完整的工業結構與相對全面的工業部門。更進一步，這個完整的工業體系還包括能夠與工業生產相配套的知識生產體系。這套體系，不僅包括一個隸屬于各個工業部門的設計院和研究院體系，還包括相對健全的大學體系，使其與全面的工業化建設過程相匹配。

 

1950年代的哈工大（圖/哈工大官網）

工業的研究體系在改革開放后被逐漸市場化了，但其積累起來的工程設計能力和技術研發能力被保留下來。正像社隊企業、中小型地方國企成為后來的鄉鎮企業、民營企業的發展基礎一般，大型國企和各類研究機構也成為改革開放后民營鋼鐵企業、化工企業等重工業部門的人才、設備和技術的來源。同理類推，只有具備自力更生、自主研發的經驗積累，才能更好消化與吸收外來技術。

中國國企中目前發展較好的工業企業，都是堅持技術積累并且保持了技術積累的能力。如中國一重是中國最大的重型機械企業，它自主開發萬噸水壓機，參與開發九大設備；改革開放之后，它經過引進技術階段，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壓力容器、軋鋼設備、核電設備制造企業；沈鼓集團，是著名的壓縮機制造企業，1960年，它模仿蘇聯，自主開發出第一臺壓縮機，70年代后期，它引進了西方的壓縮機技術，今天已經成長為世界上最大的大型離心式壓縮機制造企業，等等。

反面例證則是如中國轎車工業，以組裝外國品牌為主；中國個人電腦制造業工業，也在放棄技術研發后，成為組裝工業；還有頗具爭議的中國半導體工業，放棄70、80年代的技術積累和持續投入之后，與國外差距巨大，成為最大出超行業。

理解上述特征，意味著我們必須認識到，工業體系的成長，絕不只是工業化的“自然”展開與邏輯推演。尤其是對于后發國家而言，工業體系建設一開始就具有塑造“獨立主權”和“現代社會結構”的歷史意義，工業化也是與政治社會建設相互糾纏的。在資本主義國際體系“中心-邊緣”的支配結構面前，在生產技術代差帶來的實力壓制面前，中國只能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國家建設、社會建設來推動工業體系的建設與成長。

（三）與工業化相匹配的社會體系建設

工業化，不僅僅是產業和科技的問題，也是人與社會的問題。工業體系，它孕育于一個社會體系之內，又會反過來改造和影響這一社會體系。建立工業體系，除了外部的技術支持之外，還需要持續的資金、資源和人力投入。

由于無法像資本主義國家一般從外部殖民與擴張活動中獲得相應資金和資源，面對資本不足的客觀事實，中國所能選擇的，就是將在人民戰爭中歷練出來的組織優勢發揮到最大限度，以人力替代資本，以普遍壓縮消費的高強度積累（全國人民勒緊褲腰帶）來實現工業化，以社會主義公有制來保障工業化積累成本的合理分擔。

與經濟層面的社會主義改造相關，中國建立起了一種與之相匹配的組織形態：農民在人民公社，工人在工廠，學生在學校，干部在政府機關；機關設置從中央一直到居委會、村委會，再輔以少先隊、青年團、婦聯和農會等各種群眾團體，中央政令得以到達最基層的每一個角落。這種今天被詬病為“舉國體制”的組織制度，在當時可以說居功甚偉。正是此種組織形態所特有的嚴密的組織體系和強有力的全社會滲透性，才讓中國在最貧窮的經濟條件下和最落后的社會條件下，最大限度地動員和整合全社會的資源，集中力量辦大事，建立起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

 

在基本民生方面，新中國建立了面向所有國民的基本醫療制度，以衛生室、衛生院為網絡的農村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的鋪設，展開過多次大規模的衛生教育運動，消滅了農業社會常見的一些流行性疾病，大幅度改善了民眾的健康指標；新中國高度重視教育發展和教育平等，教育普及和“教育向工農開門”成為全國教育界最重要的口號和方針。

前三十年建立起來的這套社會平等、民生保障與教育文化體系，不僅極大改善了中國人的生產生活條件，還為四十年改革開放的發展準備了相對高素質的勞動者，為“人口負擔”轉變為“人口紅利”奠定了基礎。前三十年持續不斷推動的勞動精神教育實踐，如“鐵人精神、大寨精神”等，深入到全國各地，影響了幾代人，逐步建立起一個與工業化相匹配的社會心態和基本倫理形態，這也是其他發展中國家所欠缺的寶貴資源。

經濟學家羅德里克在一篇發表于2006年的文章中講道：“1992年，中國的出口產品所反映的收入水平要比中國當時的人均GDP高6倍以上。”這說明，當中國融入國際分工體系的時候，它的勞動成本較低，但是技能與認識水平卻較高。

但是，前三十年的社會體系建設也存在著現實問題。一方面，重工業超前發展的工業體系無法有效吸納廣大的農村人口，城鄉差別客觀存在；另一方面由于高強度積累模式帶來的消費不足，社會激勵機制不充分，這反過來又制約了工業體系的進一步發展。

而改革開放之后，首先變動的就是社會體系。經過20世紀80年代的鄉村與城市改革，農村勞動力得到釋放，非國有制經濟成分逐漸發展壯大，為我國的市場化漸進改革提供了巨大增量，也帶來了社會的巨大活力。到20世紀90年代，隨著中國加入國際經濟大循環，通過發展外向型經濟，積極吸納外資、發展外貿，珠三角、長三角等東部沿海地區形成了數量龐大的制造業基地，逐步形成了巨大的勞動力市場。

這一過程把2億多農民從鄉土帶入了世界市場，改變了80年代的“進廠不進城、離土不離鄉”的勞動力分布方式；這一過程也使得數千萬國企員工失去體制保障，被拋入殘酷的就業市場競爭之中，工人階級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然而，這一過程也改變了前三十年不時出現的工業體系無法有效消化就業的難題（一輪輪招工與回鄉的反復、知青下鄉問題）；這一過程也奠定了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優勢，使得中國工業體系在強大的外需推動下持續發展，推動中國進入世貿體系，成為世界經濟格局中的重要力量；這一過程也使得中國可以依靠吸納外部的資金、資源和技術來逐步擴大自身的市場空間，使得中國人日益高漲的消費需求可以轉化為現實的購買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之所以能實現如此規模、如此速度、如此持續的經濟增長，其原因在于實現了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創造性結合。這集中體現在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的關系上。

根據改革開放多年的經驗與教訓，國有企業具有進行長期戰略投資和推動基礎技術升級的能力，民營企業具有快速反饋市場需求和推進模仿式創新的特長，二者缺一不可，需要相互結合。

比如圍繞著乙烯產業就存在兩條產業鏈：第一條產業鏈，是大型乙烯生產裝置；第二條產業鏈，是以生產出來的乙烯為原料，再生產塑料管材等。在第一條產業鏈中，全部是國有企業；在第二條產業鏈中，全部是民營企業。這是因為，生產乙烯的第一條產業鏈需要幾代人的技術積累，只有國企能堅持持續投資技術積累。而在以乙烯為原料進行生產的產業鏈上，對技術的積累要求沒那么高，民營企業的運營就發揮了優勢。

中國的民營企業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可以把分工做到極致，抓住一個小產品，就有可能做到世界第一。在今天，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其實是一個共生的關系。我們必須承認這種多樣性，承認這種多樣性是中國工業的力量源泉。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及與其相匹配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存在著一種復雜的“雙軌制”結構，既有“體制”的力量，又有“市場”的作用，二者有時相互配合，有時也會充滿矛盾。面對這二者的復雜關聯，我們不能簡單地以全面體制化和全面市場化的一元化邏輯加以應對，必須堅持“實事求是”，從其內在邏輯出發加以調整和平衡。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業化繼續發展面對的問題

今天，中國發展所面對的國際局勢正發生復雜變化。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只有三個國家曾經在經濟規模上接近美國——蘇聯、日本與中國。1973年蘇聯GDP總量達到當時美國的43%。在冷戰的高峰期，美國不惜通過和中國改善關系來圍堵蘇聯。1995年，日本GDP總量達到美國的71%，美國通過各種手段限制日本發展，最終導致日本經濟陷入停滯。而2017年，中國GDP總量達到美國的63%，對中國而言，差不多也是最危險的時候——這是2018年以來中美貿易戰的基本背景。

中國是保持定力克服難關，還是徘徊之后陷入困境，既取決于政治決心，也取決于準確判斷全球化發展趨勢的政治智慧。

（一）國際局勢：多中心全球化背景下的博弈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部分產業體系融入了全球性的生產鏈條之中。在20世紀的全球生產體系中，中國等東亞、東南亞區域一度被視為是相對高效而廉價的勞動力供給區域和具有巨大潛力的消費市場而被接納其中。但是，中國的部分產業體系至今仍被隔絕在世界生產鏈條之外——如“巴黎統籌委員會”迄今仍對中國高端裝備制造業、軍事工業加以嚴密限制。

今天的中國，一方面在外向型制造業體系中不斷擴大影響力，持續占領中低端市場，并在全球范圍內鋪展開來；另一方面，依靠工業體系成長的爆發力和國家戰略規劃的能力在高端技術產業持續進行投入，不斷獲得突破。曾經相互偏移的兩個部分——外向型制造業體系與高端技術產業，在內部需求升級趨勢的影響下，逐步相向而行，相互配合、相互支援，逐漸形成合力，一個中國與外部、中國與其他國家共同構成的更大規模的跨國、跨區域工業體系正在顯現。

《中國制造2025》正是深刻把握這一趨勢，積極引導中國產業的中高端升級。對于中國這樣的大國——勞動力與市場意義上的大國——而言，如果不完成產業的持續升級，不提供足夠多的就業空間和就業渠道以吸納受教育水平和收入預期水準大幅度提升的新一代勞動者，勢必陷入許多國家都經歷過的“中等收入陷阱”——即工業化無法升級導致的經濟內卷化和社會動蕩。

面對中國在工業體系高端領域的持續突破，美國、歐洲和日本等工業先進地區都感受到日益深刻的壓力，并開始著手限制中國在國際生產鏈條中的持續擴張。

奧巴馬政府推出的TPP計劃、尤其是特朗普政府最近發起的貿易戰威脅，都是力圖以美國在高端技術、知識產權、金融實力、市場影響力方面的強大實力引導乃至重塑跨國資本的產業鏈布局，力圖將產業鏈條轉移到各項要素成本更低的發展中國家或實現“制造業回歸”。這一行動，也因為回應了發達國家普通民眾階層的現實焦慮而得到相當的政治支持。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工業體系的成長，事實上正在觸碰到資本主義全球生產鏈條中的一個核心的、且非市場化的環節——尖端技術工業。尖端技術工業往往越出了純粹的市場領域，與國家主權有著深刻勾連。

以美國為例，盡管其經歷過一段漫長的去工業化進程，但在軍事、能源、信息等核心產業領域，一直保留著強大的技術儲備和技術能力。美國長期以聯邦政府資助的形式，在市場機制無法發揮激勵作用的領域如投資周期過長、投資巨大的行業，持續推動創新和先進技術突破，從二戰時期直到今天。我們所熟知的一系列基礎性技術如信息技術、航天技術、核能技術等，一系列高端技術公司如通用電氣、波音、洛克希德·馬丁，都與聯邦政府資助這一傳統有著密切關聯。

因此，高端技術、高端產業，不僅僅是跨國企業支配全球生產鏈條的基礎，也是資本主義國家維系“中心—邊緣”結構的條件。從這個意義上來說，2018年的中美沖突，正是工業體系與國家主權在全球化格局下交織與沖突的一個體現。

面對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及其背后高端技術產業封鎖帶來的壓力，我們既不能喪失信心，也不能盲目對抗，而是需要立足于國際形勢的演變做出準確判斷與及時應對。

首先，2008年以來的全球金融危機引發的全球政治經濟格局重組，其突出標志之一就是中國崛起以及新興多元經濟中心的形成。這一格局改變，導致傳統軍事中心和新興經濟中心的分離。這在以往世界格局改變的歷史中從未出現過。與此同時，冷戰時期發展起來的以核大國相互摧毀能力為基礎的威懾體系依然存續，大國之間靠領土占領而獲得資源支配權的傳統戰爭獲利機制不再可能。

 

圖片來源見左下水印

在這樣的格局中，可能出現的情形：一是軍事中心國家仍然會以武力方式干預新興經濟中心的發展。這種戰爭形態，既可能是現實中的戰爭威懾，也可能是以低烈度的關鍵地域戰爭，打破新興經濟中心國家發展經濟所需要的穩定局面；二是軍事中心國家以更復雜的政策、金融和技術手段，與工業體系、金融體系、市場體系交織而發揮影響力，阻礙新興經濟中心產業升級的能力。

其次，全球經濟驅動力從一個中心轉向多個中心的趨勢正在顯現，這標志著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的裂縫和空間正在變大，使得中國與美國等國的產業和技術競爭具有相對廣闊的開展空間，不至于在短期內極端化。1992年末，歐共體國家宣布成立歐盟，要進行經濟、貨幣與政治上的統一，多年以來，歐洲一體化盡管遭遇了重重挑戰，但依然持續演進。在亞洲地區，尤其是東亞、東南亞地區，也在出現以中國為中心的區域生產網絡。與此同時，以印度、巴西、印尼為代表的新興國家，正逐步實現工業化。未來幾十年，這些國家的人口、市場與工業化的結合，可能會逐步取代傳統西方國家在經濟體排名上的位置。這也是世界經濟格局數百年未有之變化。

進一步看，隨著中國深度參與全球化進程，對美國及其產業體系的依賴實際上會逐漸減弱。對于中國而言，能否在深度參與全球化，如“一帶一路”戰略的過程中，通過推動經濟合作實現真正的互利共贏，推動貿易和生產的升級和擴大，實現跨國產業配置和區域一體化，將決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業化體系的演化升級能否邁向更高階段。

（二）新技術和復雜社會結構對工業體系發展的挑戰

進入21世紀，以互聯網革命為代表的新技術浪潮正在深刻地與工業體系發生融合，也在全球范圍內深刻影響各國的社會結構和組織方式。一批以大型互聯網公司為代表的企業正在創造著眾多被稱為新經濟的業態。然而，對于新經濟在工業體系中的位置和作用，還需要進一步加以認識，不能過于盲目地“喜新厭舊”。

新產業、創新，都需要工業體系的支持。無論技術來源是何種性質，新產業的起點都是新產品。而新產品概念的靈感往往是源于克服已有產品不能滿足市場需求的瓶頸。開發新產品時，創新者必須尋求能夠幫助實現其創新方案的合作供應商（材料、設備和零組件），而這些供應商必須是已經存在的。一旦創新產品的市場成功引起需求的增長，供應商不僅會擴大供應規模，而且會迅速沿著新工業的方向進行專業化。專業化則導致進一步的分工和創新，于是新產品及其新的產業鏈就與市場需求共同成長起來。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技術進步是融合，而不是簡單替代。比如2018年中國可燃冰開采技術的突破，正是建立在中國有世界最大的石油天然氣公司，中國有著世界最大的海洋工程專用設備工業，有著世界最大的石油鉆采設備工業，有著世界最大的無縫鋼管（油井管）工業，等等的基礎上。而在互聯網領域，正是因為中國有著世界最大的互聯網基礎設施、最大移動互聯體系、最大智能終端制造產業、最大互聯網用戶群體，中國企業才能在互聯網時代加速發展。創新，是和已有產業基礎緊密聯系的。

 

可燃冰開采現場（圖/中國新聞網）

今天的互聯網革命，帶來了一系列的技術群落的突破，如虛擬技術、人工智能、無人駕駛、數字貨幣、物聯網等。這些新技術與舊產業的融合將如何改變工業體系尚待觀察。

在這一點上，中國與歐美等國站在了同一起跑線上，正像華為總裁任正非所指出的：“重大創新是無人區的生存法則，沒有理論突破，沒有技術突破，沒有大量的技術積累，是不可能產生爆發性創新的。”像華為這樣的企業“正在本行業逐步攻入無人區，處在無人領航，無既定規則，無人跟隨的困境。華為跟著人跑的‘機會主義’高速度，會逐步慢下來，創立引導理論的責任已經到來”。無人區創新是“沒有別人的成功先例”，既不知道技術細節，也不知道能否形成技術或產品，甚至也不知道是否有市場前景，長期看不到利潤，勢必要求更為持久的投資結構和規劃體系支持。

另外，在工業體系建設的同時，還需要關注社會體系的重新調整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在市場化力量的推動下，中國的工業體系得以進一步發展，但是也帶來了新的結構性困境。過去30年，中國經濟、社會的一項主要活力來源，就是流動性——不僅有物質和資源的流動性，也有人的流動性。現在，面對中國社會各階層之間的流動性正逐步減少的趨勢，我們必須保持高度警惕。但要促進社會流動性，仍然要扣住推動工業體系持續發展的主線索，不能僅僅依靠短期提高社會福利。只有工業體系持續發展，才能釋放出規模更大、技術要求更高的崗位，才能真正塑造出強有力的社會中間層，并促使個體的技術、知識有更廣泛的市場和社會需求。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業化面臨的理論挑戰

中國的工業化取得了輝煌成績，使得一個社會主義的中國正在越來越接近民族復興的百年目標。但是在現實中，我們卻發現，一方面，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與日俱增；另一方面，面對我們在“實然”層面上取得的成績，整個社會仍然有太多的茫然與焦慮。

中國的工業化道路，是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體制保障的。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最根本的一組關系是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內在關系。這其中，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可以說有各自的主體性。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之間的二元矛盾，也可以說資本和勞動以及公有資本與私有資本之間的矛盾客觀存在。

這種矛盾，集中體現在這是個名實變動的時代。關于社會主義、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等核心概念，正在遭遇現實的挑戰。中國的改革開放不同于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激進改革，從來不曾放棄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這使得中國的改革開放可以相對平穩展開并取得成功，同時，隨著市場經濟不斷深入到現實的經濟生活與社會生活之中，原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些基本概念的內涵已經發生偏移，名實脫節。“名”不那么符“實”了，“實”也找不到相應的“名”了。

在此意義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還相當粗糙。隨著社會主義實踐的不斷展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必須與時俱進，解決名實不符的難題。

比如“工人階級”、“社會主義”等等，其指涉的外延已經出現了復雜的變化，如馬克思語境中的工人階級，產生自大工廠集中生產的背景下，工人階級的集體性、組織性也與此相關。時至今日，在智能化浪潮中，越來越多的勞動者脫離于傳統的生產流水線之外，勞動形式日益多元化、復雜化，如何定義工人階級以及如何理解隨之而來的社會結構就成了新的基礎性課題。

“社會主義”也是如此，百年來，社會主義逐步在中國被廣泛接受，不僅僅是因為其代表著先進生產力，也因為其高度契合中國人的心理訴求和倫理結構。但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定義中的一些規定性內容——如公有制、按勞分配等等，都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出現松動。與此相伴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突破這些規定性的政治經濟學概念的同時，卻依然保存了相對公平的發展模式。這表明，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理想主義和價值追求，不僅體現在社會倫理上，它同時對于中國工業體系與經濟增長也有著約束性的實質性內容。現實要求我們必須對社會主義進行重新解釋。

一直以來，中國的努力，實際上是在開辟一條非西方、非資本主義的現代化之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很多人認為，西方式資本主義工業化是現代化之路的唯一可能，并在此基礎上構建起了宏大的自由主義話語體系，用以指導所有非西方國家。而中國的實踐，卻是探索人類社會實現現代化的新的可能性——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方式來完成一個國家內部的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信息化和全球化。

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追求包含了對資本主義的超越，以及對一種比資本主義更美好的社會形態的追求，并且把很多社會主義要素嵌入到現代化的實踐過程中。但是，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實踐卻長期得不到知識系統的支持，在理論上也缺乏系統建設。

這一方面是因為改革開放是學習西方的四十年。在學習西方現代科技與工業經驗完成工業體系成長的過程中，知識界基本搬用的是西方社會科學理論，導致西方的思想方法（所謂普世價值）占據意識形態高端。

另一方面，馬克思所開創的社會主義運動，從來都是在不斷開拓中前進的；馬克思主義，也必定要隨著時代、實踐和科學的發展而不斷發展。相對于500年資本主義發展歷程來說，社會主義的實踐歷程與發展空間都不夠充分。因此，只要我們在發展實踐中堅持社會主義的價值與原則，我們的挫折與成功都將構成對社會主義的理論創新。馬克思主義通過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不僅在過去改變了中國的命運，在未來，中國的實踐也必將進一步推動馬克思主義進一步中國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

今日中國，在社會主義工業化不斷成功的同時，有著一個社會科學本土化的歷史性任務。要根據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實踐,提出中國問題，創造中國方法，并使之與中國的歷史文化接壤，將這種理論納入到中國的現實與歷史脈絡之中。

（鳴謝：本報告的形成，建基于上海春秋戰略發展研究院、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以及修遠基金會三方共同主辦的“新型工業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討會。我們的報告撰寫，參考了與會專家路風、胡鞍鋼、曹遠征、曹錦清、汪暉、潘世偉、王湘穗等的精彩發言，在此一并致謝。部分專家的會議論文，我們將安排在《文化縱橫》雜志陸續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