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99国产精品尤物-国产高清色播视频免费看-男生肌肌往女人桶爽视频-精品国产-91PORNY九色|www.jqdstudio.net

　　一、危機后美國經濟復蘇的態勢

　　2008年金融危機自其爆發以來已經過去了八年，在這場危機中遭受重創的美國經濟似乎也已經從危機的陰影中走出來了。在經濟增長數據的支持下，許多經濟學家和研究機構都對美國的增長前景表現出樂觀的態度。如表1所示，美國2014年和2015年的GDP增長率均為2.4%，盡管還沒有達到美國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平均水平，但是已經非常接近2000年以來的平均增長率，特別是與危機爆發后的幾年相比，這個數據的確不俗。在國際橫向對比中，美國經濟增速也強于大多數經濟體。2015年，在發達國家當中，日本GDP增長率僅為為0.4%，而德國也只有1.5%；在發展中國家當中，南非GDP增長1.3%，俄羅斯和巴西則分別萎縮了3.7%和3.8%。也就是說，只要不和中國對比，美國經濟增長堪稱強勁，復蘇態勢明顯。

　　美國近年來在經濟增長率的較好表現，從結構上來看，主要是消費和投資拉動的結果。如表2所示，自2012年以來，美國消費需求的增長就一直保持著加速增長的態勢。2014和2015年，美國消費的增長率分別達到2.7%和3.1%，是危機以來的最高水平。而在消費當中，商品消費和服務消費都與這種總體的加速上升態勢保持一致。2015年商品消費和服務消費相比于2014年分別增長了3.7%和2.8%，均創下金融危機以來的最高值。而投資需求自2010年以來也一直保持這比較快速的增長趨勢，不過與消費不同的地方在于，投資并沒有呈現出加速上漲的態勢，相較于2010至2012年的增長速度，2013至2015年的速度實際上是有所放緩的。同時，政府支出的表現平淡，而凈出口自2014年以來更是出現了大幅的負增長。

　　從需求結構上看，消費需求占美國GDP的總量的近七成，因此，消費的快速增長也就直接為美國經濟增長提供了最主要的動力。在2014年和2015年兩年當中，消費需求增長貢獻了1.84和2.11個百分點的GDP增長，占總增長率的76.6%和87.9%，可以說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美國消費拉動下的復蘇背后的基礎是美國消費者信心的快速恢復。如圖1所示，不論是密歇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還是咨商會消費者信心指數均表明自2012年以來，美國消費者信心正在逐步恢復到甚至超過危機前的水平。

　　美國近年來的經濟增長數據讓很多人對美國經濟復蘇甚至重獲繁榮充滿信心。但是，美國是否已經真正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走上了經濟復蘇甚至通向繁榮的道路，并不能如此簡單地作出推斷。美國在2008年危機后的這次經濟復蘇，至少在兩個方面顯示出其不同于通常意義上的經濟復蘇之處。

　　首先，在本輪經濟復蘇中，美國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并沒有顯著的提高。一般而言，經濟復蘇通常伴隨著勞動生產率的加速增長。但是，如很多觀察者指出的那樣，美國本輪經濟復蘇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并不快。圖2展示了美國危機以來非農業部門勞動生產率和非金融公司部門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可以看到，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美國整體的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乏善可陳，被視為快速復蘇時期的2014至2015年，與危機時期相比，數據表現甚至更差。

　　其次，在本輪的經濟復蘇中，美國的就業并沒有顯著的增長。關于美國經濟“無就業的復蘇”討論最初來自于美國經濟在2012年展現出的態勢，當時的經濟增長與就業數據并未同步恢復。但近期失業率的下降讓很多人認為美國擺脫了“無就業的復蘇”。美國的失業率數據自2011年10月以來一直呈現下降狀態，已經從最高點的10%下降到2016年1、2月份的4.9%，基本恢復到2007年危機尚未爆發時期的水平。然而，問題在于，失業率的統計范圍是“尚在嘗試找工作的人群”，因此對于那些長期失業從而放棄了尋找工作的人而言，盡管失業是他的現實處境，但卻無法反映在美國“現實”的失業率中。從圖3中可以看到，危機后美國勞動力的參工率呈現持續下降態勢，直到近期才有小幅恢復。而且，美國的勞動力參工率和美國的失業率呈現出高度相似的趨勢，也就是說，美國失業率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長期失業工人由于就業無望而退出勞動力市場，而并非新就業人口的快速增加。

　　所以，危機后美國經濟復蘇的“不同尋常”之處在于：與傳統的就業、生產率提高和增長緊密相關的周期完全不同，危機后美國經濟既是一個“無生產率進步”的增長，又是一個“無就業增長”的增長。這就是我們不能不深入考察此次美國經濟復蘇的實質，并對其復蘇的前景作出判斷。我們必須提問：危機后美國經濟所呈現的“無生產率進步”和“無就業增長”的增長，其背后所依賴的積累體制是什么？這種積累體制為什么會呈現出消費強勁的特征？以及，這種社會積累體制是否能夠使美國真正實現經濟復蘇以及再度繁榮？事實上，這種“不同尋常”的經濟復蘇與美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資本積累體制的根本轉變有著深刻的關聯。這種轉變的兩個基本特點是“去工業化”和經濟的“金融化”，二者持續深化構成了2008年金融危機的積累體制原因。危機之后，美國出現了反思這種積累體制的聲音，美國政府也嘗試推行了以“制造業復興計劃”為核心的“再工業化”和以加強金融產業管控為核心的“去金融化”政策，試圖改變導致危機的積累體制，重塑美國經濟增長的持久動力。然而，就目前美國經濟復蘇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情況來看，這些反思和政策努力收效甚微。

　　在美國危機之后的復蘇過程中，“再工業化”是一個十分核心的話題。危機后，美國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的旨在重振制造業的政策，這些政策甫一推出就受到了廣泛的關注，許多觀點認為這將在未來一個時期內改變美國的資本積累體制，讓美國重新奪回制造業大國的地位。隨著美國經濟的逐步復蘇，這一政策被很多觀察者理所當然的認為是成功的，并且認為在未來這會給發展中的制造業大國，尤其是中國形成巨大的壓力。

　　然而，認為美國正在再工業化的觀點實際上得不到太多數據的支持。圖4和圖5展示了美國制造業和第二產業的產值和就業人數在GDP和總就業人數中的比重。可以明顯的看到，美國制造業無論以就業人數占比還是產值比重方面，與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制造業的地位有著天壤之別，制造業就業人數占比從1997年的16.1%下降到2014年的12.1%，而制造業產值占比則從1997年的13.8%下降到2014年的8.2%。甚至，上述兩個比重在危機之后還出現了下降。即便是將狹義的制造業擴大到包含采掘、建筑和公用設施的整個工業部門，情況也沒有絲毫的變化，整個工業部門的增加值占比和就業人數占比分別從1997年的23.2%和18.2%下降到2014年的20.1%和13.4%。

　　即便是這樣不利的數據，實際上可能也高估了美國制造業的真實比重，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美國制造業增加值的統計方法將部分外包的制造業增加值也計算進了本國的增加值，因此實際上美國制造業的比重可能更低。這不得不讓人對美國再工業化這個命題產生了懷疑。

　　另外，美國供應管理學會（ISM）編制的制造業指數是一個反映制造業健康程度的重要指標，一般認為指數超過50則表明制造業處在擴張之中，而相反低于50則表明其面臨衰退。從圖6可以看到，自2015年以來，美國制造業指數一直保持在50附近，而且呈現著明顯的下降趨勢，至2015年11月已經跌破50，這表明美國制造業事實上再次進入了新一輪的收縮，而不是所謂的“復興”。

　　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觀之，上述指標雖然能夠反映美國制造業發展的最終結果，但卻并不能反映制造業可持續增長的內部動力，而利潤率才是反映一個行業健康水平的基本因素。因為，一個行業的利潤率決定了該行業的投資，而投資水平則直接影響這個領域生產率的增長和競爭力。

　　從圖7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美國制造業的利潤率確實有所回升，但是和80年代去工業化開始之前的階段相比，差距非常明顯，僅僅有80年代平均利潤率的60%左右，沒有超出2000年以來房地產泡沫時期的最高水平，并且這種上升勢頭在2013年已經出現了下降的趨勢。

　　而更重要的是，與全部私人部門的利潤率相對比就可以發現，在全行業范圍內，全部私人部門的利潤率在危機后不僅經歷了回升，而且高于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水平，這就更加說明制造業顯然不是美國經濟中最具吸引力的部門。另外，數據表明，金融部門的利潤率盡管在危機中遭受了重創，但是危機之后恢復的非常快，從2008年開始增長速度持續快于制造業，與制造業的差距不斷拉大，甚至在2013年美國制造業利潤率開始大幅下降的情況下，仍然保持了較快的上升勢頭。這說明，在美國以“去工業化”和“金融化”為根本特點的積累體制并未改變而是持續深化。因此，在制造業利潤率沒有產生實質性的恢復之前，“制造業的復興”及“再工業化”事實上無從談起。

　　那么，美國為什么難以實現“再工業化”呢？認為美國能夠成功奪回制造業霸主地位、實現“再工業化”的觀點主要由這樣幾個理由來支撐：一是成本的相對變化。這種觀點認為，近年來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的制造業大國工資上升，而美國的工資成本則在下降，由于美國的勞動生產率水平更高，所以相較之下美國產品的單位工資成本更低，因此成本上的原因將有利于美國的制造業。二是認為美國在長期擁有技術研發和創新的優勢，這些優勢會為美國制造業提供強大的競爭力；三是認為美國的再工業化政策將會起到重大的作用，美國政府的政策將為制造業的復蘇和升級提供良好的環境，讓美國占領高端制造業的頂點。然而，這三點依據其實很難成立。

　　首先，關于勞動力成本的問題。雖然美國的工資在過去二十年間中幾乎沒有上漲，而相比之下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工資出現了顯著的上升，但是如果單純比較絕對值的話，雙方仍然不在一個數量級上。這一點仍是不容置疑的事實，而支持美國勞動力成本優勢的觀點也當然不會忽視這一情況，他們的基本論點是認為美國的勞動生產率優勢足以彌補工資上的劣勢，從而讓美國的單位產品的勞動力成本更低。但這個觀點也同樣站不住腳。第一，根據《中國勞動統計年鑒》和美國勞工統計局提供的數據計算的單位增加值勞動力成本，美國仍然是中國的3倍左右，盡管這一比例存在縮小的趨勢，但是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美國的單位增加值成本仍會遠高于中國，也就是說，統計數據并不支持美國單位產品的勞動力成本更低這一觀點。第二，單位增加值勞動力成本會對美國制造業的成本優勢做出過度樂觀的估計。理論上來說，不同的產品或行業之間的勞動生產率是不能直接對比的，因為勞動生產率是一定勞動時間所產出的特定行業的產品的數量，不同的產品之間并不能直接比較或加總，將產品換算成貨幣形態的增加值進行橫向比較僅僅是一個簡便而不準確的做法，這種做法在同一行業內部是可行的，在不同行業之間則是不完全令人信服的，例如如果將一個國家的紡織行業同另一個國家的鋼鐵行業進行對比，很有可能按照增加值進行衡量，鋼鐵行業的勞動生產率高，但這并不是說明這個國家技術先進，而很有可能僅僅是鋼鐵行業由于資本有機構成更高等方面的原因產品本身每勞動時間增加值更高而已。中美之間的制造業是高度互補的，因此直接衡量兩國的制造業勞動生產率就很大程度上會受到這種情況的影響。美國表現出來的勞動生產率更高可能僅僅與行業差別有關，如果美國從事與中國類似的勞動密集型的或資本有機構成低的行業，從增加值表現的勞動生產率來說，美國也可能會出現很低的勞動生產率。第三，制造業的成本不僅僅包括勞動力成本一項，制造業要發展需要產業的集聚和基礎設施尤其是交通設施的支持。而在這一點上，美國長期的去工業化將過去形成了工業集聚破壞、交通等基礎設施的落后、難以適合制造業發展要求等狀況。在這些方面，美國制造業所面臨的成本與技術設施完善、產業鏈條完備的中國相比競爭力自然要弱很多。

　　第二，關于技術創新的問題。不可否認，美國擁有全世界領先的科研創新能力，但是將這個優勢直接等同于制造業的優勢卻并不正確。創新能力和制造能力即便不是完全不同的能力也是存在著相當大差別的能力，技術創新的轉化需要的制造業環境與激發創新的環境并不能等同。不僅如此，技術水平本身并不是單純存在的、被一國擁有的單獨要素，而是附著在生產資料和勞動力這些生產要素之上的。隨著生產資料的轉移和勞動力的培訓，技術優勢也是可以被轉移的，一個行業的技術優勢不是一個國家固定的優勢，而是從屬于資本在全球范圍的積累的。因此，即便在同一個行業內美國具有勞動生產率等方面的技術優勢，也仍然要面臨著多方面的競爭，而不會因為技術上的領先而高枕無憂。

　　第三，關于美國政府的再工業化的政策，實際上也沒有想象中的作用大。作為長期標榜自由放任的國家，美國相較于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乃至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都沒有特別強有力的產業政策，多數情況下主要是依靠財政政策來扶持產業，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即便財政政策美國政府對制造業的扶持也并不到位，我們前面提到，制造業依賴良好的基礎設施，然而，美國財政支出在交通基礎設施方面的花費在2010年以來幾乎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增長。在占財政支出比重方面，拋開2008和2009年救市計劃導致的異常縮小以外，交通支出占比并沒有太多的變化，甚至出現了小幅的下降。除此之外，在能源、勞動力技能培訓這些對于制造業有重要影響的方面，危機之后尤其是是2011年之后，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都大幅下滑。這種雷聲大雨點小的再工業化政策很難說會對美國制造業提供足以逆轉頹勢的支持。

　　既然美國的制造業沒有出現復興的跡象，那么美國此輪經濟復蘇到底是依靠什么呢？

　　與制造業相反，在金融危機后飽受詬病的金融部門在危機之后卻回復的很快。如圖8所示，無論是狹義的金融業，還是包含保險、房地產和固定資產租賃業的廣義金融業（FIRE），作為危機的導火索都在2008年遭受重創，其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迅速下降，但是二者隨后便以驚人的速度恢復了過來，不僅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而且還有了一定的上升。同時回顧圖7，可以發現，美國金融業的利潤率恢復的“又快又好”，在危機中短暫的下降之后，就恢復到制造業和全行業利潤率的兩倍以上，所以不論是否承認美國經濟復蘇，金融業卻真的已經從危機的困境中復蘇過來了。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美國金融業開始代替其制造業的地位，美國經濟的“去工業化”和“金融化”既由那時開啟。但是，“去工業化”的結果是制造業占比的下降和長期的貿易逆差，而這使得美元貶值壓力變大。20世紀九十年代起，美聯儲的貨幣政策越來越寬松，而同時，美國政府開始對金融部門去監管化。金融部門在90年代末就開始利用寬松的貨幣供給和越來越高的杠桿制造出一波資產泡沫，資產泡沫不斷吸引離岸美元返回美國本土投資，從而成為保持美元幣值穩定的重要途徑。盡管新世紀伊始的股市危機打斷了這一過程，但是美國的金融部門很快恢復起來。他們不僅擁有貨幣當局的支持，越來越大的貿易失衡讓東亞的各個制造業大國為其美元尋找出路，而這又增加了長期的美元信貸供給。因此，世界資本市場形成了一種扭曲但卻別無選擇的組合：美國金融機構不斷擴大美元資產泡沫，東亞國家將美元投入這些資產市場。這樣美國利用金融機構在長期貿易赤字的情況下保持了美元的幣值，并且成功在不進行生產的條件下利用美元“創造了”巨大的購買力。這種依靠金融機構和美元的增長方式成為90年代以后美國經濟的重要特征。這樣就形成了一種美國依靠金融部門維持美元地位，而美元地位幫助美國、尤其是金融部門在全世界范圍內進行再分配的格局，而這種再分配格局才是美國近些年來的核心利益所在。與此同時，金融部門的資產泡沫還能夠利用其“財富效應”這一假象來推高經濟，尤其是促進消費的增加，這對于美國的經濟同樣至關重要。

　　金融危機之后，美國推出量化寬松政策來挽救金融危機，同時試圖刺激經濟。這種量化寬松政策使得美元相對于其他貨幣開始走低，弱勢美元對于美國制造業和縮小貿易逆差提供了幫助，使得美國許多原來因成本問題而沒有優勢的低端制造業重新有了一線生機。然而這種弱勢美元政策與美元地位和長期以來的金融化的增長策略相沖突，美元的持續走低必然引起其他國家減持美元資產，甚至尋求替代美元的方案。從圖9中可以明顯的看到，在美元持續走低的時間段內，不論是世界范圍內還是主要發達國家美元的持有量都降低了。因此美國逐步結束了弱勢美元政策，而隨之，制造業的復蘇也戛然而止。

　　與此相比，金融業快速從危機中恢復過來，實體經濟的持續低迷、國際信貸環境的寬松和國內美元供給的寬松這些條件都沒有實質性的變化。因此寬松的信貸供給也必定不主要流向盈利條件堪憂的制造業及其他實體產業。而是繼續流向資本市場。可以看到，如圖10所示，金融危機之后，在很短的時間內，美國股指就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并且一路飆升到達歷史最高點。房地產市場價格也是如此，如圖11所示，凱斯-席勒房價指數（Case-Shiller Home Prices Indices）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低迷之后持續上漲，目前甚至已經接近泡沫破裂前的水平。一方面是制造業投資的低迷，另一方面是金融市場的大幅上漲，顯然，美聯儲提供的廉價美元主要沒有進入實體經濟，而是更多地進入了金融市場。

　　美國本輪復蘇并非所謂“制造業復興”帶來的，而是依賴深度金融化的“食利型增長”。這一經濟增長模式的核心，在于泛濫的貨幣供給推升了資產價格，從而通過“財富效應”機制推動了消費和投機性投資的增長。

　　但是，這一模式卻并不可能帶來真正的經濟增長。一方面，以制造業為代表的實體經濟利潤率難以恢復，這就造成了以追求更高利潤率的資本投資并不可能流向制造業，而只是在金融部門體內循環，甚至制造業企業的賬面利潤也大多來自金融領域而非制造業本身。我們知道，金融本身并不創造價值，其利潤來自于對實體經濟利潤的分割，因此，不以制造業利潤率真正恢復的金融利潤增長，只能是“龐氏游戲”或其變種。另一方面，制造業的持續低迷，難以創造足夠的就業，從而帶動居民收入增長。在“食利型增長”模式下，由于金融業的高度資本密集型特征，以及其他服務業的臨時就業性質，造成了勞動力市場的嚴重兩級分化。一極是極少數金融行業高級從業人員和企業高級經理人，他們因為能夠通過各種股權激勵獲得極高的收入；另一極是普通工人，特別是在一般性服務業中的非正規就業者，他們的收入極低，大多處于最低工資水平。這就使得消費的增長缺乏大眾收入不斷提高的基礎而只能依賴信貸消費，因此，實際上消費的增長也只是空中樓閣。

　　因此，“食利型增長”是一種沒有真實價值生產基礎的金融化增長模式。其實這一增長模式并不是新近出現的，而是美國在新自由主義時代晚期的主要增長模式。布倫納把這一增長模式稱之為“再分配的增長”，他用“繁榮與泡沫”概括了這一模式的實質。在他看來，這一“泡沫經濟”模式在1980年以來的美國已經出現了不止一次：“首先是1995－2000年的股市泡沫，繼而是2000－2007年的房地產泡沫和杠桿借貸。”

　　令人記憶猶新的是，在2000年美國股市泡沫破裂導致嚴重的經濟金融危機之后，美聯儲試圖通過降低利率的辦法促進資本積累。從2001年1月開始，聯儲空前迅速地調低了借貸成本，最終使聯邦基金利率下調了5.5個百分點，即兩年半之內從6.5%下調到1%。然而，由于產能過剩和沉重的債務負擔，企業缺乏增加投資和增加雇傭的動機，相反，企業則力圖通過減少投資和雇傭來降低成本。所以，無論聯儲把借貸成本壓低到何種程度，企業也沒有貸款的興趣。這就使得大量的信貸無法進入實體經濟，而轉而流向那些極易受到利率影響的部門——即房地產市場和各種債券的杠桿投資。在寬松信貸和極低利率的刺激下，家庭部門的信貸規模暴漲，從而大幅推升了美國的房地產價格。隨后，次貸的泛濫又進一步推升了房價，并加劇了金融風險。家庭信貸的歷史性膨脹，促使住宅類房地產投資的擴張，并帶動房價大幅上漲。正如股價上漲時一樣，家庭把房價上漲所導致的賬面財富的增加當作他們的儲蓄，從而通過財富效應進一步帶動了個人消費與住宅投資增長，并促成了美國經濟在21世紀初的繁榮。

　　但是，這一經濟“繁榮”不僅是由泡沫所推動的，而且本身也及其脆弱。這一模式在短期能夠“自我維持”，但長期來看，其不過只是“龐氏游戲”，最終一定會導致整個模式的崩潰。這是因為，經濟增長嚴重依賴房價上漲的財富效應，因此，這種經濟增長除了把財富轉移給地產的所有者之外，根本無法造就新的經濟增長動力。一方面，以制造業為代表的實體經濟不可能提供比金融地產投機更高的利潤率，從而不會進行新的生產性投資，相反，面對不佳的市場環境，企業不得不通過減少投資和雇傭人數削減成本，以提高剝削率而不是提高生產率來提高收益率。這一微觀機制限制了企業生產率的增長，同時由于剝削率的提高進一步限制了總需求的增長，并進而再次減少了企業投資和增加雇傭的動力。另一方面，消費增長和住房投資的增長不可持續。隨著房價越來越貴，導致買房越發困難，從而住房投資的動力會隨著房價不斷提高而日趨衰減，即使通過次貸的方式擴大了購房群體，也不得不面臨購房群體逐漸萎縮的局面。并且，住房投資是由極低的貸款利率所支持的，美聯儲在2003年6月將聯邦基金利率下調至1%并維持將近一年，而且之后調高利率時每次只上調0.25個百分點，這極大地支持了美國住房價格和住房投資的上漲。但是，當利率逐漸提高，并達到某個觸發條件時，住房價格的泡沫就將不可避免地破裂從而引發整個信用系統的危機。而以財富效應推動的消費增長不但將灰飛煙滅，而且會由于去杠桿效應引發一般性消費和房地產投資的斷崖式下跌，從而誘發經濟的全面危機。歷史也確實按照這個劇本演出過。從2004年開始，美聯儲小心翼翼地提高利潤，將美國聯邦基金利率水平從最低的1%提高到2006年7月的5.25%，而房價也在2006年達到頂峰，自那以后房地產所拉動的擴張開始加速倒退，引發經濟增長的因果鏈條現在以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同時，利率提高導致了大量債務難以償付，加之次貸及其衍生產品的泛濫，造成了金融系統的大規模危機，這就是2008金融危機的機制。

　　在經歷了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一方面通過 TARP 和 ARRA 兩項計劃由美國財政提供大量資金救助在危機中頻臨破產的企業及地方政府，另一方面則通過三輪定量寬松（QE）向經濟大量注入貨幣，試圖通過大幅降低信貸成本刺激企業和家庭增加貸款。但是，美國意識到，如果不改變制造業萎縮、金融業膨脹的經濟結構，那么以寬松信貸的方式不可能真正挽救危機，而只不過是通往下一輪危機路上的殘喘之策。因此，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其上臺之后，就大力推進“制造業復興計劃”，希望通過制造業的復興實現“再工業化”，改變美國經濟日益加深的金融化軌道，從而擺脫“食利型增長”模式，再造一個建立在實體經濟增長之上的新的積累體制。為此，奧巴馬政府對于推動制造業復興、制造業回流格外重視，于2010年出臺了“制造業促進法案”，2011年又發布了“先進制造業伙伴關系(AMP)”計劃和“美國制造業創新網絡計劃”，2012年又正式發布了“美國制造業復興計劃”等。奧巴馬甚至將制造業復興提升到了能否延續“美國世紀”的高度。

　　但是，我們已經看到，雖然當前美國經濟處于復蘇態勢，但“制造業復興”卻并非本輪美國經濟復蘇的支撐力量。相反，危機后美國一系列應對之策，反倒進一步加劇了美國經濟金融化的程度，而美國經濟增長也主要依賴于金融地產泡沫及其所來帶的財富效應。這幾乎重現了1995-2000年與2000-2007年“泡沫式繁榮”的模式，與前兩次不同的是，本輪美國經濟復蘇同時依賴了股市和住房市場的雙重泡沫，如前所述，當前美國股市和住房市場的價格都以創出歷史新高，但上市公司利潤率低迷，居民收入也無明顯提高，這意味著當前美國股市和住房市場的泡沫水平甚至高于爆發危機2007年。然而，盡管依賴如此巨大的雙重泡沫，美國經濟的增速卻顯著地低于前兩次。這說明，這種泡沫式增長模式的動能已經嚴重衰退。

　　于此同時，隨著股市和住房市場泡沫的發展，其破裂的風險也不斷增長。近期，喬治.索羅斯、美國“債券大王”杰夫岡拉克，“末日博士”魯比尼等都對美國股市的風險作出了警示，美國總統候選人特朗普更是宣稱“現在的美股是個大泡沫”。美國住房價格也是如此，美銀美林的研究報告認為美國地產價格已經高估，并將于2016年見頂；美國房地產評估公司NAR也于2016年初警告稱美國房價漲幅連續4年超過居民收入漲幅，已經重回泡沫狀態。雖然沒有人能準確預測泡沫何時將會破裂，但鑒于美國股市和住房市場的泡沫建立在極為寬松的信貸條件和極低的利率基礎之上，因此信貸條件的收緊和利率的提高勢必會對美國股市和住房市場的泡沫產生巨大壓力。和上一輪泡沫破裂一樣，也許利率提高將成為刺破泡沫重蹈危機的決定因素，這可能也是美聯儲對于連續加息始終猶豫不決的重要原因。而無論美國股市和住房市場出現危機抑或其僅僅是價格下跌，都將使由財富效應推動的經濟增長最終結束。

　　近年來，美國經濟確實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復蘇態勢，然而，美國經濟復蘇的動力并非來自于制造業的真實復興，而是繼續依賴金融地產泡沫及其財富效應所拉動的居民消費。這一“食利型增長”模式只導致了社會財富的再分配，而并未使美國經濟重新獲得持續增長的堅實基礎和新動能。因此，和1995-2000年以及2000-2007年美國泡沫經濟一樣，本輪美國經濟復蘇和增長將難以長期持續，新一輪經濟金融危機的爆發將隨時可能降臨。更為嚴峻的是，未來的危機將宣告美國“制造業復興計劃”的全面失敗，亦即美國沒有能力擺脫金融化的趨勢，重建一個建立在以制造業為代表的實體經濟基礎上的積累體制，借用阿瑞吉關于“金融化是資本主義秋天”的說法，美國在經歷三輪泡沫經濟及其危機后仍無法修正其金融化趨勢，這將鄭重宣告美國資本主義“寒冬”的到來。

　　對于中國來講，一方面，我們要對美國經濟復蘇的實質和前景有清醒的認識。我們已經說明，當前美國經濟的復蘇，絕不是美國制造業的復蘇推動的，美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依然是深度的金融化而非制造業，這勢必使美國更加篤定地維護其金融霸權，并通過其金融霸權從別國的制造業中吸納剩余。因此，中美之間經濟競爭關系的焦點也絕不是國際貿易中的自由與保護，甚至也不是制造業的外包與回流，而是金融領域的較量。中國既要強化自身金融監管，有序推進金融領域開放，又要對未來勢必發生的美國金融危機有所預判，防范危機向中國蔓延，降低可能出現的風險。另一方面，中國要吸取美國經濟金融化和去工業化的教訓，通過機制設計、政策引導防止經濟脫實向虛、為以制造業為代表的實體經濟提供良好發展環境，避免經濟陷入過度金融化的陷阱。當前，中國正在全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化金融監管，防范金融風險，引導金融服務實體經濟，降低企業成本，改善企業生存環境作為其中重要的內容，正是應對美國經濟食利型復蘇及其可能引發危機的正確選擇。特別是，面對近期瘋狂上漲的房地產價格和激增的居民住房貸款，中國政府近期果斷出臺了樓市調控政策，更顯得尤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