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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人江：帝國主義本質再審視

點擊：作者：陳人江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1-01-28 08: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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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將金融資本的統治看作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的核心標志，同時闡明了帝國主義世界體系在政治上與經濟上既緊密聯系又相對獨立所具有的二重結構。該著發表后的100年中，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最大變化是，隨著殖民體系的消亡，二重結構變為一重結構。但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層面的基本矛盾并未根本改變，我們仍然處于列寧的“金融資本統治的帝國主義時代”。不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資本帝國主義新階段，金融資本統治的具體形式出現了革新和進化，也使得當代反帝進步運動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

1916年，列寧發表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以下簡稱《帝國主義論》）。在這部著作中，列寧揭示了帝國主義的本質特征，闡明了金融資本統治下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發展趨勢，并提出了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時代任務。有些人認為，隨著時代的變化，列寧的理論已經不合時宜，失去了科學性。在《帝國主義論》問世百年之際，這種論調顯得尤為突出。然而站在世界體系發展的角度，我們就不得不承認，從100年前至今，世界各國尤其是落后國家，遭遇的最大現實問題依然是世界體系中的金融資本統治問題。不僅如此，由于這一統治在結構和形式上的更新，當代進步運動面臨著比列寧所處時代更為復雜和嚴峻的挑戰。在此背景下，再次從《帝國主義論》出發，根據列寧的基本思想來把握金融資本的本質和變化，對于認清當代世界形勢，進而制定新的戰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列寧關于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統治結構的基本認識

在《帝國主義論》中，列寧著重揭示了在帝國主義條件下，世界體系所具有的等級差異的統治結構。什么是帝國主義？在列寧看來就是金融資本的統治。而金融資本的統治，即“金融資本對其他一切形式的資本的優勢，意味著食利者和金融寡頭占統治地位，意味著少數擁有金融‘實力’的國家處于和其余一切國家不同的特殊地位。”①在列寧看來，“金融資本必然力圖擴大經濟領土，甚至一般領土”②。金融資本從經濟上和政治上對世界的瓜分，就表現為帝國主義。因此，金融資本支配的帝國主義壓迫等級制包含著二重體系，又可以稱作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二重結構：一個是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或產業分工）體系，一個是世界殖民體系。

世界體系的二重結構反映了帝國主義，或者說金融資本統治方式的多樣化。列寧的闡述表明：在世界經濟體系中，金融資本將資本輸岀作為少數大國掠奪其他國家人民的財富，實行經濟剝削和統治的主要手段；而在世界殖民體系中，則是少數先進國家通過軍事征服手段，把落后國家變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或集體重新瓜分世界領土。同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或金融大國的對外擴張，既通過赤裸裸的暴力占領方式，也通過較為隱蔽的經濟剝削形式來實現，并且在不同地區其統治手段也有不同側重。例如，英國對加拿大、澳大利亞等自治領主采取的是經濟強制，對包括印度和非洲地區在內的殖民地的統治則具有非常濃厚的前資本主義色彩。

列寧進一步指出，金融資本瓜分世界的方式同時也造就了不同的國家形式，不光有政治上經濟上都不獨立的殖民地，還有“過渡的國家依附形式”，即各種形式的附屬國。“它們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獨立的，實際上卻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關系的羅網纏繞著”③。除了半殖民地外，后一種國家形式更多的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經濟殖民地”或“經濟附屬國”。與“領土兼并”這一政治意義上的殖民地不同，它們是帝國主義國家或金融大國的“勢力范圍”，國家性質較為復雜，正是在這里，較為鮮明地體現了在金融資本統治的帝國主義世界體系下，政治統治與經濟控制的分離。例如,阿根廷從政治上來說是主權獨立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但在金融和商業上卻高度依附英國；老牌的帝國主義國家葡萄牙，本身作為殖民地占有國是擁有對外政治統治權的，但它在經濟上同樣屬于英國的“殖民地”；而當時另一個殖民爭霸中的強國——沙皇俄國，資本主義總體發展水平并不高，且其發展也基本倚賴來自英、法、德等國的外國資本。

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二重結構，以及它所體現的經濟統治和殖民統治兩種方式又并非孑然獨立，而是通常相互交織在一起的。例如，金融資本對世界各國的剝削，在這方面起很大作用的是設在殖民地的銀行及其分行；帝國主義國家對殖民地的兼并，客觀上擴大了金融資本的經濟區域，從而有利于它以對內實行壟斷高價、對外傾銷的辦法來獲取超額壟斷利潤。

誠然，《帝國主義論》并沒有囊括列寧關于帝國主義的全部思想，但基本上反映了其中最重要的思想，即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的標志性特征是金融資本的統治，且其統治具有政治上與經濟上既緊密聯系又相對獨立的二重獨特結構。

二、戰后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統治結構之變與不變

毋庸置疑，《帝國主義論》發表后100年的時間里，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體系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這些變化是分不同層次的，區分這些層次正是我們認識列寧理論時代價值之關鍵所在。

從帝國主義的整體統治結構來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發生的最根本變化是，世界殖民體系分崩離析，帝國主義國家以暴力方式對落后國家（或地區）的領土兼并和人身控制就此終結，由此，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二重結構變為以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體系為基礎的一重結構。這既是因為第三世界國家人民反帝反殖斗爭的力量不斷壯大，也是因為長期的列強爭霸戰爭嚴重削弱了各帝國主義國家的實力，殖民統治的代價變得不堪承受，因此，金融資本的國際政策不再追求將領土瓜分作為其世界統治的另一個基石。與此同時，隨著世界資本主義的不斷發展與成熟，從經濟上進行統治和瓜分變得日趨重要，也更加必要。帝國主義的兩個不同階段或不同時代也就此劃分開來：列寧所處的古典帝國主義時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資本帝國主義新時代。

但從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體系方面來看，戰后以來的演變并沒有超出列寧概括的基本趨勢，而是按照其所揭示的壟斷資本主義和金融資本主義的邏輯進一步發展。就此而言又可以說，經濟層面的統治結構和基本矛盾并未有根本改變。新的變化主要表現為：伴隨著殖民體系的瓦解和帝國主義直接政治統治的消亡，世界經濟單極結構反而得到加強。

汗牛充棟的文獻已經用各種說法來表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當代資本主義的新發展，從最初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到之后的“由國家壟斷到國際壟斷”“金融化”“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等等，不一而足。然而，這些說法都不過是從不同方面共同說明和印證了一點：金融資本對世界的經濟統治程度在不斷加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列寧對于世界經濟體系的本質特征和運行機制的基本判斷依然有效。

首先，對于作為帝國主義經濟基礎和資本主義新階段本質特征的壟斷，列寧的判斷依然正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壟斷，尤其是金融資本的壟斷，則是在列寧所處時代壟斷基礎上的深入發展。例如，當代的金融資本不僅壟斷了生產和流通，還通過決定基礎利率、將普通居民的收入和消費金融化等手段，壟斷了分配和消費；當代的金融資本不僅是對一般產業和金融的壟斷，還是對世界稀缺和重要資源，如能源、糧食、技術、信息等的壟斷；不僅是對貨幣資本的集中和壟斷，同時也是對貨幣（符號）發行權的壟斷，而且還是對世界貨幣（符號）發行權的壟斷。20世紀70年代之后，以美元霸權作為重要支柱之一的華爾街金融集團的所作所為就充分反映了這一點。在全球空間上，跨國壟斷組織不再只是簡單地依屬民族國家，而是成為某種逐漸超脫于民族國家的國際政治經濟實體，不僅富可敵國，甚至對民族國家的利益和權力構成越來越大的挑戰與威脅。

其次，列寧指出的作為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典型特征的資本輸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更加重要。發達國家的資本輸出迅速增長，無論是從規模上還是地理分布上都遠遠超過了戰前；不僅僅是發達國家向欠發達國家投資，也包括發達國家之間的相互投資；投資范圍從早期的集中于自然資源開發和鐵路運輸擴大到制造業，最近幾十年又擴大到金融和服務業。尤其是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的資本輸出甚至大大超過了國內投資的增長，從而成為這些國家逐漸出現產業空心化的一個導因。今天，由跨國公司和國際金融機構主導的私人投資在全球各地已經無孔不入，成為當代壟斷資本對外擴張、控制落后國家國民經濟命脈的最重要手段。

第三，列寧論述的經濟全球化趨勢日益增強。《帝國主義論》的分析表明，正是金融資本將帝國主義經濟變為世界性的資本主義經濟。這一方面是因為壟斷超出國界，導致跨國壟斷組織產生,將全球范圍作為其統一的經濟活動場所，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帝國主義國家的銀行網在全球密布，出現了國際性的大銀行，把全球各個產業聯系在一起，加強了生產的集中和金融資本的國際壟斷。20世紀70年代之后不斷增強的全球化趨勢，其先鋒和最大的推動力量正是跨國公司與國際金融組織。但是在這一過程中，列寧所處時代不平等的國際分工格局不僅得以維持下來，并且進一步加強。

第四，金融資本統治下的資本主義腐朽性有增無減。列寧認為，在產業資本和銀行資本融合生長的金融資本統治結構中，產業資本對銀行資本處于依附地位。大部分利潤被從事金融勾當和欺騙行為的“天才”拿去，從而破壞了商品生產作為全部經濟基礎的地位，導致整個經濟向食利化、腐朽化的方向發展。此外，列寧在談到資本輸出時，重點論述了通過投機形式獲利的間接投資，認為以放高利貸和剪息票為生的帝國主義的寄生性在增長。今天的資本主義發展已經創造出了更多的投機賭博工具，各種金融衍生品層岀不窮，并過度泛濫，經濟繁榮普遍具有泡沫化、虛擬化的性質,金融資本在全球的投機也不斷引發世界性的金融危機，資本主義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更加增強。但是,金融投機直接引發金融危機，這絕不意味著危機與產業資本的發展無關，因為投機的基礎仍然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

列寧判斷了資本主義的未來：“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從小規模的高利貸資本開始，而以大規模的高利貸資本結束。”④這表明，資本主義不斷發展的結果必然使金融資本成為占統治地位的資本形式，金融資本主義也將是資本主義的最后階段。可見，今天我們仍然處于列寧所說的金融統治的帝國主義時代，再加上新自由主義最近30多年來在全球范圍的肆虐，世界各國更深地陷入金融資本編織的羅網中。

三、來自當代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挑戰

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統治結構之變與不變，不僅反映了金融資本的特點，也揭示著金融資本在當代統治形式的進化和革新，這就帶來了一系列影響。列寧雖然正確闡明了資本主義和世界經濟發展的總趨勢，但這些影響在某種程度上的確超出了他的預見。出于同樣的原因，進步力量在應對金融資本主導的帝國主義新階段方面出現了很大的困境。

就金融資本自身的特點而言，它具有很強的靈活性。金融資本相對于其他資本的優勢，同時也是其經濟和社會統治的基礎，在于它通過信用制度而形成的對貨幣資本的壟斷占有權，貨幣資本的特殊性同時保證了金融資本對不同經濟部門和經濟過程進行自由支配和壟斷的大資本權力⑤。因而,金融資本可以和私有制社會不同的生產方式或上層建筑進行結合。在前資本主義的重商主義時期,金融資本以掌握遠洋貿易壟斷權的商人資本的面目出現，它利用與專制君主、封建貴族共同的海外殖民征服活動，在種植奴隸制與小生產所有制的基礎上，建立起龐大的殖民商業帝國。在資本主義發展的近代，金融資本是資產階級國家信用制度的擔保者，是巨大的國債經紀人，同時又是國家證券的投機者，可以說，從資本主義產生伊始，金融資本就與國家政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近代金融資本的人格化典型是銀行家、交易所大王、鐵路大王、煤礦和森林所有者以及與之相聯系的大地產所有者，即馬克思所說的“金融貴族”。而列寧所處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古典帝國主義時代，金融資本是很大程度與產業投資過程聯系在一起的銀行大壟斷資本，與產業資本的融合推動了世紀之交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初期的工業繁榮。但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之后，發達國家出現了所謂的“金融化”趨勢，金融資本越來越脫離產業投資，很大一部分變成了能夠不依賴產業過程而獲得相對獨立“生命力”的虛擬資本。也是從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出現了金融脫媒的潮流,越來越多的貨幣資本繞開了銀行這個傳統的中介機構，集中到投資機構的手中，因此從20世紀末以來，金融資本在規模龐大和在全球呼風喚雨的機構投資者身上展現了它的新形象。

金融資本的靈活性不僅反映在存在形式上，同時也反映在統治方式的多樣化上。如前所述，在帝國主義世界體系下，金融資本的政治統治與經濟統治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相互分離的。就像金融資本可以和產業過程結合，也可以不和產業過程結合一樣，只要存在一定的條件，金融資本就可以和殖民主義結合，也可以不和殖民主義結合。在古典帝國主義時代，金融資本充分利用了殖民主義。在帝國主義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勢力范圍的暴力征服行動中，金融資本實際上與帝國主義國家的專制權力勾結在一起：其一，專制權力的殖民征服所造成的政治壟斷割據，非常方便金融資本首先實現地域性占領和統治，從而順利奪取一塊又一塊新的積累領域，為其市場開辟道路；其二，金融資本所掌握的豐厚經濟資源，反過來又為專制權力鞏固對內統治和實行對外擴張，兼并更多的領土和直接控制更多的人口提供有力的物質工具。

列寧區分帝國主義世界體系二重結構的意義在于，指明資本主義的經濟壓迫與殖民壓迫不能直接等同，正是后者造成了被壓迫民族資本主義的不發達，因此，相比起資本主義的壓迫，殖民壓迫是更迫切需要消滅的障礙。支持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自決權，反對殖民壓迫，有利于被壓迫民族的國家中資本主義的發展，只有這樣，在已經獨立的民族國家中，純粹的階級關系才能得到充分的發展，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才成為第一位的矛盾，從而促進原本被壓迫民族無產階級的革命斗爭。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和理論前提下，列寧提出了“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的革命戰略方針。

如果說列寧所處的古典帝國主義時代，由于代表專制權力的國家機器本身也是帝國主義的部分根源，國家同時作為金融資本對外擴張和掠奪的合伙人與代理人而存在，反對帝國主義和金融資本的斗爭對象就非常具體和明確——通過推翻專制權力（俄國革命推翻沙皇統治），或者發動針對領土兼并的武裝斗爭（民族解放運動），就能沉重打擊帝國主義，動搖金融資本的統治。這正是20世紀上半葉，落后國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大多是通過民族解放戰爭的途徑的原因。但是，金融資本政治統治和經濟統治可以分離，同時也就意味著，擺脫直接政治統治并不等于徹底擺脫金融資本的統治。相反，20世紀下半葉，金融資本統治形式的變革使原先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和運動遭到了巨大的打擊與削弱。

首先，帝國主義的政治壓迫不再具有直接性，這使反帝斗爭失去了集中明確的對象。殖民體系消亡的一個重大后果是，由于霸權國家的對外擴張不再以直接的領土兼并為目標，國家和政府蛻變為僅僅是金融資本的代理人。反抗和打擊霸權國家的政府，只是推翻一個代理人，金融資本還可以重新扶植另一個代理人。帝國主義的政治統治仍然存在，但它轉向了以間接的地緣政治控制為主。即便是由列強之間的矛盾而引發的戰爭，也很少表現為舊時代的列強之間正面、直接的碰撞，而更多的表現為列強扶持的代理人戰爭。“沒有殖民地的帝國主義”（哈里•馬格多夫語），使帝國主義的壓迫性面目變得模糊和隱蔽起來。

其次，金融資本主要是通過世界市場來進行統治，由此具有更大的迷惑性和欺騙性。過去，金融資本往往不得不借助堅船利炮打開一個國家的國門，由于具有純粹的強制性，很多時候遭到頑強的抵抗；如今，裹挾著經濟全球化的名義，以加入世界市場、實現經濟現代化為誘餌，金融資本輕而易舉就可以使世界各國對自己大開門洞。過去，金融資本家通常也是趾高氣昂的殖民者，或是與大地主勾結欺壓農民的冷酷高利貸者；今天，金融資本則常常化身為能夠挽救深陷債務危機的國家于經濟崩潰邊緣的“施主”，或是能夠帶來“國際先進經驗”的“戰略投資者”。過去，血腥暴力的帝國主義戰爭和殖民納貢制度是金融資本掠奪落后國家的重要地緣政治工具；今天，通過發動貨幣戰、貿易戰這些沒有硝煙的戰爭和引發金融危機，金融資本反而能更容易和更大規模地洗劫落后國家的國民財富。

再次，金融資本運用多種控制手段，從更高層次上推行擴張。金融資本在進行資本輸出的同時也進行價值觀輸出，不僅利用經濟控制而且也利用思想控制來創建與擴展它的附屬組織和人群。不僅控制著發達國家的政府，控制著三大國際金融組織，也控制著落后國家的上層既得利益集團及一小撮所謂精英，包括買辦政客、富商巨賈，以及受其思想影響的媒體人士和知識分子，他們不遺余力地在本國鼓吹和推行符合金融資本利益的路線，為國際金融寡頭的大肆侵入和掠奪推波助力。

更為重要的是，金融資本有效地利用了技術革命和科技進步。20世紀中后期飛速發展的信息技術革命和互聯網產業為金融資本的全球擴張提供了有力的物質基礎。投機賭博工具更加多樣化，債務市場規模更大，金融資本靈活度更高，對產業的兼并壟斷程度更高，金融控制的滲透性也更強。并且借助“信息技術”和“全球化”的物質外殼，投入金融資本支配的世界經濟網絡仿佛就代表著進步的方向。在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面前，任何國家，尤其是本就處于世界經濟邊緣地帶的落后國家，都不得不俯首就范。任何反抗金融資本運行和剝削機制的舉動，都被看作是違背經濟規律和落后保守的。因此，“股東利益至上”的企業治理機制，方便金融欺詐的“金融創新”，推動地產壟斷和投機的“房地產開發”和“城市化運動”，賤賣公共資產和危害國民經濟命脈的私有化、自由化，被看作是經濟發展的必要舉措和萬能靈丹，在世界范圍內也包括許多發展中國家大受追捧。這就不難理解，很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在贏得了民族獨立之后，卻沒有取得經濟獨立，反而自愿淪為帝國主義國家經濟的附庸，并且在經濟全球化、自由化的浪潮中進一步加深其依附性。這也是為什么列寧之后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社會學者，都將中心國家資本如何控制和掠奪邊緣地區看作是帝國主義問題的核心。

綜上所述，由于壓迫的直接感知性和壓迫者的具體性、集中性，推翻政治統治并不難，當代金融資本的統治卻隱遁于無形，找不到具體面目，沒有統一載體，且披上了“發展”的外衣。按其經濟邏輯行事（以利潤為根本導向、私有化、金融化、資本輸出、不平等貿易）的任何人、任何組織或國家都會成為強化這一統治的一環，哪怕并非出于自覺自愿。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資本帝國主義新階段，金融資本并未遇到任何有效的反抗。自20世紀“大蕭條”之后規模最大的金融—經濟危機于21世紀初發生后，以華爾街為代表的世界金融壟斷統治集團雖然遭遇了不小的挑戰，但至今仍然屹立未倒，對于21世紀的共產主義者來說，這才是最大的時代危機。

四、結語

列寧指明的金融資本統治的帝國主義時代并沒有終結，但是由于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統治結構和統治形式的重大變化，我們無疑面臨著極為嚴峻的挑戰。話又說回來，“沒有殖民地的帝國主義”也是列寧所期望發展的未來，正是在這一資本帝國主義形式中，純粹的階級關系得以發展起來。在赤裸裸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法則被奉為唯一意識形態的野蠻壓制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斗爭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為直接和具有更全面的內容。金融資本的經濟統治在全球的加強也必將把世界體系中的國家無一例外地都卷入這一斗爭的漩渦中，其中包括那些重新倒退回去補資本主義課的前社會主義國家。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說，與很多人的斷言相反，“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不是逐漸消逝的過去，而是不斷拉開序幕的未來。盡管這一未來的到來，還有許多復雜得多的在理論和實踐上的障礙需要去清理。

面對古典帝國主義，列寧號召全世界無產者和殖民地人民聯合起來，并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今天，反抗資本帝國主義，全世界無產者和第三世界國家人民更迫切需要聯合起來，但焦點需要明確，最根本的不是針對帝國主義的政治統治，而是針對金融資本支配的生產方式和經濟秩序。基于此，新時代的反帝斗爭和運動只有更新其觀念、意識形態和組織方式。對于21世紀的進步力量來說，時代的任務必然包括以下內容：在疾風驟雨的武裝斗爭之外，努力利用和創造更廣泛和靈活的社會運動形式；除了反對霸權國家的地緣政治控制，更要反對代表金融資本意識形態的新自由主義強加的“全盤市場化”宿命；同時逐步實現第三世界國家人民經濟上的聯合，用平等、互助、合作的世界經濟體系，去代替由一小撮私人壟斷者和食利者通過不平等國際分工和貿易構建的世界經濟體系。

參考文獻：

[1]《列寧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2]陳人江、余斌：《金融寡頭何以能掠奪和統治社會——基于馬克思貨幣理論的視角》，《貴州社會科學》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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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巴西〕特奧托尼奧•多斯桑托斯：《帝國主義與依附》，楊衍永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

[5]Harry Magdoff, Imperialism Without Colonies, 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03.

[6]John Bellamy Foster, The Imperialism World System: Paul Baran's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After Fifty Years, Monthly Review,Vol.59,No.1,2007.

注釋：

①《列寧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24頁。

②《列寧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46頁。

③《列寧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48頁。

④《列寧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