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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田盛丨晚期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世界秩序的歷史終點
點擊：  作者：牛田盛    來源：昆侖策網【授權】  發布時間:2020-09-13 08:2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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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約翰·福斯特將當前帝國主義階段稱為晚期帝國主義。晚期帝國主義既是經濟停滯時代，又是美國霸權衰落和全球代謝斷裂時代。晚期帝國主義具有普遍壟斷金融資本、生產全球化、新形式的價值轉移等特點，并面臨前所未有的經濟、軍事和環境挑戰。晚期帝國主義在其目標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具侵略性，在意識形態上訴諸新自由主義甚至新法西斯主義，代表了資本主義世界秩序的歷史終點。


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左翼馬克思主義話語所發生的重要轉變之一就是用“霸權” “帝國”或“新帝國主義”等概念取代了之前長期使用的帝國主義概念，但西方左翼中尚有少數學者還在堅持并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帝國主義理論。美國《每月評論》主編約翰·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在2003年《每月評論》第3期的文章《帝國主義的新時代》中首次提出，自20世紀80年代末帝國主義進入了一個新時代。[1] 2019年，福斯特又發表《晚期帝國主義——哈利·馬格多夫〈帝國主義時代〉出版50年之后》（以下簡稱《晚期帝國主義》）一文，明確將這一帝國主義新時代稱作晚期帝國主義。

一、晚期帝國主義論的理論譜系與理論內涵

1.晚期帝國主義論的理論譜系

在理論譜系方面，福斯特的晚期帝國主義理論繼承了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福斯特在《晚期帝國主義》的開篇首先強調，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仍然是關于帝國主義研究的最有影響力的著作。他從文本學的研究角度指出，1917年出版時，該書的書名是《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新階段》，之后被列寧改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福斯特認為，列寧之所以將帝國主義視作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而不是最新階段，就是基于20世紀初資本主義的“垂死性”特征。[2] 而福斯特的晚期帝國主義理論同樣揭示了21世紀初資本主義的“垂死性”特征。福斯特還從方法論角度指出，一方面，列寧對帝國主義的分析具有具體性、歷史性特征，與機械的教條主義截然不同；另一方面，列寧的帝國主義論仍需與時俱進。

福斯特的晚期帝國主義理論還直接繼承了美國著名左翼經濟學家、“每月評論”派學者哈利·馬格多夫（Harry Magdoff）的帝國主義理論。福斯特指出，馬格多夫秉承了列寧帝國主義辯證分析方法并對其加以發展，在《帝國主義時代：美國外交政策的經濟學》（1969年）一書中從經濟、歷史和理論方面對處于鼎盛時期或所謂壟斷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美國帝國主義進行了系統的多維分析。馬格多夫的帝國主義研究采用了從抽象到具體的分析方法，始于理論抽象，但最終落實到了具體的歷史層面，這正符合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展開政治經濟學批判時所采取的方法。福斯特認同馬格多夫關于帝國主義的判斷，即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帝國主義體系出現了許多新變化，如軍工復合體的形成，跨國公司（包括跨國銀行業）的崛起及其對外圍國家的滲透，軍事跨國工業利益在國家事務中的優先權等。從本質上講，馬格多夫認為，帝國主義體系內部正形成一種更加普遍的壟斷資本主義，它始于美國，而后主宰全球。

福斯特的晚期帝國主義理論是在批判西方左翼學者對馬克思主義帝國主義論的歪曲、拒斥和替代基礎上形成的。在福斯特看來極具諷刺意味的是，在當前的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左翼越來越拒斥對帝國主義的理論批判。福斯特歸納并一一駁斥了西方左翼數種關于帝國主義理論的替代理論，諸如“帝國主義具有進步和自我毀滅作用”說、“霸權轉移”論、“去領土化”（無國籍、無國界）帝國說、由美國領導的抽象政治帝國主義說、“跨國國家”統治說和帝國主義統治“轉向”說，并認為很多西方左翼學者對帝國主義已經進入晚期帝國主義階段這一現象習焉不察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們拋棄了馬克思主義帝國主義理論這一至關重要的工具。全球化加速強化而不是削弱或消除了世界經濟的帝國主義結構，絕大多數外圍國家對外部依賴的趨勢都在增強，與體系中心的差距越來越大。

2.晚期帝國主義論的理論內涵

福斯特對“晚期帝國主義”的概念界定如下：“晚期帝國主義指當前的壟斷金融資本的發展階段，是經濟停滯、美國霸權地位下降和世界沖突逐漸加劇，以及人類文明和生態根基日益受損的時代。”[3] 

第一，晚期帝國主義是一個發展階段。西方左翼在使用新帝國主義概念時，其含義大多是多維的、模糊的，或指資本主義的一個發展階段，或指一套權力機制，或指一種行為模式，或指一種政策。福斯特明確指出：“晚期帝國主義代表了一個時代。”[4] 與此同時，福斯特強調晚期帝國主義并不是對帝國關系的取代，而是代表了這樣一個時代，其中帝國主義體系的全球矛盾以更加嚴峻的形式凸顯出來。

第二，晚期帝國主義是指壟斷金融資本的發展階段。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是什么關系？針對一些左翼學者把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分別視為經濟與政治兩個不同的范疇，并認為后者與前者并非必然相關的觀點，福斯特堅持列寧的帝國主義論，認為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是同一個范疇，前者是后者的發展階段。福斯特強調，晚期帝國主義就是指壟斷金融資本的發展階段。

第三，晚期帝國主義涵蓋經濟、政治、生態多個方面。與美國主流媒體和左翼新帝國主義理論故意把帝國主義限制在政治和軍事領域不同，福斯特的晚期帝國主義理論把帝國主義的經濟本質（壟斷金融資本和經濟停滯）、政治本質（美國霸權地位下降）和生態本質（人類文明和生態根基日益受損）融為一體。不過福斯特強調，晚期帝國主義的核心仍在于經濟層面——全球化的資本積累及由此形成的極端不平等關系。他指出，晚期帝國主義的核心是“極端的等級關系統治著21世紀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這種等級關系越來越多地被大型跨國公司和處于帝國主義世界體系中心的少數國家所主導”。[5] 在之前的另外一篇文章中，福斯特對世界體系的這一特點有過更加具體的說明，“世界體系的上層被壟斷金融資本控制，下層出現大量全球性勞動后備軍。這一巨大的兩極分化的結果便是，通過將工資低、受剝削程度高的工人整合進資本主義生產，從南方國家榨取的 ‘帝國主義租金’ (imperialist rent) 增加了。而后，這又成為北方國家勞動后備軍規模擴大和剝削程度提高的一個杠桿”，這一現象背后隱藏著“馬克思‘資本主義積累的絕對一般規律’發展的一個新的全球階段”。[6] 

第四，美國霸權地位下降和世界沖突逐漸加劇。如果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帝國主義階段是美國霸權的崛起階段，那么20世紀末21世紀初開始的晚期帝國主義階段則是美國霸權衰落的時期。全球化的資本積累及由此形成的極端不平等關系導致世界體系中北方國家和南方國家之間的矛盾及各自內部的矛盾深化，其結果勢必激化列寧所說的帝國主義階段的三大基本矛盾。

第五，人類文明和生態根基日益受損。之前福斯特認為，資本積累造成資本主義社會生態代謝和社會代謝的雙重斷裂。在晚期帝國主義時代，全球化的資本積累則在人類歷史發展中造成了史無前例的“全球性代謝斷裂”（global rift），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毀滅”危機。

 

簡言之，資本積累全球化的發展催生了經濟停滯、全球金融化和地球生態危機，三者又一并造成愈演愈烈的、不可逆轉的斷裂時代即晚期帝國主義時代，晚期帝國主義既是經濟停滯的時代，又是美國霸權衰落和全球代謝斷裂的時代。

二、晚期帝國主義的主要特征

福斯特既然將當前帝國主義階段稱為晚期帝國主義，他認為其有著明顯不同于帝國主義之前階段的特征。福斯特指出，晚期帝國主義階段絕不同于馬格多夫“帝國主義時代”中所描述的帝國主義黃金時代，其主要特征有以下方面。

1.普遍壟斷金融資本

福斯特把由金融化導致的國家與金融資本結合的壟斷資本主義新階段叫作壟斷金融資本（monopoly.finance capital）階段或全球壟斷金融資本。壟斷金融資本一詞概括了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本積累停滯和金融資本擴張的雙重特征，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停滯背景下金融資本的特殊運動規律。壟斷金融資本的生成邏輯是：日益增強的壟斷化不斷導致經濟停滯，而持續的經濟停滯又導致資本主義金融化，資本主義金融化又導致壟斷金融資本的產生。而隨著壟斷金融資本的興起，壟斷資本主義就進入了晚期帝國主義階段。

普遍壟斷資本主義這一概念最早由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提出。福斯特這里的普遍壟斷金融資本概念則是把自己之前提出的壟斷金融資本概念與阿明的普遍壟斷資本主義概念相結合的產物。福斯特通過列舉數字論證了當前資本主義的“普遍壟斷”特征。例如，在當前這一更加一體化的帝國主義體系中，500家公司的收入占世界收入的近40％，而世界經濟中的多數其他公司都被卷入這些巨型公司網絡，并僅僅作為其分包商存在。[7]

2.作為生產全球化新特征的全球商品鏈和全球勞動力套利

福斯特借用全球商品鏈（global commodity chains，GCC）和全球勞動力套利（global labor arbitrage）兩個概念，從生產方式和價值生產兩個角度分析了當前的生產全球化新特征。全球商品鏈又稱全球供應鏈，指由勞動力和生產過程構成的網絡,其終端為最終產品。跨國公司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主要經濟主體，跨國公司現在以全球商品鏈的形式組織生產和流通，從而更加強化了中心國家和外圍國家在全球商品鏈中的不同作用。全球商品鏈概念不僅反映了跨國公司的組織化特征，還反映了世界經濟在北方和南方空間上的不平等關系。

全球勞動力套利是指“‘當地高薪工人與同等質量的海外低薪工人’之間的置換”[8]，體現了一種用更少北方資本與更多南方勞動進行交換的典型不平等關系。福斯特指出，帝國主義通過全球勞動力套利，將已失去技術優勢與技術壁壘的產業轉移至勞動力價格低廉的全球南方國家和地區，通過降低人力成本來提高利潤，進一步加強對全球南方勞動力的剝削和剝奪，北方以此獲取大部分額外價值。伴隨著生產全球化的是帝國主義對全球金融和通訊的高度控制。

在福斯特看來，21世紀生產和金融全球化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帝國主義在南半球系統地利用低廉的單位勞動力成本，使其工資保持在遠低于北半球的水平，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巨大的全球后備軍主要來自于南方，二是窮國和富國之間的勞動力流動受到限制，三是帝國主義在過去和現在一直對南半球國家施加壓力。[9]

福斯特用一組數字來說明全球勞動力套利何以推動21世紀的生產全球化。外國跨國公司在貧窮國家的生產（或外包）依賴于與富國經濟體相同或接近的技術，從而使二者的生產率水平相當。即便與極低的工資相比，2014年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和墨西哥等所謂新興經濟體制造業的單位勞動力成本分別為美國的46％、37％、62％和43％。這為處于北半球的跨國公司帶來了巨大的毛利率。2010年為瑞典公司海恩斯莫里斯 （Hennes ＆ Mauritz，H＆M）工作的孟加拉國分包商所生產的T恤的總生產成本（反映在出口價格中）是歐洲最終銷售價格的27％。孟加拉國工人們的勞動收入微薄，工廠工人每人每天工作10～12個小時，收入僅為1.36歐元。與全球勞動力套利相關的不斷擴大的毛利率推動了生產的快速全球化。[10]

3.新形式的全球價值轉移

相對于全球商品鏈理論，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GVC）理論更加重要，前者強調的是跨國公司的組織化特征，后者則重點研究全球化中價值的生產和分配問題。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將全球價值鏈定義為在全球范圍內為實現商品或服務價值而連接生產、銷售等全過程的全球性跨國企業網絡組織。福斯特總結了全球價值鏈的兩種新形式：“公平合同”（arms.length contracting）和“非股權生產”（the non.equity modes of production）（指跨國公司在東道國中不參與股份，因而不能憑借股權對東道國企業實施控制和管理，而是通過利用對于股權沒有直接聯系的技術、管理、銷售渠道等企業必需的技術資源的控制，從而獲得各種利益，如租賃、許可、特許經營和管理服務合同）。這兩種形式構成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與實際貿易之間的中間地帶。2010年，非股權生產產生了超過2萬億美元的銷售額。

但傳統的對外直接投資仍是全球價值鏈生產的主要形式，福斯特對此引用了另一組數字予以說明。僅2013年一年，美國在外國公司、股票、債券等海外投資的收入就達7734億美元，而美國對外國人在美投資負債的支付額僅為5649億美元，結果凈收益達到2090億美元（相當于當年美國國內私人凈投資總額的35％左右）。[11] 福斯特認為，這一形式只會加劇而不是有助于解決發達國家的剩余吸收問題。

福斯特指出，除了以全球商品鏈為主要形式的價值轉移外，金融全球化是推動從外圍國家到核心國家價值轉移的又一個重要因素。例如2012年南半球的資本外逃估計超過1.7萬億美元。福斯特深刻指出，金融全球化的本質是全球南北方之間的不平衡權力關系。事實上，全球南北之間的每種形式的金融交易都包含馬克思所說的“利潤攫取”或赤裸裸的搶劫，這反映了雙方不平衡的權力關系。正如托尼·諾菲爾德(Tony Norfield)所說的那樣，金融是富裕國家從其他經濟體中獲取收入的一種方式。據2015年挪威經濟學院應用經濟學中心和美國全球金融誠信報告的數據，2012年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凈資源轉移（其中許多是非法的，與不平等交換相關的隱性轉移無關）達到2萬億美元，如果加上偽造的等額票據，這一數字估計會增加到3萬億美元。[12] 

如何估計由于全球南北之間的不平等交換關系導致隱性價值轉移的程度？福斯特對此指出，加拿大經濟學家赫爾諾特·科勒(Gernot K.hler)所開創的利用購買力平價數據可作為粗略衡量南方國家產生的價值轉移的標準。[13] 福斯特認為，雖然這些經驗估計在若干方面值得商榷，但證明“帝國主義租金”（imperialist rent，阿明語，指對外圍國家的剩余的剝削）的基本事實卻毫無疑問。

4.史無前例的經濟、軍事和環境挑戰

所謂史無前例的經濟挑戰是指資本主義經濟的整體停滯問題進一步惡化。福斯特指出，跨國公司從外包和其他全球價值捕獲手段中所帶來的巨額利潤進一步加劇了發達國家經濟剩余的吸收問題。因為這種帝國主義租金的大部分最終落入避稅天堂，成為一種積累金融財富的手段，且集中于少數公司和富人身上，與美國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所面臨的持續下滑的生產、投資相脫離，這會使經濟整體停滯問題惡化，主要表現為生產能力過剩、就業不足、增長緩慢、不平等加劇及周期性的金融泡沫和危機等。

就史無前例的軍事挑戰而言，主要指晚期帝國主義時期也是美國霸權正在衰落的時期。正在衰落的霸權總是日益訴諸軍事和金融強權，推行其全面主宰戰略，試圖扭轉局勢，導致“赤裸裸的帝國主義”的復活。因此，福斯特之前曾經指出，帝國主義的新時代“開啟了新的全球災難”。[14] 

 

史無前例的環境挑戰指的是所面臨的地球系統危機。金融資本的擴張、經濟的周期性停滯和美國霸權的衰落都是產生史無前例的環境挑戰的潛在根本原因。福斯特在《每月評論》2019年第3期發表文章《人類世的帝國主義》一文，就帝國主義面臨的環境挑戰及其反應進行了深刻分析，提出人類世的帝國主義是導致人類世危機的罪魁禍首，人類世的帝國主義既是21世紀資本主義的滅絕階段，也是可能導致人類和地球滅絕的階段。[15] 

三、晚期帝國主義預示著資本主義的終結


1.晚期帝國主義的目標更具侵略性和無限性

福斯特認為，晚期帝國主義在其目標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具侵略性和無限性。在美國霸權衰落以及經濟衰退和生態發生危機的現階段，由美國—加拿大、歐洲和日本組成的帝國主義“三合會”（ 阿明語）所支持的美元—石油—五角大樓政權正在全力以赴地發揮軍事和金融強權以獲得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優勢，其目標是使那些處于世界體系底層的國家更加從屬于自己，同時在新興經濟體的發展道路上設置障礙，并推翻違反主導秩序規則的所有國家。盡管美日歐三合會核心之間的沖突依然存在，但由于美國的壓倒性力量優勢以及核心國家遏制中國和俄羅斯的需要，矛盾暫且受到抑制。[16] 

福斯特指出，面臨不斷惡化的世界局勢及生態危機，美國越來越多地以軍事戰略的角度來看待全球價值—供應鏈以及能源、資源和金融問題，竭力推行其“全面主宰戰略”，企圖維系搖搖欲墜的霸權。“在即將發生的地球災難以及經濟和政治混亂的情況下，今天的美國正在推行一項全面主宰戰略，目標是不僅在軍事方面，還在技術、金融甚至全球能源領域獲得優勢”。[17] 可見，對于美帝國主義來說，目前主要的問題不是氣候變化，而是世界經濟的停滯和其霸權的衰落。美國推行“全面主宰戰略”導致赤裸裸的帝國主義的復活并開啟了新的全球災難。

2.晚期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表現為新自由主義甚至法西斯主義

新自由主義就是“資本主義金融化”在意識形態上的對應物，而晚期帝國主義又是資本主義的金融化產物，因此，福斯特明確指出，在意識形態方面，晚期帝國主義訴諸新自由主義甚至新法西斯主義。在不斷惡化的形勢下，新法西斯主義傾向再次出現，構成了壟斷金融資本最終的階級訴求——形成一個大資產階級與新的被動員的反動中下階層之間的聯盟，新自由主義越來越融入新法西斯主義、放縱種族主義和復仇民族主義。[18] 福斯特指出：“整個帝國主義體系和整個人類社會所面臨的危機非常嚴重，以至于它們在發達資本主義和新興經濟體國家中都正在創造新的代謝斷裂，一方面是老法西斯主義和新法西斯主義傾向的快速增長，另一方面是社會主義的復興在望。”[19] 

3.晚期帝國主義代表著資本主義世界秩序的終結

 

福斯特對晚期帝國主義的命運作出否定性論斷，“晚期的帝國主義代表了資本主義世界秩序的歷史終點，預示著地球災難或新的革命開端”。[20] 到了晚期帝國主義階段，資本主義敗像盡顯，來日無多。當然，資本主義即使發展到晚期帝國主義階段，也不會自動滅亡，晚期帝國主義也絕不意味著帝國主義馬上土崩瓦解。因此，福斯特強調了開展全球性普遍斗爭的必要性并寄希望于全球南方的工人和人民，“今天的地球系統正處于危機時刻，為曾經爭取‘普遍自由’的集體斗爭提供了新的緊迫性。更廣泛的人類斗爭必須建立在全球南方工人和人民持續的革命反抗的基礎上，首先是推翻作為資本主義全球表現的帝國主義。在外圍國家的勞動力獲得自由和帝國主義被廢除之前，核心國家的勞動力是無法獲得自由的。馬克思所說的社會主義，一個人類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只能在全球的基礎上建構”。[21] 

四、晚期帝國主義理論捍衛并發展了列寧帝國主義論


福斯特堅持以生產方式和積累方式為核心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框架來解釋當代帝國主義的新變化、新問題，建構起獨特的晚期帝國主義解釋范式，推進了列寧帝國主義論在當代的新發展。晚期帝國主義理論對列寧帝國主義論的堅持體現在既堅持列寧帝國主義論的核心觀點，即帝國主義是壟斷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又堅持了列寧分析帝國主義時所使用的具體的歷史的辯證方法。同時，晚期帝國主義理論將列寧關于帝國主義的分析方法運用于對當代全球資本主義的研究中，并提出晚期帝國主義的主要特征和發展趨勢。福斯特對西方左翼替代古典帝國主義理論的觀點進行了駁斥，在極其困難的學術環境中捍衛了馬克思主義的帝國主義理論，同時又沒有把晚期帝國主義理論與左翼的全球化理論完全割舍，對如何在當今時代堅持和發展列寧的帝國主義論起到了積極示范作用。

福斯特關于晚期帝國主義主要特征的論述，尤其是關于“晚期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世界秩序的歷史終點”的論斷并不是主觀臆斷，而是基于對21世紀帝國主義所面臨的不可解決的經濟、政治和生態矛盾的深刻分析的理論概括，因而有助于我們更深刻、更清晰地把握21世紀帝國主義的本質，其關于晚期帝國主義就是資本主義的歷史終點的判斷是對馬克思主義“兩個必然”科學論斷的堅持和發展，更加堅定了我們對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強大信心。

注 釋：
[1]〔美〕約翰·貝拉米·福斯特著，王宏偉摘譯:《帝國主義的新時代》，《國外理論動態》2003年第12期。
[2]John Bellamy Foster.“Late Imperialism Fifty Years After Harry Magdoff.s The Age of Imperialism”.Monthly Review.2019.(7).
[3]John Bellamy Foster.“Late Imperialism Fifty Years After Harry Magdoff.s The Age of Imperialism”.Monthly Review.2019.(7).
[4]John Bellamy Foster.“Late Imperialism Fifty Years After Harry Magdoff.s The Age of Imperialism”.Monthly Review.2019.(7).
[5]John Bellamy Foster.“Late Imperialism Fifty Years After Harry Magdoff.s The Age of Imperialism”.Monthly Review.2019.(7).
[6]〔美〕J.B.福斯特、R.W.麥克切斯尼、R.J.約恩納著，張慧鵬譯：《全球勞動后備軍與新帝國主義》，《國外理論動態》2012年第6期。
[7]John Bellamy Foster.“Late Imperialism Fifty Years After Harry Magdoff.s The Age of Imperialism”.Monthly Review.2019.(7).
[8]潘世偉、徐覺哉主編：《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年鑒2015》，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7頁。
[9]John Bellamy Foster.“Late Imperialism Fifty Years After Harry Magdoff.s The Age of Imperialism”.Monthly Review.2019.(7).
[10]John Bellamy Foster.“Late Imperialism Fifty Years After Harry Magdoff.s The Age of Imperialism”.Monthly Review.2019.(7).
[11]John Bellamy Foster.“Late Imperialism Fifty Years After Harry Magdoff.s The Age of Imperialism”.Monthly Review.2019.(7).
[12]John Bellamy Foster.“Late Imperialism Fifty Years After Harry Magdoff.s The Age of Imperialism”.Monthly Review.2019.(7).
[13]John Bellamy Foster.“Late Imperialism Fifty Years After Harry Magdoff.s The Age of Imperialism”.Monthly Review.2019.(7).
[14]John Bellamy Foster.“The New Age of Imperialism”.Monthly Review.2003.(3).
[15]John Bellamy Foster.Hannah Holleman and Brett Clark.“Imperi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Monthly Review.2019.(3).
[16]John Bellamy Foster.“Late Imperialism Fifty Years After Harry Magdoff.s The Age of Imperialism”.Monthly Review.2019.(7).
[17]John Bellamy Foster.“Late Imperialism Fifty Years After Harry Magdoff.s The Age of Imperialism”.Monthly Review.2019.(7).
[18]John Bellamy Foster.“Late Imperialism Fifty Years After Harry Magdoff.s The Age of Imperialism”.Monthly Review.2019.(7).
[19]John Bellamy Foster.“Late Imperialism Fifty Years After Harry Magdoff.s The Age of Imperialism”.Monthly Review.2019.(7).
[20]John Bellamy Foster.“Late Imperialism Fifty Years After Harry Magdoff.s The Age of Imperialism”.Monthly Review.2019.(7).
[21]John Bellamy Foster.“Late Imperialism Fifty Years After Harry Magdoff.s The Age of Imperialism”.Monthly Review.2019.(7).

 

*本文系河南省2019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國家治理語境中馬克思主義國家社會性思想及其當代意義研究”（2019BKS017）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南陽師范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原刊于《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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