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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恩格斯作為19世紀八九十年代社會主義運動的精神領袖，他的晚年思想極為活躍。其中，關于資本主義新變化的認識是恩格斯晚年一系列思想變化的基點，也是科學評價恩格斯歷史貢獻的基礎問題。圍繞生產動力、經營方式、資本邏輯、階級關系和危機形態，恩格斯全面、客觀、批判地闡釋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圖景，為作為理論形態、思想形態和實踐形態的馬克思主義的“守正創新”開辟了廣闊空間。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世界歷史情境中，重溫恩格斯晚年對資本主義新變化的認識理路，對深化當代資本主義運動規律的研究具有重要時代價值。

1890年，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德文第二版序言中指出：“本書所描寫的情況，至少就英國而言，現在在很多方面都已經成為過去。”自馬克思逝世以來，恩格斯一直關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及其趨勢，提出了許多富有洞察力和前瞻性的論斷，由此構成對馬克思主義“守正創新”的重要論域。當前，“世界格局正處在加快演變的歷史進程之中，產生了大量深刻復雜的現實問題，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論課題。這就需要我們加強對當代資本主義的研究，分析把握其出現的各種變化及其本質，深化對資本主義和國際政治經濟關系深刻復雜變化的規律性認識”。回顧恩格斯晚年對資本主義新變化的總體思考，不僅是科學評價恩格斯歷史貢獻的必要環節，對闡明當代資本主義在世界大變局中的運動規律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01

恩格斯晚年關于資本主義新變化的主要觀點

19世紀八九十年代，資本主義在相對和平的環境中呈現新的動向。恩格斯通過考察和游歷歐美各國，整理和出版《資本論》，深入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境況和主要矛盾，從技術條件、組織形式、資本邏輯、階級關系和危機形態等多方面，對資本主義新情況和新特征作出一系列論述。

1．生產動力：從蒸汽時代到電力革命

生產關系是馬克思主義分析資本主義實質的理論基石，這種考察始終根據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進行。在晚年恩格斯生活的時代，科技革命及由此帶來的生產力變革是資本主義變化的基本背景和原初動力。馬克思恩格斯盡管以生產資料所有制作為社會形態劃分的依據，卻并非忽視了科學技術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社會關系的內在作用。“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從事創造蒸汽機的人們也沒有料到，他們所造成的工具，比其他任何東西都更會使全世界的社會狀況革命化。”可見，他們不但強調近代機器系統是促進資本主義社會形態興起的革命力量，而且指明觀察生產工具的發展動向對理解資本主義運動機理的必要性。

恩格斯發現，19世紀末的自然科學正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由于資本主義在生產領域取得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突破，資本主義現階段的擴展甚至比革命的反抗更有力量。“菲勒克就電工技術革命掀起了一陣喧嚷，卻絲毫不理解這件事的意義，這種喧嚷只不過是為他出版的小冊子做廣告。但是這件事實際上是一次巨大的革命。蒸汽機教我們把熱變成機械運動，而電的利用將為我們開辟一條道路，使一切形式的能——熱、機械運動、電、磁、光——互相轉化，并在工業中加以利用。”在這段精悍犀利的論述中，恩格斯清晰勾勒了社會生產動力從蒸汽到電力的變革圖景。以電力革命為中心的新技術和新工業不僅是物理學史乃至人類文明進步的里程碑，更影響到以重工業崛起為標志的產業組織形式、資本積累方式、階級矛盾樣態等資本主義階段性特征的變化。

2．經營方式：從自由競爭到壟斷生產

不少國民經濟學家都將自由競爭視為資本主義永恒的“自然法則”。但在對資本積累規律的分析中，馬克思發現，伴隨資本主義擴大生產和激烈競爭，“工業生產和大商業越來越依賴銀行，依賴于大資本家”。恩格斯極為重視馬克思關于資本積累的趨勢性判斷，基于對英國堿業部門和美孚石油公司的調查研究，強調資本集中在各領域加速推進，“歷來受人稱贊的競爭自由已經日暮途窮，必然要自行宣告明顯的可恥破產”。

恩格斯敏銳地觀察到，“一些新的產業經營的形式發展起來了。這些形式代表著股份公司的二次方和三次方”。方興未艾的股份公司反映資本主義經營方式從業主私有制向股份資本所有制、從分散自由向集中壟斷的變革。其一，股份公司是一種壟斷競爭體制。諸如卡特爾、托拉斯等體量巨大的新式企業非但沒有消除競爭，相反“無限制的競爭產生壟斷，而壟斷又產生競爭”。其二，股份公司是新的積累組織形態。恩格斯強調：“‘根源于資本主義私人生產的本質的無計劃性’這一句需要大加改進……由股份公司經營的資本主義生產，已經不再是私人生產，而是由許多人聯合負責的生產。”它們囊括了生產和流通領域，操縱著價格和利潤，以生產和資本的社會化將資本關系推到了頂點。其三，股份公司含有指明未來社會的線索。在馬克思看來，股份公司與共產主義存在歷史的邏輯，是“轉化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單純職能，轉化為社會職能的過渡點”。對此，恩格斯補充道，由獨立經營的企業向股份公司甚至國家企業的轉變，“競爭已經為壟斷所代替，并且已經最令人鼓舞地為將來由整個社會即全民族來實行剝奪做好了準備”。

3．資本邏輯：從產業增殖到信用積累

資本增殖邏輯是資本主義的基本運行機制，理清資本積累邏輯形式的改變與否，是回應資本主義是否變化的關鍵問題。在產業資本依然控制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和流通領域之時，馬克思已預見到信用制度的介入對資本積累方式的潛在影響。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也指出，暗含資本集中的“生息”“貨殖”“金融”，會是紓解壟斷競爭與自由競爭間距的新工業形式。

恩格斯認為，19世紀80年代以來，反映普遍的信用積累的“貨殖術”成為資本邏輯的新注腳。一方面，“交易所已不再像過去那樣從事國債買賣了，而且也從事工業、運輸業股票的買賣，控制著大量的地產”。他在《交易所》一文的寫作提綱中說道：“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使今天交易所的作用大大增加了，并且還在不斷增加。這種變化在其進一步的發展中有一種趨勢，要把全部生產，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以及全部交往，交通工具和交換職能，都集中在交易所經紀人手里，這樣，交易所就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最突出的代表。”恩格斯盡管沒有直接提出工業資本與銀行資本日益融合為金融資本，卻顯然看到信用關系正在投機中四處蔓延，主營業務發生更迭的交易所作為“萬能的壟斷者”滲透到各生產部門。另一方面，“資本家除了拿紅利、持有剪息票、在各種資本家相互爭奪彼此的資本的交易所中進行投機以外，再也沒有任何其他的社會活動了”。從純粹借貸性質的國庫券，到直接支配工商業的股票買賣，不僅意味著資本積累不再限于剝削產業工人的剩余價值，也說明資本積累速度遠遠超過擴大再生產的步伐，作為“貨幣資本家”的食利者大大增加。特別是恩格斯注意到，“支配著金融貿易的生產，有一部分就為金融貿易所直接支配，這樣金融貿易對于生產的反作用就變得更為厲害而復雜了”。金融要素的這種杠桿力量使部分生產資料成為金融資本套利計算的標的物，加劇了資本所有者的冒險心態及其向寄生角色的轉變。

4．階級關系：從赤裸的壓迫到虛飾的剝削

在對資本主義直觀現實的社會關系的剖析中，馬克思曾鞭辟入里地談道：“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恩格斯也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留下大量產業勞工生活悲慘的記錄。他們都科學地認識到，19世紀中葉的資本家以“死不足惜”的態度壓榨無產者的剩余價值。因此，資本主義社會作為人類階級斗爭史的最高階段，“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它的主要社會關系事實上簡單化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極度仇視和激烈對壘。

巴黎公社失敗后，無產階級革命之所以進入相對低潮期，在恩格斯看來，離不開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態度和策略的微妙變化。“資本主義生產越發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為它早期階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騙和欺詐手段”，而是越來越注重以道德、文明和公共的面具，對資本主義從社會管理到統治秩序、從剩余價值的攫取到階級利益的擴張作出粉飾和裝潢。例如，“霍亂、傷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一再發生，使英國資產者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不致成為這些流行病的犧牲品，就必須立即著手改善自己城市的衛生狀況……下水道已經修筑起來或改善了；在境況最差的‘貧民窟’中間，有許多地方修建了寬闊的街道；‘小愛爾蘭’已經消失，‘七日規’跟著也將被清除”。“人道”的市政管理使無產者似乎擺脫了生活窘境，但根本上說，這不過是避免讓資產階級成為無產者貧困和疾病的犧牲品的手段。此外，恩格斯覺察到，資產階級在工人隊伍中極力挑選和豢養甘愿為資本家宣揚階級調和的鼓噪手。“從前被看做惡魔現形的工聯，現在被工廠主們當做完全合法的機構，當做在工人中間傳播健康的經濟學說的有用工具而受到寵愛和保護。”總之，資產階級不再尋求同工人直接的、尖銳的對抗，而是將無產階級納入政治共同體，用“工人貴族”瓦解無產階級陣營。因此，恩格斯晚年理解的資本主義階級關系的變化，從來不是伯恩施坦歪曲的從對立走向合作，相反，這種社會矛盾樣態的變化不過是“資產階級掩飾工人階級災難的手法又有進步”，使資本主義剝削關系的迷障更為復雜、隱蔽。

5．危機形態：從“不能適應的地步”到“習以為常的條件”

區別于以往主要社會發展階段，馬克思恩格斯很早指出，資本主義危機并非來自氣候、戰爭、疾病等外部事件導致的消費不足，而是根源于生產的無政府狀態造成的“過剩的瘟疫”。這種危機是階級矛盾激化和社會革命爆發的序曲，也是資本主義走向沒落乃至崩潰的標志。在他們看來，“社會所擁有的生產力已經不能再促進資產階級文明和資產階級所有制關系的發展；相反，生產力已經強大到這種關系所不能適應的地步，它已經受到這種關系的阻礙”。

晚年恩格斯認為，此時的資本主義危機呈現“構成資本主義生存條件”和“反映資本主義衰竭敗落”的二重性，需要從長期性、周期性和積累性三個方面作出進一步界定。首先，這里的長期性是對于危機持續時間而言，包括具體經濟危機與資本主義整體危機雙重含義。“一切重要的工業部門都處于經常沉寂的狀態。既沒有完全的破產，也沒有人們所盼望的、在破產以前和破產以后慣常被人指望的工商業繁榮時期。”恩格斯以1870年英國經濟危機為例，強調這種蕭條景象短期內是無法消除的。同時，正如他在給倍倍爾的信中所說：“他們對這種環境已經習慣，甚至連動蕩和危機都認為幾乎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生產時常性的過剩與飽和的結果，無疑把不斷的動蕩“看成是一種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事情”。其次，資本主義競爭機制表現得更加殘酷，使任何調節和更新都是周期性的、循環的。恩格斯發現，從1868年到1890年，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有著每隔十年出現一次的新特點。“這一循環必然同危機、同尖銳的長期的苦難以及整個整個階層的居民的周期性破產聯系在一起。”最后，任何產業或地域的局部危機都能引爆資本主義的全面危機。恩格斯在《資本論》的批注中強調：“每一個對舊危機的重演有抵消作用的要素，都包含著更猛烈得多的未來危機的萌芽。”他還指出：“同時小的危機卻是可能的，例如已歷時三年的阿根廷危機。但是，所有這一切都證明，特大的危機在醞釀中。”可見，在危機是資本主義固有運行機制的思考基礎上，恩格斯認識到資本主義已陷入“危機—修復—更大危機”的悖論中。

02

恩格斯對資本主義新變化的認識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中的意義

通過對生產條件、經營形式、積累方式、社會關系等問題的細致觀察，恩格斯晚年既以馬克思主義原理剖析資本主義社會存在，以人的解放的最高追求審視變化中的資本主義，又根據對資本主義的新理解，在歷史進步的邏輯中指明作為“新的歷史紀元”的共產主義運動的時代方位。從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角度可以清楚看到，恩格斯對日新月異的資本主義的理解，既是對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的“解釋形態”，也是使之現實化的“改變形態”，它使作為理論、思想和實踐的馬克思主義煥發出巨大活力。

1．理論意義：守正和創新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

在對資本主義新變化的認識中，恩格斯一直把唯物史觀作為“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以“守正—創新”的立場捍衛馬克思社會發展理論的科學性。

一是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守正。作為馬克思的獨到發現——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是分析資本主義病理永恒性和共產主義勝利必然性的理論基石。然而，資本主義的不斷變化使馬克思主義一直面臨被篡改、肢解和否定的威脅。這其中，有杜林對剩余價值理論中的貨幣與資本、價格與價值等基本概念的歪曲，有社會民主黨青年派以庸俗的經濟決定論對唯物史觀的誤讀，還有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以社會的新發展對資本主義崩潰論的譏諷。對此，恩格斯明確指出：“一條規律把勞動力的價值限制在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格上，另一條規律把勞動力的平均價格照例降低到這種生活資料的最低限度上。這兩條規律像自動機器一樣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對工人起著作用，用它們的輪子碾壓著工人。”這不僅說明恩格斯堅定地用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的武器批判資本主義現實運動，也凸顯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對認識資本主義新變化所具有的超歷史性。正如恩格斯強調的：“舊的資產階級社會還可以繼續存在一段時間，直到外來的沖擊使這座腐朽的大廈倒塌為止。這樣一座腐朽陳舊的建筑物，即使它實際上已經壞掉，但如果風平浪靜，也還可以支撐數十年。”他對資本主義新變化的認識理路充分證明，“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這一科學社會主義原則對資本主義系統性矛盾和發展趨勢始終有著審判力。

二是對馬克思主義具體學說的創新。從理論上說，這種發展集中表現為恩格斯對資本主義危機理論和競爭理論的與時俱進。一方面，在對資本主義生產生活的實際觀察中，恩格斯以科學的態度，省思了他與馬克思在1848年前后所作的“資本主義即將崩潰”的判斷：“1868年以來之所以沒有出現危機，世界市場的擴大也是一個原因。由于世界市場的擴大，英國的，從而歐洲的過剩資本，就以交通工具投資等等的形式分配于全世界，分配于許許多多的投資場所。”恩格斯認為，壟斷、鐵路、遠洋及由此帶來的世界市場的擴張不斷給資本主義社會注入發展動力。因此，“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生產的程度；歷史用經濟革命證明了這一點”。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競爭形式從單個企業家的競爭，過渡到卡特爾、托拉斯等壟斷組織之間，英國、美國、德國等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競爭。恩格斯預見到，資本主義所表現的資本集中和國家競爭將加劇各國矛盾和發展的不平衡。對此，列寧以恩格斯“抓住了對現代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的理論評價中最主要的東西，即資本主義轉化為壟斷資本主義”而對其給予高度評價。顯然，恩格斯對資本主義新變化的認識創造性運用了“兩個必然”和“兩個決不會”原理，成為列寧革命階段論和帝國主義理論的先聲，展現了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傳承性與開放性。

2．思想意義：接續和發展馬克思晚年思想

恩格斯作為深諳歷史辯證法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是批判性的、革命性的，并隨社會歷史條件的變化而產生新的飛躍。恩格斯在再現馬克思未完成的思考過程中，沿著“從自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壟斷資本主義”這一線索，提出許多發人深思的觀點。資本的集中趨勢是晚年馬克思試圖深入挖掘的問題。為此，他在1880年給友人的信中專門談道：“要是你能給我找到關于加利福尼亞經濟狀況的詳細的（有內容的）材料，我將非常高興，錢當然是由我付。我很重視加利福尼亞，因為資本主義的集中所引起的變化，在任何地方都沒有在這里表現得如此露骨和如此迅速。”雖然馬克思生前未能完整闡釋壟斷的實質和意義，但股份公司、信用制度、重化企業等與資本主義社會化生產密切相關的問題，一直是恩格斯研究資本主義新變化的重要內容。他不僅詳細闡明了壟斷產生的必然性，更以“生產力的國家所有”，“金融家是鐵路、礦山、鐵工廠等的占有者”，“有時會成立國際卡特爾”等論述，為“國家壟斷”“金融資本”“跨國企業”的出場提供了思想啟迪。長期以來，反馬克思主義者（包括一些專注考據馬克思著述的“馬克思學家”）習慣把恩格斯和馬克思的思想相對立，甚至提出“馬恩異質論”，但恩格斯對資本主義新變化的思考恰恰說明，他作為馬克思思想的繼往開來者，在社會主義思想史中的特有地位。

恩格斯對資本主義新變化的認識也是澄清科學社會主義和修正主義本質區別的試金石，有著告誡“第二國際”暗涌彌散的錯誤觀點的意義。回到恩格斯的文本，誠然恩格斯看到，諸如壟斷市場、信用資本、科學技術、階級關系的變化強勁推動了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發展，“以致1844年的狀況現在看來已經顯得微不足道，幾乎可以說是原始的了”。不過，他同時強調：“但是當我重讀這本青年時期的著作時，發現它毫無使我羞愧的地方。”廓清恩格斯晚年的思想全貌，他對資本主義擴展能力的承認，對資本主義社會變得“講道德”的看法，以及對資本主義制度迅速崩潰觀點的反思，并不是說他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就能實現人的自由發展、社會的無矛盾性和文明的永久存續，也不意味著他認同歷史不再需要鏟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社會關系。事實上，恩格斯關于資本主義時代變化的理解非但沒有落入資本主義適應論的語境，相反在資本主義無法消除社會矛盾的認識中，他一再重申它的滅亡是不可抗拒的人類歷史規律。這種理解非但不是一種思想上的修正，與之相反，它揭示了此后科學社會主義和修正主義在資本主義認識論上的根本差異。

3．實踐意義：指導和鼓舞共產主義長期運動

恩格斯對變化中的資本主義的認識不是囿于真理性的主觀臆想和理性思辨，而是置于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的轉化何以可能、何以可為的時代敘事和革命運動之中。一方面，恩格斯對資本主義發展特征和運動趨勢的認識指明了19世紀末的社會方位。壟斷組織、股票買賣、電氣革命和民主政治的興起，使資本主義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都發生深刻變化。不過，“那里商業道德必然發展到一定的水平，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出于倫理的狂熱，而純粹是為了不白費時間和辛勞”。在恩格斯看來，資本主義所有制形式、生產工具、統治階層的變化，沒有改變資本加快流通和不斷增殖的本質，也無從阻止“勞動產品在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的分配越來越不平等，無產階級的人數日益增多，其生活狀況越來越沒有保障”。這種對經營形式、產業工具的變與所有制、統治秩序的不變，“拓展—增長”與矛盾叢生并存的揭露，清楚界定了這個新變化是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內的階段性變化，既指引工人階級走出社會形態“靜止論”或“顛覆論”的誤區，準確回答了資本主義“處于什么歷史階段”的問題，也完整揭示了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時代矛盾和以無產階級奪取并改造政權為目標的時代任務。

另一方面，恩格斯對資本主義新變化的認識植根于“資本主義世界革命化”的歷史洪流中。從行動上看，他對資本主義自我調整能力的承認，不是讓無產階級以“溫順平和、無論如何都要守法”的形象對資產階級抱有幻想，而是通過“工人的組織，他們的不斷加強的抵抗，會在可能范圍內給貧困的增長以某種遏制”，乃至成為“處在一個空前激烈的新的世界性的崩潰的準備時期”的條件。從態度上看，共產主義者不僅要反對資本主義的統治秩序，也要對內部腐化保持警惕。特別對于后者，恩格斯清醒地意識到，“各色各樣的社會主義都有：自覺的社會主義和不自覺的社會主義，散文中的社會主義和詩歌中的社會主義，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事實上，這個一切可怕的東西中最可怕的東西，這個社會主義，不僅變成非常體面的東西，而且已經穿上了燕尾服，大模大樣地躺在沙龍里的沙發上了”。從方法上看，資本主義的新變化必然使共產主義運動的策略作出調整。“我們可以迫使它作出某些讓步，但是決不能把我們自己的工作交給它去完成；即使我們能夠通過一個強大得隨時就能使自己變為多數派的少數派去監督它，也不能那樣做。”恩格斯果斷提出，在不放棄革命這一歷史權力的前提下，有必要利用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武器進行斗爭，但也指出這種和平過渡需要審慎選擇。正如列寧所言，歐美各國工人政黨“都從年老恩格斯的知識和經驗的豐富寶庫中得到教益”。恩格斯對資本主義新變化的認識闡明了無產階級革命的長期性和復雜性，對糾正工人運動或熱衷街壘巷戰、或迷戀議會講壇的偏頗做法，進而以持之以恒的原則和靈活多變的策略推進共產主義事業，具有鮮明的方法論意蘊。

03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科學辨清當代資本主義

19世紀末是資本主義內部相變和社會激蕩的“奇點”。恩格斯通過洞察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新形式，辯證分析了資本主義自我揚棄和自我否定的運動規律，準確把握到資本主義的新變化及其實質。時至今日，“盡管我們所處的時代同馬克思所處的時代相比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但從世界社會主義500年的大視野來看，我們依然處在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歷史時代”。這就要將恩格斯對資本主義新變化的認識作為“觀察世界、分析問題的有力思想武器”，時刻追蹤當代資本主義復雜詭詐的新變化，辯證審視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資本主義當代新變化的關系。進一步說，重溫恩格斯晚年關于資本主義新變化的思考，僅僅局限于歷史意義的敘述框架是不夠的。依據恩格斯認識資本主義新變化的方法論，對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基本特征和未來走向作出判斷，是認清已發生深刻變化的資本主義社會本質和命運的必要條件，也是關系21世紀馬克思主義準確把握資本主義發展規律的基礎問題。

1.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方位中詮釋資本主義的變化動態

作為對世界歷史大勢和國際政治經濟格局整體變化的全新論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預示人類文明發展和轉型的同時，也是從根本上對當代資本主義制度模式和基本矛盾不斷發展的指認。這種斑駁陸離的變化不是某個地區或方面的孤立變化，而是涵蓋積累機制、治理行為、社會關系、價值觀念、日常生活、世界體系等所有領域，涉及勞動與資本、競爭與壟斷、國家與市場等多重關系的共時變化，直接關系到當代資本主義的歷史定位和時代定性。

第一，繼自由資本主義、私人壟斷資本主義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之后，當代資本主義已發展為“再帝國化”的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從生產總值占工業國家總產值40%的跨國公司，規誡和指令全球分工體系、運營網絡和價值鏈條，到證券期貨、技術專利、商標品牌以概念化、符號化和虛擬化的無形資本成為瘋狂的套利計算工具，資本增殖邏輯從債券、股票拓展到各類金融衍生品和日常生活領域。在國際金融資本的權力支配下，實體產業壟斷讓位于金融產業壟斷，生產邏輯讓位于投機邏輯，企業和個人專注于從事金融投機而非生產活動，國家和社會熱衷于一切服務和資源的私有化、市場化和證券化。

第二，以人工智能、數字信息、量子技術、生物遺傳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交往形式和生活狀態出現新的轉向。例如，物聯網、3D打印、云計算、芯片培育了以“數字信息+傳統行業”為標識的新經濟和新產業，形成了“數字勞工”“移動就業”“共享員工”的新勞動樣態，還為娛樂主義、消費主義、犬儒主義等文化觀念的泛起提供了技術條件。正如有學者將之冠以“技術資本主義”“認知資本主義”“平臺資本主義”“數字資本主義”之名，表現了技術創新和知識生產的價值權利化和產權資本化。新工業革命不僅升級了資本主義產業經營方式，并成為經濟增長驅動力量，更以破除生產流通時空限制，拓展攫取剩余價值途徑，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產生深遠影響。

第三，當代資本主義矛盾內容和形式呈現新的變化。無論是程式化、制度化民主淪落為“少數人的特權”“資本的狂歡”“金融寡頭的工具”，還是英國脫歐、法國“黃背心”運動體現的“正義的我們—邪惡的他者”的對抗和畸變，或是社交媒體時代的虛擬化、加速化、去中心化造成的認同挑戰，都反映出資本主義制度與當今世界經濟的、政治的、意識形態的沖突相勾連。這種社會矛盾的現實表達是多樣的，并具體化為大跨國公司的全球經營與全球市場無政府狀態的矛盾、各個國家的經濟社會治理與全球經濟社會治理缺失的矛盾；資產階級與廣大中間階層和普通勞工的矛盾、金融資本集團與實體資本集團的矛盾；超級大國與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矛盾、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矛盾。

由此觀之，變化中的當代資本主義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關鍵變量，乃至構成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優勢移位的因素。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的加速發展，以再全球化、再意識形態化、再國家化為特點的國際權力結構和治理體系的深入變革，以科學技術、產業組織的創新為向度的人類生產方式的不斷進步，都是理解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不可或缺的論據。不過，它們的相互激蕩絕不僅僅在于生產方式和上層建筑的要素范疇。在“資強社弱”的總體格局沒有根本轉變的世情面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涵蓋的“結構性轉型”和“進程性演變”，其要旨無疑是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和制度體系的大變局。簡言之，人類社會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從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雙重視角著眼，既立足于由中國引領的科學社會主義在新的歷史方位達成的成就、變革和影響，也是對以當代資本主義運動為參照的世界大變革大調整的完整概括。

2.在馬克思主義時代化的語境中澄明當代資本主義的變化實質

德賽在《馬克思的復仇》一書中曾說：“資本主義不是一個友好的或慈善的體制，但它是迄今為止在財富創造方面所能發現的最有效率的生產方式。它沒有至高無上的目標，因為它是通過數以百萬計的資本家追求利潤的努力而運行的。它創造了經濟的增長、繁榮和作為副產品的就業。它也以自己不斷變化的趨勢造成了大量的痛苦和破壞。”與恩格斯晚年生活的年代交感相通、智識相應，當代資本主義在積累形式、生產方式、社會關系等各方面進行調整和更新，但同樣是激化社會矛盾和醞釀全面危機的失序時代。正如西方左翼學者施韋卡特所言：“驅逐這個正困擾著我們的資本主義圣靈將是21世紀人類面臨的課題。”在這一“危機—衰退—修復—增長—更嚴重危機”的“小時代”背后，是資本主義不斷孕育新社會因素，向更高形態過渡的“大時代”的運動。倘若想要闡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的相互耦合、彼此互動，就要以現象與本質、歷史與邏輯相一致的馬克思主義立場，把資本主義具體要素的歷史追溯和現實考察納入“資本主義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的命題，把資本主義錯綜復雜的各種內在矛盾、分化重組的各種內生力量作為人類文明進程的重要環節，將資本主義新變化置于非機械的、非外部的規律或權力建構的社會歷史之中進行考察。

首先，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的闡釋存在一些“馬克思主義過時論”的聲音，甚至習慣套用“后福特主義”“后工業時代”“后現代社會”等術語。事實上，這很大程度是一種“馬克思主義失語”和“資本主義失蹤”式的資本主義新變化研究。剖析當代資本主義諸多變化，誠然任何教條或靜止主義論據都是無益的，但這絕非等同于否定馬克思主義原理和方法的適用性。在恩格斯那里，從物質生產過程的社會范式和技術范式分析資本主義矛盾運動和發展規律，始終具有非替代的生命力。他不是糾纏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具體觀點，而是以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理論，洞察“有著一種歷史、文化、整體和生活方式”的資本主義及其生發“亞階段”的可能性。深化對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的理解，就要繼承經典作家普遍恒久的理論遺產，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深化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研究，以資本主義新特征的病例分析豐富馬克思主義理論。

其次，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的解讀多有割裂現象和本質的傾向。這不僅可能滑向經驗主義的窠臼，更會造成前瞻性不足，無力對當代資本主義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的辯證運動作出時代性分析。在用“技術資本主義”“福利資本主義”“賭場資本主義”“渦輪資本主義”“景觀資本主義”等概念發掘和歸納當代資本主義新特征之際，盡管它們說明資本主義技術、勞動和物質形式發生了變化，但這些概念所映射的現實社會依然受到作為制度存在的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和壟斷資本支配邏輯的“規訓”。恩格斯從未停留于以某些要素描述資本主義直觀表象，而是依據壟斷與積累的關系、生產技術革命、社會階級沖突所反映的主要矛盾，審視外在變化中的資本主義之內在規定。正是由于秉持內在本質決定外在特征、外在特征體現內在本質的整體性思維，他得以科學處置資本主義相對穩定和不斷變化的“緊張關系”。因此，理解當代資本主義在世界大變局中的變和不變，一方面，要及時跟蹤當前資本主義在階級、勞動、生產、日常生活等領域的新情況，尤其對人工智能、數字信息、國際金融壟斷時代的資本主義矛盾的表現形式和存在特性作出回應；另一方面，要從一般規律和內在聯系出發，橫亙哲學社會科學學科分野，通過地域國別、主體角色和社會要素的調查研究，澄清當代資本主義結構性矛盾和價值剝削沒有變化的實質。

最后，部分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的批判性研究往往脫離“批判的現實化”的本真精神，有“史從論出”的模式化、教條化和應然化之嫌，削弱了“兩個必然”和“兩個決不會”的科學結論的理論說服力。假定和推演當然是批判世界的有效方法，然而寄希望于純粹的、抽象的理論演繹，無視生產方式、社會關系、意識形態的歷史批判，是難以發現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的缺陷和危機的。反而觀之，這正是恩格斯批判性認識資本主義新變化熠熠生輝之處。逆全球化的涌動、數字鴻溝的隱現、身份政治的再生、假新聞的泛濫和民粹主義的興起，不僅體現了資本主義治理和發展能力的失效，也表明資本主義從利潤率的經濟危機向制度性的認同危機的惡化。就此來說，探索真正的解放路徑，不是把當代資本主義矛盾運動生硬地置于理想主義的鏡像，而是從政治經濟形態、技術社會形態、思想文化形態和日常生活形態出發，批判當代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運行機制。這不僅有助于對差異、多元、身份、微觀變化的發現，而且唯有如此，才能在充分估計當代資本主義彈性變化的同時，認清諸如“壟斷”“賒賬”“捐贈”樣式的調整能力非但不是無限的，相反這將以飲鴆止渴的方式制造更大危機。

總之，恩格斯晚年對資本主義的未來絕非“掐指一算”，世界大變局中的當代資本主義發展也已遠遠超過他對資本主義新變化的觀察，但這從未消解恩格斯對資本主義認識的科學性。他對馬克思歷史觀的解釋，也可視為當代馬克思主義者對資本主義發展歷程的基本認識：“這種歷史合理性現在不僅消失了，而且剝削不論以什么形式繼續保存下去，已經日益妨礙而不是促進社會的發展，并使之卷入越來越激烈的沖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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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程恩富、魯保林、俞使超：《論新帝國主義的五大特征和特性——以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為基礎》，《馬克思主義研究》2019年第5期。

(作者：徐偉軒，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吳海江，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副院長、博士生導師。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馬克思主義研究”，原刊于《馬克思主義研究》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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