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伏：堡壘為啥最容易從內部攻破？——官場幫派文化剖析

點擊：作者：李治伏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1-05-11 08:26:41

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來自內部的破壞還可能造成全局性的顛覆，不管多大的發展成果，不管多么了不起的業績，一旦堡壘內部出了問題，就很容易被毀掉。古今中外概莫如此。這是歷史事實，道理也不難理解。那么，堡壘為啥會出問題？問題出在哪里呢？本文認為，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官場幫派文化為禍作亂所致，并就此話題作系統剖析。

一、關于幫派文化

幫派文化無論是民間還是官場，自古有之。比如，產生于清末民國時期四川（包括現在的重慶）的袍哥會，取《詩經·無衣》“與子同袍”這一具有濃厚感情色彩的詩句命名幫會，意為幫會成員是袍澤關系，以此作為維系幫會的紐帶。就四川袍哥會來看，在歷史上做過一些抵抗強權暴政的事情，但在舊中國，往往滲透于官場內外，成為被封建剝削階級利用于維護其統治地位的工具。新中國成立以后，取締一切民間幫會組織，包括鎮壓了最后的袍哥會頭目大地主劉文彩、大官僚劉文輝兄弟，大陸上的袍哥會歷史就此終結。

幫派文化存在于官場內外，但不是體制內的正常行政文化，也不是體制外民間合法社團的管理文化。如果要政治學家給官場幫派文化下一個定義的話，應該會這樣概括：所謂幫派文化，有民間和官場之分。民間幫派文化一般是無嚴密組織、章程，無明確的政治目標和政治信仰，以團伙利益至上，兄弟相稱、互幫互助的幫會文化。官場幫派文化，則是國家政權體系之內的官僚結黨營私，以竊取國家利益為政治目的，并把國家政權作為謀私工具的官場黑暗組織，是國家政權體系內的毒瘤。對于民間幫派組織及文化，尚可動用國家政權力量予以引導和整肅；而官場幫派組織及文化，則往往成為操縱政局的幕后利益集團和黑惡勢力，最終結局就是腥風血雨、改朝換代、無量頭顱無量血的沉重代價。

正因如此，為了江山穩固、國泰民安，新中國成立后，從毫不留情地剿匪平叛到取締民間非法組織，從重典懲治體制內懷有二心的官員到強調“四個意識”，對幫派文化都是零容忍，尤其要特別警惕和防范官場幫派文化。

二、官場幫派文化的實質及其頑固性

官場幫派文化表面看來稱兄道弟，共褲連襠，鐵得很，但這只是表象和幌子，其內在實質是不折不扣的結黨營私文化。在官場內部因私拉幫結派，搞團團伙伙。君子坦蕩蕩，沒有私心私利，誰也不會去干這個事情。

營私是官場幫派文化的實質。也是區別幫派文化和一般管理文化和行政文化的分水嶺。也就是說，只要是營私舞弊的團伙組織就是在搞幫派文化，反之則不是。

官場幫派文化的價值取向是典型的實用主義。既看不到個人價值對國家的依賴，也不會承認一切不能立即實現的道義、奉獻、崇高、大局、未來等精神境界上的超越性價值。加上數千年突出個人利益的私有制經濟又給幫派文化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幫派文化的頑固性也就成為必然。因為，人既是政治的人、文化的人、也是經濟的人。而且，人的經濟屬性在人的生活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幫派文化之所以頑固，原因就在這里。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社會往往只能用“度”來衡量官員的對錯，用“律”來約束官員的出格，區別對待、軟硬兼施，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這也提醒人們，只要幫派文化生存的土壤還在，防范工作就時刻不能放松。而且，我們還不知道消滅了私有制這個幫派文化的根基后，人是不是就能普遍性地大公無私。但我們知道，消滅私有制的征途異常漫長。至少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幫派文化將會長期存在。

三、官場幫派文化產生的途徑及其表現

官場幫派文化本質是一個“私”字，但并不是官僚有私心一定就會產生官場幫派文化。官場幫派文化的形成還必須通過一定的途徑才能產生。這個途徑，雖然很復雜，但根本的特征只有一個，這就是“投靠”，從古到今都是如此。這是由體制內的政權結構決定的。因為，搞官場幫派文化的官僚必須獲取體制內的權力。不能獲取權力，那么，官場幫派文化就沒有生存條件。而政權的特殊結構，官員的選用需要上頭“任命”才能算數。于是，便有了“投靠”。

但也并不是所有的“投靠”都會產生官場幫派文化，關鍵是看權力上層的態度。如果位居權力上層出以公心、為天下計而攬賢納能，身處民間賢能和體制底層的官員也是出以公心、為實現天下計的政治抱負而產生的所謂“投靠”，其實并非個人依附性的投靠，而是政治上的信賴和依靠，這不但不會產生官場幫派文化，相反還是國家、百姓之福。反之，如果掌握人事任免的權力上層的官僚私心、野心重，那么，用人標準就只有合不合自己的私利這一條了。而前來“投靠”的人等又是為了實現個人的私心、野心，這樣的“投靠”，就會使官場幫派文化迅速發展成氣候。顯然，前一種“投靠”充滿道義，后一種投靠毫無道義可言。這種缺乏道義的私人“投靠”，就是官場幫派文化形成的基本途徑。

也正是因為“投靠”的道義與非道義之分，在官場幫派文化還沒有形成氣候的時候，官場幫派文化都只能是一種蟄伏于體制內的隱性文化，不敢公開跳到臺面之上。這種朦朧的色彩又給判別官場幫派文化增加了難度，但也并非無跡可尋。任何事物在它發生發展過程中都有它的表現形式，所謂透過現象看本質，道理就在這里。官場幫派文化形成過程中也有它的表現形式。概要地講，有如下幾個方面的表現：

一是買官賣官暗流涌動，“狗腿子”作亂。這是由官場幫派文化形成的途徑決定的。當私心、野心重的官僚一旦掌管了國家用人通道，那些心術不正、一心為了謀私的人就會把揣摸上頭的心意作為自己魚躍龍門的不二途徑。而上頭的心意往往不難揣摩。無非是二條：一是誰給的錢多，二是誰會辦事，當然最好是二者兼備。于是，買官賣官成了官場擢升的潛規則，誰出的錢多，誰得的官大。然而，這世界上并不是每個人都很有錢，一些人只能在“會辦事”上動腦筋。而這些上層官僚要辦的事大都不會是什么好事，縱是做一些好事也是作臨時計的敷衍。于是，“狗腿子”出現了。

“狗腿子”一詞，從古至今都是專指這類為討主人歡心干壞事的人渣。精于察顏觀色的“狗腿子”當然知道主人要干的是什么事，也知道要在主人手里得到一塊肉骨頭需要付出的代價。“狗腿子”心里只有如何討主人歡心往上爬這一條信念，只要能往上爬，他們可以對任何人痛下殺手，這也是“狗腿子”為什么比主人更要兇殘的原因。現實生活中我們也可以經常發現“狗腿子”的蹤影。比如領導一個暗示或一個意見，不管對與不對，馬上就會有那么一些人趨炎附勢，喊打喊殺?？杀氖牵斠粋€人做“狗腿子”做久了的時候，這個人已經給自己挖好了墓穴。因為，惡事做多了，就會嗜惡成性，人性泯滅，被人痛恨，斷掉自己的生路。這也是古往今來老百姓無不對“狗腿子”恨之入骨，而為幫派文化殉葬的首先是“狗腿子”的原因。

二是班子不和，黨爭加劇。“狗腿子”成群，各事其主，自然會造成官僚集團內部的分庭抗禮，這便是黨爭。黨爭是官場幫派團伙之間的對抗。但這種對抗是狼群之間的對抗。誰都不是吃素的，弄不好誰都沒好處，這是官場幫派團伙之間心知肚明的事情。于是，官場幫派團伙之間不成文的規則產生了——各管各的地盤，井水不犯河水。就像狼群內部，建立起各自的邊界，自覺維護一樣。用現在的話說，就是體制內的民主，誰違反了規則，官僚集團內部就會把誰送進監獄。這就是黨爭只要沒有突破邊界，即一方沒有能力把另一方吃掉的時候，體制內部常常都會強調民主的原因。

但在整個黨爭過程中，老百姓都是遭殃的。黨爭越是加劇，老百姓越是遭殃。黨爭在體制內拼的是誰的官大勢強，而對待老百姓，則就比的是誰的手段更狠了。黨爭到一定程度，便是官僚團伙對老百姓的圈地扒房、淫妻霸女、擄人為奴、壓迫剝削等各種各樣的無惡不作了。官場幫派團伙們對待老百姓就會像狼群圍攻羊群一樣，一窩蜂地一擁而上，啖肉噬骨，以此來獲取團伙利益。

三是大小漢奸粉墨登場，官僚體系寡廉鮮恥。這也是官場幫派文化的必然表現。國與國之間的對抗，是政權與政權之間的較量，需要舉國之力而為之。這是喪失民心的官場幫派團伙無法做到的。官場幫派團伙們也不會真心綢繆國事，舍命抗敵。同時，官場幫派成員往往還需要與外敵聯手擺脫王權的約束，達到他們肆無忌憚地侵吞國家財產，魚肉百姓的目的。于是，官場幫派團伙在外交上必然奴顏婢膝，討好“友邦”，只要有機會，就會主動投敵賣國。

明英宗北征瓦剌的慘敗事變，史稱土木堡之變就是典型案例。公元1449年，為了打擊北方越來越猖獗的陸上走私貿易，英宗皇帝決定北伐。這是關系國家財政安全和邊境安全的重大戰役。以強大的明軍，消滅那點蒙古人本來易如反掌，而戰爭的結果卻是皇帝的三大營嫡系部隊被全殲覆沒，皇帝被俘。慘敗的原因就是朝廷官僚幫派里通外國、聯手設陷，讓皇帝成了驚天陰謀的犧牲品，帝國的嫡系精銳和前途也毀于一旦。

官僚幫派團伙精心做局，欺騙皇帝。先以謊報軍情，騙英宗到根本沒有敵人的地方尋敵作戰拖疲拖垮部隊。接著，他們又切斷皇帝的后勤補給。餓得饑腸轆轆的明軍，不得不撤軍。在撤軍的路上，官僚幫派團伙再次謊報軍情，讓英宗在土木堡（今河北懷來東）這個絕地安營扎寨。與此同時，他們把整個計劃全部事先告知了蒙古人。蒙古人事先便切斷了土木堡的水源。土木堡扎營的明軍，陷入了無糧無水的絕境，不要說打仗了，連正常的生命體征就都很難維持了。就在明軍饑寒交迫，無力作戰的時候，蒙古人向明軍發動了總攻，皇帝的嫡系精銳部隊，喪失殆盡。官僚幫派借蠻夷之手，擺脫了王權的約束，凌駕于王權之上了。他們不但迫不及待放權搞活，最后發展到皇帝上朝都不讓。嘉靖皇帝不上朝，萬歷皇帝不上朝。不是他們不想上朝，而是掌控了一切的官僚幫派徹底架空了王權，嫌皇帝礙事，不讓皇帝上朝了。土木堡之變，大明帝國從此由盛轉衰。

歷朝歷代漢奸都是政權的心腹之患。需要引起我們警覺的是，隨著國與國之間的距離越來越近的變化趨勢，漢奸賣國有了原先不曾具備的條件。自李鴻章之后，漢奸不必在當面敵人發誓表忠心投靠了，可以通過很多途徑甚至只要動動手指就可以轉移財產實現投靠了。李鴻章就毫不費力地把自己貪腐國家的巨額財富轉移到“日本茶山煤礦公司”。往后的漢奸，特別是身居高位的大漢奸，也都效仿這一方式。

四是世風日下，腐敗盛行。官場幫派文化是一種毫無公德的結黨營私文化。生命一旦失去是非良知，就會變得十分齷齪。搞官場幫派文化的人，都是徹頭徹尾的小人。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必歪。這些人等由上而下，發展開來，世風日下，道德滑坡就是必然。而這幫官場小人，又無一不是為了個人得好處而擠身官場幫派團伙之中的，他們的付出是一定要加倍收回成本的，于是，腐敗向全社會漫延，不可遏制。

四、官場幫派文化的危害

從官場幫派文化形成的表現來看，其一路形成的過程，也是禍國殃民的過程。但這還不是其最大的危害。官場幫派文化的最大危害是在它形成氣候的時候。官場幫派文化一旦坐大形成氣候，就會敲響國家政權的喪鐘，同時也會敲響官場幫派官僚團伙的喪鐘。

一是瓦解政權性質，導致政權滅亡。人類社會不能沒有政權。沒有政權的作用，人類就無法建立相互依存的分工合作關系，就沒有人類社會的進步。

政權是什么？直白地說，政權就是國體、政體的衛士。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權性質，必須是姓最廣大人民利益之“公”，絕不能成為少數人的私有工具。剝削階級國家的政權性質，也必須姓剝削階級統治集團（在封建社會即“王權”）利益之“公”，不能成為剝削階級內部某一利益集團的私有工具。道理是顯而易見的。如果政權成為了少數人或集團的私有工具，那么，就沒有人愿意保衛國家、保衛維系國家穩固的政權體系，這個政權就會垮臺，被新的政權取代就只是時間問題。

官場幫派文化是與政權的本質屬性背道而馳的。幫派文化的形成過程，便是政權成為少數人的謀私工具的過程。在封建社會，當官場幫派文化一旦形成氣候，即官場幫派文化坐大的時候，必然挑戰王權。因為只要王權在上，官僚幫派們心里就惶惶不可終日地害怕和擔心，同時它要實現自己營私目的，一定要掃除王權這個攔路虎，與王權勢不兩立。中國歷史上眾多傀儡皇帝便是官場幫派文化戰勝王權的結果。一旦幫派團伙失去了約束，他們不但會越來越無法無天，大肆侵吞國家財產，搜刮民脂民膏，大肆腐敗，而且會造成國家的政治生態的嚴重扭曲，體制內外就是一團漆黑。這個時候，老百姓便會徹底失去對政權的希望。民心一失，要收回來就難了。政權的存亡，在于民心的向背。趙高可以通過指鹿為馬的辦法來建造自己的權力宮殿，保證他在體制內的權威地位，但喪失了民心，違背了執政規律，這樣的政權便成了一戳即破的肥皂泡。大澤鄉一場大雨，便把這貌似華麗的權力殿堂連根沖走，連同這宮殿里的袍哥們的尸骨，統統沖進了歷史的臭水溝里。

二是封死國家人才通道，導致小人當道，良才旁落，國家滅亡。治國之要，首在用人。官場幫派文化一旦形成，選人用人，就不是為國家好，而是為個人好，國家需要的賢才良將就會封堵在體制之外，而體制內的健康力量也會受到迫害和打壓。體制內健康力量在官場幫派文化的打壓下，要么不得善終，要么變節茍活。最后，整個政權體系沒有了健康成分，這種沒有健康成分的病態的政權，只可能走向死亡末日。岳飛死而宋亡，袁崇煥死而明滅，便是官場幫派文化迫害忠良亡國的歷史縮影。至于李斯之流，則是屬于變節一類。李斯曾幫助秦始皇橫掃六國，一統天下，功勛卓絕，后來迫于趙高的淫威而屈服，充當趙高的幫兇，從而使秦帝國迅速滅亡。由此也有力佐證無論官場幫派文化是迫害體制內健康力量，還是體制內健康力量變節投降，其結果都是腥風血雨之中的改朝換代。

除此之外，官場幫派文化對國家人才通道的封死還會導致御敵無能，戰爭失敗，割地賠款，民族受辱。當真正的人才被官場幫派文化排斥在體制之外，國家面對外敵的入侵的時候，這樣的政權從來都是一敗涂地。甲午戰爭的慘敗便是典型的案例。清政府于1888年創立了北洋水師。成軍后的北洋海軍，擁有艦艇25艘，官兵4千余人，是亞洲最強大的海上力量。掌管用人大權、一生熱衷于搞官場幫派文化的李鴻章卻因一己私利，取用絕對忠于自己卻根本不懂海軍的安徽同鄉丁汝昌為水師提督，即海軍司令。事實上，當時中國懂海軍的人才并不少。早在1866年，左宗棠就在福建馬尾創辦了“求是堂藝局”，培養了中國最早的一批海軍人才。特別是嚴復，后來公派留學英國學習海軍，成績出類拔萃，和開創了日本一個時代的伊藤博文是同學，且成績優于伊氏。就是這樣的海軍將才，李鴻章卻棄之不用，因為擔心私利獲取不暢。嚴復被旁落，只能關在書齋里翻譯《天演論》打發日子。但金子永遠是金子，縱是埋在地下，也不會損污金子的質地。嚴復《天演論》譯本，在中華大地上產生了廣泛影響，推進了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快速到來。而北洋水師在丁汝昌的統率下，不但練兵備戰不得要領，而且官兵貪污腐敗成風，毫無戰斗力。后來丁汝昌和劉步蟾自殺均是服食鴉片，可見在當時的北洋海軍里鴉片是可以信手拈來的東西。最后，北洋水師全軍覆滅，使中華民族進一步陷入了水深火熱、百般屈辱的悲慘境地。

三是官場幫派叛國投敵，亡黨亡國。官場幫派文化必然孕育亡國漢奸這一孽胎。這個孽胎一旦生了出來，不是引敵亡黨亡國，就是自己毀黨毀國。因為，它的全部心思都是為了私利，也就必然手段地要掃除一切攔路虎，特別是借助外力與政權抗衡。官場幫派文化發展到頂峰是“土木堡之變”。明代土木堡之變后，徹底控制了國家錢袋子、槍桿子和筆桿子的官僚幫派們，開始瘋狂兌現政治紅利。一時間，官倒和軍倒，如洪水決堤，掀起驚天狂潮。國家能賣掉變錢的東西都成了大小“倒爺”的囊中之物。明成祖時期建立的控制海上貿易的巨型國企不但被肢解，寶船設計建造的圖紙、航海地圖、航海技術等不可示人的國之重器也賣掉了，這便是同一時期西方大航海時代迷一般的突然崛起的原因。而大明帝國的命運則被官僚幫派們推進了萬劫不復的可怕深淵，中國也由此掉頭落后和受制于西方。沉船的那一天，崇禎皇帝說：“文臣各個都該殺！”但遲了。

明朝的官場幫派文化蛻變為漢奸文化并實現對王權登峰造極的控制最終亡國的途徑是這樣，仔細考量，歷朝歷代的官場幫派文化的形成及其毀國過程又何嘗不是這樣的套路和形態呢！明亡于漢奸，宋亡于漢奸，中國歷史上的所有亡國之禍，無一不是漢奸的原因。“土木堡之變”五百年后的中國也差點亡于漢奸。慶幸的是，這個時候，上蒼給中國送來了一個偉大的湖南人，在“琉臺不守，三韓為墟；遼海燕冀，漢奸何多……人執笞繩，我為奴辱”的國家危險時刻，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英勇抗爭，劍屨俱奮，取得了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決定性勝利。

四是官場幫派自掘墳墓，遺臭歷史。缺乏道義的投靠形成的官場幫派文化，就其內部來講，并不牢靠。表面上稱兄道弟，實質上彼此都只是對方獲取私利的工具和墊腳石罷了，不可能真正產生感情，一旦有機可乘，有利可圖，就會彼此痛下殺手。李斯變節屈服于趙高，并沒有保全自己的性命，最后還是被趙高害死。安祿山拜楊貴妃為干娘，完全不是發自內心的情感，而是為了獲取權力，等到自己勢力坐大時，就不但要奪取大唐天下，也要霸占干娘的身體。縱是那個閹割了男性功能的李蓮英不也設計把親手提攜過自己的安德海謀殺掉取而代之了么？楊靖宇、江姐等眾多革命志士都是死于叛徒之手……古往今來，這樣的案例已是不勝枚舉。

官場幫派文化得勢之日，便是國家政權毀滅之時。這種毀滅，也包括官場幫派成員自己。迎接坐大得勢的官場幫派們的從來不是勝利和榮華富貴，而是天下大亂和冰冷的屠刀。新的統治者，絕對不會愚蠢到給這些禍害國家的官場幫派們出路，來重新打開自己滅亡之路的程度，原來所有搞官場幫派文化的人，在新的政權面前基本上都是人才兩亡，“祼謝”于歷史。唐人韋莊的詩“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便是對此生動描述。少數為新政權建立立下大功的滅國先鋒，在新政權里也從來都是受人鄙夷，郁郁而終。

五、中國歷史上防范官場幫派文化所作的努力及其經驗教訓

正是因為官場幫派文化的巨大危害，歷朝歷代，都會把防范官場幫派文化作為吏治工作的重要內容。一部中華吏治史，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一部防范官場幫派文化的吏治史。為了防范官場幫派文化，歷朝歷代對政權的闡釋始終注重它的本質屬性。盡管數千年的歷史進程是私有制，但歷代先賢都始終強調政權的抑私揚公，把如何對待手中的權力這柄達摩克利斯之劍懸在各級官僚的頭頂之上，對于官場幫派團伙決不姑息，并倡導做好官，做清官。并且，建立了一整套王權至上、約束官權的法統機制。強調普通天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突出王權至高無上的政治地位，一切權力都受制于王權。而對王權闡釋則是天下權。作為王權的代表皇帝，則對其賦予“天子”號，把崇拜與約束同時作用于其上。宣稱上天是普澤眾生的，作為天子的皇帝要視老百姓為子民，給予保護。與此同時，也建立了一整套約束王權和官權的道統機制。弘揚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英雄文化和民貴君輕的倫理文化，注重為官僚機構正名，形成了各司其職的政治倫理秩序。這也是中華文明在數千年的歷史歲月長河中沒有斷裂的重要原因。

不僅如此，歷代政權還十分重視用人渠道，無論官吏的錄用還是擢升，都有一套嚴格的規范，防止一言堂。同時，還特別強調做人做官的自我修養，要求全社會特別是為官者努力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終身自律。法統與道統雙管齊下，直指人心，著力改造人性中的自私性。

也正因如此，數千年來，“大道行之，天下為公”始終是中華民族不絕的強烈夢想，也使官場幫派文化始終不能成為官場主流文化。再腐朽沒落的政權，也不會公開打出“政權私有”的招牌，奪取政權，也都會冠以“替天行道”的名號，維系政權建設的道統倫理始終沒有崩潰。當一個腐朽的政權倒塌后，新的政權又會迅速建立起來。盡管伴隨著政權更迭過程中的是尸骨盈野，血流成河，但民族之魂從來沒有倒下過。

數千年的歷史經驗教訓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以法統和道統維系的政權金字塔結構是綿延數千年而不斷的歷史政治文明的有力骨架，但它并不能根治官場幫派文化這一歷史毒瘤。這種結構能否表達政權姓“公”的本質屬性，關鍵在塔尖頂上的皇帝，重點在官吏隊伍。用現在的話說，就是要有一個好書記和一批好干部。而皇帝這個塔尖職位，又都是世襲。這樣必然造成“單向遺傳性蛻化”。各朝開國之君的后代，到頭來無一不呈能力退化狀。幾代之后，要么利用黨爭，平抑權力，要么被官場幫派文化控制成為傀儡皇帝、兒皇帝。同時，由于政權長期面對和保護的是私有制經濟結構，私有制經濟的自私性必然會滲透到政權結構之中來，官吏的國家主人翁意識很難激發，政權局的好壞主要在于皇帝。事實上，即便是明君，也不可能一竿子到底地約束層層官吏，最后，政權只能靠以正名為基礎的法理和倫理進行逐級約束來維持，這就很難避免官場幫派文化的產生和禍害。

第二，對人性中的自私性改造抓住了官場幫派文化產生的根源，但人性中的自私性是頑固的，改造起來極不容易，僅憑官僚自律和體制內的約束是不夠的。用這樣的方法來改造官僚的自私性，雖然蘊含了儒、釋、道等傳統主流文化的精華，但對官僚自私性改造并不具備普適性。這樣做，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和尚、道士的修行得道法則往官僚身上的移植。雖然充分考慮了人性之善的自我激發，但環境對人的影響卻嚴重考慮不足。和尚、道士修行悟道是在隔斷物質干擾的環境下的，官僚卻要時刻面臨利益的誘惑。這也是堯舜之路和高僧大德之路的區別，高僧大德歷代不斷而古往今來成為堯舜的官員寥寥無幾的原因。體制內的約束也不能控制官僚人性中的自私性。相反，如果上梁不正，還會引發多米勒骨牌效應。

第三，以科舉為國家錄用人才的渠道和體制內考察的官員的擢升機制，對于國家的人才建設和防范官場幫派文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也給官場幫派文化的產生預留了后門。因為，科舉制度只能考出官員的智商，卻很難考出官員的德能。容易使那些德行不端、動機不純的人混入官場。而體制內的考察制度，又恰恰是非道義投靠和暗箱操作的溫床。趙高（秦朝）、李斯（秦朝）、董卓（漢朝）、黃皓（三國）、阮佃夫（南北朝）、楊素（隋朝）、李林甫（唐朝）、秦檜（宋朝）、李鴻章（清朝）等朝中大奸大惡，基本上都是通過科舉或類似于科舉的途徑入仕為官的，最后都成為亡國的官場幫派大佬。李斯的小篆、秦檜的宋體，還在中國書法史上起到過革命性的作用，但照樣無法遮掩科舉錄用制度和體制內考察官吏的擢升機制在千年吏治中暴露出來的缺陷。

第四，官場幫派文化坐大的過程，是官權逐步控制國家槍桿子，繼而控制國家錢袋子和筆桿子的過程?？刂茦寳U子是前提，控制錢袋子是目的，控制筆桿子是為了欺世，蒙騙社會。什么時候，君強臣弱，則王權牢固，政權的本質屬性能夠體現。什么時候君弱臣強，那么，官場幫派文化就特別容易坐大，失去約束的官權必然泛濫成災，加速社會兩級分化，導致社會崩潰，政權易主。而如何鞏固王權，抑制官權，歷朝歷代基本上都是采用的能級管理方式。而這種換湯不換藥的管理方式又恰恰形成了王權對官權的依賴，很難實現王權與民權的直接聯通。而王權一旦與民權脫鉤，那么，王權就失去了支持力量。相反，倒是官權很容易直通民權，利用和欺騙老百姓。這樣，時間越長，就越不利于王權的壯大和鞏固。

數千年來，防范官場幫派文化這一重要的吏治課題從來就沒有終止過也沒有徹底解決。還是一個需要不斷接力下功夫才能攻破的難題。

六、共產黨人是防范官場幫派文化的典范

直到中華大地上誕生了中國共產黨，防范官場幫派文化才取得了質的進展。中國共產黨在她的成長過程中，也是一路與官場幫派文化斗爭并不斷取得勝利的過程。至今為止的歷次黨內路線斗爭，在某種程度上都是與官場幫派文化的斗爭，只是沒有明確寫進黨史罷了。中國共產黨無論是尚未奪取全國政權時與王明、張國燾的斗爭，還是建立政權后粉碎林彪集團的分裂陰謀，都是與官場幫派文化斗爭的表現，而且驚心動魄。但無論斗爭如何激烈驚險，都能取得勝利，原因何在？

一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明確了中國共產黨是沒有自己任何私利的政黨。不但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不變性質宗旨，也明確執政為公為民的政權性質。有了它，任何人想搞官場幫派文化，想把政權異化為自己的謀私工具，迎面就是一道很難穿越過去的厚厚的“城墻”。

二是確立了黨權的絕對權威。黨指揮槍，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這是任何人都不可僭越的政治高壓線。誰想搞官場幫派文化，誰就會碰觸到這要高壓線，誰都會要掂量其高危風險。

三是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的經濟制度。第一次從根本上實現了政權性質與社會制度的高度統一。為廣泛的培養官員的為公意識，國家意識等抑私揚公的官德提供了充分條件，實現了前所未有的人性改造。

四是建立了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組織人事制度。并輔以群眾評議、組織考察、崗位鍛煉、擇優錄用的方法選人用人，從源頭上有效阻斷了官場幫派文化產生的途徑。

五是建立了黨員干部的政治倫理。黨員干部，無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必須做到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同時，要自覺接受群眾監督。對于黨內不正之風，群眾可以逐級也可以越級舉報。這等于是挖了官場幫派文化的祖墳。

六是明確了黨的紀律?！吨袊伯a黨紀律處分條例》第四十八條：在黨內組織秘密集團或者組織其他分裂黨的活動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參加秘密集團或者參加其他分裂黨的活動的，給予留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第四十九條：在黨內搞團團伙伙、結黨營私、拉幫結派、培植個人勢力等非組織活動，或者通過搞利益交換、為自己營造聲勢等活動撈取政治資本的，給予嚴重警告或者撤銷黨內職務處分；導致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政治生態惡化的，給予留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對于官場幫派文化給予了精準對號入座的處置。

七是突出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線地位。強化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地位和全社會的馬克思主義的學習教育，貫通黨的主張，人民的主張。

八是注重黨員干部的培養教育。經常性地有組織地重溫延安窯洞里經天緯地的“周期率”談話，常敲亙古爍今的“兩個務必”警鐘。教育黨員干部，見微知著，居安思危，永葆本色。

如此等等，這一系列前無古人的偉大躍升，不但改變了數千年來老百姓在政治、政權面前的被動性，同時，也深刻地沖擊著千百年來頑固地駐扎在人體內的自私性。既繼承和發展了歷數千年的政治文明基本骨架，又彌補了這個歷數千年政權骨架中防止官場幫派文化的制度性缺陷和文化上滯后，開拓出了空前清明的政治生態和社會生態，使一個積貧積弱的國家騰空而起，在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科技等所有領域，創造了驚世駭俗的曠世成就。從防范官場幫派文化，避免歷史的腥風血雨來看，更賦予了當代和未來永恒的啟示，特別需要我們珍惜、堅持和發揚。

那么至此，官場幫派文化這一歷史毒瘤是不是已經切除了呢？不是。2016年1月1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紀委第六次全會上講話指出：“黨內存在野心家、陰謀家，從內部侵蝕黨的執政基礎，我們不能投鼠忌器，王顧左右而言他，采取鴕鳥政策，這個必須說清楚。”習總書記的話一針見血，入木三分。同時，也提醒我們，任何時候，都應該警惕和打擊官場幫派文化。

（作者系中共黨員、軍轉干部；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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