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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毅丨“司馬南現象”解讀：勞動創造價值與市場主體活力的辯證統一

點擊：3144 作者：弘毅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3-05-06 09:35:46

勞動創造價值與市場主體活力的辯證統一

——“司馬南現象”解讀（2）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我國十四億多人口整體邁進現代化社會，規模超過現有發達國家人口的總和，艱巨性和復雜性前所未有，發展途徑和推進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點”。“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需要明確“勞動人民是指一切體力勞動者以及和體力勞動者相近的、不剝削人或受人剝削的腦力勞動者”，需要“尊重人民的首創精神與調動市場主體的活力，二者不能對立起來”（司馬南《勞動人民與市場主體》，昆侖策研究院 2023-05-03），需要重視“勞動創造價值”的發展路徑和推進方式，需要重視各類“市場主體活力”，尤其民營企業健康高質量發展的發展途徑和推進方式，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要求。

一、“勞動創造價值”的發展路徑和推進方式

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勞動創造價值”的發展路徑和推動方式不僅具有自己的特點，而且基于“勞動”概念的本質內涵和外延構成，對于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重要價值。但是，由于對“勞動概念內涵”和“勞動創造價值”形式的認識困乏，以及對何祚庥院士這類跨學科名人解讀的崇拜，從而對司馬南先生為代表的“口力勞動者”的批判竟然成為一種現象級的爭論，如《“口力勞動者”司馬南正在被圍剿中，于力開年不順利》《連何祚庥都譏諷司馬南是“口力勞動”，看來司馬南確實是眾叛親離了！》《夾頭、口力勞動者，也救不了司馬南了》《何祚庥發明“口力勞動”！司馬南的確不是無產階級，你還支持他嗎？》等等。對于一個堅守馬克思主義“黨性與人民性”高度統一者的如此口誅筆伐，確實已經完全違背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的基本概念“勞動”。

馬克思對勞動的概念予以如下界定：“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中介、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1]；“以一定的方式進行生產活動的一定的個人，發生一定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2]；“將對象性的存在納入人的主體性之中，使人的存在與對象性存在得以有機融合”[3]。由此，勞動實現人與自然、人與人、自然與社會之間的辯證統一。

對于現代社會“勞動”概念的外延組成，200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首席教授程恩富先生刊發于《中國社會科學》的文章指出：凡是直接為市場交換而生產物質商品和精神商品以及直接為勞動力商品的生產和再生產服務的勞動，都屬于創造價值的勞動或生產勞動，其中包括：“生產物質商品的勞動是創造價值的生產性勞動、通過交通從事有形和無形商品場所變更的勞動是創造價值的生產性勞動、生產有形和無形精神商品的勞動是創造價值的生產性勞動、從事勞動力商品生產的服務勞動是創造價值的生產性勞動、生產性企業私營業主的經營管理活動是創造價值的生產性勞動”[4]。勿需置疑，“口力勞動”屬于“生產有形和無形精神商品的創造價值的生產性勞動”。

但是，2023年1月21日，大年除夕，物理學院士何祚庥先生發出一段話：“司馬南是無產階級或工人階級嗎？他又不參加生產勞動。只不過是口力滔滔不絕！口力“勞動”≠生產勞動啊！”

物理學院士何祚庥先生以及對“口力勞動”口誅筆伐者，確實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更缺乏對“勞動概念”本質內涵與外延組成的基本常識認知。被何祚庥院士違背“勞動概念”貶低、被跟隨者口誅筆伐的“口力勞動”，無需置疑屬于“生產有形和無形精神商品的創造價值的生產性勞動”，屬于“為市場提供精神商品的教育、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文化技術、文學藝術、廣播影視、新聞出版、圖書館、博物館等領域中的生產性勞動”[5]。勿需置疑，物理學院士何祚庥先生從事的物理自然科學研究，也同樣屬于“生產有形和無形精神商品的創造價值的生產性勞動”。

司馬南《論“口力勞動者”》對“口力勞動”的闡釋值得研讀，“斯大林把語言當做思想的直接現實，切莫小瞧語言對思想的塑造力”，是不是“語言瞬生、思維即閃”形成推動社會發展的力量？李大釗、陳獨秀、魯迅、胡適北大演講，算不算口力勞動？白巖松、康輝、海霞，是不是口力勞動？宋祖英、閻維文、李丹陽、韓蓬，是不是口力勞動？1250萬大中小學老師，老師您好，是不是口力勞動者嗎？網上萬千主播網紅，是不是口力勞動者？[6]

尤其，人工智能、數字經濟發達生產力，必將而且正在推動著中國式現代化邁向“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的“自由人聯合體”時代，馬克思所期盼的“今天干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后從事批判，這樣就不會使我老是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7]正在向我們走來，基于“更高質量健康發展”和“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晚飯后從事批判”的“口力勞動”，確實已經成為最為重要的“生產有形和無形精神商品的創造價值的生產性勞動”。

“口力勞動”是五類勞動中“生產有形和無形精神商品的勞動是創造價值的生產性勞動”的重要組成，是“為市場提供精神商品的教育、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文化技術、文學藝術、廣播影視、新聞出版、圖書館、博物館等領域中的生產性勞動”的重要內容。無論“專家和網紅都是為了流量，為了變現，并不是真正有什么公義和維護民眾的利益”，還是“司馬南涂紅，當然是為了流量。司馬南自黑，依然是為了流量”……此類言論，不僅是狹隘的，而且違背了“勞動”的基本概念，同時更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勞動創造價值的“勞動價值論”。

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需要遵循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的基本原理。同時，如何更加有效地發揮專業職業特征，實現勞動價值的更高質量定位，必然成為“勞動創造價值的發展路徑和推進方式”著力研究的問題。《何祚庥院士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新著，雖然導出奇思妙想的“使用價值=（交換）價值×廣義科技效率因子”基本公式，但從其對“勞動概念”的內涵外延、“勞動創造價值”的理解認知角度看，何院士還是回歸物理學院士的本職工作為好。與其在外行領域高談闊論，不如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做點實際努力，推動國家依然薄弱的“原始創新策源地”與“產業鏈中高端戰略”，幫助高達19.6%的未就業青年，以高質量產業發展實現高質量充分就業，加快中國式現代化征程。

二、“市場主體活力”的發展路徑和推進方式

以華為為代表的“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發展路徑和推進方式，為中國式現代化注入強大引領突破動力，成為司馬南傾情贊揚、赤誠歌頌的民營企業楷模。1987年，任正非集資2.1萬元，創立本應可以屬于自己或集資人的華為，但是經過36年“在暴風雨中奔跑”、“持續奮斗、向死而生”的艱苦卓絕奮斗，創業者任正非的個人占股不斷縮小，僅占0.75%，而69%的員工通過“工會”勞動集體占股達99.25%。華為“將個人創業資產以工會勞動集體”實現的“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是對那些“將國有資產以個人持股變為私有制”潮流的逆行，是極為規范的《憲法》所確定的“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的民營經濟公有制實現形式。華為的管理模式，不僅以《華為基本法》為代表創新傳承著60年代工業戰線的《鞍鋼憲法》的突出傳統優勢，而且以“員工工會持股制”為代表傳承和創新了新中國城鄉集體所有制的突出優勢。

2021年《財富》雜志公布世界500強企業，華為排名第44位，成為除國家隊外唯一進入世界50強的中國民營企業，更是高新科技領域中國上榜世界500強的第一名。2021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華為創始人任正非位列榜單第2378位，國內有26位進入前100位。在胡潤百富榜中，任正非僅排在國內446位。任正非以“為國為民、無私奉獻、不斷縮小自我”的博大胸懷，通過民營經濟“勞動群眾集體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凝聚起當代科技勞動者群體的智慧力量和一往無前、直至無人區的勇氣，挺起中國高科技企業不畏打壓的民族脊梁。

我們佩服馬云先生的聰明才智與突破創新，無論淘寶“購物便捷”，還是支付寶“支付便捷”，都是對生產、生活方式的巨大推動，但是，需要反思為什么成為無數民眾強烈不滿的對象？以“購物便捷”沖垮無數實體個體工商經濟的“經濟負溢出”，需要思考如何為各類市場主體留有生存空間？需要思考平臺創新勞動主體的基本社保制度？以“支付便捷”造成支付風險甚至透支悲劇的“社會負溢出”，需要思考金融科技如何服務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思考如何規避金融風險與社會悲劇？尤其，2020年底螞蟻集團用10%的倉位，試圖撬動一場全民高風險投資盛宴，從國家金融安全角度必然上市受阻，中國人民銀行等四部門三次聯合約談螞蟻集團。司馬南以強烈的國家安全和金融經濟憂患意識，連續“八評螞蟻”，清醒警覺地提出：“當資本意志統攝全民大數據，將會意味著什么？”

如上問題產生的根本癥結在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西方經濟學“資本控制論”，貫穿于馬云先生經濟發展思維的始終。正在推進的400家未來醫院的理論支撐、目標導向、優劣得失等等，是否值得思考？瀏覽視頻《馬云開的無人未來酒店》的評論區，“機器人搶占了好多需要工作的人！”“人是群居動物，都使用無人機器，生活沒意義！”“感覺很恐怖，一點人氣都沒有”……正面評論幾乎沒有出現，根本問題在于缺乏深度研究智能與就業的關系，完全忘記“依靠人民、為了人民”的發展理念，繼平臺經濟“購物便捷”沖垮無數實體個體工商經濟、螞蟻金融“支付便捷”造成支付風險甚至透支悲劇之后，人工智能對就業崗位產生嚴重擠壓。

而《機器人也能采茶了？難度堪比“農田里繡花”》（《中國青年報》2023-04-19），啟示著人工智能的發展方向：讓最辛苦的采茶女實現“勞動解放”，讓茶的最大成本因素降下來，讓更多的人喝上質高價低的茶，服務于“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實現。如果馬云先生明白基于“發展依靠誰、發展為了誰”而清晰洞察無人酒店“破壞生產、影響就業”，而是尋找機器人采茶“勞動解放、美好生活”的智能發展空間，才有利于實現“勞動價值論”“勞動解放觀”的自我突破。

同為平臺經濟“沖擊實體個體工商經濟”的京東，為實體個體工商經濟減免稅費鼓與呼，與國務院扶貧辦簽署《電商精準扶貧戰略合作協議》，并建議以電子商務立法和稅收征管法修訂為契機，完善電商稅收征管制度。同為平臺經濟“實現勞動創新”的京東，與54萬萬員工全部直接簽訂勞動合同，足額繳納五險一金，付出比其他平臺企業多5倍6倍的成本，“不能犧牲兄弟們60歲以后的救命錢，賺這種錢是恥辱的”成為平臺經濟社會責任的莊嚴回答。5月4日，“京東青年城”正式啟動：投入超60億元，在北京建設4000套精裝修房子，配齊彩電家具，配備幼兒園、游泳館、休閑健身等項目，員工拎包入住。此前，京東已投入220億元，在全國建成2.5余萬套員工公寓。

輕資產是平臺經濟的顯著特征，因為沒有線下門店的租金和人力成本，所以成本更低、價格更便宜。京東在做“進銷存”自營電商的同時，大手筆投資建設硬資產，規模高達1267億元的物流基地、倉儲中心，53家生鮮超市、1400家養車門店、2萬家加盟電器店、超5萬平方米的線下商場，京東京造5年時間覆蓋中國70%的產業等，形成沉甸甸的重資產，最根本的價值在于通過硬資產實業解決民生就業問題。“身處我們這個時代，如果大家不去做點事情，真的會讓你一生感到后悔。后人終究將記錄我們這一代人，這是一個偉大時代”、“共產主義在我們這一代實現，公司全部國有化”的人生追求，是因為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勞動解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自由人的聯合體”為理論支撐。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存在本質區別，那就是“以人民為中心”而非“以資本為中心”的發展理念，那就是“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而非“資本控制人民、左右政權”，那就是“先富帶動后富、實現共同富裕”而非“財富聚集、頂尖斷崖式分化”。民族復興之偉業、共同富裕之目標，需要凝心聚力、團結一致，當馬云先生們也從西方經濟學“資本控制論”的錯誤思想迷途知返，理解馬克思畢生追求“為了人民”的社會主義本質，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在數字智能的發達生產力階段，同樣以“共產主義在我們這一代人實現”為理念前行，那才能真正順應時代的期盼和人民的呼喚。

三、“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國式現代化目標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我們堅持把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現代化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著力維護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著力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堅決防止兩極分化”。但是，當前已經出現“0.33%的富人占有67%的私人財富、92.7%的人群僅占有7%的私人財富”（2023年中金公司報告）的“財富聚集”情況，“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國式現代化目標實現必然成為需要探討的重要命題。“勞動創造價值”與“市場經濟活力”發展路徑和推進方式的根本目的，在于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國式現代化目標實現。

當前，經濟困境、就業艱難問題的出現，絕不是某些西方經濟學者提出的“民營經濟定心丸總吃不到位，而內心感到憂慮”，甚至試圖動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消滅私有制”的核心命門。社會對“某些造成國有資產流失、領著過億退休年薪企業家”的批判，是對“國有企業改制12.9億國有資產流失”的批判，是對“6億人群月收入不及1000元、9.64億人群月收入不及2000元”（2019年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課題組調研數據）的背景下，退休企業家“以什么為標準領取過億年薪”的批判。其實，今天的聯想仍然是中科院大股東占股29％的國有主導企業，根本沒有涉及民營企業家的問題，更不會使任何以“創造財富、報效國家、造福社會”為經營倫理的民營企業家會“內心感到焦慮”。正如網友所評價：“反對國有資產流失的大討論，怎么就成了壓制民企發展的罪魁禍首呢？”

司馬南先生以“黨性與人民性”的高度統一，通過眾多節目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實現：《解讀“中國式現代化”，再說“共同富裕”》《完整準確理解鄧小平共富論》《共同富裕是千千萬萬老百姓的愿望》《程恩富先生共同富裕的具體建議，惹惱了誰？》《只嚷嚷共同富裕是“平均主義陷阱”本身就是陷阱》《再說“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嚇跑了富豪嗎？》《共同富裕與996現象》《論共同富裕問題上一種錯誤傾向》《蕭軍王實味的平均主義在哪？再論共同富裕問題上錯誤傾向》等，呈現著高度的“以國家之重為重”、“以黨性之責為責”、“以百姓之心為心”。

2017年的烏鎮互聯網大會上，劉強東說了一番話：“說好的先富帶動后富，可30年過去了，你們卻忘記了！當富到賺一個億都是小目標，一個月幾十個億都讓人很痛苦的時候，還有幾千萬人生活在極端貧困的狀態，這是我們這幫已經富起來的人的恥辱”，呼吁企業家“我們每個人都要行動起來”。2022年，他自身帶頭拿出了1個億的同時，要求集團2000多名副總監及以上高管全部降薪，從而擴充基層員工們的福利，設立一個100億的員工專項保障基金。“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國式現代化目標，無論在宏觀層面呼吁，還是在微觀具體推動，都扎實踐行于行動實踐之中。

“我們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前提下發展市場經濟，什么時候都不能忘了‘社會主義'這個定語。之所以說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堅持我們的制度優越性，有效防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弊端”[8]。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優越性，必須消除西方經濟學“資本控制論”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勞動價值論”的沖擊；必須避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固有的“窮者越窮、富者越富”馬太效應；必須通過“勞動創造價值”與“市場經濟活力”實現方式的推動，改變“財富聚焦”造成的“頂尖斷崖式”分化。

尤其，在人工智能、數字經濟發達生產力到來之時，我們必須遵循習近平總書記的教誨：“什么時候都不能忘了‘社會主義'這個定語。堅持我們的制度優越性，有效防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弊端”。我們需要任正非“為國為民、無私奉獻、不斷縮小自我”的博大胸懷，我們需要劉強東“共產主義在我們這一代實現”的志向追求，我們需要司馬南“以國家之重為重”、“以黨性之責為責”、“以百姓之心為心”，我們需要全體人民摒棄分歧、團結一致、共同努力，努力實現“社會主義共同富裕”之本質與“偉大民族復興”之偉業。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7-208頁

[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3-524頁

[3] 黃漫、劉同舫《海德格爾對馬克思勞動觀的誤讀》，《國外社會科學》2020第3期

[4] 參見程恩富《現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四大理論假設》，《中國社會科學》2007年第1期

[5] 程恩富《現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四大理論假設》，《中國社會科學》2007年第1期

[6] 司馬南《論“口力勞動者”》，司馬南頻道，2023-02-12

[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 537頁

[8] 習近平《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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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