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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研究》導語】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追求民族復興的歷史,也是一部不斷探索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歷史。“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人類實現現代化提供了新的選擇”是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的重大論斷。百余年來,中國共產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不斷對中國式現代化進行“理論性的創造”,正確回答了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遇到的重大問題,并在世界觀和方法論層面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為了全面而深刻地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理論和實踐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豐富和發展,我們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程恩富教授。
【專家簡介】程恩富,男,1950年生于上海,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學術指導委員,南開大學一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21世紀馬克思主義研究院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首席專家;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六屆、第七屆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評議組專家。擔任全球學術團體——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會長、中國政治經濟學學會名譽會長、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名譽會長,中國創新馬克思主義論壇理事長,在中外10多個國家發表800多篇文章、出版40多部著作。美國《每月評論》主編福斯特、俄羅斯共產黨主席久加諾夫等20多個國家專家學者撰寫文集《中國創新馬克思主義學派:國際學者對程恩富學術思想的評論》(Canut Publisher 2023年版)。
(采訪者簡稱問,下同):程教授您好,感謝接受專訪。中國式現代化理論與實踐,守正創新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開辟了馬克思主義現代化理論的嶄新篇章。請問,我們應該從哪些層面來認識這一重要問題呢?
(被采訪者簡稱答,下同):我認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這是中國式現代化理論與實踐恪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首要方面,是對馬克思主義關于人民主體原理的豐富和發展。“人民主體論”“人民至上論”相較于近代以來西方流行的“人民主權論”,是歷史觀和基于歷史觀基礎上的政治觀的一次重大超越。人民主權理論是近代資產階級革命的思想武器,其代表性學者盧梭認為,政治權力的合法性應該基于人民的共同意志,政治權力應該來自人民,并且只有在人民的授權下才能行使。盧梭的資產階級人民主權理論是建立在唯心主義基礎之上的,一方面,其立論基礎是無法證實的“自然狀態”和“社會契約”理論;另一方面,其人民主權僅僅涉及資產階級的政治權利方面,而規避或忽視了更深層的社會經濟領域。馬克思恩格斯揚棄了盧梭的人民主權說,認為真正的人民主權應以變革經濟制度為前提。恩格斯曾批判說:“盧梭的社會契約在實踐中表現為,而且也只能表現為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18世紀偉大的思想家們,也同他們的一切先驅者一樣,沒有能夠超出他們自己的時代使他們受到的限制。”馬克思主義人民主體論建立在唯物史觀基礎之上,堅持群眾史觀的根本立場,以人民群眾為主體考察社會的存在和發展,“從現實的、有生命的個人本身出發”,強調人類社會"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人的活動,尤其是物質生產活動是社會發展的歷史和邏輯起點,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才是社會發展的歷史主體,是社會發展的不竭動力。社會關系是人生產出來的,包括現實中的政治上層建筑等也是人的活動的產物,“社會結構和國家總是從一定的個人的生活過程中產生的”,這就排除了“想象中的那種個人”,而是著眼于“進行物質生產的”這種“現實中的個人”。因此,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等都是人類實踐活動的產物。
問:正是因為您剛才表述的馬克思主義人民主體思想和群眾史觀,我們才認定作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的無產階級政黨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沒有自身的私利可言。為什么我們說黨的奮斗目標就是為廣大人民群眾謀利益,最終能實現每個人的自由發展呢?
答:這是因為為全體人民謀福利和謀利益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思想 。馬克思恩格斯明確指出,“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這種運動“要求國家宣布自己是全國的主人,從而用社會財產來為全社會謀福利”。
中國共產黨是按照馬克思主義建黨原則建立起來的政黨,中國共產黨一經誕生,就把“人民”二字寫在旗幟上、融入血液里。黨的第一個綱領就明確規定,“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斗爭結束”“消滅資本家私有制”。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始終堅守自己的使命追求,具體表現為:成立新中國,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使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當家做了主人;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基本上完成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上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為發展人民民主奠定了經濟基礎;不斷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推動生產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不斷促進人民的自由全面的發展。
進入新時代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明確提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并在恪守黨的初心使命、堅持人民至上理念、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過程中進行了一系列新思考新實踐。具體來說,主要表現為:
一是明確提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強調“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二是明確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新發展理念科學回答了新時代“為誰發展、依靠誰發展、如何發展”等重大問題,明確了新時代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新發展理念中的共享發展理念就體現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展現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堅持“人民至上”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彰顯了中國式現代化的首要立場、觀點方法。三是明確提出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共同富裕是自古以來人類孜孜以求的美好社會理想,也是中國共產黨持之以恒的奮斗目標。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目標。我們不能等實現了現代化再來解決共同富裕問題”。在實踐中,黨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動城鄉融合和區域協調發展,加大民生建設力度,尤其是通過推動精準脫貧等各項措施,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為民情懷。
概而言之,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實踐中,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人民主體思想,始終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堅持人民至上”“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堅持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面”“要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等一系列以人民為中心的新論斷新要求,凸顯了“人民性”這一馬克思主義的鮮明立場和價值追求,續寫了馬克思主義人民主體思想中國化時代化的新篇章。
問:西方不少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現代化,給人們的印象主要是科技發達、生產力先進、物質文明繁榮。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中,這方面我們做得怎樣?又具有什么樣的深遠影響呢?
答:從人類社會的現代化建設實踐來看,資本主義國家在推動現代化實踐中的確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但也產生了一系列現代性危機。突出表現之一,便是資本主義社會在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強調物質生產和消費的同時,忽視了人們的真實精神需求的滿足,導致被扭曲的人的精神世界與物的現代化“脫節”尤為明顯。對此,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曾經指出,資本主義社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
根據馬克思主義原理,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是社會文明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兩者是互相聯系、互相作用的,也可以說兩者是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的關系。一方面,物質文明是精神文明的物質條件和基礎,物質文明對精神文明起決定性的制約作用,精神文明隨物質文明的發展而發展。另一方面,精神文明對物質文明發揮著能動的促進作用,為物質文明提供強大的智力支撐和思想保證。一個國家要實現現代化,不能僅偏重一個方面,既要不斷發展生產力、積累物質財富,也要注重發展先進文化、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
在領導和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進程中,中國共產黨揚棄地對待資本主義文明,積極吸取其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高度重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使中國展現出與美國和歐洲一些發達國家迥然有別的社會和諧現象。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就提出,“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味落后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新中國成立之后,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以高度的文化自覺積極探索新中國精神文明建設,開展了大規模的持續掃盲運動,以推動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等舉措引導人們改造舊日思想、舊觀念,樹立社會新風尚和精神新面貌。改革開放之后,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過程中,強調“我們要建設社會主義國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質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在實踐中,黨確定了“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戰略方針,即一方面通過深化改革推動經濟快速發展,另一方面通過制定《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等文件,不斷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精神文明建設的不斷發展。
進入新時代以來,面對國內社會思想意識多樣多變,不同思想文化、不同道德觀念、不同價值取向的碰撞交鋒更加頻繁的現實情況,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過程中,更加自覺地推動了“兩個文明”協調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物質文和精神文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我國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習近平總書記就如何發展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作出了一系列論述。一是在物質文明建設方面,強調要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認為發展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時代背景下,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新質生產力”的概念和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要求,強調“新質生產力是創新起主導作用,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路徑”的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他還就推進我國科技創新、產業創新、發展方式創新、體制機制創新、人才工作機制創新提出一系列要求,大大深化了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規律性認識。二是在精神文明建設方面,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繼續鍥而不舍、一以貫之抓好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大力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核心價值觀”,“弘揚以偉大建黨精神為源頭的精神譜系”,“堅持古為今用,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把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為文藝和文藝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大力弘揚時代新風,在推動社會文明進步中實現群眾的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等。其中,以“第二個結合”為典型代表,以習近平文化思想為集大成,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所擘畫的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姿態為表征,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展現出人類文明的時代高度和嶄新樣態。
概而言之,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協調發展,一直是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關于社會文明發展的重要內涵。中國共產黨在領導和推動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始終注重推進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協調發展,尤其注重結合中國國情和世情就如何協調兩個文明之間的關系、如何推進兩個文明協調發展進行多方面的思考,提出了許多具有原創性的思想。中國式現代化的探索實踐表明,物質富足、精神富有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基本要求,只有推動兩個文明協調發展,才能不斷提高全社會的文明程度。中國式現代化創造的兩個文明協調發展的人類文明新樣態,向國際社會展現出人類社會文明發展進步的別樣圖景,不僅為馬克思主義社會文明思想增添了新的內涵,而且為人類社會的文明發展道路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方向。
問:社會發展動力,即推動社會前進的力量。這是自古以來人們不斷探索的一個重要問題。不同的思想家、哲學家、社會學家等對社會發展動力有著各自的獨到見解。比如,黑格爾將社會發展的最終動力解釋為“絕對觀念”“絕對精神”,湯因比則認為人類文明發展的最終動力是終極的精神之存在。在社會發展動力問題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是如何認識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又是如何認識的?
答: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認為,社會發展的最終動力應從社會內部去尋找,只有努力揭示隱藏在歷史發展背后的動力,才能揭示出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因。在馬克思看來,“一切歷史沖突都根源于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在于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社會基本矛盾運動構成了社會變遷和社會發展的深層根源。改革就是要對現行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進行調整或改變,使得社會生產關系更加適合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上層建筑更加適合經濟基礎的發展。
中國共產黨人在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的過程中高度重視對社會矛盾問題的分析。1937年8月,毛澤東在《矛盾論》中就對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性質作了初步的論述,認為“經濟上城市和鄉村的矛盾…在社會主義國家里面.…這種對抗的矛盾就變為非對抗的矛盾”。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毛澤東結合中國國情和新中國建設經驗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已經建立起來,它是和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但是,它又還很不完善”,另外“還有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這是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的特征所作的概括,即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是在基本適合的情況下,又存在著不適合的情況,需要經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不斷調整加以解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鄧小平認為改革是一場新的革命、中國的第二次革命,強調改革和革命都是為了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關于改革對于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性,鄧小平明確指出:“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正是通過體制機制改革,我國實現了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有效激發了社會的新生機和新活力。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面對紛繁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面對人民群眾新期待,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結合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新變化,明確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思想。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現在,解決我國進一步發展面臨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戰,必須深化改革開放。”“沒有改革就沒有今后的持續發展。所以,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紀的前五十年。”正是基于這樣的深刻認識,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正式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個決定是對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的頂層設計,為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總的方向。在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的實踐中,習近平總書記對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一系列新理念和新要求,主要包括:一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價值導向上,強調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推進改革。因為“為了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意義;依靠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動力”。二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目標上,鮮明提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三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式方法上,堅持系統觀念,統籌推進各領域改革,強調“加強宏觀思考和頂層設計,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
四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點和著力點上,強調堅持以問題倒逼改革。“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得以深化。”中國式現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堅持問題導向的方法論,著力解決改革中的重大體制機制問題,從而推動全面深化改革取得了歷史性成就,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在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歷史性成就的基礎上,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又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提出了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六個堅持”原則,并對進一步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文明體制、國家安全體制、國防體制等改革提出具體規劃和要求,繪制了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務清單和“施工圖”。
問:中國共產黨百余年來引領和推動中國社會取得了開天辟地、改天換地、翻天覆地、驚天動地的重大成就,這種引領和推動的動力肯定具有其獨特的特點或特質。請問您能概括闡述一下嗎?
答: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是一項前無古人的開創性事業。面對百年既定奮斗目標,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始終保持戰略自信和行動定力。尤其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我們黨通過持續改革和深化改革,堅決破除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思想障礙和體制」機制痼疾,毫不松懈地推動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強大動力和制度保障。在這一歷史進程中,中國共產黨人結合中國實際,提出一系列深化改革開放的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科學回答了改革的重大意義、根本方向、價值導向,以及改革的總目標、總布局、重大任務、科學方法和根本保證等一系列基本問題,體現出黨中央積極應變、主動求變的歷史主動和責任擔當,使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動力思想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上表現出波瀾壯闊的歷史性演繹和理論升華,大大細化、深化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發展動力的理論。
而說到其獨特的特點和特質,這便是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中國式現代化實踐突出展示出對“問題導向”“系統觀念”“守正創新”以至“胸懷天下”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宏大敘事,表現出對馬克思主義社會矛盾學說中各層面之間關系的辯證理解和創造性運用,其中“全面深化改革”和“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全面”二字,是這種宏大敘事最突出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人在馬克思主義辯證思維指導下創造出的關于社會發展動力的標識性特質,成為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動力原理在新時代中國的最鮮亮色彩。
問:人的需要產生人與自然的關系,而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人類社會最基本的關系。有輿論認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只重視人與人的關系,而不重視人與自然的關系。您贊成這種說法嗎?
答:這種輿論顯然是對馬克思主義原理的偏知偏解。對人與自然的關系的認知,是人類社會的恒久主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是自然人化觀與人化自然觀的統一論者。馬克思恩格斯不僅提出了自然界是“人的無機的身體”,“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而且立足于人類實踐,認為人作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動的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人作為自然的、肉體的、感性的、對象性的存在物,同動植物一樣,是受動的、受制約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這就說明人類社會生活和生產是自然關系和社會關系的統一,人與自然互為主體,“只有在社會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礎”,即唯有科學認識和尊重自然,人才能真正做到完整地把握和全面地尊重自身。同樣,完整意義上的真正自由的人,不僅會利用和改造自然,將自然界對象化,而且會自覺地將自然界主體化,做到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
毋庸置疑,中國共產黨在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始終重視生態環境的保護。1934年,毛澤東在《我們的經濟政策》中就指出,“森林的培養,畜產的增殖,也是農業的重要部分”,論證了農業與林業密不可分的關系。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人民群眾積極開展植樹造林、治理水旱災害等活動,致力于改善生態環境。諸如長江荊江分洪工程、黃河三門峽截流工程、紅旗渠工程、千島湖工程、東風渠工程等,都為生態環境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改革開放后,鄧小平警示:“搞大面積開荒得不償失,很危險......開荒要非常慎重。”1996年,江澤民在第四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上明確指出:“環境保護很重要,是關系我國長遠發展的全局性戰略問題。黨的十六大之后,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深入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協調發展。2007年10月,黨的十七大報告首次提出建設生態文明的要求,強調“必須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放在工業化、現代化發展戰略的突出位置”。“十一五’期間,全國單位GDP能耗下降19.1%,累計減少二氧化碳排放14.6億噸。”
問:我們看到,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圍繞生態文明建設進行了一系列新思考新實踐,創立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請問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主要在哪些方面充實了馬克思主義生態文明理論?
答:我們知道,習近平同志在其豐富的執政實踐中,一貫注重生態環境的治理。在浙江執政期間,他提出的“兩山”理念,目前已經被寫入聯合國相關文件,得到了國際社會極其廣泛的贊譽。中國學界亦有把“兩山”理念視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兩個和解”的新時代理論升華和實踐樣態的解讀。依我所見,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主要表現在:明確生態文明建設的重大意義,創造性提出“良好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建設生態文明,關系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生態環境保護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事業”,以及新發展理念的“綠色發展”等重要論斷,大大深化了對生態文明建設重大意義的認識;強調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態環境,提出“只有實行最嚴格的制度、最嚴密的法治,才能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可靠保障”;注重生態文明宣傳教育,強化公民環境意識,形成全社會共同參與生態環境保護的良好風尚,因為“生態文明建設同每個人息息相關,每個人都應該做踐行者、推動者”;提倡堅持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之路,“解決好工業文明帶來的矛盾,以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為目標,實現世界的可持續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
簡要說來,中國共產黨在領導和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深刻回答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關系,創造性地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體布局,使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有了更為充實、更為豐腴、更為通俗且辯證的理論表達,同時也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和贊美。習近平總書記圍繞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作出的一系列重要論述,指明了生態文明建設的根本保證、核心理念、實踐要求等,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生態文明思想,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在生態文明建設規律認識上的時代高度。
問: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目前已經多次被寫入聯合國文件。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國際社會如此深入人心,其間必然有十分深刻的原因。請問您是怎么理解的?
答:可以確定地說,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在“兩個大局”背景下,對馬克思共同體思想的創造性運用,對中華傳統文化中“天下為公”等優秀思想的創新性發展。作為馬克思政治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共同體思想,只有從這兩個方面深入追索,才能真正理解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深邃底蘊和博大意涵。
馬克思“真正的共同體”思想是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社會“虛幻的共同體”批判基礎之上的,經歷了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在《論猶太人問題》中,馬克思明確把人的解放進程區分為“政治解放”和“人類解放”兩個不同階段。政治解放主要滿足的是資產階級的利益訴求,只是解放了占有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無產階級所要完成的歷史使命不僅是為了消滅資產階級剝削,更是在資產階級完成政治解放的基礎上實現整個人類在一切領域的解放。馬克思恩格斯認為,資本主義社會作為一個虛假共同體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其生產資料的私有制,由此不可避免地導致嚴重的階級沖突和無法緩和的社會矛盾。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通過對階級關系和階級利益的分析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由于這種共同體是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的聯合,因此對于被統治的階級來說,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共同體,而且是新的桎梏”。這種虛幻共同體受其生存方式所規定總是被迫服從于虛幻的公共利益。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現實的人,將真正共同體稱之為“自由人的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在他們看來,只要階級邏輯存在,普遍利益這個說辭就只能是一種假設。因為統治階級總是以自身的利益為基本出發點,但為了維持社會共同體的表象,也只好擬設這種普遍利益的說辭。因此,只要階級還存在,只要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對立還存在,那么這種共同體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共同體。馬克思恩格斯莊嚴昭示,無產階級政黨的歷史使命就是實現人類的解放,無產階級政黨奮斗的目標就是實現共產主義。在共產主義社會這個真正的共同體里,不僅有普遍發展的生產力,人的社會性聯系和世界交往也會得到充分發展。
中華民族自古以來便有崇尚家國情懷的精神境界。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藏著“天下為公”“大同世界”等解決當代人類面臨的難題的箴言警句。康有為的《大同書》、費孝通先生終其一生所學而總結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16字格言等等,都是對“大同世界”美好圖景的描畫。不言而喻,作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重要組成部分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必然也是“第二個結合”的產物。這里不再詳述。
問:中國共產黨在推進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是怎樣處理中國與國際社會的關系的?又是怎樣在此基礎上不斷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
答:這是一個最能展現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胸懷天下”的問題。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始終以謀求廣大勞動群眾的幸福為初心使命,始終關注世界被壓迫人民的前途命運,始終為人類進步事業貢獻智慧和力量。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勝利完成三大改造,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制度。中國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奉行的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最廣泛響應。毛澤東強調:“中國愿意同一切國家包括美國在內和平共處。”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表7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中所指出的:“70年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正式發表,成為國際關系史上的偉大創舉,具有劃時代的重大意義。今天,我們在這里隆重集會,紀念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表70周年,就是要在新形勢下弘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人類文明進步提供強勁動力。”
國際社會普遍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推動構建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國際形勢更加復雜。一方面,世界進入新的動蕩期,全球性問題加劇,局部沖突頻發,逆全球化思潮泛濫,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權主義抬頭;另一方面,全球氣候變化、恐怖主義、新冠疫情等一系列問題要求各國合作應對,全球治理處于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正是基于這種國際局勢和時代背景,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理念。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不僅愿意為中國人民造福,也愿意為世界各國人民造福”,“我們呼吁,各國人民同心協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他圍繞如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進行了一系列論述。一是針對所謂“普世價值”,提出了“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確立其為“聯合國的崇高目標”的崇高地位。與西方資產階級“普世價值”有著根本不同,全人類共同價值立足于“現實的人”,以真正實現整個人類社會普遍利益為目標,以“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胸懷尊重人類文化和價值觀的多樣性,反映了世界各國人民共同的價值追求。二是針對某些國家的所謂“第一”和“優先”,中國追求的是全球共同發展。共同發展指的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各國相互促進、同步發展、共同繁榮,實現雙贏和共贏。共同發展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題中應有之義。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向國際社會提出“創造一個包容互鑒、共同發展的未來”,以及拿出更大勇氣“積極推動開放合作,實現共同發展”等中國方案。三是針對國際政治經濟舊日秩序,提出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推動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強調這才是解決和平與發展兩大問題的根本途徑,才是反映各國人民普遍愿望和共同利益的治理理念。四是針對單邊主義行徑,強調和奉行多邊主義和多邊外交。習近平總書記面對國際人士強調,“中國將堅定不移維護真正的多邊主義”,“多邊主義踐行得好一點,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就會解決得好一點”。
問: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習近平總書記圍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了多方面精辟論述,包括獲得國際社會有目共賞、頌聲載道的諸多倡議。請您提煉一下,這些國際性倡議及其實施是如何深化發展馬克思共同體思想的?
答:環顧全球,當今世界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中國式現代化理論和實踐為人類實現現代化提供了新的選擇,“新”就新在以下多個方面: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全球和平發展為根本意旨,是塑造“后西方”時代人類整體和諧進步的新方針;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以新秩序合作為平臺,是塑造各國經濟文化共同繁榮的新示范;全球發展倡議以提升“發展”議題和完善“發展”議程為目標,是塑造各國經濟社會共同發展的新遵循;全球安全倡議以消除零和博弈和冷戰思維為規范,是塑造國際社會共同安全的新思路;全球文明倡議以打破西方文明迷思為前提,是塑造多樣文明共同互鑒的新觀念;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以凝聚共識為基礎,是塑造科技發展共同治理的新嘗試;全球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倡議以合理軍事自衛為界限,是塑造人類軍事文明進步的新原則。中國的多個倡議從多個領域共同促進了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大業,彰顯了馬克思共同體思想的世界歷史視野、人類關懷精神,貫穿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對當下全球治理面臨的現實問題的科學指導,科學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們怎么辦”的世界之問和時代之問,為建設更加美好的世界指明了正確方向,反映了世界各國人民的發展共識。
問:一般來說,政黨作為一種集團,在現代民主政治中發揮著領導作用。請您談談馬克思主義是怎樣看待政黨作用的?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又是如何看待這一問題的?
答:先說第一個問題。無產階級政黨領導革命和建設的主體資格與能力,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重要內容,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1871年,馬克思起草了《國際工人協會共同章程》這一綱領性文件,其中指出,無產階級“只有把自身組織成為與有產階級建立的一切舊政黨不同的、相對立的政黨,才能作為一個階級來行動”。列寧在領導俄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時也曾強調,“國家政權的一切政治經濟工作都由工人階級覺悟的先鋒隊共產黨領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說明,對于無產階級政黨來說,掌握領導權不僅是黨取得革命勝利和全面建設的需要,更是無產階級政黨性質和其所肩負的歷史使命的內在要求。這是因為,無產階級政黨是為人民利益奮斗的政黨,黨掌握領導權有利于保持正確的社會發展方向,更有利于廣大勞動人民利益的圓滿實現。根據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有關論述,實現無產階級領導任務的過程一般分為兩個大的階段:第一階段,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奪取國家政權,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即“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后者的革命轉變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在這一階段,無產階級要實現對革命力量的領導,“使自己的每一個支部都成為工人協會的中心和核心”。第二階段,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致力于發展生產力,消滅舊的社會關系,建立共產主義社會。
再說第二個問題。中國共產黨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過程中高度重視黨的領導權問題。1929年12月,毛澤東在《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中明確指出:“黨的領導機關要有正確的指導路線,遇事要拿出辦法,以建立領導的中樞。”1939年12月,他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指出:“兩重革命任務的領導,都是擔負在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雙肩之上,離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新中國成立后,在“一化三改”的實踐中,他鮮明地提出“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的重大論斷。1962年1月,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又進一步指出:“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改革開放之后,鄧小平十分注重黨的領導作用,并把加強黨的領導和改善黨的領導統一起來,強調“沒有黨的領導,就沒有現代中國的一切”“為了堅持黨的領導,必須努力改善黨的領導”。這就充分說明,在黨的領導權問題上,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主張是一脈相承而又與時俱進的。
問:您的闡釋具體而深刻,也很有說服力。那么,在黨的二十大提出“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性歷史時刻,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其領導作用的發揮又具有什么特別意義呢?換句話說,習近平總書記在論述“必須堅持守正創新”這一新時代c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時,鮮陰地提出了“三個不動搖”,即“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不動搖,堅持黨的全面領導不動搖,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動搖”。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和把握這“三個不動搖”,尤其是“堅持黨的全面領導不動搖”的重大意義?
答:如果把“三個不動搖”理解為,第一個“不動搖”是守正,第二個、第三個“不動搖”是創新,顯然是割裂了“守正”與“創新”的辯證統一關系。因為僅“守正”是談不上很好地堅持的,所謂“創新”也必須是在“守正”基礎上的創新。這才符合列寧關于“統一物之分為兩個部分以及對它的矛盾著的部分的認識”這一辯證法的實質。就“堅持黨的全面領導不動搖”來說,在“兩個大局”的時代背景下,黨的領導直接關系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方向和前途命運。正因如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民族復興必然是空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很多特點和特征,但最本質的特征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習近平總書記還就如何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提出一系列具體要求,主要包括:其一,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強調“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首先要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同時也要充分發揮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其二,建立健全黨的領導制度,指出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必須健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每年聽取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的工作匯報),不斷“推進黨的領導制度化、法治化”。其三,強化政治監督,以推動黨的重大決策的貫徹落實。
政治監督是督促全黨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有力舉措,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各級黨委要“強化重大事項的決策權、監督權,確保黨中央決策部署落到實處”;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強調要“推進政治監督具體化、精準化、常態化”;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要“完善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落實機制,確保黨中央令行禁止”。實踐證明,黨的全面領導制度的貫徹落實,顯著增強了全體黨員的“四個意識”,提升了黨員干部“兩個維護”的自覺性和黨的凝聚力、戰斗力,成為中國式現代化成功之路的重要密鑰。
總的說來,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實踐中,結合中國國情和黨情對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進行積極的系統思考,深刻回答了堅持黨的全面領導的重大意義、方向原則、體制機制等一系列重大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最大優勢,黨是最高的政治領導力量,黨在充分發揚民主的基礎上的集中統一領導是根本領導制度等重大論斷,深刻揭示了黨的全面領導與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相互關系,開辟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理論的新境界。
【注釋略】
(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馬克思主義研究”,修訂發布,原刊于《馬克思主義研究》202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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