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99国产精品尤物-国产高清色播视频免费看-男生肌肌往女人桶爽视频-精品国产-91PORNY九色|www.jqdstudio.net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總共13人，其中有7名先后退a黨、叛a黨或被黨開除；中國共產黨誕生時全國共有代表約50多人，若以許多學者考證的57人來算，有29人先后退a黨、叛a黨或被黨開除；建黨時上海支部共有黨員16人，其中有11人先后退a黨、叛a黨或被黨開除。

　　今天，我們可以看到許多人為了政治前途而想方設法入黨，而那個年代，許多人為了茍活在想方設法撇清和共產黨的關系。他們不同的選擇導致了不同的人生，真正的革命者堅守信仰而取得勝利，成為人民永遠敬仰的英雄，而那些拋棄信仰者卻因為背叛而臭名昭著，永遠被人民所唾棄。

　　上海的中共一大會址二樓的一間展廳里，13名一大代表的照片依次而列，他們的照片擺的一樣高、一樣大。后人駐足，笑談歷史，在輕松的氛圍里對這13名代表的人生命運唏噓不已。

　　劉仁靜，1918年考入北京大學，李大釗組建馬克思學生研究會時，他便是其中的骨干成員，這一年他僅有16歲。他是中國第一個能夠以德文閱讀馬克思原著的人，在其他“一大”代表的印象里，這位19歲的青年雖是最年輕的代表，但其理論功底十分深厚、也十分善于雄辯，是個“小馬克思”。正是在他不惜與幾位年長資深代表爭吵辯論的堅持下，中共一大將“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寫入了黨綱，這是極有見地的堅持。“一大”結束后，毛澤東曾語重心長的對劉仁靜說：“你以后要多做實際工作”。當時的劉仁靜并沒有聽得進去，而是將這句忠告拋之腦后。多年后，劉仁靜痛惜：“當年高談闊論的人如果聽不進毛澤東的忠告，不注意深入實際，遲早要被運動所拋棄；而那些埋頭在實踐中探求救國之道的實干家，終將成為革命的脊梁骨”。在黨的“二大”上，20歲的劉仁靜當選為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總書記。從1920年開始至1929年，劉仁靜投身革命長達10年，這10年間，他對革命極有激情和干勁。然而，他并沒有珍惜那“莫大的光榮”。1927年，劉仁靜開始背離黨組織，1929年，他輾轉歐洲尋找前蘇聯叛徒托洛茨基，回國后，他因拒絕交代與托洛茨基的交往歷史被開除出黨。劉仁靜并沒有因為被黨開除而悔改，而是成為托洛茨基最忠實的信徒長達6年。后來，劉仁靜被國民黨捕入監獄3年。出獄后為了謀生，他又投靠了國民黨長達12年。1949年，全國解放，劉仁靜如夢初醒，悔恨交加，而共產黨則以廣博的胸懷給了他重新工作的機會。劉仁靜曾向新華社記者感慨道：“共產黨對我仁至義盡，不管我有多大錯誤，還是沒有拋棄我，給了我生活的出路”。劉仁靜生命的最后38年在黨的領導下工作和養老，他化名劉亦宇擔任國務院參事。1987年8月5日，劉仁靜因一場車禍去世，他的追悼會上沒有悼詞，訃告也極其簡單，但其中“劉亦宇曾是中共‘一大’代表”這句話格外引人注意。

　　包惠僧，湖北共產黨的負責人，他深得陳獨秀的信任，在中共一大時，作為陳獨秀的私人代表赴上海參加一大，如果說在共產黨內論前途，他本可以大有作為。但面對大革命失敗后的白色恐怖，包惠僧說“環境使我膽寒了”。南昌起義后，他把周恩來給他去武昌找組織的介紹信悄悄地燒掉了，由此脫離了黨組織。1930年冬，包惠僧為生存而加入國民黨。1949年，國民黨大勢已去，包惠僧早已被蔣介石視為累贅，遭國民政府遣散，一家人到了澳門，處境艱難。這時他想到了當年一同建黨的人，于是親筆給毛澤東寫了封信，又分別給周恩來、董必武各發一份電報，祝賀他們建立了新中國，同時深深懺悔自己錯誤的過往。1949年11月，包惠僧回到北京，與劉仁靜一樣，被任命為國務院參事室參事，在陰影中終老一生。

　　假如劉仁靜和包惠僧知道中國共產黨的成就，給他們一次重新選擇的機會，他們會選擇什么樣的道路呢？不言自明！但歷史不會給他們第二次選擇的機會，所以對信仰的堅守便顯得彌足珍貴。

　　除了劉仁靜和包惠僧這類后來懺悔的人，還有張國燾、陳公博、周佛海這類至死不改漢奸嘴臉的人。

　　張國燾，一大時被選舉為第一屆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曾受中共中央任命，作為代表團團長率團赴莫斯科參加“遠東大會”的重量級人物，正是在這次會議上，列寧專門接見了張國燾，他也自此成為黨內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被列寧單獨接見過的人。正是基于這個原因，確立了他在黨內的特殊地位。張國燾也以為他與共產國際有著極為特殊關系，他的意見可以代表共產國際正確路線。后來他在黨內一路直上，先后擔任第二屆和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第五屆和第六屆中央政治局常委等黨內要職，但也因此造成了張國燾長期飛揚跋扈、野心膨脹，為日后的叛黨投敵埋下了伏筆。1924年5月，張國燾與妻子楊子烈在北京被捕，直到10月份，馮玉祥發動“北京a政變”，張國燾才被釋放，出獄后張國燾聲稱他“咬著牙關、忍著劇痛、一言不發，敵人一無所獲”，但建國后人們在整理檔案時發現，正是這個自稱“咬緊牙關”的人將中共北京支部的全體黨員和鐵路系統的黨員合盤供出。長征時期，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后，張國燾擁兵自重、南下另立中央，致使紅軍遭受到了慘重損失。國共合作后，1938年4月，張國燾借祭拜黃帝之名出逃延安，周恩來一路追到武漢勸告，但還是未能將張國燾拉回頭。張國燾隱瞞叛逃意圖，繼續欺騙周恩來，堅持要去武昌見一見蔣介石。1938年4月16日，張國燾在周恩來的陪同下到武昌見蔣介石，見到蔣介石后張國燾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兄弟在外，糊涂多年”。周恩來聽了后十分生氣，當場對他說：“你糊涂，我可毫不糊涂！”當年4月18日，中共中央開除了張國燾的黨籍。在一大代表中，張國燾活得最長，最后客死異鄉加拿大多倫多。

　　陳公博，一大時是廣東支部的唯一一位代表，僅僅2年后，因投靠叛變的軍閥陳炯明而被黨開除，1925年加入國民黨，1927年與汪精衛發動“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從此鐵心追隨汪精衛，也是是繼汪精衛之后的第二位大漢奸。抗戰勝利后，陳公博作為戰犯受審，審判陳公博時的起訴書，列舉了十大罪狀：締結密約，喪權辱國；搜索物資，供給敵人；發行偽幣，擾亂金融；認賊作父，宣言參戰；抽集壯丁，為敵服役；公賣鴉片，毒化人民；改編教材，實施奴才教育；托詞清鄉，殘害志士；官吏貪污，政以賄成；收編偽軍，禍國殃民。就是這樣一個十惡不赦的民族罪人，在臨死前給蔣介石寫信，依舊鼓動反共：“公博雖死，決無怨言。懸懸放不下的，還是共產黨問題，這個問題，關系到國家前途，關系到黨的前途，更關系到先生的前途……或者將死之言可以感動先生。”他還要求把汪精衛所贈的茶杯、日本天皇所贈的旭日綬章隨葬，至死不改反共嘴臉、漢奸本性。但老百姓永遠唾棄他，將他列為汪精衛之后的第二大漢奸，永遠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周佛海，中共一大結束后，因陳獨秀一時無法到任，周佛海擔任代理書記，嚴格說，周佛海是中共實質上的第一任書記。然而，周佛海從來沒有真正認識到共產主義信仰的崇高與可貴。從一大開始，周佛海心中一邊想在黨內爭地位，一邊背著原配妻子與情人楊淑慧整日纏在一起。由于楊淑慧是個富家女，其父在上海頗有聲望，于是便找到了李達等人討說法。一大期間，不僅有尋找“社聯王主席”的密探和法租界巡捕來干擾秩序，還有周佛海引來的桃色糾紛。楊淑慧與周佛海就住在一大會址旁邊的旅館里。也正是因為這個緣故，在新中國成立后，上海黨組織在楊淑慧的指認下才最終確定了中共一大會址。中共一大結束后不久，周佛海個人欲望得不到滿足，便同原配妻子離婚，帶著楊淑慧去了日本。由于與楊淑慧的日常開銷過大，每月75元的留學生官費完全不能支撐，周佛海的生活顯得十分拮據，甚至一度靠典當書籍衣物度日。但周佛海在國內已經是小有名氣，當時的廣東大學校長鄒魯以月薪240大洋想聘請他擔任教授。而且，在籌建黃埔軍校時，廖仲愷找到了中共早期黨員張申府，請他推薦一批青年才俊，張申府毫不猶豫寫出了一份15人名單，周佛海赫然在列。革命的事業遠遠無法吸引周佛海，幾乎在張申府開出推薦名單的同時，戴季陶給周佛海去信一封，讓周佛海到廣州出任政府宣傳部秘書，每月薪水200大洋，且可以到廣東大學兼職。面對總共超過400大洋的豐厚的酬勞，周佛海毫不猶豫的投向了國民黨。按照當時中共黨內的規定，凡是兼職的共產黨員，應當以一部分薪水交納黨費。看著到手的大洋從口袋中白白流出，楊淑慧勸周佛海退出a中共，周佛海也正有此意，便借題發揮，找借口退a黨。加入國民黨后，周佛海先攀附汪精衛，后見蔣介石勢大，又跑到南京去投奔，成為國民黨右派陣營中的干將。日軍侵華后，周佛海在民族大義問題上丟棄起碼氣節，再度投機，隨汪精衛逃到越南河內發表降日“艷電”，成為大漢奸。完全沒想到周佛海會叛己而去的蔣介石也大罵周佛海真不是東西！見日本大勢已去后，周佛海又秘密歸順戴笠的軍統。日本正式投降后，周佛海搖身一變成為接收大員，一度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上海行動隊總司令，但人民早已將其釘在了歷史恥辱柱上，不會忘記這個大漢奸，全國聲討周佛海。迫于輿論壓力，蔣介石將周佛海逮捕入獄。1948年，周佛海病死在南極老虎橋監獄。

　　嚴格來講，張國燾、陳公博和周佛海從來沒有在思想上入黨，他們所追求的不過是個人的權欲和名利，為個人利益而無政治立場和原則操守，最終變成了黨的公敵和民族的敗類。而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劉仁靜等人均為大學畢業生，學識淵博，是黨的高級知識分子和精英人物，但他們卻走向了反面，被開除出黨。這些人也留給我們今天的共產黨人一個極為深刻的啟示：學識淵博與理論清醒、學歷高等與信仰堅定完全是不同的兩回事。我們講了幾十年信仰，但信仰終究不是一門共產黨人的學問，而是共產黨人的行為，貴在踐行、難在堅守。

　　馬克思曾在自己的中學畢業作文《青年選擇職業的考慮》一文中寫道：“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職業，重擔就不能把我們壓倒，因為這是為大家而獻身；那時我們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憐的、有限的、自私的樂趣，我們的幸福屬于千百萬人，我們的事業將默默地存在下去，但將永恒地發揮作用。而對著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中共一大代表中的毛澤東、何叔衡、王盡美、鄧恩銘和陳潭秋等人，在靈魂深處與馬克思產生了共鳴，他們將自己的畢生心血乃至生命都融入了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共產主義事業，中國人民也永遠記得他們的犧牲與奉獻。

　　王盡美，參加一大時僅23歲，去世時年僅27歲，成為最早離世的一大代表。這位來自山東農村的農家子弟本叫作王瑞俊，黨的一大結束后，他認定解放全人類的共產主義理想是無產階級“盡善盡美”的社會理想，于是把自己的名字改為“王盡美”。由于常年為革命操勞，因身染肺病而積勞成疾。王盡美臨終之際留下遺囑：“希望全體同志好好工作，為無產階級及全人類的解放和為共產主義的徹底實現而奮斗到底”。1952年，毛澤東在山東青島考察時，對山東分局的負責同志說：“你們山東有個王盡美，是個好同志。聽說他母親還活著，你們一定要養起來。而且要養好，如果有困難，就給中央組織部送去”。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毛澤東歷數犧牲的“一大”代表，第一個就提到了王盡美。他所向往的“盡善盡美”的社會理想已經實現，歷史也永遠記住了這位年輕的革命家。

　　陳潭秋，黨的一大結束后，歷任多個地方的黨組織負責人，而每次都是臨危受命、力挽危局，為黨的事業做出了杰出貢獻。1939年5月，陳潭秋從蘇聯回國，在經過新疆時，他接到了中讓他擔任中共中央駐新疆的代表和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負責人的命令，于是他毫不猶豫留在了新疆工作。1942年，蔣介石暗中勾結國民黨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剿共”。危急時刻，黨中央指示讓在新疆工作的黨員全部撤退。陳潭秋經過慎重考慮，制定了一個分三批撤退的計劃，他自己和辦事處少數工作人員最后一批走。當有同志提出陳潭秋等第一批走時，他堅決反對：“黨交給我的任務，是把大家全部安全地撤出去，只要這里還有一個同志，我就不能走”。1942年，陳潭秋被捕后，敵人對他嚴刑拷打，逼他“脫a黨”，但陳潭秋受盡酷刑而不該本色，最終于1943年9月27日被秘密殺害于烏魯木齊，時年47歲。與陳潭秋一同被殺害的，還有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后人常說：在陳潭秋身上，看到了共產黨人的錚錚鐵骨。

　　沒有堅強的意志去堅守信仰，信仰只能成為空談。在那個隨時可能被捕殺頭的時代，許多共產黨人都是在被通緝、被追捕的巨大風險之下為黨工作。如果不懂得什么是信仰，那么這些共產黨員則以自己的人生對信仰作了最好的詮釋。

　　鄧恩銘，出生于貴州一個貧苦農民家庭，靠親友資助才得以完成學業。1922年1月，他作為中共代表團成員赴莫斯科參加了“遠東大會”，成為黨內極少數受到列寧接見的人之一。鄧恩銘在蘇聯期間，從蘇共面包分配標準中悟出了共產黨員的模范表率作用，于是始終嚴于律己、畢生勤儉，同腐敗現象做了堅決斗爭。黨的一大結束后，鄧恩銘積極投身革命，領導了膠濟鐵路和青島日本紗廠的大罷工等工人運動。從一大到犧牲的10年間，他三次被捕入獄，受盡了酷刑折磨。1931年4月，年僅30歲的鄧恩銘英勇就義，臨刑前從容整裝，高唱《國際歌》，慷慨赴死。他留下了一首寫于獄中的《決心》：讀書濟世聞雞舞，革命決心放膽嘗。為國犧牲殤是福，在山樗櫟壽嫌長。這首詩激勵了后來無數共產黨人：生命的價值不在于時間長度，而在于信仰高度。

　　何叔衡，比毛澤東大整整17歲，但卻對毛澤東十分欽佩敬重，他是新民學會年齡最長的會員。后來，何叔衡與毛澤東同為一大湖南支部代表，也是“一大”代表中年齡最大的，毛澤東曾評價他“叔翁辦事，可當大局”。“一大”后，中共湖南支部成立，毛澤東任書記，何叔衡任組織委員，在長期的革命工作中，何叔衡都出色完成了任務，贏得了“湖南黨的老母雞”之美稱。1934年10月，紅軍長征后，何叔衡留在蘇區堅持游擊戰，1935年2月，在長汀突圍中，年近花甲、病痛纏身的何叔衡不愿拖累身邊的戰友，墜崖壯烈犧牲。毛澤東也一生都對他這位革命戰友念念不忘，1937年，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十六周年大會上，毛澤東提到了何叔衡，并向他致哀致敬。

梁衡：毛澤東怎樣寫文章

作者：梁衡

當當廣告

購買

　　還有兩位“一大”代表，李達和李漢俊，他們走過彎路，但為黨和人民做出了有益的貢獻，黨和人民也沒有忘記他們。

　　李達，兩次脫a黨、三次入黨，一生致力研究并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新中國成立后擔任首任武漢大學校長，創辦了黨的第一家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其夫人王會悟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的見證人，一生默默協助李達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也正是在王會悟的幫助下，“一大”及時轉移到嘉興南湖的船上召開。毛澤東稱贊他們夫婦是“真正的人”。

　　李漢俊，當時國內頂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者，后因與陳獨秀、張國燾意見不一而脫a黨。大革命失敗后，李漢俊利用在武漢國民政府任職的便利條件，掩護了董必武等大批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進步人士，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1927年底，被軍閥以“共產黨首領”和“密謀暴動”等罪名逮捕殺害。1952年8月，毛澤東親筆簽發了“革命犧牲人員家屬光榮紀念證”，證書上寫有：“查李漢俊同志在革命斗爭中光榮犧牲，豐功偉績永垂不朽”。

　　中共“一大”13位代表，堅守信仰并最終看到勝利的只有毛澤東和董必武，他們為新中國的成立與建設建立了不朽功勛。而那位一手創建卻缺席了中共“一大”的首任書記陳獨秀，后來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被開除黨籍，在黨內受到了嚴厲的批評。晚年的陳獨秀生活十分貧寒，除了接受北大校友和同鄉親朋的偶爾接濟外，他拒絕了一切資助，基本靠自己寫文章艱難度日。1937年，胡適等人想拉他去參加國防參議會，陳獨秀斷然拒絕，他告訴胡適：“蔣介石的雙手沾滿了我們同志的鮮血，我的兩個兒子也死在他手里，我和蔣介石不共戴天”。后來有一次，劉伯堅從互濟會的經費中支出了一百元給陳獨秀送去，他嚴辭拒絕：“敵人逮捕殺害了我們那么多同志，互濟會的經費應該用來營救獄中的同志，照顧烈士遺孤。”之后，蔣介石要資助他，羅家倫和傅斯年等人也給他送錢，張國燾還誘惑他重新建黨，他一概拒絕。到達四川江津后，陳獨秀生活更加窘困，彌留之際，他的身邊只剩下幾張破桌椅和一堆與家人耕種的土豆，在貧寒中，他至死保持了做人的尊嚴與操守。

　　在整個“一大”中，最不引人注意的就是毛澤東。與高談闊論的其他代表相比，毛澤東在“一大”上顯得謙虛沉穩，不輕易發表意見，這也幾乎是所有代表對他的印象。而正是毛澤東，歷經波折萬難，領導中國共產黨走出了一條讓中國人真正站立起來的道路。

　　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巨。多年以后，劉仁靜回憶建黨往事，不禁感慨萬千：“中國共產黨在創建時思想比較單純，作為中國革命的‘作始’者來看，確實是過簡了。真正對革命勝利有決定意義的工作，都是后來作出的，而且主要是毛主席及其他老一輩革命家作出的。所以，今天回想起當年十幾個人開一大的情況，不能不聯想到黨在其后的偉大發展，不能不聯想到毛主席及其他老一輩革命家的豐功偉績，并從心底激起對他們的敬意和懷念”。

　　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人似乎已沒有生死考驗，但我們面臨著更為艱巨的時代挑戰，在挑戰之下捫心自問，可還經得起信仰篩選？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昆侖策研究院】作為綜合性戰略研究和咨詢服務機構，遵循國家憲法和法律，秉持對國家、對社會、對客戶負責，講真話、講實話的信條，追崇研究價值的客觀性、公正性，旨在聚賢才、集民智、析實情、獻明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歡迎您積極參與和投稿。

　　電子郵箱：gy121302@163.com

　　更多文章請看《昆侖策網》，網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www.jqdstudio.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