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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年頭回憶牛棚的文章似乎很時髦。蹲過牛棚成了一種光榮經歷，就像改革開放以前回憶自己幫老地主放過牛，給大掌柜織過布，被偽保長抓過丁一樣。回憶的內容是痛苦，但回憶者的姿態是自豪。因了這自豪，他便有了論斷歷史的資格。他們常常說：“你沒有蹲過牛棚，你懂什么是“文革”?你那時還是小孩子，我才是真正經歷過“文革”的。”于是從回憶牛棚的文章里我們明白了，蹲過牛棚者都是好人。蹲牛棚第一等于有學問、有文化、有功勞、有貢獻，是那時的“四有新人”，第二等于有道德、有勇氣、有人品，不然為什么受到  如此殘酷的迫害呢?邏輯是很清楚的，壞人說我是壞人嘛，那么我就一定是大好人。這一點似乎比“文革”時進步了，因為“文革”時認為，你雖然蹲過日本鬼子國民黨的監獄，但不等于就是共產黨，你也可能是因為偷雞摸狗誘奸少女之類才蹲監獄的，甭企圖魚目混珠癩蛤蟆戴眼鏡冒充大肚子老干部。況且就算你真的由于抗日愛國而蹲監獄，你也可能叛變投敵，反過來屠殺革命同志，比敵人還兇殘十倍啊!憑什么蹲過幾天監獄就向人民要求這索取那的，四萬萬人民受了那么多苦，他們向誰顯擺、向誰索取去!

我講這一番陰陽怪氣的話，并不是要說蹲牛棚者都是罪有應得。我知道他們中很多是冤枉的，還有一部分確實跟極左勢力進行了斗爭。我想提醒的是，大凡一件事成了時髦，就難免有假冒偽劣跟著起哄。就像我小時候，連老地主都企圖憶苦思甜，那一樁樁“血淚史”里面有多少水分?我們有過這方面太多的經驗，今天不應該重蹈覆轍。現在的學生，以為牛棚是比監獄還可怕的地方，里面天天是殺人、自殺、拷打、餓飯。這樣的牛棚固然也是有的，但全國各地，情況千差萬別，而且“文革”的前中后期也頗不一樣。真正實事求是的態度，是應該勇于回憶那些對自己現在處境不利的往事，如同真正的學者，不能隱瞞對自己觀點不利的材料。一切隱瞞都是要遭到歷史的報應的。“牛棚”問題也是如此，不要戲劇化、神秘化。

懷著這樣的想法，我也來打個秋風，回憶一下我跟父親“蹲牛棚”的經歷。我先聲明，我回憶的“牛棚”可能是全國情況最好的“牛棚”，完全沒有那些兇巴巴、血淋淋的場面。我不敢以這個“牛棚”代表全國的“牛棚”，正如我反對用個別人的“文革”代表7億人民的“文革”。如果有人不喜歡我的回憶，您可以否認我說的地方是“牛棚”，專門把“牛棚”定義為毆打屠殺知識分子的特別監獄好了。

“文革”時我的確是小孩子。我1964年出生，盡管早慧，兩歲以后的事基本都記得，但也不過是記憶力強而已，當時的判斷力是沒有的。我一生都喜歡不加判斷地記住盡可能多的東西，需要判斷時再判斷。因為判斷不是永恒的，記住的卻是真東西。相比于用兵一時，我更喜歡養兵千日。

大概是1970年左右，我五六歲的時候，反正是我上小學之前、我妹妹出生之前、林彪摔死之前，我的小人書不到100冊之前，我有了一次跟父親“蹲牛棚”的經歷。那時不知道“牛棚”這個詞，這個詞分明是南方來的。我們北方牲口的寓所一般不叫“棚”，都叫“圈”，有馬圈、牛圈、羊圈、雞圈。老舍《四世同堂》的真實故事地點就叫“小羊圈胡同”。南方朋友經常攻擊我們北方人的“普通話話語霸權”，其實我們吸收了大量的南方詞匯，泰山不辭土壤，滄海不捐細流，這點霸權來得容易么?比如現在我也覺得“牛棚”這個詞很好，顯得比“牛圈”更簡陋更惡劣，更能突出“四人幫”對自由主義英雄的迫害，所以我就用“牛棚”。

事實上直到以后，我才聽說世上有“牛棚”這東西。后來就越聽越可怕，好像是納粹的集中營，有過一陣切齒痛恨的時期。再后來弄明白，他們說的“牛棚”并不是本名，原來是個比喻，而且是局部地區的比喻擴大到全國，也就是“話語霸權”，指的就是“文革”中各單位強迫“牛鬼蛇神”和其他有問題的人員集中接受思想改造包括勞動改造的臨時性管理場所，當時多數叫“學習班”。這么一來就想到，那東西咱不陌生啊，小時候經常看見，鄰居們很多去過，本少爺還親自駐扎過呢。

記得是一個碧藍碧藍的下午，父親沒有在外面喝酒就回了家。他不喝酒時非常英俊，濃眉大眼，鼻直口方，一看就是當過解放軍下級軍官的那種英武氣質，比孫道臨、王心剛、于洋都漂亮。我的小朋友們經常到我家瞻仰我父親的戎裝照、撫摩我父親從部隊轉業帶來的東西。那天父親跟母親商量了一些什么，我在外面跟小朋友玩“打擊侵略者”，沒注意。但我知道父親有件不痛快的事，就是廠子里有人告他是假黨員。父親是1948年在淮海戰役中入黨的，二十多年了，審查黨員時，他找不到當初的介紹人。他是個懶惰的酒鬼，一年也寫不了兩封信，因為文化低，在部隊里上不去，早早轉了業，跟老戰友聯系甚少。他這時當一個車間主任，不巴結領導，卻經常跟落后工人喝酒。特別是他在廠子里動不動就擺老資格，說老子是抗日戰爭參加革命的，把廠子里的領導都罵遍了。這回好了，人家抓住他的把柄，狠狠給他穿了一回小鞋。不過我覺得，一個人天天說自己是老革命，把黨的領導都罵盡，可是審查他的黨員資歷時，他卻連自己的入黨介紹人都說不清楚，那么這個人是應該收拾收拾，起碼應該幫助他找到自己的介紹人。不然，黨在群眾中還有什么威信?我父親仗著自己的老資格和做人正直，罵了領導一輩子，領導也經常給他穿小鞋。但是說到“迫害”，那是沒有的，畢竟是工人階級的領導。他們廠歷任大小領導，全都來我家拜訪過，被我父親強迫喝上一口糠麩酒，咽下一口什錦菜，然后臉紅而去。在那時看來，這就算“腐敗”了。

父親因為資格“老”，在“文革”初期就被揪斗過。說是“蹶了一宿”，就是被強迫彎腰接受批斗一晚上的意思。不過到黨的“九大”以后，人們的心理上普遍認為“文革”已經過去了。大人們經常說“文化大革命那時候”如何如何，我父親就操著一口魯南話，經常罵“文化大革命那時候”，主要是罵“打砸搶”和不孝敬父母、不尊敬老師。我們直到宣布“文革”正式結束，才知道：哦，剛才還是“文化大革命”哪。到1970年前后，我個人感覺是物質精神生活都很正常，包括父母經常參加什么學習，我認為，誰學習都是應當的，不學習，還是個人嗎?

可是這天父母的神情仿佛有點怪。他們告訴我，父親明天要去參加一個學習班，要住在那里。我聽了就有點羨慕，我一輩子喜歡吃別人家飯、住別人家床、聽別人家話、給別人家干活——天生的無產階級的命。所以次日早上父親出門時，我要跟他去。父親在樓門口抱了我一會兒，放下走了，我又追上去，父親又抱起我。我從小性格與父母不合，父母經常打我，特別是四五歲后，抱我很少。所以這個場面我記得非常清楚，連同那高遠晴朗的天空和樓里各家炒菜的香味。我長大后經常想到他們對我溫情的一面，也就原諒了他們對我的無理毆打。這時母親喚我回去，父親卻說就讓這王八蛋跟我去吧。于是我就這樣跟父親來到了“學習班”。

那時的“學習班”就是各單位專門成立的對有錯誤、有問題的人員進行強制性思想學習和思想改造的內部清理機構。一般不許回家和自由出入，不許隨便對外聯絡。至于時期長短、具體規則，那是百花齊放。據說有的學習班如同拘留所，學員如同犯人，挨打受罵。而有的學習班則如同養老院，美食終日，讀讀報紙，大概跟美國拳王泰森蹲的監獄差不多。泰森如果描寫美國監獄，肯定跟非法移民入獄者大不相同。

我父親去的這個學習班是哈爾濱市商業局系統的一個大班，學員有好幾百。學習地點是在一個大學，好像是哈爾濱師范學院(今師范大學)。報到時要交幾塊錢伙食費和幾斤糧票，這有點象征性，實際吃的東西價值遠遠超過這些。報到后發現許多叔叔阿姨我都認識，包括父親廠子的一些黨員干部。他們看我來了都很高興，因為他們都知道我“有兩下子”。其他單位也有帶小孩來的，但都沒精打采的，可能不是自愿來的。然后是分配房間，8人一屋，很大，有20平米。小孩跟大人一張床。房間非常干凈，我覺得像旅店，現在想想，那是學生宿舍。

以后我就過了一段十分愉快的日子。每天三餐的伙食非常好，天天有肉有細糧，而且花樣很多。我家當時只我一個孩子，生活是那一帶比較好的，但因為開支無計劃，父親總在外面大吃大喝，所以一般禮拜天才吃肉，米面也不能天天吃。這個學習班里，吃飯時8個人一桌，早上是饅頭、燒餅、玉米粥，四盤素菜，兩小碟咸菜。中午和晚上是饅頭、發糕、油餅、花卷、米飯、面條輪換，六到八盤熱菜，葷素各半。有時也吃窩頭或餃子、包子，吃窩頭時就配大米粥，吃餃子、包子時就不給菜，但醬油醋和大蒜隨便吃。父親提醒我不要多夾肉，

要把肉留給別人。可是別人經常把肉夾給我。我在這兒倒是學會了集體生活的一些規矩。父親在部隊生活多年，對這種大鍋飯十分習慣。他給大家講了很多部隊上吃飯的趣談。比如怎樣能夠多吃到飯?你如果盛一大碗飯，以為很多，可是等你吃完再去盛時，飯桶里已經沒有了。聰明的人應該先盛半碗，比別人先吃完，再去盛一大碗。不過父親對這里的伙食似乎不太滿意，因為沒有酒。后來他和幾個酒鬼叔叔還是不知從哪兒弄到酒，喝了好幾次。

吃飯之外就是學習。每天上午集中學習，經常是個什么領導作報告或是請個貧下中農憶苦思甜，大家記錄。我父親是私塾出身，字寫得很好。他常常說：“‘文化大革命’以來的這些個中學生，那個字兒寫得個屁呀!哪有我寫得好哇!”我總想說他污蔑文化大革命，但是我自己的字兒就寫得狗屁一般，只好任他污蔑。他們總讓我溜出去玩兒，但我不愿意跟那幾個孩子一塊玩兒，半懂不懂地跟大人們一起聽著。那種嚴肅的、有點枯燥、有點涼意的氣氛，我感覺挺好，覺得世界很干凈，自己和大家都很干凈。

下午是分組討論，主要是讀報紙和發言。讀報時，他們經常讓我讀標題和第一段，然后夸我道：“還沒上學呢，真他媽靈!我那兒子，狗屁!”我想起這些情景，看看我現在的兒子，一天認不了兩個半字兒，他那糊涂媽媽還夸他靈，我說：“狗屁!把他爹氣死!”他媽就說：“對，把他狗屁爹氣死!”讀完報就挨個發言。有的空口說，有的對著小本子說，有的寫了密密麻麻幾大張紙照著念。有的在發言前先背誦幾句毛主席語錄，發言后喊幾句口號。其實那會兒沒人要求這樣做，并不像姜昆、李文華的相聲《如此照相》里那么夸張恐怖。但這是一種時髦，不是每個人都能根據發言內容找到恰如其分的語錄和口號的。我對有個性的東西記得最牢。有一個叔叔檢討他為什么打老婆時，先背誦“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男同志能辦到的事，女同志也能辦到。婦女能頂半邊天。”最后喊的口號是：“生的偉大，死的光榮!”都跟女人有關系，但我在一旁想，你老婆又不是劉胡蘭，怎么能“生的偉大，死的光榮”?你老婆要是劉胡蘭，你還敢打?還有，我父親在家里也打老婆打孩子，怎么不檢討?他檢討的是在單位胡亂罵人的問題。我覺得我父親應該背誦《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第五項注意：“第五不許打人和罵人，軍閥作風堅決克服掉!”但我父親什么也不背，他發言很長又很自然，很有首長風度，不時夾著一些山東粗話，這是在部隊鍛煉出來的本事。我想，父親這樣的人，部隊如果送他們去上大學，一定會成為大能人的。結果他懷才不遇，在喝酒罵人中度過了大半輩子。父親檢討的是罵人問題，但一邊檢討一邊還在不知不覺地罵，特別是“他媽的”出現頻率很高，別人常常大笑，說老孔你檢討個屁呀，越檢討越罪大惡極。父親說“我他奶奶的莫辦法呀，誰他媽的樂意罵人啊?你媽了巴子的老實聽著就完了，故意找他娘的什么毛病啊!”大家都喜歡找到一些花絮來岔開話題，使討論中斷，這等于是精神休息。討論基本是嚴肅認真的，但也穿插著嬉笑怒罵，包括男女之間開玩笑，有一次幾位阿姨還拿著報紙把男人們一通亂打。

討論的主題一般是上午規定的，但他們有時也即興討論自己感興趣的問題。比如一次他們討論“婦女能頂半邊天”是什么意思。就是婦女也不能在家里閑呆著，要出來幫忙頂半拉天。一個阿姨說：“能頂半邊天就是一家一半的意思，我半拉，你半拉，啥時候你們頂過整個的天啦?叔叔說，這不明擺著，你們沒有我們有勁兒，我吃4個饅頭，你吃兩個，我扛100斤大米，你扛50，這不就是說，我們是整個的，你們是半拉的嗎?阿姨說，你可真敢腆著臉胡說啊!我生了4個孩子，你生幾個?叔叔說，你甭嚇唬我，你生100個也好，請問，沒有我，你咋生!眾人大笑，那阿姨抄起大圍脖就撲過去，把那叔叔抽得東躲西藏，說好好，干脆整個天都讓你們頂，我們啥也不干行了吧?阿姨說不行，就得一家一半，誰也不許偷懶。打鬧了半天，還是沒明白這句話是啥意思。

晚上是自由活動，有時看電影、演出什么的。有的人下棋，有的人打籃球，最多的是打撲克。也有人找借口請假回家。其實也沒有人真的看管，散步幾個小時都沒人知道，可大家都很自覺，出去一律請假。看電影演出之前要集體唱歌，他們有時不愛唱，就讓我們幾個小孩上臺去唱，或者讓我唱樣板戲、背誦毛主席語錄。我那時還不能把樣板戲全本唱下來，但主要的唱段都沒問題。只是嗓子還沒發育，唱什么都是娃娃腔。毛主席語錄除了老三篇以外，短的能背百十段，常用的、報紙上登過的都會。他們喜歡隨便說一句，然后我應聲接下去，對答如流，百無一失。所以后來我在整個商業局都有了名，我父親一去局里開會，別人就問：“孔胖子，你兒子又讀什么長篇小說啦?”我偶爾也感到，他們是利用我來解悶，所以我有時拒絕表演。但我通常不覺得在無損自己尊嚴的情況下為別人解悶有什么不好。

就這樣，幾百人每天不勞動，不上班，過著吃、睡、聽、說、讀、寫、看、玩的生活。這跟上大學有什么區別?的確，這些學員都是有這樣那樣“問題”的人。但看他們的樣子，并不特別沉重，似乎這是人生理所當然的一道程序。也許是我太小，看不出他們心里的痛苦吧。我只能說從生活表面上，他們過得比平時要舒服和滋潤多了。沒有人埋怨這學習班，沒有人盼著早結束，不敢說他們是自動受虐，但起碼是隨遇而安。

我回憶的這個“牛棚”太不像“牛棚”了，倒像是一個夏令營。我對那些遭受過“牛棚”之苦的前輩表示真誠的不安和歉疚。今天想來，我看到的可能都是好的一面，帶有小孩子的片面性。那個學習班對大人來說，一定是不自由的，被歧視的，可能還有被迫說假話的一面。用這樣的方式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可能是不大合適的。但我們對那些有著這樣那樣缺點錯誤的人，到底應該采取什么合適的方式呢?難道說一個人、特別是黨員干部，還有學閥、“權威”，只要不犯法，就誰也不能管他了嗎?之所以發生許多不合人道的“牛棚”事件，與群眾心里長期積壓的憤怒有沒有關系?我想，為了避免“牛棚”悲劇的重演，我們首先應當從個案出發去研究“牛棚”產生的原因，并且不要出于個人義憤把“牛棚”“妖魔化”，把“牛棚”簡單地視為一種荒誕的奇觀。要承認“文革”中并不是那么一片漆黑，天天水深火熱。“左派”、“右派”都不要強迫對方接受自己的“文革”觀，要尊重別人的傷痛或是歡樂。完全不承認蹲過“牛棚”者也有錯誤、不承認有些人確實應該受到群眾的批判，或者以蹲過“牛棚”為理由向人民反攻倒算，這不但可惜了寶貴的歷史經驗教訓，而且等于是正在為新的牛棚準備奠基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