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開展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是新時代全黨一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教育。要堅守好初心,履行好使命,最根本的是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堅定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念。開國總理周恩來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信仰,是心靈產物,是人對某種主張、主義、宗教、某人或某物極其相信和尊敬,拿來作為自己行動的指南或榜樣。信仰是人生的價值標準,奮斗目標,前進力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信仰。周恩來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建設社會主義,實現(xiàn)共產主義,作為自己的信仰。在充滿坎坷布滿荊棘的征程中,沒有絲毫的動搖,為之奮斗終身。
我認定的共產主義不變了
周恩來從少年時代起,就表現(xiàn)出熾烈的愛國主義熱情。1910年,他12歲時離開家鄉(xiāng),先是到東北的鐵嶺、沈陽讀書,后又轉到天津求學.當時的中國內憂外患頻仍,國家破敗不堪。
有一次老師問學生:讀書是為了什么?同學中有的說是為了幫父母記帳,有的說是為了謀個人的前途。
少年周恩來堅決地回答:
“為了中華之崛起!”
不久他又在一篇作文中發(fā)表看法,認為中國要圖富強,應該從根本做起,把教育辦好。國文老師讀到這篇作文后十分高興,在卷末批了這樣幾句話:“教不如此不足以言教,學不如此不足以言學,學校不如此不足以言學校,文章不如此不足以言文章。”“心長語重,機暢神流。”這時周恩來年僅14歲。此后,為了救國救民,周恩來經(jīng)歷了艱苦的探索,東渡日本,留學法國,追求真理,矢志不渝。
1917年9月,周恩來東渡日本,臨行前寫下了那首抒發(fā)他青年時期救國抱負的著名詩篇:
“大江歌罷掉頭東,
邃密群科濟世窮。
面壁十年圖破壁,
難酬蹈海亦英雄。”
并給同學寫下臨別贈言:
“愿相會于中華騰飛世界時。”
1920年冬,周恩來到法國勤工儉學,為的是進一步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在反復的推求比較之后,周恩來于1921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確立了共產主義的信仰。
在他入黨不久,從國內傳來覺悟社社員黃愛被湖南軍閥殺害的消息,他悲憤地寫信給覺悟社:
“黃愛的這個死耗徹底堅定了我對共產主義的信念······我相信我將不會辜負死者。”
“我認定的主義是不變了,并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
他在信中還附有《生死別離》一詩,詩中寫道:
壯烈的死,茍且的生。
貪生怕死,
何如重死輕生!
生別死離,
最是難堪事。
別了,牽腸掛肚;
死了,毫無輕重,
何如做個感人的永別!
沒有耕耘,
哪來收獲?
沒播革命的種子,
卻盼共產花開!
夢想那赤色的旗兒飛揚,
卻不用血來染他,
天下哪有這類便宜事?
從此,他以崇高的共產主義為其畢生的信仰追求,全心全意地獻身于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yè)和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yè)。
周恩來指出,共產主義旗幟是需要以鮮血來染她,共產主義前途是不可坐等而來的。要把共產主義遠大方向落實在具體的路線和策略中,而這種路線和策略應當是符合不同時期不同條件下的具體情況。
如他當初旅歐時所強調:
“我們當信共產主義的原理和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兩大原則,而實行的手段則當因時制宜。”
因此,他反對兩種傾向:一種是對共產主義實現(xiàn)的急躁情緒,把明天的前途當作今天要實行的政策,走上了“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另一種是忘掉了共產主義方向,忘掉了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方針,遷就或同化于人家,犯右的機會主義路線錯誤。
在民主革命早期,周恩來就指出:
“要知右傾會障礙革命與斷送革命,而‘左’傾也同樣會障礙革命與斷送革命的。”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他同樣反對兩種傾向,提出了近似當今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思想,即:一方面,強調社會主義方向性,指出:
“我們是為了社會主義而奮斗,這是清楚的。如果我們不認識這一點,麻痹起來,就會發(fā)生政治性錯誤,就會失掉這個前途,就會與資產階級混同起來。喪失前途,喪失立場,混同思想,那是很危險的。”
因此,忘記了大方向的共產黨員,當然不是合格的共產黨員。
另一方面,指出社會主義的長期性,
“社會主義社會是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期,是個相當長的時期,”有人卻以年月計,實際上“現(xiàn)在不好‘算命’。”
因此,脫離了黨在特定階段下的現(xiàn)實路線的共產黨員,同樣不是合格的共產黨員。
周恩來從1919年參加著名的五四愛國運動開始,經(jīng)歷了許多艱難曲折而又光榮偉大的斗爭:中國共產黨成立,第一次國共合作,國民革命軍北伐,上海工人武裝斗爭,南昌武裝起義,白色恐怖的地下斗爭,中央革命根據(jù)地反“圍剿”作戰(zhàn),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促使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實現(xiàn)第二次國共合作,全民族抗戰(zhàn),抗日大后方的統(tǒng)戰(zhàn)工作 日本投降后國共兩黨和平談判,人民解放戰(zhàn)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抗美援朝,恢復國民經(jīng)濟,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克服“大躍進”后的經(jīng)濟困難,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設,直到“文化大革命”。這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斗爭歷程,其間有順境也有逆境,有成功和勝利的喜悅也有挫折和委屈的苦悶,有的人退卻了,有的人沉淪了。周恩來始終如一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真理,堅定共產主義信仰,百折不撓,遇挫彌堅。
革命戰(zhàn)爭年代,為奪取中國人民解放事業(yè)的勝利而斗爭
共產黨的前進方向是實現(xiàn)共產主義。但在不同歷史階段有不同歷史任務。堅定共產主義信仰,就要堅持共產主義方向,為實現(xiàn)黨的不同歷史階段的歷史任務而奮斗。在革命戰(zhàn)爭年代,黨的根本任務是,奪取中國人民解放事業(yè)的勝利。周恩來為之進行不屈不饒的斗爭。
這個時期,中國共產黨遭受了兩次重大失敗。一次是,1927年國民黨蔣介石、汪精衛(wèi)背叛革命,屠殺共產黨,國共合作的大革命失敗。另一次是,1934年由于共產國際支持的王明左傾路線統(tǒng)治中共,致使白區(qū)共產黨組織遭受毀滅性打擊,中央蘇區(qū)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央紅軍被迫實行戰(zhàn)略轉移,進行萬里長征。周恩來面對失敗,從不灰心喪氣,而是滿懷信心,英勇奮斗。
1927年3月,周恩來領導上海工人舉行第三次武裝起義取得勝利后,蔣介石、汪精衛(wèi)相繼發(fā)動“4.12”、“7.15”反共事變,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中共奮起反擊,周恩來受命領導“8.1”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
1934年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周恩來又受命與博古、李德組成三人團,指揮紅軍實施戰(zhàn)略轉移。周恩來從失敗中總結了教訓,認識了真理。1934年12月,在“通道會議”上支持毛澤東改變紅軍行動方向,流轉了被動局面。1935年1月,在“遵義會議”上支持毛澤東的路線,舉薦毛澤東進入中共中央常委。之后,輔助毛澤東指揮紅軍四渡赤水、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爬雪山過草地,勝利到達陜北。
在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中,周恩來代表中共長期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與國民黨談判。不論白色恐怖多么殘酷,武裝斗爭多么激烈,深入虎穴談判多么尖銳,面對之敵多么狡猾,他總是奮不顧身、機智勇敢、光明磊落、堅定沉著地進行斗爭。1937年4月25日,周恩來為參加國共兩黨談判,乘汽車在去西安路經(jīng)嶗山的路上遭遇土匪伏擊。他臨危不懼指揮隨同人員抗擊敵人,與死神擦肩而過。在重慶和南京,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與國民黨談判,多次遭到國民黨特務盯梢、威脅、恐嚇。他泰然處之,與國民黨進行有理、有利、有節(jié)的斗爭。1946年11月,國民黨當局徹底破壞了和平協(xié)議,國共談判破裂。11月16日,周恩來在南京梅園新村中共代表團駐地舉行告別性記者招待會。用鐵的事實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假和談真內戰(zhàn)的陰謀,并宣告,中共愿同中國人民及一切真正為民主而努力的黨派,為真和平真民主斗爭到底。中共只要緊靠人民為人民服務,必能成功。當記者問到他何時再回南京時,周恩來說:“南京,我們總是要回來的。無非是兩種可能,一種是國民黨打不下去了,再回到政協(xié)協(xié)議上來,請我們回來;另一種是國民黨越打越垮,人民打回南京來。我看這后一種可能性很大也很快。”周恩來充滿信心地講話,使記者們乃至全中國全世界,看到了中國共產黨的力量,看到了中國人民解放事業(yè)勝利的希望。
離開南京后,周恩來隨毛澤東轉戰(zhàn)陜北,指揮全國解放戰(zhàn)爭,不到三年人民解放軍就解放了南京,奪取了全國勝利。
和平建設時期,為建設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的新中國奮斗
1949年10月1日,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向全世界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新中國誕生后,周恩來擔任開國總理長達26年。這26年,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上,進行了艱辛的探索,領導人民經(jīng)過艱難曲折的歷程,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初步建立起了較為完整的國民經(jīng)濟體系,使一個獨立自主的新中國傲然屹立在世界東方。周恩來肩負著新中國經(jīng)濟建設主要組織者的重任,為之耗費了大量心血。
建國初,為了收拾國民黨政權遺留下來的財政經(jīng)濟的爛攤子,周恩來向黨中央建議,把陳云從東北調來北京,主持全國財經(jīng)工作。他積極支持陳云等同志大刀闊斧地開展穩(wěn)定物價和統(tǒng)一財經(jīng)的重大斗爭,結束了自抗戰(zhàn)以來連續(xù)十二年使我國人民深受其苦的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的局面,財政收支接近平衡,為安定人民生活,恢復和發(fā)展工農業(yè)生產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
抗美援朝戰(zhàn)爭開始后,周恩來堅決執(zhí)行“邊打、邊穩(wěn)、邊建”的正確方針,有力地保證了抗美援朝戰(zhàn)爭的勝利進行,并在短短三年時間奇跡般地完成了恢復國民經(jīng)濟的艱巨任務。在此基礎上,開始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規(guī)模的經(jīng)濟建設,組織實施了以156個大型項目為主體的第一個五年計劃。
在國家經(jīng)濟建設順利發(fā)展的情況下,一度出現(xiàn)急躁冒進的現(xiàn)象。周恩來等同志及時覺察到這一情況,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wěn)步前進的方針,并采取措施,保證經(jīng)濟建設繼續(xù)朝著健康的方向發(fā)展。到1956年底,第一個五年計劃提前完成,為國家工業(yè)化初步奠定了基礎,并順利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中國人民幾年時間在經(jīng)濟建設上取得的成就,遠遠超過了舊中國的一百年。
1957年以后,黨內發(fā)生了脫離實際、急于求成的問題,國民經(jīng)濟嚴重失調,到1960年,陷入了極度困難的境地。為了扭轉這種局面,周恩來在國務院審議國家計委報告時,確定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調整國民經(jīng)濟的八字方針。在毛主席支持下,他領導國務院采取一系列正確政策和果斷措施,排除重重困難和阻力,對國民經(jīng)濟進行大調整。1962年底,全面調整工作初見成效,國民經(jīng)濟在連續(xù)兩年大幅度下降后開始上升,到1964年全面好轉,出現(xiàn)了欣欣向榮的景象。
在1966年開始“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堅決執(zhí)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產”的指示,在險惡的環(huán)境下,殫精竭慮,運用高超的領導藝術,保證國計民生最基本的需要,維護國家機器的運轉。同時,千方百計地保護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干部、著名民主人士和專家學者。他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堅持獨立自主、和平共處的外交方針原則運用求同存異的外交智慧,以小球轉動大球,打破了中美關系的堅冰,使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了聯(lián)合國的大家庭。1974年,周恩來在患癌癥后還與毛主席謀劃建設四個現(xiàn)代化中國的宏偉藍圖。1975年1月13日,他抱病在四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國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xiàn)農業(yè)、工業(yè)、國防和科學技術現(xiàn)代化的戰(zhàn)略目標。他指出:
“在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我國人民奮發(fā)圖強,戰(zhàn)勝種種艱難險阻,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時間,就把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變成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再用二十多年的時間,一定能夠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xiàn)代化強國。”
1976年1月,周恩來在病危彌留之際,讓夫人鄧穎超給他放“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的《長征組歌》唱片。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還滿懷深情地低聲吟唱《國際歌》:
“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xiàn)!”
現(xiàn)在,偉大祖國進入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新征程不平坦,面臨新的機遇和挑戰(zhàn)。新時代的共產黨員要向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共產黨員學習,堅守初心,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念。在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為履行新時代新使命,實現(xiàn)復興中華的偉大中國夢奮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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