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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河故人 | 三枚“中央”大印何以出土于青海西路軍萬人坑

點擊：作者：黃河故人來源：察網發布時間:2019-09-03 09:58:08

前幾天，抗聯最后一位女兵李在德同志歸隊。李在德生前曾于政務院擔任機要工作，掌管政務院的公章和周總理私章。她的離世，讓筆者想起了西路軍烈士墓中的三顆大印。

大印，是政權的標志物，代表權力和級別。這三顆大印的文獻資料，首見于《中共黨史資料》第63輯第159-166頁，《張國燾另立“中央”與私刻“中央”大印——西路軍三枚木質“中央”大印由來考辨》。這篇文章寫于1996年，時間較早，因條件所限，文章中存在一些瑕疵，如北京館藏大印的材質問題。筆者進行了一些調研工作，對這篇三枚“中央”大印進行了一些補充說明解釋。

一、三顆大印的發現

這三顆木質大印1955年出土于西寧西路軍烈士萬人坑。西路軍失敗后，被俘的紅軍指戰員遭到殘酷的虐殺。除了途中被馬家軍及民團砍死、砸死，燒死，凌辱致死，用馬拖死的不斷殺害之外，大屠殺主要集中于甘肅張掖和青海西寧兩地：在張掖被害烈士3267人，其中一半以上被活埋；約6200余人被押送到西寧，其中2000-3000人被害，解放后安葬紅軍烈士，共挖出被活埋的烈士頭骨約1800個，分別在苦水溝三個坑挖出人頭約1000個，在火神廟挖出人頭約700個，萬人坑并不大但是很深，烈士在里面重重疊疊埋了好幾層。在西寧其他地方還有幾百名烈士遇害。這些烈士的遇難時間一般是1937年春。[1]

1955年，西寧市委和市政府在對萬人坑中的烈士遺骨和遺物進行整理的時候，發現了這三顆大印，但是并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直到40年后的1990年代中期，這三顆大印才被重新注意到。

圖1：出土于西路軍烈士被集體活埋遺址中的三枚大印的圖樣

三顆大印及其材質規格分別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木質，直徑10厘米；“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人民委員會革命軍事委員會”，木質，直徑9厘米；“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人民委員會國家政治保衛局”，木質，直徑9厘米。

二、印章真偽辨

但是，國家博物館和軍事博物館，恰恰也有這三枚大印中的兩枚，大小、圖樣幾乎完全一致，但是為銀質。這兩枚大印使用的啟用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時的1931年11月，到1937年7月8日全面抗戰爆發的第二天廢止。這兩枚大印分別收藏于國家博物館和軍事博物館博物館。[2]

圖2：中央大印細節及收藏情況

圖3：國博的鎮館之寶“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印樣，注意邊緣的略微變形。

圖4：軍博的鎮館之寶及印樣，注意邊緣的磨損。

不需要專業的學者，只要認真的對照看，普通人都能找到細微的差別。國博現在還珍藏一份滕代遠同志蓋有“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大印的任命書，印章細節清晰可見，邊緣沒有變形和磨損。

細心地讀者在觀察軍博大印的時候，會注意到一點，這顆大印沒有印把子。這是一個現代人容易知道而當年只有少數領導人和保管大印的機要人員才知道的細節。“革命的印把子”在長征開始之后是沒有印把子的，為了便于輕裝，印章的木把被鋸掉了。那么，為什么這么重要的大印，不像我們熟悉的國印一樣是一體鑄造的呢？

銀雖然是貴金屬，其實并不適合做大印，做大印的主要有玉、石、金、銅等材質，歷史上發現的銀質印章也多屬于小印、私印，如西漢楚國第六代王劉注印、東漢瑯邪相印章銀印。銀有三個缺點不適合做大印：

1.銀質地很軟，容易變形也容易磨損，同一大印使用時間長了，圖案細節上有所變化。

2.銀的化學性質并不穩定，尤其是很容易的空氣中的硫化氫等雜質發生反應，生成硫化銀，變成黑色。

3.熔鑄時，高溫下的液態金屬銀可以溶解一部分空氣，溫度降低凝固時又會排出空氣，導致印章質地不均勻，而且冷卻速度不同，導致形成的缺陷也不同。

但是這三個缺點其中的兩個在一定程度上卻成了防偽的優點：

1.銀質大印使用時間長了容易磨損，只看圖樣不看大印本身是無法明確知道圖樣上的缺陷究竟是磨損還是因為一些偶然因素比如桌子剛好不平沒蓋清楚。

2.因為空氣在銀中溶解和析出完全是隨機的，所以即便是鑄印者本人同一天用同一塊原料在同一個模具上熔鑄出來的印章，也有不同，如同人的指紋。

印章是唯一的，哪怕是個人的私印。楊靖宇烈士犧牲后，日軍就曾經拍攝他的頭顱照片，加蓋從烈士身上起獲的私章，在抗聯活動區域用飛機散布，以打擊抗聯的士氣。[3]

圖5：右上角為日偽加蓋楊靖宇烈士印章的烈士頭顱照片

楊靖宇烈士的這枚印章，刻印于1936年8月之后，之前楊靖宇的印章是一枚銅印，在戰斗中遺失，解放后1967年被農民偶然發現并上交國家。從照片上的印文來看，刻印者當不是普通人。一個偽滿洲國的刻印人為當時知名度極高的抗日領袖刻印私人印章，是普通民眾抗日積極性的體現，也體現了抗聯受百姓的愛戴程度。蓋在楊靖宇烈士照片上的這枚印章，根據日偽資料描述，用的材質很可能是硝化纖維素，外觀似象牙玉石，在當時是比較珍貴的一種材料。

古往今來，印章是權力、身份的象征，中央大印更是國家中央權力的象征，一般采用金屬或者玉石，不會采用木質這種易損的材質。如我國的開國大印即為銅制，治印之時對治印者張樾丞的要求是刻完了不許打樣留底，國印治成之后，四個角都要突出一點兒，正式啟用前再磨平，名曰“啟封”，國家印信獨此一份。即便是印章愛好者乾隆皇帝，一生有印章1800多方，書畫珍品上到處蓋章，也不曾復制一份玉璽，在禪讓大位給兒子嘉慶的時候遲遲不愿意移交玉璽。本文中提到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人民委員會革命軍事委員會”這兩枚印章，一枚代表著“國璽”，一枚是調動紅軍的“虎符”，不可能有復制品，那么分別藏于北京和西寧的這兩批印章，真偽如何？

三、兩枚真品大印從產生到廢止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葉坪隆重開幕，會議之后，成立了中華蘇維埃政府。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毛澤東任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任副主席，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正式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這枚印章也隨之建立并生效。同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人民委員會革命軍事委員會”印章也隨之產生并生效。[4]

長征之初，軍委和中央機關分別編成“紅星縱隊”“紅章縱隊”，大印保管非常妥帖，絕無可能外泄。長征初期的機要工作由于環境特殊，由中央機要科負責黨中央、中央軍委、紅軍總部原來部分獨立的機要工作，因此大印是統一保管的。

等級尚不如這兩枚大印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內務部大印，長征時已經50歲的謝覺哉老人仍然隨身攜帶。同在長征路上黨中央的三枚大印，就由博古的警衛員康念祥保管，分別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5]遵義會議之后，凱豐不愿意交出印把子，還是博古做工作，才交了出去，這表明中央大印并不由某個人而是在中央機關（紅星縱隊）保管。

遵義會議之后，中央機關的保衛工作由陳賡的干部團負責。毛爾蓋會議后，主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毛澤東和主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人民委員會國家政治保衛局”的鄧發及中央機關都隨右路軍北上。到延安之后，大印一直沿用到1937年7月8日，也就是日本全面侵華的第二天，這時候在西寧被集體屠殺西路軍烈士已經掩埋在了西北的黃沙之下幾個月了。大印作廢后，由林伯渠老人保管，建國后上交國家。在西路軍烈士犧牲之前，大印絕不可能外流。

四、大印要用鮮血和生命來守護

對于管理印章的同志來說，印章遠比自己的生命更為重要，幾乎沒有流失外面的可能，更何況是中央級別這幾顆大印。

以解放后發現的紅軍時期兩枚級別較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湘鄂贛省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大印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福建省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為例，這兩枚印章的收藏情況前表已經列出。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湘鄂贛省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大印，最后時刻由五位烈士守護。1932年4月至1934年2月，湘鄂贛省委、省蘇等駐扎在萬載縣小源鄉（今仙源鄉），遭到敵人的瘋狂清剿，保衛局張春吉、省互濟會邱思炎、省工會易榮和省蘇維埃王群（女）、劉伯芳（女）五位同志組成工作團，負責保護大印。在經過檢坑時遭到敵人的猛追窮打，王群為保衛省政府相關公物，將皮箱掩藏在大樹下，工作團5名成員先后被敵軍殺害。1963年10月，湖南省平江縣翁江區的郭桃仁與弟弟郭興仁從平江老家到官元山林場的檢坑做小工，弟弟在解大便時無意發現了一口腐爛的皮箱，五位烈士用生命守護的印章終于重見天日。[6]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福建省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大印，最后時刻由老紅軍王克成守護。1935年4月，王克成的部隊突圍來到長汀和武平交界山區，被國民黨軍鐘少奎部包圍，因寡不敵眾，隊伍被打散，他只身來到臘口一帶尋找隊伍。在下村附近撿拾到一個紅色包袱，其內福建省蘇維埃政府銀印，顯然是攜帶者在戰斗中遺失的。由于敵情嚴重，王克成怕把銀印帶在身上會落入敵手，就地掩埋了。第二天，他跟上隊伍，把發現省蘇維埃銀印的情況向省蘇維埃副主席廖漢華做了匯報，廖漢華表揚他是“最可靠的同志”。

部隊突圍到南岑一帶時，再次被敵人緊緊包圍，王克成等大部分同志不幸被捕。王克成被俘后堅貞不屈，嚴守黨和紅軍游擊隊的秘密。敵人惱羞成怒，把王克成打得遍體鱗傷，昏死在地，又將他關在破房子里。在群眾幫助下，王克成僥幸逃出虎口，化裝成挑夫避往江西寧都的黃石壇鄉高坑村，在地下黨員郭成芳的幫助下安下身來，等待紅軍再打回來。王克成的母親被活活餓死，妹妹被殺害，親生兒子被賣到瑞金下坑背村，兩個哥哥、一個弟弟和侄兒都為革命壯烈犧牲。表揚過他的省蘇維埃副主席廖漢華也已經犧牲在革命路上。

1952年，經過多次苦尋，王克成在一片荊棘叢生的石頭縫中找到了紅布包裹著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福建省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大印，上交國家。[7]

五、大印復刻與否之辯

那么有無可能中央授權紅一方面軍交流到紅四方面軍的人員帶走復制印章呢？首先，官印為行文所必須，文件只有加蓋官印，才能形成效力。那么如果復制官印，豈不多了一個中央？其次，紅一方面軍的紅五軍團曾經編入紅四方面軍，但是紅五軍團在長征中長時間擔任后衛工作，尤其是會師之前，顯然也接觸不到大印。

那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人民委員會革命軍事委員會”這枚大印有無可能是朱德帶去紅四方面軍的呢？畢竟朱德作為中革軍委主席，雖然在草地分兵后與張國燾一起行動，同時還有軍委秘書長劉伯承一起行動。

這也不可能。首先解釋不可能帶走這個問題。自隋唐以來，中國的印信管理制度直到今天也沒有大的改變，印信并不隨人而隨衙門，哪怕這個機關的所有領導班子成員都外出公干，機關印信仍然在單位而不在一把手身上。舉個例子，市委書記下鄉辦公或者進中央黨校學習，市委大印不可能在他身上，只會留在辦公室由他人在一定范圍內代行職權，否則單位就癱瘓了。

中國共產黨的原則是黨指揮槍，遵義會議之前，軍事指揮權在“李德、博古、周恩來”的三人團手中，遵義會議之后，歸屬“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小組。如果虎符——“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人民委員會革命軍事委員會”大印離開中央機關，怎么貫徹“黨指揮槍”原則？

既然不是帶走，另外其中一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人民委員會革命軍事委員會”大印有無可能是授權復制的呢？畢竟張國燾是軍委副主席，朱德是軍委主席，而且以“中革軍委”名義發送的電報有多封。

首先，印信尤其是官印，具有唯一性，這一點自隋唐開始，已經上千年，形成了所有人的習慣。即便是授權，也會以上級的名義行文，授權下級部門或其他人以其他名義執行其部分權力。如1950年1月2日，正在莫斯科訪問的毛澤東電告中共中央，要求周恩來前往蘇聯進行談判，電報中要求周恩來不在北京期間董必武代行政務院總理職權，直到毛澤東周恩來返回北京。這期間黨中央大印、中央政府大印、政務院大印都在北京，并未隨毛澤東、周恩來訪問蘇聯，也未影響到正常的國家機器運作，甚至正在進行的軍事行動都沒有受到任何影響，把還在西南的胡宗南部基本掃空。

第二，即便是當時出現了意外的不合理情況，擔任軍委主席的朱德隨身攜帶“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人民委員會革命軍事委員會”前往了紅四方面軍，并使用大印行文。那么張國燾部所持的就是銀質大印，并且這枚銀質大印也應該隨著朱德和張國燾一起回到中央，不應該西路軍中出現一枚木質的印章，而且內容和花紋幾乎以假亂真。

因此，這三枚大印，既不可能是中央紅軍人員帶去的，也不可能是中央授權西路軍的，那么這三枚大印的來歷及使用乃至隨烈士犧牲而帶走，就很有疑問了，最大可能出現與張國燾另立中央有關。

“中革軍委”是中共中央的下屬機關，不是橡皮泥，既不是張國燾個人可以成立的，也不是他個人可以隨意使用的，也不是他想取消就取消的。張國燾1935年10月5日啟用偽“中央”，1936年6月3日取消偽“中央”，6日取消偽“軍委”，但之后又自稱中革軍委到9月28日。既然要發令行文，總要加蓋印章。原印在中央手里，那么只能再仿刻一個。如果是自己隨便刻個印章，別人也不認。

1935年10月張國燾在另立中央的同時，又另立中央軍委并自任主席。但是1935年11月3日，中央政治局決定：軍事工作由毛澤東負責；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由毛澤東任主席，周恩來、彭德懷任副主席。

1936年9月28日，朱德、張國燾在電文中最后一次自稱中革軍委；同日，自草地分裂后首次在電文中稱呼“陜北同志”為“黨中央”。

10月10日，中央書記處致電朱德、張國燾并各方面軍領導人并未提及中革軍委。10月14日，自草地分裂后，朱德、張國燾致電中央時，首次在電文抬頭稱呼“軍委”。

這里，需要說明一下，雖然大量的電報以朱德、張國燾的名義發送，但是實際上朱德在張國燾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甚至一些關鍵電報因張國燾封鎖而不能看到，這一點傅鐘曾經回憶過這方面的情況。[8]

在電報聯署面，張國燾曾“陰謀強奸式”盜簽他人名字。彭德懷有一封電報。

【彭德懷關于張國燾破壞打擊蔣敵停止追擊計劃致毛澤東、左權、聶榮臻電

（1936年10月27日）

毛、左、聶：

甲、大帥以各種方法使我不能與徐陳見面并破壞打擊蔣敵停止追擊的計劃，更企圖將總部移乾鹽枱堡使育英不能與其他干部會談。

乙、西北局有劇烈斗爭，朱德、傅忠（鐘）、陳昌浩三同志擁護中央，張全無進步，代表了一條明顯的取消主義道路。

丙、本日決去徐陳面談。

丁、前廿五日間以朱張彭三人發電給徐陳賀任，發后才給我看，一種陰謀強奸式的，以后聯名電報作為無效。

彭】

因張國燾電報中“強奸式”替彭總署名，彭總不得不再專門發電報澄清。

六、木質大印的來龍去脈之謎

中央大印一套十一枚，但是在西路軍烈士萬人坑里只發現了三枚仿制品。這十一枚印章中，有一枚是幾乎無法仿造的，就是前面提到了謝覺哉老人隨身守護的內務部印。第一本身這方印章謝覺哉老人幾乎不離身；第二長征路上也很少使用這方印章，沒有圖樣；第三，蘇維埃政府的內務部權力并不大，中國蘇維埃共和國的內務部實際上是民政部，蘇聯內務部門的職能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由國家政治保衛局來行使的，國家政治保衛局才是對干部隔離審查處置的權力機關。包括國家政治保衛局的這三枚大印，既是權力最大的三枚，也是使用最為頻繁的三枚。

這三枚大印是哪位烈士的遺物，已經難以考證，甚至被馬家軍殘害的西路軍幾千位烈士的英名，大多數已經無法考證。為了考證這位烈士被俘前所在的部隊，筆者翻閱了一些文獻資料[9-13]。但“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給西路軍指戰員帶來的痛苦，讓人不忍卒讀，幾十頁閱讀后不得不合上電腦或圖書，散步以舒緩心情上的壓抑。

按照黨和紅軍的習慣，這項工作必須由領導集體最信任的機要人員負責保管。在危急時刻，大印一般是個人單獨掩埋，以免出現叛徒落入敵手。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湘鄂贛省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大印，最后時刻便由五人小組之一的王群烈士（女）掩埋。這位攜帶木質大印的烈士可能是被俘前一直集體活動（機要人員極少單獨行動），事發時突然被俘，一直沒有得到單獨活動的機會來處理這三枚比他的生命更重要的印章。電報等材料為紙質，按照紅軍長征時候的要求，機密箱內貯置燃劑，為緊急燒毀之用，但是巴掌大的幾塊木頭，可能還是硬木，緊急狀態下燒毀不了。烈士一直隱秘收藏這三顆大印，沒有被敵人發現。

這位保管大印的烈士戰斗到最后一刻彈盡糧絕被俘，忍受被俘之后幾個月的屈辱和痛苦堅持到了西寧，用生命守護了上級交付給他的任務。

但是，他拋頭顱灑熱血之時還被蒙在鼓里——他用生命守護的，是張國燾分裂黨、分裂紅軍的偽印，是西路軍“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的疑似物證。

注釋：

1.董漢河：《西路軍被俘將士遭殘害人數、地點及原因考》，《甘肅社會科學》,2007年05期，第76～78頁。

2.張慶久：《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幾枚高級別大印》，《東方收藏》,2013年12期，第120～121頁。

3.賈永洋，付杰：《楊靖宇兩枚印章所承載的歷史風云》，《黨史文匯》,2014年第8期，第57-59頁。

4.凌步機,余伯流:《中央蘇區史》，2001，江西人民出版社，第537-574頁。

5.康小平:《我的父親康念祥的紅色履歷：博古警衛員的追憶》,2010,團結出版社，第53～56頁

6.黃英豪,王煉,段亮彩：《失蹤三十年的蘇維埃大印》，《文史博覽》,2016第3期，第50～51頁。

7.湯家慶：《福建省蘇維埃政府銀印保護者王克成的故事》，《福建黨史月刊》,2017年第5期，第33～34頁。

8.齊得平：《我管理毛澤東手稿》，2015，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第249頁。

9.董漢河：《西路軍戰俘為何如此之多——對西路軍戰俘問題的考察之一》，《甘肅社會科學》,1992年第2期:第63～67頁。